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风云||心路篇

心路篇

“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这就是理、抉择，

生命的价值。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明知革命艰险 艰险越向前。

露宿深山雨淋，

粮食断炊吃谷壳，

丝芒笋扎脚步难行，

过险滩激流沉水底，

再苦再累再险心也甘。

黑牢受尽折磨迫害，

淬炼的意志更坚强。

忆昔日往事，

风雨潇洒走一趟，

哼着“山泉呀，山泉”

翻看《笑傲人生》。

我为什么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63年高中即将毕业，我们班上的同学一半已做好回中国的准备，我也考虑回国。这时，我班有位不多说话，做事稳重的一位男同学陈福意（已牺牲），他庄重地向我提出一个我不曾思考过的问题，他说：“你出生在印尼，你想不想为建设印度尼西亚而留下来？”我说：“我想回中国，为祖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我最大的愿望和理想。”他说：“中国是我们第二个故乡，中国人才层出不穷，人才济济，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崛起的中国，中国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的出生地印尼，自独立至今还很穷困、弱小，非常需要我们印尼的华人，参加建设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不一定要回国才有出息。你留下来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我父母也赞成我回国，我多么希望回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我想到我的诞生地，我的父老乡亲、我们广大的骨肉同胞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好像听到慈祥的声音在唿唤：“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

光华轮开航的那一天，我站在坤甸码头向登上美丽堂皇的光华轮的同学挥手告别。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参加建设印尼的行列。

从此，我开始认识印尼的政治动向，华族要参加政治活动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参加左派的进步政党。我喜欢活动，什么唱歌、学习班我都参加，十多岁年轻的我朝气蓬勃，天真活泼，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我成了革命的一份子。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我们都还不知事情的严重性，我和朋友们接受邀请去山口洋看电影、看舞蹈。几天以后才感到事情不妙了，好像有股黑暗势力向左派势力发动攻势。命令华总、校总、各进步人士去军部报到，顺手押进监狱里，党负责人以及和我在一起的山口洋华裔支部书记文被捕了，他们一部分被押到坤甸监狱，可是我们还未被捕的年轻的一群并不感到害怕，我们秘密地自动地转入地下活动。

军部列了一大批黑名单，其中也有我的名字。当时我不能公开露面了，在回坤的路上到处拦车，叫搭客下来一个个检查证件，我侥幸地熘走，他们检查好了我再熘上车。甚至在车上我碰见我认识而被逮捕的同志，他们被押去坤甸监禁，我心里七上八下，怕他向我一指就完蛋了，好在他没出卖我。

回到坤市我家被搜查，因为我不在家所以没抓到我。我完全回不了家，身份变成完全非法了，他们在找我。我只好被还合法的同志带到群众家里住宿，又要这家父母姐妹都好心的才能住下。这家住了又搬那家，晚上或大清早由护送的同志又偷偷地转移。

有一次我来到一位同学阿胜的家，早上四五点洗澡大便，然后关到房间里不能出来，我非常感谢胜冒着生命危险收留我，还早晚送饭，我晚上夜深人静才偷偷出来洗澡。因为他家里人很复杂，上下船的工人进出很频繁。就像老鼠一样偷偷摸摸住了一段时间，我的脚开始酸软无力，后来又辗转到李燕（已牺牲）家，她爸妈和一家人是大好人。我两脚因太早太晚洗澡又没见太阳，患上风湿瘫痪，不能站起来走路，只能蹲着走，叫胡老师针灸吃药，病了好长时间。

有一天我转移到淑芳（已牺牲）家，和一位华裔支部书记阿平在一起讨论问题，决定晚上就要转移。当天早晨我们刚吃了粥，淑芳和弟妹们都出去了，门反锁。突然听见门外乱敲门声，我们知道不妙，我叫阿平快点从准备好的洞里钻下去，他不钻，我没办法。门被撞开了，我们被带出客厅坐，一位华人拎组长守着我们，其他军人去屋子里搜查并从二层墙上挖出一大堆书。逮捕我们的军长看了我的居民证叫我坐下不要走，他说等下倒回来接我，然后带了阿平走了。

