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风云||回忆篇

回忆篇

革命的經歷是不平凡的人生，

要去回憶 記錄下來，

寶貴的精神財富不可泯滅，

要留給子女，

傳給後代子孫，

我们这一代的历史，

讓它代代相傳。

文多罗历史回忆录

一、写作动机

自从我读了《沙印边界风云》这本书后，我觉得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写下我们的经历。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只写我自己的经历，我们失败的原因和我在一起牺牲的同志的事迹。希望能留给后代，让他们知道我们华族以前在争取民主平等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我们西加最残酷的历史。

我们华人在苏哈多时期所牺牲的人、财产，不知其数。我所走过的乡村看到的尸体，在路上、在河里都有，以后在集中营里死的人更多，我希望子孙后代要记住，不要环境好了就忘记我们以前争取自由的艰苦历程。

二、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

1958年印尼排华时期我才13岁，那时我读初中一年级，我们学校的同学给分得乱七八糟，当时我被迫停学，虽然年纪还小，但我对这社会已感到不满。

有一次我朋友的脚踏车给人偷了，我和他们一起去警察局报警，值班的警察大笑，他说你们支那有钱，偷掉再买过。我们很生气，这件事后我就很恨这些警察了。

1960年排华事件平静以后，我被老师再叫回学校读书，1963年我初中毕业。刚好18岁，父亲叫我入印尼籍，因为家里没有一位印尼籍成员就不能做生意。还有在读书时代，学校有位教印尼历史的老师叫黄坤函老师，他使我认识了印尼的社会和印尼历史，所以我决定入印尼籍。

我带着一切字头去法庭，决定入印尼籍。我不曾去过法庭，于是便转来转去看挂着的牌，不小心踩到一位公务员的鞋，公务员马上给我两记耳光，虽然不是很痛，但是我很伤心，后悔入了印尼籍。

初中毕业后，我没能力升高中，我继续卖烟，我和没能力升学的同学们一起去考厦门大学函授班，结果被录取了。我们每星期去学校，因为同学们组织了歌咏队和图书馆，我认识了很多同学，我不喜欢唱歌，只借书看。

由于我在华校读书，学校的教育和新中国的差不多，灌输进步思想，所以我对左翼政党有好感，当时左翼政党是合法的政党，苏加诺总统也鼓励华人青年要积极地参加政党。因此我便被吸收为青年团员，就这样开始走上政治生活。

三、婚事

我参加青年团以后，认识一位女同志名叫青，她在组织上很积极，我们一起到新区支部开会，她家是在新区，我开完会经常到她家玩，我们经常一起唱歌，一起开会，从此以后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以前我并不注意男女情怀，我开始特别地注意她了。

我参加了青年团后认识到，我们要争取平等就要参加政党。当然左翼政党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团里的活动很多，我除了跳舞以外，什么都参加，开会、学习、唱歌、游行。青也很积极，她很会跳舞，等她练完了舞蹈，我送她回家。我们像一对恋人，但当时因环境很苦，我不敢向女孩子求婚。

当时参加青年团的大都是教师和学生，做生意的很少，当时小商工会也加入了我们的总工会，因为都是华人，主席不会印尼语，组织上就派我当小商工会的秘书，我还组织了一个工会，会员是商店、旅馆、饭店等的工人，全是青年人。所以我的任务是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唱歌、排队准备在大日子游行。

当我被调去小商工会的时候，青不知怎么也被调去总工会帮忙，她和总工会的领导很熟，她住的地方多是爪哇人，她的爪哇话讲得很好。她在总工会工作，每天回家就叫我载她。

她是乡村姑娘，很朴素，她父亲带工割胶很忙，但父母很开明肯让她去搞活动。有天晚上下大雨，当我载他回家时，她母亲留我在家里睡觉，晚上我才有机会和他父亲谈话，原来她父亲以前在国内参加过农民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尼来。她家有个规定女孩从16岁到20岁可以自由谈恋爱，20岁以后由父母做主。

