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风云||《试论印尼西加华人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

附篇：厦门大学学士论文

《试论印尼西加华人近代史上的几个问题》

林世芳

第一章  印尼西加村社自治制度

第一节、形成村社自治制度的原因

谈关于形成村社制度的原因，首先必须先了解村社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形成的。

大约1740前，华人最初来到印尼西加省j三发市属下西宜宜(Seminis)定居，然后伸展到劳劳(Bengkayang)。十八世纪中叶，西加省三发县的苏丹雇来了有经验的华工，从开发金矿中增加了财富。中国人才陆续来到西加，他们艰苦耐劳地工作，必须跟招引他们来的老板服务。

在鹿邑(Montrado) k曾发现一块基碑，上面刻着“乾隆十年”（一七四五年）的文字，证明他们早已在鹿邑淘金矿而得到收获，因此不少华人从喃吧哇(Mempawah)搬迁鹿邑，以后的移民直接从中国南来，他们沿着百富院(Sungai Duri)、载下港(Sungai cai ha)顺流来到山口洋(Singkawang)的尾栅(Mui cha)、祭面(Pangkalan batu)、温肚泥(Selakau)、百万突(Pakucing)登岸。泊岸地点还有邦戛(Pemangkat)、木关(Mukon)、沙泊(Sebauti)、义罗(Ledo)、哇哩(Sebalau)，这些都是沿三发(Sambas)河地区，他们这一带的华人是过番客l，直到现在大多是半山学就是讲河婆客话。

鹿邑是华人开采金矿的发源地，东万律(Mandor)是以后开发的。西婆罗洲开矿致富的消息传到国内，人们传说洗一双草鞋能得半个金盾，因此到乌乐矿区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跟达雅族m人的关系搞得非常融洽，因此他们能够在生疏的荒山密林中定居下来。劳劳华人势力日益膨大，开采矿区的公司也越来越多。

1761年开发矿场的华人极力摆脱苏丹的统治，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团结和组织从中国来的华人。这些中国移民，大部分是广东省的客家人、福建人及潮州人，他们习惯与同乡族群居住在一起，他们来到异地和不同宗族的人相处，不同团体和公司的园工矿工一起生活，由于村社与家族生活的密切关系如家长制，每个公司和团体选出各自的首领，以最有影响力的长老当领导，村长具有极高的威信与号召力。

总的领导人是甲大，其次是尾哥或老大，他们各自团结在各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村庄是他们的保护神，只要他们碰到困难或经济方面周转不来，他们周围的人将会给予帮助，因此无形中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形成一个村社，他们每个人都对公共福利具有高度的热忱，这种独立的村社就凝结成团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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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j印尼加里曼丹省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岛屿，过去叫婆罗洲(Borneo)。划分为西加里曼丹简称西加  (Kalimantan Barat)，东加里曼丹，南加里曼丹，中加  里曼丹，而北加里曼丹是英殖民地马来西亚结盟国，简称北加或砂唠越。

注释k 鹿邑：鹿邑也叫打拉鹿，是最古老的采金矿之地，当时和顺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儿。

注释l达雅族是印尼西加较大的族群，听说他们最早来到西加，他们大都居住在内地山区。肤色很像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不是回教徒，生活方式能适应华人，因此很多中国来的过番客娶达雅人为妻。

注释m过番客：过番客是十七、八世纪时期，乘坐船来南洋的中国人。

罗芳伯(1738-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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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悌是中国人的根本教育，所以他们对待领导人有无限的尊敬和服从，这就成了村社的基本原则。

鹿邑不少土地适于种稻的，不论是种稻或挖矿淘金都获得很大的盈利，他们经营的矿场有些不是公司而是私营的矿场或园林，而私人经营的盈利当然归私人。公司的盈利一部分用于经常费用，一切收支共同担负，同时他们有权选举他们所爱的工头。

1770年以后出现两个庞大的集团，即“天地会”和“兰芳会”。天地会的大哥是刘三伯；兰芳会的大哥是罗芳伯。因为天地会会员良莠不齐，胡作非为，终于瓦解，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逐渐兴盛。

罗芳伯生于1738年，是广东省嘉应州人，他的故乡是石扇堡大岭社。1772年从梅县经老隆、羊石、虎门出海，乘民船南下直达西加里曼丹。罗芳伯不是单枪匹马而是结队来到西加的，这种特殊情况促进他们团体中的联盟，团体中最有智慧和影响力的人就成为群中之首。罗芳伯来到东万律，根据他的才干于1777年把“聚胜公司”“四大家园”“兰和营”“山心公司”等公司组合和扩大“兰芳公司”，发展他的势力范围。

西加东万律的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逐渐扩展，他们包括来自中国各宗族和不同团体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村社，在凝聚的组织下以寻求保护，避免遭受外来的攻击。又由于他们对村社制度的热爱，使他们能够通过协商途径，将许多小公司组成联盟。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村社制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Veth教授援引一位在婆罗洲观察华人的作者说：“古人善于移民，但我们这个时代，谈到殖民不应忽略华人。看看他们在那困难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罗洲——处于该岛所有沿海地带马来人与散居内地土著的压迫下，还是通过勤奋努力有规律的定居下来，建设了相当大的村落，开垦了大批土地，并且克服了后来我们接管时设置的种种障碍。在丝毫得不到祖国政府的保护、没有任何资本的条件下，仅仅凭着机智与事业心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并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中国的亲人。他们与土著妇女通婚，却能让后代接受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村庄大小，他们首先注意到建立学校，要在华人中寻找文盲，只能白费心机。况且，他们并没有校监，也没有政府资助！多么令人惊异的民族，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n