他们走后我问周围看热闹的小孩儿还有军人吗？他们说全部离开了。我穿了鞋，关上门，马上离开出事地点。听他们说五分钟后他们再倒回来找我。

我毫无目的地只想赶快离开出事地点，越过大马路再走小路，结果走到死胡同，赶快出来走大路，刚好碰到我认识的朋友，我没告诉她我们出事，问她这儿有自己人的家吗？她指路给我，结果我进她指的那家，见到了交通员阿顺。他们悠闲地谈笑，看到我非常惊奇说：“你怎么跑出来了？”我告诉他们阿平被捕的经过，他们睁大眼睛望着我发呆了。阿顺马上用脚踏车把我载到另一地点藏起来。

1973年姨母去监狱探望我的时候，才告诉我当时没抓我的真相。当时去逮捕我们的军人，是经常到我舅舅家修理汽车的常客，他跟舅舅要好，所以修理汽车都免费。我舅舅很爱惜我，他要求这军人万一刚好抓到的是我，就叫他释放我。逮捕我的时候，他从居民证中看到我的名字，他实现了诺言，还告诉我舅舅他救了我。

平被捕以后受酷刑拷打，打得死去活来，1979年他非常坚强地活着走出监狱了。几十年不见，2008年刚好红英也来雅加达，我们叁人相约见了面，多少话儿不知从哪儿说起，回忆过去多少事儿不堪回首。几十年来我一直想不通，当时平为什么不从洞里钻出去？他回答我说：“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错，我为什么要钻洞逃走呢？应该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走!但他们真得太残酷了。”

当时狱中有一组刽子手最凶，阿平落在他们手中受到残酷折磨，叫他承认藏枪支，逼他找枪支，根本没有的事情强加于他，当然一无所有。狱中被打死的不少，有的受不了就上吊。在政治迫害下，成了替罪羔羊。

上了黑名单的不合法的同志越来越多，藏的地点越来越少，在军人穷追不放，紧紧地逼着我们，找工作做事都不能，要高飞去外地没证件无法逃走。我们完全没有反抗能力，怎么办呢？只等着什么时候咻咻响的警车停在我们门前，双手被扣上就跟着走进鬼门关。眼看无数受害者在完全没有法律的庇护下丧生、失去自由。在此种无法忍受的政治迫害下，我们被逼上梁山，只有一条活路进山打游击，虽是危险的途径，但如果有活的缘分还可以活下来。

进山打游击，必须经得起非常艰苦的考验。谁不爱自己的家，谁愿意抛弃自己最亲爱的人去挨饿受冻，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热爱和平，热爱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要不我为什么留下来，不跟着同学们回中国呢？ “你留下吧！祖国和印尼人民需要你！”陈福意振荡人心的话语还在我耳边回绕，但他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牺牲了！

人世间的是与非，本是人所造成的。虽然是非常痛苦的经验教训，但是经一事长一智，希望经过这次自己同胞屠杀自己同胞的流血事件，不再重蹈覆辙。

不打不相识，赢来永久的和平。但愿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国泰民安，大家团结在班查西拉五项塬则下，直到永远！永远！

和平

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兆昌

1962年，我常到张伯家做客，他老人家爱聊天，经常开导我说：“我们印尼的华人跟祖籍国即中国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美国已在巴基斯坦、印度、泰国、越南、菲律宾、台湾、南韩和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目的是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圈，我们必须帮助印尼成为中国的朋友，不让美国也在印尼建立军事基地。”

我出生在印尼，我爱我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但我也爱我的祖籍国“中国”。因此觉得张伯的话很有道理。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了。苏哈多军事集团对正义人士进行大逮捕，不经审判就投进监狱，进行虐待和杀害。欣起排华事件，封闭华校和中华公会，殴打和辱骂华人，破坏华人财产，有的地区还进行烧杀抢叁光政策。许多华人被迫离乡背井、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在难民集中营不少华人病死、饿死，甚至被杀死。

看到这种不人道的反华、排华事件，我们年轻人沸腾的热血怎不奋起进行反政治迫害？因为进行反抗，有不少年轻的华人被投进牢房、集中营、警察局受到毫无人道的酷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些女性遭强奸。大家敢怒不敢言。

这是我们印尼华人的遭遇，也因为苏哈多政权对华人不平等待遇，以及华人败类L和Z充当苏哈多马前卒来陷害我，我被迫离乡背井走他乡。我非常渴望印尼有一个和平民主的政府，不是排华和迫害华人的社会，于是我跟大家一样，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