当我知道她家的情形以后，我想，我还很年轻，19岁结婚太早，我自己没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生活又很苦，经济上我没能力，我要25岁才结婚。我和她交朋友是可以，不能谈恋爱。我很喜欢她，但是不能爱她。我想和她断绝关系，因此就比较疏远她了，只有在学校或工会相见。

有一天她对我说，有人去相她了，父母逼她结婚，怎么办？结果去找上级陈礼夫，他的意见是先订婚，以后再结婚。但没想到我文嫂是青的姑姑，她知道我们的事情以后，就瞒着我们俩摆布起来。那天我做生意回家，看到家里挂红布，我吓了一跳，我问我母亲什么事情，她说：今天你订婚。我满怀高兴又有点愁。来到青家，更是热闹，她也完全蒙在鼓里。1964年我们照了订婚像。

四、九卅事件发生了

1965年9月30日，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九卅事件发生后某一天，突然大学生、流氓到街上去示威，在指定的商店被抢光，还放火烧，在大学生和流氓的后面还有机动警察保护者，所以没人敢起来反对，看着自己辛苦赚来的东西一切都完蛋了，我爸爸的芒光也被人吃光了。隔天情报部的车出来向大家宣布：昨天是共产分子出来捣乱。

我亲眼看见出来示威的是大学生和流氓，现在怎么说是共产分子呢？颠倒是非。我去找领导人黄坤函老师，他们正在讨论事情，因为那时候军部有命令，全部领导人必须去报到。这时有两个意见，一个意见认为顺着去报到，另一种意见不赞成去报到。黄坤函老师不赞成，他认为一去定没有回来。结果一些领导人去报到，过了几天全部都被扣留了。我赞成黄坤函老师的意见，这时黄坤函老师等领导人都已经藏起来了，我们的组织活动暂时停止，我的生意一样做。

1966年3月11日出了份命令书，12日就马上解散印共，那时很多领导人被投进监狱，没被抓的已全部藏起来。当时有团员来告诉我说，有人要来抓我，快逃。我们邻组有三个做走狗的很坏，那时候只要有人报告军部，马上抓，不用证据。我听到消息后就到青的家躲起来，每天都有兵开枪，有一天一颗子弹从屋顶掉下来，刚好擦到她大腿流血了，我们自己用药包。不敢在屋里睡就到后园里，有次她被蛇咬到手指，她叫我把她的手指切断，我不肯，我从她手指压出很多血。幸好不是毒蛇。几天后一个早上，青的父亲去洗澡，有个好心的军人问他阿龙在不在，叫他天亮前赶快离开这儿。我听到这消息，赶快骑了脚车出大路，在大路上我看到很多军人，他们大概要来包围我了。

五、我被扣留

我来到父亲摊前，叫弟弟拿衣服，我要去老港阿姨家。我到老港阿姨家后，不几天青也来了，她说家里已不安全，我们就一起住在阿姨家了。不上一个月，我父亲来找我说他被军部叫去，限他五天内就要把我找出来，否则就要抓他进去，我听了后非常愤怒，我父亲是一家之主，父亲被抓去全家就挨饿了。我没和青说，当天晚上我和父亲上了船一起下坤甸去投案。

回到坤甸天刚亮，我就去炮兵营找我认识的炮兵，我告诉这位炮兵有三个华人要陷害我，他说我带你去见他们，我说我怕那三个华人的民防队会打我，他说他们有证据吗？我说没有，这位炮兵是亲苏加诺派的，当时他带我到军分区见队长，炮兵问分队长：“是谁报他是共产党？有证据吗？这个人我从小看着他长大。”分队长说：“我的责任是有人报我就要抓，以后查没证据我会放他。这些事你不必管。”炮兵生气地说“我不是管你们的事情，他是我义子，你要保证不能伤害他，尤其是你部下那三个华人”分队长说：“好，我叫他们不打他。”