从外国人对西加华人的印象和结论里，我们可以理解到中国南来的中国人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勇敢坚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印尼华人能自力更生，能适应极艰苦的环境，能融入各民族而建立友好关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传承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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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n《婆罗洲西部》：第1卷，第312，又见“Tijdschrift voor NI”,1851,diyiqi,di97ye. [Pieter Cornelis Veth (1814--1895),十九世纪荷兰著名学者，1846--1877年出任莱顿（Leiden）国立荷印官员培训中心教授，1877--1885年改任莱顿大学教授，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荷印地理民族学专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婆罗洲西部：地理、统计与历史学》《爪哇：地理、民族与历史学》《探索者与研究者》等]）

第二节、村社自治制度结构

当罗芳伯从中国来到印尼西加时,东万律还没受到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一切法律和公司体制都由他一手制定。

以下是“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的村社自治制度的结构：

(1)总厅一个大哥是最高领导人；总厅副头人；尾哥；老大。各矿厂设伙长、财库负责人。

(2)选举制度：总厅大哥每四年进行一次普选，大哥一定由梅县人负责，副头人由大埔人负责。属下各地的头人也是有嘉应州人选出，而且必须从中国来的，当地出生的华人不能当选。

(3)法制管理制度：重犯者如命案、叛逆之类则斩首示众；争夺打架以打藤条、坐脚罟（坐监牢）；口角是非责以红绸大烛。他们犯上较严重的案件，由全公司的长老、老大、组成村社法庭进行审案。只有极少的人命案送往官府，但即使村社对犯人处死刑官方也不过问。

(4)税收制度：开金湖(5)的人居多，也有耕种、做生意、技艺等，他们也有税务，开金湖者交纳货币，耕种者纳米烟钱，做生意者出口货没抽饷，入口货就要抽饷。

(5)管辖区：从坤甸沿卡江（S.Kapuas）到中游上侯(Sanggau)；沿海有喃吧哇(Mempawah)、淡水港(sungai)、新埠头(Kampong Baroe)、万那()、新埠、宁喃和。地跨南北一千多公里，东西四百多公里。

兰芳公司于1777年至1885年兰芳公司共领导了111年。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统治，

罗芳伯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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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谈“和顺公司”的村社制度：鹿邑和顺公司于1776年由十四公司组成一个联合的组织“和顺公司”，其内部十四个公司各自独立。有各公司的领导人，只是把公司改为“会”。和顺公司的议事职务是对外联络和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专心搞经济事业，政治气氛不浓厚。为了处理公众事情，他们在鹿邑设立了“和顺厅”，公推一个甲必丹作为整个和顺公司的总领导人，一个文书协助处理一切事务，习惯上叫“大厅先生”或公司先生。各十四公司派遣一位代表住厅，叫做“厅主”，有月薪和其他利润。厅主与甲必丹形成一个和顺议事会，先生的地位只是行政人员，其次还有会计、抄写员和厨师。和顺甲必丹的职务除了处理和顺十四公司内部事务外，还要催取税务，占价和监督一切支出，如碰到重要事件，则需征求十四个厅主的意见，共同做出决定。许多重要的地点、码头、碉堡，如山口洋、载下港等地都有木栅，每个木栅有两位栅主，栅主负责征收“入口税”。栅里的守卫队人数不一，平时只有几位。在战争时期，推举一位军师和副军师，形势紧张的时候，许多巴杀内的小贩、农民和矿工等都奉命集合去打仗。军队的主要兵员是矿工，据估计大港的战斗人员最少有三千人，在战斗中薪水和吃穿由和顺厅支付，战斗胜利还有奖金，击毙敌人军官奖金二两黄金。所有后方人员不准宰猪或酿酒，目的是跟前方战士同甘共苦，另一方面是预防粮食缺乏。

为了使中国来的新客虽不同姓氏和宗族都能在异地互相照顾，发挥互助的精神，所以全部来西加的新客都必须经过发誓参加组织，即饮滴在酒杯中手指头的血，如此便成为异姓兄弟。这种组织就形成凝结的一个村社，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有组织的群体。和顺公司于1776年至1850年象嘴山一战后，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统治，1854年和顺公司被解散。

《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作者高延对华人公司制度的论点是：“即那些几乎都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中国移民，有能力建立组织良好的自由国度，那些国家的体制具有最严格的共和精神、秩序纪律与政策，他们拥有独立的立法与币制；常常要应付马来君主以及自己人之间的互相冲突；就像国对国那样与强大的荷印政府进行谈判，并长期武装民众与荷军对抗，一言蔽之，从未有人能够追溯公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它的一切制度、组织结构、统治方式，从而进行完整详细地分析……”（《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从这论点中说明了西加华人的村社有着严肃的纪律性，还能建立像国家体系的各种法制，能代表国家与正式国家谈判，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第三节、村社自治制度对华人社会的影响

华人村社制度对殖民地华人是不可缺少组织，村社制度是互助的主要支柱，他们每人都有会社誓言与规章，其中有关保持团结、保护弱者、帮助每个会友是结盟的宗旨。

有这紧密的村舍管理制度，因此他们的村社生活都井井有条，毫不凌乱，俨然一个国家体系。

罗芳伯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他的聪明和魄力领导从中国来的华人，以自力更生为原则把荒山变为农业生产地，提高农业生产知识，发展金矿业，开辟各地的交通路线，扩大各地甚至国外的经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创办学校，在东万律开办“兰芳公学”，保持中国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军事方面，因为他们所处地区是陌生的民族，为了确保辖区人民的安全，以捍卫他们的村社而组织军队。青壮年都参加军训，平时经商、务农做工，战时扛枪打仗，还设有兵工厂。他们不侵略别人，但是他们也不被人欺负。