1968年火焰山部队全体工作者、部队人员开始向沿海区撤煺，1969年在格兰坪召开第一次总结会议，开始以群众工作为主，继续发展群众，巩固群众。

梭菲安在靠近市镇的一家群众掩护下，在那里作为总站进行领导工作，我也参与了当地的工作。为了使领导工作做得更好，因此梭菲安叫老牛和如海找山场，必须在一个秘密地点，人们很难去或人不愿去的地方。米仓一个港尾有一丛山，是泥浆地，人们只能经树根跨过，掉下去那就会没顶，而且这地点经常会使人迷路走不出山场，非常危险，所以没人敢去，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我们取名为“移公山”，其意思是搞革命要有愚公移山的决心，不怕困难和艰苦的意志。

最初到那儿的有我、世民、学平、椰壳、老牛、如海、木清、永才等建立了警卫队，以后增加德兴、景木、达哈（达雅人）、青勇、丘林、黄健等。警卫队排长老兴，副排长阿周，班长世民，红英为警卫队支部书记，医务组长学平。青勇和老兴是外围防卫者。军事学习由哈山负责；政治学习由梭菲安负责。

警卫班的任务是：1、保护领导人梭菲安及所有来此的学习、开会、或有任务者的安全。2、学习政治问题和思想教育。3、学习印尼文。（A组由哈山负责，B组由我负责教）

1970年在移公山召开党干部会议，决定重建组织，拟定十二党章。会议中制定革命对象和人民民主斗争的方向，并总结群众工作经验，还决定了新路线，就是群众工作不但在沿海一带进行，而且推广到卡江上游，大量培养群众工作干部

。

移公山会议后我离开警卫班，被派到一个地方工作。部队又转移到瓜拉坤东(Kuala kuntung)，1972年组织调派沿海和卡江一带干部共四十多位，进行学习和讨论一些问题，这是最后一次干部学习研讨会，我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警卫班顺利地完成了保护干部安全的任务。

这次研讨会后，沿海组织发动张贴标语运动，因此许多同志被捕，部队地点暴露了，警卫部队只好再次化整为零。梭菲安只安排两个警卫员即老兴和丘林。他们转移到瓜拉坤东再上一条河内做朗篙(茅草屋)隐蔽，由丘林守卫梭菲安，老兴经常到老二家联系，探情况和买食物。因为叛徒出卖，他们知道老兴的联系人后便抓老二施行毒刑拷打，他闭口不讲，后来他们威胁他要向他家人下手，老二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被迫服从军方计划。

老兴来联系的那天军人伪装平民，躲在房间里，老兴时刻佩戴一把刀，他们知道老兴的工夫厉害，伪装的军人先假装借看他的刀，刀被骗了马上抓人。

老兴在审讯中闭口不言，逼到最后，他说叫领导人Z和G来！当时Z和G已先被捕，老兴对这两位领导人说：“我这一下手，什么都完了，你们是领导人，就看你们的决定了！”在领导人的承诺下，于是老兴便带军人到梭菲安隐蔽地点，刚好梭菲安和丘林正在吃饭。军人知道梭菲安有短枪，他绝不屈服于就擒，一声枪响刚好射中梭菲安的头马上倒下，壮烈牺牲了。丘林顺势倒下并爬走，逃离现场。

1972年末，在K区因坏人的出卖，我被捕了。1974年转移到S区红帽军处，在多天的逼供过程中，我才醒悟到塬来我上级领导人G，已将我的一切活动画蛇添足地写了下来向军警报告。后来我又被转移到P区政治集中营，我隔壁单人房的陈武侠在放风时碰到我小声地告诉我说:“G为赢得军方的信任已全盘托出，把整个组织系统全暴露给当政者。”最后革命斗争彻底瓦解和失败了。

1966年，苏哈多胜利了，他以反面手法，变成笑面虎，向善良的印尼人民反扑过来，苏加诺总统成了砧上的肉，一个为祖国独立，作出宏伟贡献的国家之父，竟被控为叛国者？还要把它揪上军事法庭，奇不奇，怪不怪？

[选自〈FORUM〉杂志15-6-1998]