大约8点，三个华人喜，安，吉走进来，看到我跳起来说：“你找死，害我们去新区抓你给蚊子咬得半死。”说着举手就要打过来。说打架这三个臭虫我不怕他们，当时卫兵拦他们说：“不能打，他是炮兵带来的，队长吩咐不能打。”喜气得半死，对我说：“你幸运不是我们抓到的。”他大骂一场，我不管他。

当天下午我被送进监狱，我没觉得怕，直接走进去，到了监狱里面的门，有几个站岗的，其中一位看守员问我住在哪里，我说白桥头。没第二句话手就打过来，我一闪就打回去。我曾学过一点拳脚功夫，所以忽然有人打过来就很自然地回手，我不知道在监狱里被打不可回手，糟糕几个人向我包围过来，我被打得不省人事。

我醒来的时候已是在房里，我看到很多同志和我在一起，有瑶海、阿安、阿钦、阿柔，我们是同一条路的，阿海说：“他们这些人最讨厌我们白桥头的人。”

我看到对面房有小商工会的主席，他用手向我表示他没有暴露我，我还了解到我们工会的主席，在问案的时候被打死，我很伤心,但是觉得很自豪，这工会主席名叫Guntoro他对我们很好，他才是我们真正的领导人。

过了几天，我父亲在喜的陪同下来监狱看我，他憔悴多了，我很内疚，我自己的事情害得全家受苦，他说：“你别承认，我们会处理，那位好炮兵经常去找分队长要人。”他们没法找到我是党员的证据，关了二十多天，没有审案就把我释放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父亲和岳父出钱把我保出来。我岳父那边卖了一吨树胶的钱来保我出来。我看到我父亲和岳父被勒索，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没有犯法，以前我们是合法的，宣布解散后，我们又没有活动，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抓，抓进去就乱打，我心里很不甘愿，我恨、我要报仇，有机会我一定不放过这些坏蛋。

六、逼上梁山

我自由以后照样卖烟，但是这次可不同了，，那些抓过我的军人、民防队队员、监狱的看守员，可以说每天都有人来讨烟，我很生气，我不给他们，但是我父亲怕他们，不但给他们还装笑脸讲好话。

当时的局势越来越坏，我出来不久我未婚妻被抓进监狱，这次我岳父没办法出钱，因为她们是集体被抓，她们妇女会有经过军训，这次是她们的训练官抓他们。

我未婚妻被抓后两个月被释放，但是每天要去报到。我岳父要我们提前结婚，理由是他家离军部很远，我家很近，去报到不必每天来来去去。

当时我没钱修房子，结果还是她拿出戒指卖了修一间房间，也没心情照结婚相片。我们度日如年，天天盼望组织来联系我们。形势越来越坏，华人有三人坐在一起讲话，遇到大学生还会被打，那时候的华人可说不如一条狗，华人不能讲华语。

我们整整等了一年，1967年6月有位朋友庆突然出现，他和我买一包烟，给我钱时叫我收好，我立刻装进口袋里，回家以后才打开来看。我很高兴，组织还相信我，找我联系。组织还决定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且已经和砂拉越人民游击队联系上，他们有根据地和武装部队。

当时我和妻子两人决定要求第一批上基地，我们是要求一起走的，但后来他们安排我先走。

1967年6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指定的地点集中，然后他们用船来接我们过江，人集中齐了就乘汽车去山口洋。我们大约有二十多人，我舅本来是帮我带东西来的，结果也跟着去。到了山口洋我直接被带到一位群众的家，在那里我遇到了负责人王明和林英，然后有一位同伴载我到鲁皖，当时我什么地方都不认识，根据他们的安排，要走要停，每天晚上才走路，路很不好走，有时从水里过，这样走了几天，到了昔邦才停下来。那里有老李负责，我们在那里休息几天，每天都有同伴带食物给我们吃，我印象最深的是阿月、阿秋两姐妹，她们个子不大，但是背着很重的东西一样行走自如，我很佩服她们，我不会讲客家话，所以没机会和她们讲话。