华人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其实苛捐杂税并不是他们暴动的起因，主要是当荷兰殖民政府将取消公司自治权的时候，消息马上震动了华人，造成十分不安的气氛，他们马上设置碉堡。荷兰的两个巡查员被杀，他们不能容忍村社自治被摧毁，就如自己的国家被侵占变为沦亡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村社被取消时，西加人口马上减少，他们都携带妻儿回中国去了。因为没有村社，他们便失去了日常生活的保障。

至于村社制度，我记得大约50多年代，我的家乡大院，即卡江一带罗芳伯管辖区还有老大，各地区直到上侯等地还保留罗芳伯当年一手制定的村社自治领导，领导人都是客家人。大家对老大很尊敬，直到老大死去没人接替。靠近我家乡附近，还有一个罗芳伯带领的军队挖掘的地洞，地洞很长，听说这是罗芳伯与坏寨主准备进行作战的地方。地洞里面还遗留下罗芳伯军人用的盘碗和战刀，故乡人还流传着罗芳伯军队作战的故事。

根据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书中记载：“沙坝港口一带唐人不敢在此来往，为了打通此港路，罗芳伯派张阿才前往高坪开仗，罗太哥引兵接仗。后来不安分子的头班芝兰使打退至万那，万那又不安分了。罗太哥又攻打新港，筑寨六处，把班芝兰使打围困在核心，相持九个月。罗芳伯军挖地洞直到大寨地下，摇动了寨柱，惊吓了寨里的使打连夜逃跑，后来使打特请坤甸士丹向罗芳伯要求愿立和约，以三八为地界，士丹用竹劈开刻字，插为地界，以后就不再有扰乱了。”

1799年罗芳伯因病在东万律去世，其坟墓就在东万律，直到如今还保存完好。1965年前，坤甸市的罗芳伯厅还耸立在Tanjung Pura大路旁，1965年九卅事件后已被苏哈多政府拆掉，兴建为大厦。

虽然村社制度被荷兰殖民主义者破坏了，但是西加各地的华人对村社制度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在，他们为了能够互相关照，把与自己有关的人团结起来，因此一般社会上都有社会福利会，如雷公会、互助会，还有各姓氏的福利会，白事喜事、客家人、潮州人、福建人等都有各自的组织，他们特别热心于社会活动，他们能在极短时间内集中自己的会员。

苏哈多几十年来废除了中华文化，但是西加华人能坚持自己的姓氏和中华文化，最难得的是在西加特别是家乡话永远流传，这是村社制度对西加华人的深刻影响。

西加人民在洗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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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印尼西加华人在经济上的贡献

第一节、印尼华人金矿业的崛起

印尼西加里曼丹的鹿邑，曾发现一块碑基上刻“乾隆十年”（1745年）的字样，“鹿邑”可说是西加华侨开采矿业公司最古老的发源地，关于公司的诞生与发展历史，因年久一部分历史已失去了记载。

据推测，1740 年以前西婆罗州华侨最初在三发地区（Sambas）的西宜宜（seminis）定居，以后逐渐发展到三发河沿岸所有地区。1760年，最初喃巴哇(mempawa)苏丹（地区王朝）从勃尼（马来西亚）载来20位华工，在百富院(Sungai duri)一带找寻金矿，成绩出人意料之外，增加了苏丹王国的财富，于是苏丹便大规模招募华工。华工人数日益增加，一些华人定居劳劳（孟加影），由劳劳伸展到鹿邑。当时的西加人烟稀少，遍地是荒山野林。

马来人比华人先来西加五个世纪，所以当了君主。中国人来此与马来君王开金矿，一旦发现矿穴，为了利益关系马来君王国间经常发生冲突。

1761年华侨摆脱了苏丹的统治，各自谋生存，多数华人在鹿邑一带淘金和开辟农园。开金矿的开始组织淘金公司，鹿邑计有十四家公司，势力相当庞大，例如大港公司拥有六百人、上屋三百人、下屋二百人，结联、三条沟、新八分及新屋，每公司拥有矿工八百人。

1776年鹿邑的十四公司形成一个联合机构叫“和顺公司”(1776--1854)。和顺十四家公司有：大港、老八分、九分头、十三分、结联、新八分、三条沟、满和、新屋、杭尾、十五分、泰和、 老十四分、十二分。

1792年三发苏丹获得东印度公司的协助，打败了喃吧哇苏丹扩展势力的企图。就在这时期华人人数大增，战争后三年，劳劳组织了十二个公司，三发苏丹怕华人人数增添对自己不利，于是开始严厉限制华人。当时苏丹每年的黄金收入约五百两，等于当时币值三万两千盾，还从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得到盈利，如铁器、布匹、米粮、盐和鸦片。他禁止华人私存土枪、火药，最后命令达雅族头人负责监督。此严厉限制的结果，苏丹的税收反而逐渐减少，当然经济收入就下降了。

