解放战争-第十九章 蒋介石的年终总结

刘戡的部队撤走以后，毛泽东一行人又回到了小河村。

此时已经是1947年的7月中旬了，从内战全面爆发开始算起，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双方都对自己这一年的总体情况做了一个总结。但有趣的是，老蒋的总结大多不是自己做的，而是美国人帮他做的。

原因很简单，美国要持续的对老蒋进行援助，肯定需要调查一下这一年来老蒋的战况如何，就像资本投资一样，每一轮融资前，起码要先看一下公司的业绩水平。

于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将军魏德迈，带着一个包括美国国务院、财政部、陆军部、海军部在内的顾问团，以及一批专门搞经济、新闻、公共事务等方面的专家一起来到了中国。

魏德迈从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就没给过老蒋啥好脸色，大抵是因为这一年来老蒋的战绩实在是太拿不出手，崩溃衰落的势头已经渐渐显露了出来。

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个美国调查团走遍了沈阳、抚顺、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武汉、广州，甚至还去了台湾，会见了当地政府要员和各界人士。一个月后，魏德迈宣布考察结束。

这个调查团考察了什么内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结论。

魏德迈在一个月的考察期结束后得出结论：蒋介石集团想要以武力击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无异于痴人说梦，相反，国民党集团却很可能在共产党军队的猛攻之下倒台。如果蒋介石想要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想要保持自己的持续作战能力，唯一的途径就是立刻进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以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

魏德迈临别之时，拒绝了老蒋的饯行晚宴，而是把这个晚宴改成了自己的演讲会，在这个演讲会上，魏德迈的一段话令老蒋和当时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既是目瞪口呆，又是汗颜无地。

魏德迈说到：“据我的调查，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假如诸君对各种大银行组织及其他新设的商业组织做一调查，以确定这些组织已经赚了多少钱，这些钱已付给何人或何种人的集团，那是很有趣而且足以暴露真相的。”

如果这话不是美国调查团说的，那么老蒋多半会宣称这是赤裸裸的污蔑和诽谤，是境外势力的抹黑。只可惜这是他的盟友说的，而且他自己心里很清楚，那些所谓的国有企业和国营企业，以及所谓的国家银行和各种政府商业组织，其中的利润到底流向了哪里？而负债又流向了哪里？正如魏德迈所说：只需做一下调查，那就足以暴露真相。

老蒋当然不会做这样的调查，因为他知道实际的情况远比魏德迈调查的还要严重得多。然而，真相或许可以被掩盖，但是真相所造成的一系列现实的恶果，却是任何人都无法掩盖得住的。

巨大的财政赤字只能以增加捐税和大量印刷纸币来转嫁。捐税的增加和纸币的发行，又导致大量民族企业破产，物价飞涨，经济严重萎缩，工业产量急剧下降。不仅仅有城市危机，在国民党控制的农村，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使得农民的生活日益悲惨，大量农民逃离土地而选择流浪，因为他们发现不管自己怎么努力的耕种，粮食最后也到不了自己的手里，靠种地不但养活不了家人，而且连自己都养不活，甚至你越种地，会发现欠地主的地租反而越来越多。1947年中旬，仅河南、湖南和广东三省弃耕的农田就达五千八百万亩以上。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一封信中说：“在长江流域的华南，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完全没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里”。大米的两极分化，不过是整个社会物资资源分配两极分化的其中一种形式而已。

最重要的是军事形势，在战争进行了一年以后，国民党正规军在战争中被歼灭了78万人，非正规军被歼灭了34万人。在国民党军队减少的同时，共产党军队的总数却由内战爆发之初的127万人，增加到了195万人，其中随时可以用于大规模运动作战的野战军人数由一开始的61万人，增加到了103万人。这种增加主要来源于两个地方，一是受益于通过土地改革翻身的青年农民，二就是相当数量的国军士兵立场发生了转变。

此时，虽然国民党军队又进行了连续的补充，但是总兵力还是由一开始的430万下降到了370万。尽管仍然占据着很大优势，但是此消彼长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军队士气，在国民党军队里，士兵士气已经十分消极低落，不仅仅是因为打了败仗，而是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拼死拼活，换来的不过是地主老财和上级军官们多娶几房姨太太，多敛点百姓钱财，多置办几栋豪宅而已。

而蒋介石无一例外地把这一切的症结和原因都归咎于他所谓的精神上面。——“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不但尚未把匪军消灭，而且不能使剿匪军事告一段落，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主要的必然不是物质方面，而是在士气精神上面。”