七、游击队的生活

几天以后我们的人齐了，从基地下来四位队员，他们都带着枪，我们看到自己人有枪很高兴，大家都过去摸着枪，我们要求老李教我们使用，这位砂拉越队员很好，把枪拆开给我们看，然后很快地装好，很耐心地教我们，教我们怎样打。他说：从现在起你们就要学习行军，因为你们是城市人，学走路是最重要的。你们要多锻炼！

我们大约二十多人一起出发，由四位从基地来的队员带队，路很难走，我们带的背包很大，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每到一站不得不把东西留下一些，我走到脚都肿了，我舅要求回去，我不肯，我帮他背东西，我说到了基地一切都会好，我一直鼓励他，同时也鼓励我自己。

我想我们是来参加武装斗争的，假如连走路都不会，怎么打仗？别人能走我一定能走，我想到在监狱里被打，想到我妻子受侮辱等的情形，什么苦我也要吃，我要报仇，我要成为好战士！

这次行军中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过桥的时候，忽然桥断了，我们都掉下去，有一位女队员跌伤了，大家没办法只好扛着她走。当时我自己走路已经很困难，我没能力扛人，其他队员轮流扛。我只有在过小桥的时候，我跳下去扛着桥给他们过。这位女队员叫阿燕，爱讲话，喜欢开玩笑，所以我们把她取个别名叫姨婆，就这样叫开了，直到现在我们还叫她姨婆，他们扛着姨婆走了几天，到了义罗港的站，就把她留下。我们继续上基地。

八、我是一个光荣的战士

我们到达火焰山基地，就直接参加军训，晚上学习政治听收音机、听领导讲一些国际形势，我还记得领导说古巴的革命，最先他们只有三支枪结果他们能胜利。所以领导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的革命一定能胜利，这点我也完全相信。

我们每天刻苦地训练，我们的座右铭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对于枪很简单，因为我们只有步枪和自动冲锋枪，一下子就学会了，但是不能实弹练习，在练习时我们只拿木棍，教导员是砂拉越的阿那和阿治，他们很严肃，苦心地教导我们，我的手脚都爬出血，衣服也烂了，我不怕，我想到在监狱被打，想到我妻被侮辱的事情，我什么苦也不怕，要报仇一定要学好功夫。我们练习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后，大约七月份，教导员从我们这些新兵，选出六位队员，教导员说：“有任务准备出发！”还发给我们枪，教导员说：“这枪不是给你们，是借给你们的。等你们从军方手里抢到枪才是你们的。”

我发到一支冲锋枪和一排子弹，枪已经很老了，还发给我一支铁针，队长说：“假如枪给子弹塞住打不响，你们就把铁针插进去，子弹就会出来，然后再打。”

我很高兴，我觉得现在我是一位光荣的革命战士，我要报仇、我要狠狠地打。当时有位女队员叫红云（牺牲了）开玩笑地对我说：“你打仗时要想到有我的一份，因为我天天煮饭给你吃。”我说：“我一定会想到你们，等我们胜利后一起回坤甸。”当时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会胜利！

当天晚上领导人黄汉做政治动员，他说：“枪就是你们的生命，你们有了枪，把你们的全部字头都烧掉，把戒指等交给组织，现在不需要这些东西了。”我没把戒指交出去，因为戒指是一对的，我一个妻子一个。

我们的指导员说：“你们要记住，枪在人在，枪不在人不在。你们吃饭、睡觉、洗澡、大便都不能离开枪。”天气这么冷，抱着枪睡觉真是很难受。

九、西加武装斗争第一炮

我们领了枪的第二天晚上就出发了。我想我们才训练一个星期就要去打仗，但现在我是战士，只能服从命令，队长的命令我们一定要听，当晚出发，有多少人我也不知道，走了一个晚上，到了第一站，我们就休息，我们上基地的时候也从这里经过，当时只有老刘、老何两个人。