公司里也发行流通货币，如霖田公司至1854年货币上仍刻着“霖田” 字样，他们还沿用旧铅印，王爷庙仍由霖田公司看管，庙门上依然挂着“霖田公司” 的匾额。根据华侨史料记载，鹿邑忠臣庙有一块石碑刻着“一八零八年和顺”字句。还有根据和顺公司遗留下来的钱币镶有十四个字，以原来十四家公司名称的头一个字组成。后面刻有“广东通宝”字样。这可能是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华侨公司发行的钱币。

东万律开金湖o也很多，山心、茅恩山、猪打崖、坤日、龙岗、沙拉蛮等地都筑有金湖的大寨，以后都归罗芳伯领导。 华人的经济蓬勃发展，金矿业开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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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金湖：中国人来印尼以后大都开金矿为生，他们合股挖金，日子久了挖掘地变成一个个的湖，就叫金湖。

第二节、华人金矿业对西加经济的影响

华人金矿业可分为两个阵营。第一个阵营是鹿邑一带的开矿业，是西加华侨开采金矿业最古老的发源地。第二个阵营是东万律的开矿业，1777年以罗芳伯为首的兰芳公司蓬勃发展。我们已分析了有关罗芳伯开矿业的事迹。

第一阵营的鹿邑十四公司，势力相当庞大。劳劳（孟加影）当时也有七家公司，后来劳劳的几家公司也经过联合、合并，归属到鹿邑和顺公司，受其保护。和顺公司第一任甲必丹是谢结伯，也有人叫他谢结甲大。自从和顺十四公司成立以后，西加华人带来极富庶繁荣，新开采的矿区为数颇多，经济上获取很大的盈利，这样一方面华人可把所获得的财富寄回给自己祖国的亲人，另一方面又能推动印尼经济的发展。

华人矿工艰苦耐劳，从早摸黑在金矿区挖掘淘洗，从事其他民族难于支撑的苦工。他们还把荒山野地开辟成良田、蔗园、果园，树胶园、胡椒园等，开垦了广阔的土地。他们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他们把广大的森林地带变为丰富的金矿出产地，淘出了致富的金矿。荷兰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

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华人采矿业公司把贫穷的印尼变为一个巨大的经济龙头是不足为奇的。不然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什么这么妒嫉华人，并极力以武力夺取华人辛辛苦苦开发的金矿场，打击和屠杀华人？象嘴山的战斗就是一个铁的事实。《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和VanRes先生《打劳鹿》书中，以他们自己荷兰学者和政府官员的角度评论和证明了这一事实。

第三章  印尼西加华人反荷斗争

第一节 西加华人对荷殖民主义进行斗争

荷兰殖民主义者非常垂涎中国华工所取得的财富，他们想尽办法夺取华工们的硕果，带回他们的国家，以增进他们统治者的财富。统治者无理剥夺和杀害，对华人酷爱的村舍制度进行武力消灭，当然这种独裁统治必然引起团结的西加华人强烈的反抗！

1822 年荷殖民军借口维持治安，派遣军队开进炉末，把统治者认为违法的四家公司驱逐离境，想霸占当地华人的四公司，大港人马退回鹿邑。

1823 年2月18日和顺四公司召集大会，虽然前段时期他们内部发生矛盾和分裂，发生争斗，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在面对荷兰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各矿区华人能够抛弃内部发生过的冤仇而团结起来，他们决定进攻劳劳的荷兰侵略军。

1823年2 月26日公司大队人马由鹿邑出发，在西哇哩筑起大型山寨，但这次进攻因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四公司组成的华军只是矿工起义，各方面都没有荷军军力强大而宣告失败，退守在鹿邑。荷军乘胜追击，和顺议事厅被焚毁。

1824年荷军特许坑尾的妇女自由出入，同年向仅存的四公司发起突袭，四公司的人马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悄悄撤退，荷军又进攻色哇劳并霸占鹿邑四公司，经过这场战斗，劳劳、炉末一带地区的华人，全部被驱赶出境，这些地区华人辛苦开发的矿场全落入荷军手中，荷兰殖民军以得胜者姿态，统治这一带地区，掠夺中国人用血汗所取得的硕果。

1825年兰芳公司派出几位代表，到鹿邑请求捐助两支大蜡烛和小钱两千里亚p，支援喃巴哇华人袭击荷军。和顺公司接受了请求，马上派出五百人，开往喃巴哇，荷军运用土炮和土铳，和顺公司的援兵终于无法抵抗，五百人中生还的不上两百人。和顺公司又为了复仇，重新招募兵马两千人，开往喃巴哇，但因为瘟疫流行而病逝六百人。

当时有意制造分裂者传言说，兰芳公司要乘鹿邑人马空虚而进袭，因此鹿邑人马马上撤回，决定跟兰芳公司算账，后来鹿邑和兰芳公司双方在和谈中取得和解，认清敌人中伤造谣，想分裂华人反荷力量，于是他们化敌为友，加强团结。1830年和顺公司只剩下三个公司，即：大港、坑尾和新屋。

1837 年坑尾、新屋合并到大港，和顺公司仅存大港一家，其势力除整个鹿邑以外，远达劳劳。

1839年至1843年，和顺公司在扩充势力时，侵犯了达雅族的矿区，又受马来首领的煽动，当时许多华人被杀害，于是华人不得不进行反抗。

1850年郑宏继任甲必丹，郑宏遭到许多困难，他们从星加坡偷运各种货物进鹿邑，当年最著名的商运领导人为林三安，他后来于1854年6月12日被荷军拘捕，被控暴动首领，于1854年10月24日被判处死刑，头颅割断后，在鹿邑枭首示众为时十五天。