活着

2008年6月29日，我听孩子说坚刚从新加坡医病回来，我专程到他府上拜访。过去见他时坐在轮椅上，现在刚医病回来所以还躺在床上。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他握着我的手笑容满面。虽然还吊水，全身插着针针刺刺和管管，但是精神焕发的脸上毫无痛苦的神情。我们还是与往常一样毫无拘束地谈论古今中外，欢乐嬉笑着回忆过去学生时代幼稚的活动。

他过去在学校是积极的学生会干部，处理班会和写黑板报，又是突出的运动健将，篮球场、乒乓球桌上都少不了他。总之，少壮年华的坚，体现了年轻人的魄力，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和学校的活动，年轻时代就已练就了一个百折不挠的性格。当学校被封闭后，便投入社会，逐渐认识社会的各种丑恶面貌。来雅加达给人做工，工资低，工作又多又重，当过印刷工，甚至曾经失业，曾经苦恼过。经过多次碰到困难和失败后，才经营小小的印刷工作，开始创业，经历了不少波折，才慢慢地发展起来。俗语说：“不怕慢，只怕站”，不怕天有阴晴，不怕路有高低，创业就是在经过失败或事业的起伏中壮大起来的。

他提起首次创业的艰辛历程，他有一个充满教育意义的警语：“天有阴晴，路有高低，企业也会有起有伏。只要胜不骄，败不馁，永怀谦虚好学的心，经常防备经济危机，就会使企业，攀上新的高峰。”他也常提醒大家：“世界上有三种人，聪明、平庸和愚昧的人。聪明的人‘先知先觉’；平庸的人‘后知后觉’；愚昧的人‘不知不觉’“，这是他的人生哲理。

我也很欣赏他的人生哲理，有的人从他的人生哲理中得到生活启示，从失败中振作起来。

1995年他的事业开始发展，他扩大了他的生意。正当蓬勃发展的当儿，他因过劳而倒在厂里，完全失去知觉。在印尼、新加坡医治，最后送进中国广州医院，治疗了两、三年，在中国医生的精心治疗下，妙手回春，夺回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只不过因为最初医治的时候脊髓骨的部分骨头被抽了，神经线折断，影响了脚的活动，不能走路了。

坚是聪明人，在经济危机以前，他“先知先觉”.不至于受金融冲击的太大影响。虽然在轮椅上，不能像平常人那样直接掌握自己的企业，但坐在轮椅上甚至躺在床上还能指挥他的工作。他对我说：“你看，我现在躺在床上，可是我并不像病人，我的脚不能动，但是我的头脑还要工作，为了下一代，我还要让我的厂继续发展下去。”他还能以最独特的工作能力，保持甚至发展到更高峰。

他助人为乐的精神更是可贵，他曾对我说：现在对于我钱财已没什么意义了，生不携来，死不带去，要拼的人生已过去了。你看，一碗汤、一小盘青菜、一小碗的粥，平平淡淡地渡过一天。

当有的朋友、社群需要帮忙的时候，他尽力以赴，他说做好事，出钱不一定要出名，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的，他非常乐意帮助和解决他人急需解决的困难。

我非常佩服他的工作精神，他有极坚强的自信心，他不悲观失望。我赞扬他说：“你的乐观精神真可佳，你过去也是一位风云人物啊！我写进《西加风云》，可以吧？”他微笑着望着我坚定地点点头说：“可以呀！”

从坚的为人中，我看到了一些事业家还是具备的宝贵的东西，他虽坐在轮椅上不能做‘大事’，但却还能做一些有益于人群的小事。

他坚强地活着！祝福他，但愿他快恢复健康，让他的才干为有益的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和平

笑傲人生

有人问我：“你参加革命，丧失了宝贵的年华，你感到后悔吗？”我爽快地回答他：“不，我决不后悔。因为我曾从九死一生中潇洒地走回来了。” 我穿过布满山蜞的矮青（矮小而茂密的树林），跨越高山茂密的原始森林，曾经历子弹轻轻地从身边头顶飞过。也感受过饥饿的滋味，还从黑窗中走出来，见了自由的太阳……

许许多多的亲身经历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就深藏在我脑海中。我重新从千头万绪紊乱的回忆中一条条地整理出来，有彷徨、有恐惧、有痛苦、也有欢乐，我觉得并不辜负多彩的人生！