这次到达第一站就不同了，很多人都很忙，我去到那儿先睡觉，什么也不管，也不知睡了多久，要吃饭了才被人叫醒。我看到几位队员正在学习用氢氧气喷火炉，不知在烧什么。

晚上我们都在擦枪，擦得亮亮的，我把子弹拿出来，又装回去，装子弹是有方法的，我的弹盒可以装30粒子弹，但是只装二十多粒，队长说：“没必要不能开自动，只能开半自动，子弹打完了就当木棍使用，大家要记住！”忽然有一声枪响，大家都很紧张，全部队员向竹林里跑进去，我也拿着枪跟着大家跑进竹林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我的裤子很热，原来我紧张得尿尿了。过了一阵有队员叫：“出来，出来，没事，是站岗的战士枪走火。”我们才走出去。

我想我为什么这么没用！我直接找刘晓首长，跟他说刚才紧张得尿尿的事，该怎样才不会紧张，他说：“没关系，你是刚参加队伍的人，以后慢慢地习惯了就不会了。”

明天晚上我们一组五位队员和其他队员一起出发，大约有三十多位，我们的任务是剪电话线，阻止来援助的军人。我们剪好电话线后就埋伏在路边，一直注意来路的方向，队长命令我们只要有军人就开枪。

我们埋伏了不久我听到几声枪响，我很紧张，虽然是半夜很冷，我握枪的手都出汗了。队长安慰我们说：“不要紧，这是我们战友打的枪。”我听不出枪声，这一组只有我是新兵，其他都是砂拉越战士，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不久有人来叫我们撤回，走到半路我看到很多人在搬东西，很多枪、子弹、手榴弹等，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帮忙拿了四支枪，跟着大家一起跑，几次跌下去又赶快爬起来再跑，到了第一站我已经累得半死，快天亮了。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又把枪带回基地，我们回到基地，听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的阿彪和阿光两个同志逃走了。阿彪我认识，他和我一起卖烟，也教过我们功夫，想不到会经不起苦而逃跑。

回到基地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大家都发到新枪，尤其是我发到一支最好的捷克制造重型自动机枪（GEME），子弹不必晒太阳，在水里也能打响，子弹二百发，是空军在飞机上使用的，瞄准针很准，只要对准目标就能打中，但是枪很重大约5.5公斤，教练阿那每天教我们怎么上子弹，瞄准等动作，怎样抱着枪打滚，每天拿着枪向上向下举25下，同时要用手拿着，行军时放在肩上，因为枪放在肩上，一有情况就能迅速地运用，天天拿着习惯后就不再觉得重了。

我回到基地后才知道，我们这次行动是去抢飞机场的军火库，是西加武装斗争的第一炮。这次的行动很顺利，我方没有损失，对方死了四个。仓库的一切军火都被搬空，在兵营很多兵，但是因他们内部发生冲突，所有的枪都被没收放进仓库，这些兵没枪当然不敢出来，守在兵营里的队员也像我们这组没放一枪，很顺利。我不知道抢了多少武器，最重要的是我得到一支好枪！

十、最后一次和大哥谈心

自从抢了机场以后，大家都很忙，每天早上训练以后就跟着去运输，每人一个篓子，大约能装三十公斤，不管训练或运输都由砂拉越战友安排，到了晚上我们才有机会和西加的战友谈心。

有一天晚上，我找大哥（梭菲安）谈话，我说：“照目前的情况我们不能发展，什么事都由砂拉越同志处理，我要求到别的地区发展自己的部队。”原则上大哥同意了。

一天，大哥叫我去，我们悠闲地坐在倒下的树干谈话，大哥说：“有个地区叫孟加影，那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是我们组织领导的，我给你地图，你要看熟，对你有好处，去到那儿你先组织民兵队，你担任队长，小平担任副队长，我们要求砂拉越阿金担任军委，政委是地方负责人Suleimin。我们没有战斗经验，不能没有砂拉越战友的帮忙，小平以前是参加砂拉越组织，因为意见分歧，他又是西加人，所以参加到我们组织来。按能力他比较有经验，但是组织不了解他，所以他只能当副队长，你要多向他学习。”这是上基地以来第一次跟大哥谈话，同时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和谈话。