乌乐的霖田公司或炉末的十五分公司跟三条港联合，荷殖民政府挑泼苏丹，打算把华人的矿场封闭占为己有。于是大港联合两公司并入和顺公司加强力量，因此又形成“和顺三公司”。在此同时荷军想侵入邦戛，海军在邦戛沿海进行巡视企图寻机可乘，在邦戛地带华人公司矿工为了保卫公司区域，曾两次与荷军驳火。

注释p里亚：里亚是当时西加华人自己社会中流行的钱币

第二节  邦戛象嘴山的决一死战

1850 年，荷兰想占领华人管属地域时，华人几个公司人马团结起来，都能以整体利益为重，联合坚守邦戛沿海区，邦戛的“象嘴山”G.Panbongan山形像巨象，山上筑有堡垒，居高临下，就在这地区与荷军作战，在武装起来的矿工坚守下，荷军无法攻入。

1850年郑宏任邦戛甲必丹，荷海军从邦戛海岸窥探，想从海上进攻却无法攻入，因为华军坚守在象嘴山。最后当地华人中出了个叛徒名叫郑甲大的，向荷军告密，带领荷军绕到山背后偷偷摸入，武装的华军虽经激战，但最后因武器、军队悬殊而告失败，四百多反荷战士全部被残酷杀害。

邦戛这地区直到现在还流传一句话：“郑甲大卖江山，卖的是邦戛山。”

Van Rees书中描写：“1850年9月11日我军占领邦戛坚固的公馆时的情形，那些最勇敢的守卫者还在捍卫他们每一寸土地，当一部分人开始逃命时，面对面的赤膊战仍在激烈进行，刀枪相对，死伤遍野，大部分战场掌握在我们手中，残余的大港人终于被逼到一个角落，退路已被切断，敌人却不投降，但我们到底胜利了，刚十点，最后的捍卫者死了，防御工事被攻克了。一天持续不断的战斗，我方死了八人，敌方死了四百余人，”

巴达维亚（雅加达）军事部1850年9月24日给总督的报告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我军战士，被战争激怒了，开始了一场受难华人难忘的屠杀，那些无法逃命的战败者，都被我们的战士砍倒了！”（《打劳鹿》）

反荷军失败后一部分逃往西米尼金矿区，大多数逃到砂劳越或边境地区，成为流散帮，以后被人们误认为刘善邦的后代。

邦戛象嘴山的战斗，证明了荷军大规模屠杀反抗的华人矿工最有力的证据，荷兰作者和荷总督都已报导了当时战斗的情形。当荷军血洗邦戛后，华人意识到荷军将取消他们的村社自由制度，抢夺他们的财产而面临暴政与剥削，因此他们将抛弃一切公司间的矛盾与冤仇，团结起来武装抵抗荷军，维护他们的村社制度及生存自由权利。

第三节 反井根事件

直至1854年，鹿邑和顺公司与荷军在骨律一带作战，被荷军击退。但大港人马不甘投降，当他们听到荷军进迫鹿邑时，便结队退入森林地带。许多矿工在廖二龙率领下，重新组织起来，很快地又编成坚强的队伍。他们招收队员，深入乡间。

当年荷军在鹿邑筑有一座坚强的堡垒，反荷革命宣传者甚至跑到鹿邑荷军堡垒附近进行宣传。他们的勇敢于此可见。他们到鹿邑宣传说，荷军进占鹿邑，不久将自动撤出。另一方面还指出荷政府的横征暴敛，激起华人反荷的情绪。他们的势力凭着“义气”、“团结”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根据秘密团体的记载，几乎全体华侨，包括德高望重的华人都成了会员，每人交费一盾九仿。万一农民队伍被打退，他们便分别捐款，或运输粮食，接济森林里的抗荷队伍。表面上愿做荷政权的“顺民”暗地里却进行反荷工作。如果反荷游击队要反攻，他们便作内线，队伍撤退后他们又恢复日常生活。1854年鹿邑的情况使荷殖民政权感到束手无策，他们继续和荷兰军作战。

1854年7月25日荷军进迫，为了赶走荷殖民军，华人把打劳鹿首府化为一片火海，使荷军完全得不到收获。接着沙令斯、劳劳等乡村也被毁尽，当华军被击败，首领被囚禁，碉堡被拆除，没了粮食后，他们以秘密方式进行殊死斗争数月之久，重新通过秘密会社将人民联合起来。总厅倡首发难，各公司成员万众一心，全力抵抗荷兰军队。即使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却仍然团结在首领周围反抗侵略的荷兰人，这就是著名的反井根事件。

2007年12月18日，我从雅加达回乡即西加坤甸之际，拜访一位名叫贝金孟的朋友，他是百万突人，现年75岁，他叙述当时十多岁时曾听一位八十岁的老人魏德兴和郑召伯谈他们参加反州府(反井根)事件的经过，当时所谓反州府就是反抗荷兰政府。

1914年甲寅年发生了以张石义为领导的著名的反井根事件，张石义是井根人，为了反荷他们使用最简单的武器即火药、枪、刀、标等跟敌人拼，他们分两条路：第一条是从路下横进军到打拉鹿（鹿邑）。第二条从山口洋上20公里经百万突进军到打拉鹿，百万突附近是荷兰军队的驻营地，华人联合达雅族人进攻荷兰军，荷兰军用枪炮回击轰炸反州府军，在敌我武器悬殊的情况下，反州府军进行激烈战斗，最后被击败，分散逃跑，张石义逃到砂劳越。这是当时著名的反井根事件。q