静夜思，一幕幕年轻时代的冒险 “petualang!”并不觉得危险和痛苦，而是感到无比骄傲。不是吗，谁敢跟生命开玩笑啊！也许这玩笑开得太大，一不小心就把生命断送了。

想当年，同志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依为命，我的好友周淑芳天真的笑脸，火焰山部队队长艾芬迪（Efendi）和副队长山佐约(Sanjoyo)与我们一起执行运输任务的时候，背着重重的粮食，行军路上若有‘鹿目’，肚子饿的我们见了就捡来吃。转移地点的时候，晚上男男女女像叠干鱼脯一样躺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下雨时帐篷漏了就被雨淋得直发抖。在扎营地怕火灭了，就一直用火烧着树木余下的火炭，埋在火灰里保存火种，或带着火种转移，用干草和干树枝引火，煮地瓜、树薯、香蕉芯、青香蕉、芭姑叶、山芭姑心、野芋头、烤鱼、老鼠、青蛙、蛇等。

最苦的时候可能就是在火焰山的大森林里，完全断了粮食，不要说糖盐，根本就找不到可以下肚子的东西了，除非寻找收集剩余的谷壳谷糠，在地上挖个小坑，上面放层布，然后用石头捣细，拌水吃。吃下去大便又硬又大，不能大便，得用手抠，好苦，饿得发软也管不了对身体有没有营养了。坚持了好一段时间，因没营养，下山取水或洗澡回来，走上营房的山路，走一步休息几分钟，当时我的身体瘦得一只手指拈得起。

很多同志发疟疾病，妇女病的被送往昔邦站疗养，我是其中之一。我们这队十多个病号，由耶克当队长护送。为了躲避军人的围剿，只晚上走路。因为是病号，行军很慢，一个多星期的行军，没带干粮，路过稻巴找地瓜，青菜，我记得路过丹贝果树（Thampui果），朋友们把果树砍倒后我们连丹贝果的核都吃下，还背上作干粮，吃多了大便也很难。我们刚走过军人马上来扫射。

我们大多是走子青路（矮的小树），小小的山蛭粘在树梢上摇啊摇，只要路过子青，小树上的山蛭马上就粘在手脚上身上不放。第一次走山路的时候看见身上的山蛭子，就怕得心里颤抖。走山路走得多了就习惯了。为了赶路只好让它吸血吸得饱饱地然后自己掉下，看不过眼便用手拉扯它，但粘在身上太多了也没办法。

我们进山的时候只穿一双拖鞋，在火焰山基地的时间长了，鞋带断或穿洞了没了鞋，也只好打赤脚。回昔邦行路经过丝芒草地的时候最惨，地上长满小小的丝芒笋，硬挺挺的，没穿鞋的脚踏上去，整个脚板都尽是小洞，最后全烂了，起床要走第一步必须强忍着疼踏上去，才能走第二步，我完全不敢看脚底腐烂到什么程度？两脚和膝盖生了许多疔疮。

路过双崆河的时候，河中有大石块，我们可以从齐膝盖的河中经过，但是中间偏偏有一块大石头不见了，非越过空着了的石块不可，水又很急，危险就在这里。跳过去比较有力的带队队长耶克伸手帮我们，要跳得过才拉过来，若跨不过就掉进水里，幸运的被冲回来还可以重新再过，若被冲到中间，就会被激流卷进水中碰撞石头而被冲到山崖下，生命就此结束，我幸运地跳过去了。静姐跳了好几次跳不过打回来，结果绕道越过另一条路。听说另一班的医务员红云就是跳不过，掉进山崖下牺牲的。

经过水泽地带的时候，都是大树林，水到颈部，把背包顶在头顶上，走三、四个小时水上的路，到较高处小土堆，队长命令休息，我们冷得发抖，还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没换衣服就地坐下，因为等下又还要走一程呢。最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难点，要渡过很大而水又急的义罗河，我们听到敌船巡逻的笃笃声，等巡艇过去了以后我们才过。我们用砍下的香蕉树做木排，然后推着木排游过去，河水非常湍急，到了对岸，若一不小心没靠岸就会被激流卷走。北加队员名叫南祥，他把背包托放在同伴的树排上，他说他不用树排自己能游过去，结果在河中间被旋转的水卷进水中再也没浮上来了，大家一直找都找不到他，只好把背包送回总部。文多罗可能就在这里被旋转的水卷进河底，他把心爱的枪丢了，还好保了条命。