十一、我当上队长

我们几个人从基地出发，我不知走了几天路程，有一天到了果子山，由于基地很冷，走到乡村很热，我生病发高烧了，没办法走，我被留下来，在一位地方负责人家里，这个乡村是白区，住了两天被人发现，立刻转移到园里的茅屋，每天由他的妹妹阿秀、阿香两个人送饭、送药给我吃，我非常感谢她们，我想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支持，我们一定能胜利。

几天后我的病好了我才去仙水港，在那乡村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公开在一间屋子讲话，带着枪上下自由活动，完全像我们的基地一样。我遇见了我们坤甸的战友松源，原来他的名字叫Suleiman（苏拉民），我才知道他们早就在这地区活动，他也是这地方的负责人，是部队的政委。我好像遇见亲人一样，在那儿全是客家人，而我又不会讲客家话，我和部队的队员是讲华语，所以遇见讲潮州话就特别亲切，虽然在坤甸我们很少来往。苏拉民对我说：“你的任务是训练民兵，以后成立部队全部由我们自己领导，其他的事情我会处理。”

我们在蔡高土家吃饭，他是仙水港的负责人，我们就住在他屋后的树胶园，每天都有人送东西来，这村群众全都是拥护我们的，怪不得我们白天穿着武装制服都来去自如。

到了仙水港后我们就选出身体强壮的青年进行训练。当时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因为政府当局正排华，所以群众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部队，谁不希望有自己的部队？当时的家长都带着儿女来报名参加部队，有的还硬把儿女放下就回家，有一位女孩才十多岁，名叫珊瑚，我不收，因为太小了，但他父亲不等我们答应就叫女儿去帮忙煮饭，结果还是姨婆阿燕答应收她。

我们选了二十多位年轻人组织了一队民兵，苏拉民任政委，阿金（砂拉越）任军委，小平任副队长，我任小队长。我们只有6支军用枪，2支重型机枪（CEME）两支步枪（LE）两支冲锋枪（STEN），其他是队员们自己带来的火药枪，

我们每天早上在操场训练，然后回高土的家吃饭，在仙水港洗澡。

十二、打乎埋伏战

1967年8月24日的下午，我们接到通知，明天一定要到达华莪乡村打乎(Tahuk)，我问带路的有多远，能走到吗？他说：“平常要走两天一个晚上，要走到嘛就要半跑。”我没办法，这是命令，我读完信后，立即起程，我选了十多位队员，其他没选中都很生气。没法，因为我们不能全部走。

我们开始半跑，刚好我们经过一条小河，我们很想喝水，我知道不能停下喝水，喝了水就会走不动，带路的同志也说：“不能喝水，大家继续走。”大家踏着水过河，没想到我回头一看，瑶海走最后，竟蹲下去大口大口的喝水，我走过去阻止他，他不听，说：“我不走了，要死就死在这儿”

由于我们在坤甸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组织考虑到他是我的朋友，就把他调到我队里来。这时我很生气，用手拉着他跑，我说：“等打完仗，我要求把你送回白区。”

我们准时完成任务，大约九点我们就到达目的地，大家才松了口气，坐下来休息吃饭。这时我被三哥叫去，三哥说：“我们这次是埋伏战，一共分三队。”三哥和小平一队，在山上喊话，目的要军人缴枪，一队由我带，埋伏在军人侧面，军人不缴枪就开枪攻击，还有一队由Sagimin带领阻止军人的退路，不能让一个人跑掉。军人只有一队，我们有三队，是埋伏战，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

分配好任务后我们就出发，向导把我们带到一条很多竹子的路，我们就在路边一条没有水的沟里埋伏，距离大路只有十多公尺，是距离军人最近的一队，三哥就在山上，不知等了多久，忽然我看到有一队军人手上还牵着牛，三哥那队在山上大声喊话：“你们被包围了，放下武器投降！”这队队长当时拔出手枪大声喊：“马如。冲！”山上就开枪，可能军人没想到离他们很近的路边也有人埋伏，他们硬要冲过去。我们听到山上三哥的枪声响了，也是我们的信号，我们就突然向军人开枪，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对方人，我们冲出去清除，我看到四个尸首，我们拿了四支枪、2支AK、2支SKS（中国步枪）我们也没再找其他军人，赶快撤退，汇合了三哥，然后跑回山里。三哥那队有一人受伤，其他都安全无恙，我们把枪交给三哥，然后直接回仙水港。我也把阿海交给三哥，并告诉他阿海不适合参加武装斗争。