反井根事件是一件非常著名的反荷事件，当时是说反州府，我小时候也曾听老人说过这么一个事件。

大港首府打劳鹿被荷军占领后，那些参战的公司马上放弃旧名称，组合成“九龙公司”，但这组织又被解散，他们重新再起一个名字“义兴公司” r，从落入敌手文件中，几乎所有的图章都写着“义兴公司”字样。

直到1884年，西加鹿邑大港公司人马以及其他华人，他们还不甘心自己辛苦经营的矿场全落入荷兰殖民主义之手，他们不甘受荷殖民统治和迫害而组织秘密会社，虽然遭到多次斗争的失败和残杀，但他们英勇不屈，还继续进行反荷活动。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荷兰殖民主义者想乘苏加诺等民族战士，刚接过政权还未统一全国，以至西加还限于真空无政府状态而卷土重来，想再度统治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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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q:2007年12月18日作者回坤甸之际，贝金孟(百万突人)向作者的讲述记录。他于2009年5月去世了。

注释r义兴公司：大港的首府总厅设在这儿，被荷兰军占领以后，参战的公司马上放弃各自的旧名，组成“九龙公司”，但又被荷军解散，他们秘密再起个名叫“义兴公司”，目的是重新恢复和代替已被消灭的公司制度。这秘密会社与他们村社制度或公司制度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热爱他们自由的村社和自力更生的经济制度，荷兰统治者想尽办法消灭它，当然遭来强烈的反抗，而用“义兴公司”之名极力保存这种村社制度。

西加华人积极响应印尼独立自主的号召，展开反荷斗争。他们先后在万那、拉力、邦加宁、喃吧哇、三发等地发动人民起义，反抗荷兰的侵略。

西加一个小城镇过去叫劳劳（孟加影）的爱国青年也积极地投入了反荷斗争。194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商讨起义。

有一天晚上，他们以长刀和竹枪起义，占领电话局、警察局、军部、荷兰殖民政府公署，扣留荷兰长官、军警首长、荷籍神甫多人，同时在荷兰公署撕下蓝色荷兰旗，升上红白旗。

第二天，华莪有几十位青年，准备与孟加影的青年人并肩对抗荷兰殖民军。他们要求一辆汽车从孟加映开到华莪去运载他们，当时孟加影的彭娘保接受这个任务，并亲自驾驶汽车到华莪去，当时有人劝他不要冒险，因为这项任务很危险，他坚持要去执行这任务。

山口洋殖民政府，得到孟加影有人要造反的报告，第二天下午就派了大批军警去镇压。收复了政府公署、电话局、警察局，释放了被扣留的政府长官及荷籍神甫等人。

第二天下午，彭娘保驾驶汽车载华莪青年来到孟加影市郊坝角村已经是深夜，当时荷军已在坝角村大桥附近埋伏，因此反荷志士遭到荷军猛烈扫射，除了两位受重伤以外，其他的人都壮烈牺牲了，彭娘保也中弹牺牲了，他们为印尼独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三天下午，山口洋荷殖民政府长官，军、警长到孟加影视察，并向市民通告说局势已经平静下来，希望市民恢复日常生活。第四天，市面上已经恢复平静，市民重新开店，学校恢复上课及其他一切活动。

彭娘保当时只有卅多岁，遗留下二男一女，还很年幼。由于彭娘报太太和其亲属的要求，华人把遗体安葬于孟加影华人义山坟场。

每逢国庆日、警察日、建军节、烈士节等到他坟墓前献花以表纪念。在六十年代山口洋戏院（新戏院）背路取名Jl.Phang Nyan Po，苏哈多统治时期被改为Jl.Tabrani H Ahmad。（张雅各资料）

山口洋钟华生，因搞海运，他有机会偷运载武器支持抗荷斗争，他也是抗荷志士。

从这许多的历史资料中证明，中国人不是只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活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能为整个国家的利益作出无私的贡献。

战争时期殉难同胞和烈士纪念碑”，此碑在60年代末被苏哈托军政权摧毁。在此地另建纪念园。

日本海军西加里曼丹屠城记（4-2）

日本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的图片证据。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四章  印尼西加华人反日斗争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政权对西加华人的残杀

1941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飞机九架轰炸西加坤甸市，坤甸市民两千余人死亡。

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加里曼丹邦戛登陆。当时陆军成员是从中国沦陷区抓来当兵的壮丁，所以对华侨还有同情心，但同年八月他们全被日军撤离，由海军接替。他们开始执行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手段，执行严格的经济统治、贸易统治、教育统治、思想统治、生产统治、言行统治、吃饭统治等等。总之以统治为控制一切手段，使每一个人都得听他的指挥。

为了达到其完全统治的目的，1943 年10月23日下午三点开始向华族和印族首领以及偷收外国新闻的嫌疑分子进行逮捕，1944年1月24日逮捕华侨统治会和印尼人统治会全体职员，统治会会长华侨首领之一的黄叶纯先生以及各侨领侨贤商人，大家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一天刚好是大年夜即阴历12月29日。命令被捕家属不准哭，不准和外人接触，不准声张。当时大家都认为被逮捕的人还有生还的希望，因为日本人肤色和中国人相似，所以都认为他们不会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中国人，被逮捕的人不久便将放出，对日军存在着幻想，直到有位被捕后逃跑出来的人名叫廖亚洲的山口洋人，向大家叙述他的亲身经历后，大家才意识到这些被捕的人，日军如何处理他们，他们在何地被杀害。