这里他所说的精神士气，指的是在上层军官中信仰缺失，在基层官兵中士气低迷，在群众百姓里堕落沉沦，总之都是意识方面的原因。至于造成这种信仰缺失、士气低迷、沉沦堕落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等社会存在方面的原因，那是一句也没提。为啥不敢提？道理很简单，比如生产关系，你一提这个就必然触及到生产关系里面的所有制问题。土地归谁所有？生产资料归谁所有？集中程度如何？这个问题一旦被提出来，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呼之欲出，而且已经有着极其成功的案例摆在中国大地上，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同样地，你要是再提一下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方面的东西，那什么经济公开、结社自由、罢工自由、官兵平等、士兵选举等一股脑的方法又呼之欲出了，但是国民党要真那么一搞，岂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改造成共产党了？所以他们除了在道德和意识层面反省和谴责一下之外，最后也只能是在嘴上呼吁一下要信仰三民主义，要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至于他们所说的三民主义又是指什么呢？翻译翻译，就是毛主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这是一段极其揭露本质的话：

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所以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选第二卷，青年运动的方向》

自封的“三民主义信徒”是这个道理，自封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又岂不是同样一个道理？

国民党内部日益深刻的危机，使得战争孕育着转折点的到来。这个转折点就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开始走向战略进攻。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马上我们就会看到一系列在当时难以被理解的战略部署和战役展开，而其所有的核心无不围绕着这个转折点的到来。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出了这一点，恰恰相反，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还并不看好共产党可以开始转向战略进攻。

在战争进行了一年的这个时间点上，世界舆论对此作了大量的预测和评述，然而这些预测和评述无一不认为是蒋介石打了胜仗。原因就是——“他占领了共产党在整个华北的大城市和约160多个中小城市，如果从地图上看的话，只要地图上能标出来的主要城市，几乎都掌握在了蒋介石的手里。”

即使是在苏联，也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太不幸了，中国共产党不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没有重工业，他们把城市都丢光了。”

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也大肆渲染，共产党人丢了绝大多数城市和几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线和交通枢纽，国民党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解放区的内部，连他们的首脑机关都被赶到了乡村野外。

但是毛泽东对城市丢失却表现得十分镇静，他认为蒋介石占领大城市的结果，仅仅是得到了一些“空荡荡的大楼和美国的大号新闻标题”，而重要的衡量标准是国民党为此所“损失的有生力量”。

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计算方式，一年的全面战争以来，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歼灭有生力量作为战役胜负的衡量标准，而不是城市和地盘的得失。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随着解放区土地面积的迅速减少，伴随而来的是解放区粮食的急速减少和百姓负担的极度加重。除了林彪所在的东北解放区之外，其他所有的解放区都陷入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只不过解放区的经济危机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性质根本不同，一个是因为土地的暂时丢失造成的，一个是因为剥削制度本身造成的，前一个尽管困难，但是有解，后一个则除了革命，根本无解。

战争不能继续按照现有的模式打下去了，也就是说战争不能老是在解放区打，否则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持续消耗下去，百姓的负担会越来越重，这种负担一旦超过了土地改革的成果，换句话说一旦百姓的粮食负担，超过了土地改革带来的收益，那么土地改革也同样会遭遇严重的挫折。

所以必须要改变现状，要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的统治区，要由战略防御转变到战略进攻。

但是说起来容易，怎么转就是非常困难的问题了。解放军此时不管是从兵力上看，还是从装备上看，其劣势还没有从根本上逆转。你要去跟人家抢地盘，人家巴不得你赶紧去，以逸待劳还能促成决战局面。

而我军向来作战以歼灭有生力量为主，绝不可能去打得不偿失的消耗战。而且，如果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主动打出去，还有一个令人十分担心的问题，那就是一直以来依靠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作战的解放军，一旦离开了解放区的人力物力的依托，离开了解放区民众的支援，那么支前民工从何而来？官兵负伤如何安置？信息侦查是否还那样便捷？钳制和阻击是否还能如以往战役那样顽强？而蒋介石一直以来的心愿，不就是把解放军赶出根据地然后再加以清剿吗？

毛泽东回到小河村以后，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历史会议，史称“小河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就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战略的根本转变，那就是由原来的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进攻，他宣布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的区域。”

毛泽东还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战争时间表”，预计以五年的时间来赢得战争。他是这样说的：“我们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这也用不着说出去，还是要作长期准备，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蒋介石那样，先说三个月要解决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

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解放战争的进程已经不到三年的时间了。

但是，毛泽东所作出的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其依据到底是什么？是解放区经济危机形势所逼出来的被动应付之举？还是一次经过深度思考以后的主动出击？在解放军的军事实力仍然还处于劣势的局面下，要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又应该从何处着手？

其实，早在小河会议开始之前，一个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蓝图就逐渐在毛泽东的心里日渐成熟了。不仅如此，一个为实现这次战略转变的军事调动也早在小河会议的前一个月就已经开始。一支12万大军的野战军主力部队正在朝着一个既定的目的地前进，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重大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所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将会令蒋介石尝到懊悔不已的苦果。这一军事行动，就是后来被历史载入史册的——千里跃进大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