十三、成立“八三〇”部队

经过这次战斗后，大家的士气很高，我们到各乡村组织民兵，我们在每个乡村建立民兵队伍。

有一天，我接到通知，基地部队要来，全部领导人都来，同时决定在1967年8月30日晚上正式成立“八三〇”部队。我们就在民兵中选出比较合格的队员成为部队成员，我们主要选还没成亲、身体健康的民兵。有的群众带着儿子来硬要我们收留他，我记得有位群众名叫南祥，带了两位儿子要来参军，大的20岁名叫阿平，小的才15岁叫阿坤，最先他的儿子很怕不敢参加，结果给他父亲臭骂一顿，他说：“你们怕死就不要认我做父亲，你看他们坤甸人，都敢来我们这里当兵。”当时南祥就跳起神来，杀了一只黑狗出保身符给两位儿子，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左右为难，不收更不好，结果我们收下他们。

当时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每到一个乡村，群众都很热情地杀猪杀鸡招待我们，这一切是搞群众工作的队员的功劳。我们部队对吃、穿、住都不必担心，每到一个地区，人还没到已有饭菜煮好等待我们。

1967年8月30日晚上，集中了很多群众，我们队伍也排成一列站在最前面。最先由三哥上去讲话，他讲了很多，我也上去讲了几句话，我不会讲客话，我用华语讲，最后由一位群众代表上去讲，这位老乡说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说：“乡亲们，你们看，他们这些城市人，吃得好、穿得好、睡得好，有的还有家室，他们放弃一切来我们这里参加革命，他们不怕牺牲，我们乡里的青年要向他们学习，不要想家里暖暖的被窝，成立好部队，保护我们的家乡。”

十四、苏拉民壮烈牺牲

基地领导来到仙水港后，局势越来越紧张。有一天我接到信说：“明天有兵要来围剿仙水港。”但是接到信的时候已经是天亮了，一位送信的老乡走到半路休息、睡觉，忘记这是一封火急信。我算了一下时间，可能兵已经到了，我们不可能在半路埋伏。

我带着部队赶快到蔡高土的屋子，看到只有苏拉民在帮忙高土的母亲收拾东西，我说：“苏拉民快走，兵要到了，不能再收拾东西。”苏拉民说：“你们先走，我是搞群众工作的，不能现在走，等收拾完了我再走。”我只好带着队伍撤退到屋后的树胶园里。我们刚到后山就听到枪声，再听下去有对打的枪声，一定是苏拉民和军人对上，我很担心地想，苏拉民虽然拿的是GEME捷克自动机枪，可是他没受过特别训练，因此我赶快跑回高土家，但已经太迟了。可能军人看到有自动机枪知道一定有特殊部队在附近，他们怕再受埋伏，因此很快撤退。

来到蔡高土家看到伏在地上不动的苏拉民时，我立刻抱起他，他还没断气，腹部中了几枪，他一定在换子弹时爬起来，才会被打中腹部的，若经过训练的人是不会爬起来换子弹的，只能翻过身子。若被打中也只是手受伤。我伤心地叫苏拉民，当他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同志们好吗?”他没呻吟叫痛,也没想到自己，他首先想到的是同志们的安危，关心着其他战友，多么好的战士！战友们都非常难过，我知道他已没救了，我们把苏拉民抱回山上的司令部，就在这山上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牺牲了。这座山埋葬了一位坚强勇敢的战士，战友们把这座山取名为“苏拉民山”。假如有一天，我们胜利了，我们一定要在这座山做纪念碑。