东万律是一个历史史迹，历来已有华人居住，内地大部分是达雅人，过去有过坚强的华人堡垒，罗芳伯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直至今天罗芳伯墓地还依然巍然屹立，这里代表着华人的尊严。日本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为埋葬华人的地方，是对华人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目的是杀了龙头华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他的残酷统治了。

第二节  证人的叙述和证据

一、证人的叙述

廖亚洲是山口洋瓷器工厂的主人，赴死宴逃脱者，根据他的叙述，大家才下意识到被日本逮捕的人是一去不回头，都被宰了。以下是廖先生和记者许行先生会谈的一席话：“我是去年1944年8月12日早晨在家里被捕的，我完全不晓得我为什么被捕。13 日掳到坤甸来，当在山口洋坤甸途中时，我就下决心跳车逃命，因为我在被捕的那刹间，我断定此去必无生望，如果不是同伴多方劝阻，早就在那时逃走了。虽然逃得脱或逃不脱还是个问题，但我认为比束手待毙比较有一线希望。

使我最感觉到奇怪的就是全车数十个被捕同胞，竟没有一个赞成我逃走的主张。他们一方面缺少勇气，一方面却是见事不精，以为自己并没有错，不至无故丧命。当我禁在监狱里三天当中，歇力鼓动同房的人叛监，因为那时手足还自由，如果要叛监机会是很多的，但大家始终不听。十四日、十五日两天有许多‘钉链子’整队经过我们的门口，到外面工作，当他们低着头走过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不时向我们偷看，我立刻断定他们是为我们掘坟墓，我对同房的说，我们的死期到了，他们仍半信半疑。

八月十五日正是中秋佳节，特警拿了一张白纸，叫我签号，我立刻签了。晚上十点左右，天色朦胧，风雨凄凄，突然各处起了一阵很大的骚动，我心里明白死神降临了，那时灯光明亮，数百个人头在钻动着，每个人只准穿件背心，一条短裤，头包着，手缚着，各有号码，我进监号数是十五号，我上死车号数是[101]排队点名清楚，已是午夜了。

约有十多辆车，我的那辆车恰巧是最后一辆，车里数十人，大约行了一小时，我觉得还没过港，无疑是向榴莲港飞机场前进，我开始挣脱绳索活动了，但头部被帆布紧紧压住，上面有三个特警坐着，动弹不得，车突然停止了，大概是前面的车坏了，前进不得，我轻轻地用手向上撑，帆布松了，但我还不敢冒昧，我用多方面试探，觉得特警并没有坐在上面。我立刻打开帆布，从车旁溜了下来。刚下车时看见一个特警站在车前，背向着我，我从朦胧的月色中决定我应走的路向。等我跑到一位老妇人的“亚答”屋时，天已发亮了，以后他们的情形怎样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必须说明，我曾在许多被捕的同胞面前郑重宣誓过，如果我廖某能够逃出，一定要设法为大家报仇。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被捕的人都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战后南洋华人概况》）

二、东万律埋人坑的证据

1945年9月26 适当联军军官澳洲第九师团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甸的第二天，贺南信和李清华受东万律华人之托来坤甸报告。说：在荷兰未建成的飞机场境内发现骨髅骸骨无数。

27日早晨华商总会会长黄业良，特派记者徐行和黄静安先生前往报告地点视察，下午四时到达东万律，在一片矮青处发现骨髅无数具，他们把古楼叠成堆，在鲜红的旗帜下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

当时徐行演说：“这是日本强盗对毒杀我们华侨侨胞最明显的证据，事刻不容迟，这不是一个地方，相信还有许多地方还未发觉，这是从山猪啃出来的，是极小的部分，相信每个窟窿里面，还埋藏着无数侨胞的骨髅……被捕侨胞毫无生还的希望，在我们面前是铁一般的事实，实在太悲惨了！明明都已变成野外枯骨，然而日军当局还是一味地造作空气，一味的欺骗，说多几天大家都会安然回家，亲爱的侨胞们，我们不要再上日本人的当了。现在日本虽已屈膝投降，但这样深仇大恨，我们一定要雪耻，日本人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我们一定要向全世界人民公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责任。”

（《战后南洋华人概况》西婆罗洲之部）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三节   西加华人组织“反日同盟会”

1941 年12月19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派9架飞机轰炸坤甸市后， 1942年由贝震寰、刘云天、李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六人发起。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开始联系各地抗日力量，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当时西婆罗洲有几支抗日军：

由原荷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领导的荷印散兵、荷印保安军散兵。在三发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隐蔽，约两百多人：

(一) 李石祥、彭传旺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包括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及华印中上层人士等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二) 由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李华照、黄聚安领导的反日活动：

(三) 北加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领导的抗日组织。

以上组织于1942年底正式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徐宜陶（徐行）、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

其宗旨是：建立武装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

二战时期，印度尼西亚全境仅西婆罗洲一地有华人武装抗日活动。1945年 8 月 15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西盟的武装队伍先于英奥联军之前，缴了日本军队之械，成立了“华印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的治安。

徐行先生等还把散沙一般的华族团结起来，组织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并乘真空时期，推动和合办了华侨学校，团结大家，才有今天的潮客大团结。1945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以后荷军卷土重来，华人与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日反荷斗争。“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成员们，他们为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作出了伟大贡献。

近代史上印尼西加华人的反荷反日斗争比较有组织性、有纪律性、尤其是他们保存着中国人坚强不屈的性格和传统。如反井根斗争、象嘴山战斗、鹿邑和顺公司的抗荷游击战、东万律兰芳公司领导的袭击喃吧哇荷军等反荷斗争。