我软弱无力骨瘦如柴的身体，以满怀对革命的信心，克服行军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强忍着快要倒下去的身躯，终于到达前往王明站的山路，我听到王明站已在不远的前方，我思想一松弛马上倒下去，站不起来了。

耶克接受大哥梭菲安的嘱咐说：“你要负责把同志们带到目的地，一个都不可丢失。”所以他还不会遗弃走不动的同志。当我走不动了，刚好路上碰见老兴一伙人正出门打山猪，身强力壮的老兴看到病中的我，便一手拉起我背在背后。因为他是神枪手，若他出营房去树林里打猎，回来时经常都有收获，王明站的同志以为他背着山猪回来了，都说这么快就打到山猪了？原来是只“活山猪”，那时的我只剩下二十多公斤。直到现在还被当时知情的朋友当着一个笑料呢！我向班长耶克和关心我的同志致谢！

当我们被组织派往卡江上游工作的时候，我们走进了人生地不熟的内地乡村，组织要求我们在那里打开东方之窗，搞好落后农村。要在生疏又落后的达雅族群里树起灯塔是非常棘手的问题，给我们极大的挑战，但是我们这些从苦难中受过锻炼走出来的一群年轻人，并不被困难吓倒，我们深入达雅区，用各种方法接近他们。（可阅我是怎样搞达雅族群众工作的）卡江一带的达雅人是纯朴的民族，还没像华莪一带受苏哈多军队挑拨离间计的影响，他们没有任何虚伪狡诈，只要真正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就死心塌地信任你。我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入乡随俗。经过我们的教育工作，他们都已经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尤其是我们联系的甘榜头是位真正朴实的好领导人。我们抓好一个头头，其他的都跟随他们的头儿,只要头儿点头，他们没说不。

1971年，当第二次左倾幼稚病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错误的时候，整个革命队伍都垮了。1973年，我和张瑞一起被捕，一个达雅朋友得知消息后就在扣留所附近徘徊，他叫人秘密通知我们，准备那天晚上要将我们偷偷带走。我们也想过逃走，逃走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屋子后面就是大山林，逃进大森林军人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们。但是为了他们整个民族的安全，我们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想到第二天我们没被扣手铐带进了小机器船，船刚离岸时，我们看到满满一舢板船的达雅朋友刚刚靠岸，由村长（叫我为妈妈的村长）带领着，脸色铁青怒视押着我们的这艘汽船，可能他们从这位要偷带我们走的朋友中得到消息，便商量准备从警察手中抢夺我们，好在他们来迟一步，不然将会造成如何的后果？军警方必定派兵来镇压，就会像华莪一带造成不堪想象的严重后果，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让友族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痛苦。

西加人民尤其是华族反对苏哈多政权的革命斗争，至今已过四十年，我们遭受到不少迫害，牺牲了不少最优秀的兄弟姐妹，淑芳、李燕、苏拉民、鸿义、福意、文佳、小梅、红云、张珍、艾芬迪、国平、阿周、蔡兰花等等，他们一张张和蔼、雅气、纯朴的笑脸，包括坚强的郭正老伯，他们还活生生地经常浮现在我的记忆中。

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事实，往事不如烟。漫长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貌，但从风风雨雨中潇洒地走过来的风云人物胸怀开阔，站得高看得远，相信我们，我们会将私怨和仇恨化为一丝烟雾。

孔子教导众生：怜爱与孝悌是做人的最基本道理，“宽恕”是华人的美德！宁与千人好，莫与一人仇。

我们希望野心家勿再重蹈覆辙，为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不顾一切手段镇压和屠杀人民，无论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孔夫子教, 各种族、各宗教别再上他们的挑拨离间计。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手牵手团结起来，既然苏哈多已死去，那么过去的让他过去吧，大家别再计较是与非，我们谨希望开创美好的明天，但愿明天我们的祖国印度尼西亚会更好！

失去年华的我，哼着“山泉啊，山泉”的歌，仰望海阔天空自由飞翔的海鸥，翻一翻留在记忆里的《笑傲人生》！

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