西加华人对荷兰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下一代的华人，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他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联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战。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一页。

日本军屠杀西加华人的证据

(剪取余健民相片集)

第五章   结论

坚强不屈、典型、有特色的西加华人，几百年来为印尼西加开发了广阔的处女地，把荒山变为良田，开采金湖，发展西加经济。当荷日侵略者向印尼西加人民实行各种手段进行侵略的时候，他们马上组织起来为捍卫印尼的独立自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政治角度剖析华人反荷反日斗争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不愧是英雄，因为印尼西加华人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各友族血肉相连，溶成一体。从西加华人反荷反日斗争的史实中，印尼政府应该承认和鉴定当时西加华人对推动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贡献。

印尼的华人现在已完全觉悟到我们生于斯死于斯，思想上已真正意识到印尼是自己的祖国，必须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与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就如先辈们过番来印尼那样自己当家作主，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

2008年印尼西加华人已跨上了新时代，西加省长是马来人，副省长是华人；山口洋市的华人也当选为市长，副市长是达雅人。这就是印尼华人落地生根最明智的步骤！

浅评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

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我已经在《试论近代史上印尼西加华人的几个问题》一论文中分析了有关印尼西加华人从中国南来的历史和所作出的贡献。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罗芳伯领导下那种坚强不屈的气魄。他是成功的华人的偶像！在历史上已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谈起，邦戛是兰芳公司的堡垒不是和顺公司的，荷兰是1886年才攻下邦戛的，那么邦戛战役是兰芳公司所领导的了。基于这一点我想与大家再迈进历史纸篓中找寻答案。

1811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的大哥，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五十块金块，换取在境内Bancukei升荷兰国旗。1822年政府特使Tobias与De 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而袭击荷兰在坤甸的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 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他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他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感谢公班衙受职颁爵。缎大王大喜，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他甚多抚慰，奖励了他。还给了刘台二Kapitein Demang的头衔<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年初，由民政长官Hartmann安排了一次随同刘台二甲太到巴达维亚旅行(Vath,第 2卷，第411页)，目的是以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它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25年因矿区问题，兰芳公司与当地马来人和武吉人发生冲突，荷兰暗中支持马来人，以至东万律两次受挫。刘台二请求和顺公司支持，和顺公司满口答应并派兵五百开往喃吧哇，英勇的援兵无法抵抗荷兰的轰击，生还的只剩两百人，为了报复，和顺公司又再召人马两千名，东万律人马也参加战斗，但因瘟疫死了六百余人。可惜刘台二却又暗中搞鬼，有意乘和顺公司人马空虚想偷袭和顺总厅，和顺人马马上撤回，后来双方在谈判中得到和顺公司的谅解。

1834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Kapuas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年刘阿生甲太任大哥，1850年鹿邑太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要助公班衙以拒太港。于是命令筑栅，制炮火以堵太港。太港民众终不能敌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送往坤甸交给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见第二十八页）：“这位甲太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Krosen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

打拉鹿（鹿邑）也有一个为荷兰政府服务，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Tiangping，荷兰方面也还没调查到这称呼是否正确？

作者本人怀疑他就是叛徒郑甲大，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荷印政府非常赞赏他，并且几次提到他的名字。“此人在1850 年--1855年的纠纷和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1883年他在打劳鹿首府还是一个有权势的长者，1857 年的《暂行条例》第55款证明了，他不是像东万律甲太那样的首领，他只不过是打劳鹿副专员的顾问，辅助管理。”说穿了就是荷兰的特务！

另一说明：“Tiang ping 在1850 年的邦戛之战后，他作为大港的代表，率团到巴达维亚向荷兰政府表示公司愿意投降，返回打劳鹿后众人将他赶走，因为众人指责他将公司出卖给荷兰人。他本人多次和我谈起这件事。”《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有关Tiangping 神秘人物的出现，我认为Tiangping就是化了名的郑甲大。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证明邦戛之战究竟是什么战斗？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还是和顺公司所领导的？虽然那是我们上辈人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必须以客观和批判态度进行分析。正如刘台二和刘阿生甲太对荷兰的恭维态度，当然得到荷兰政府的赞赏，虽然因为当时他们意识到跟荷兰人打仗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他不让他的民众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对西加华人来说，刘阿生是站在敌方对付抗荷的华人，他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即使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领导人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

从刘台二和刘阿生的立场看，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战争不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的战斗，兰芳公司与邦戛之战是两回事。

我在学士论文里分析了有关邦戛象嘴山之战的情形，Van 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 Taikong en Amir”第132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ie人的战士们干的。”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 Courant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 ) 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前述Tijdschrift（第339页）说：“我们从邦戛的婆罗洲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300人，负伤500-600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400人，参战的4000人中就有1200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

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大港人就是和顺公司的首领所领导的决一死战！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可是他们还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斗争。

根椐1856年《殖民地报告》：“当时炉末Lumar发生矿工骚乱事件，他们不满失去往日的独立，在1856年4月11日夜里袭击了我们的驻军，Mekem少尉和一些士兵阵亡。作为报复，很多华人被处决和放逐。”

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影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使出铁手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坚强不屈的沧桑史和血泪史，相信西加华人都会铭心记住先辈们艰苦的创业史。

因为山口洋、孟加影、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反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继而统治了北区的华人。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才能继续再延长三十四年之久，至1888年荷印政府乘刘阿生逝世，马上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最后完全彻底地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