这是我来仙水港的第二位战友牺牲了，第一位是不久以前的中秋节，我们正要庆祝中秋节，忽然有队员来报告说：“陈鸿义在孟加影被警察开枪打死。我们的庆祝会变成了追悼会。”

苏拉民牺牲以后，政委由阿林(林文佳)取代，医务组由海燕担任，我们这一部队是坚持在这个地区的部队，不久司令部开走了，去哪里我也不知道。

由于我们发展了很多队民兵，阿金要求我给他自己带一队发展，因为他是北加队员，我也答应，阿金这队去马云那一带地区。从此我们就不曾相见，后来听说他上达雅甘榜被人出卖，给兵包围牺牲了，其他队员不知下落，可能全部牺牲。

十五、扰乱军方，为总部解围

一天，我接到三哥传来的紧急通知信，有部队被军方包围了不能脱围，叫我们进城里去扰乱，但只能带六位队员，还要保证安全回来。

于是我选了六位队员，一直到埠头，我们先去联系城市附近的民兵，是由发哥带领，他们独立活动自发性游击队，枪支自己制造，一切自己解决。这位阿发哥很难应付，我们不能以领导的身份和他讲话，在那边全部老乡叫他大哥，我也叫他发哥，先听取他们的意见，要怎样才能达到目的而安全撤退。

发哥说：“要保证安全撤退，我们只有打警察局。”有些要求我们去救被监禁的队员，我不赞成去救警察局被监禁的同志，我觉得我们的力量不够，同时也不了解那边的情形，要救谁我也不认识，我们要争取时间为总部解围，假如我们自作主张去救人，有差错我担待不起，若救不出反而害了他们。

当晚由发哥带路到接近警察局不远的地方，我叫队员站着开枪，平射击，我想睡床大约一米高，根据床位高度站着开枪。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打人，而是要恫吓这些警察的家属，让他们包围总部的军人赶快撤退回来保护他们的家属，才能为总部解围。

我们射击后，等到兵营那边有人向我们开枪，我们才跑，晚上他们是不敢出来追我们的，我只可惜了我六枚子弹。他们听到GEME的枪声，他们一定知道是正规部队，印尼步兵没有用这种枪。果然隔天他们去围剿的兵全部撤回他们的本营。

十六、失去群众如鱼离开水

我们完成了任务，感谢发哥的自发性游击队后，我们回仙水港。出乎我们的意料仙水港变了，屋子被抢光、被烧，群众全逃进山里，军人利用内地兄弟族群把村里的农作物都砍了，不肯走的群众被杀掉，我亲眼看见在路上在河里都有尸体，我们的心快要爆炸了，队员说要报仇，要杀这暴民，但是上级有命令不能杀我们的兄弟民族！以前我们一切都依靠群众，现在群众跑到山里，要我们保护这么多的群众，我们只有6支正规枪，二十多位的部队队员，怎么能保护他们呢？还有吃的问题怎么解决呢？看到群众受苦我很痛心，孩子们的哭声，我想这样的情形是维持不久的。达雅人我们不怕，但是现在他们和兵合作，只要发现我们的部队地点就马上带兵来围剿我们，我们没法应付。

现在我们又暂时和总部失去联系，群众不能在山里维持太久，大多数已出去集中，有一部分各自躲了起来。出去集中的群众有的被迫带兵来围剿我们，军人从他们口中也知道我们的实力，反过来，我们没有群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军人的情形，以前有群众的时候，军人在山口洋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到？多少人？带什么枪？我们都一目了然，现在就惨了，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苦，没有盐吃、没有饭吃，衣服也开始破了，这些我不很担心，我担心的是和总部失去联系，要是子弹完了怎么办？我们现在完全失去战斗力，听到兵来就跑，队员顶不住了一个个跑，最后剩下不到十人。

十七、我们的营房被包围

有一次我刚好生病，发冷发热，我叫一位队员在外面站岗，我说：“假如有情况你就放枪，然后自己逃开，不能回我们这里。”谁知这位队员不知怎么搞得，等到军人已经把我们包围了他才开枪，我听到枪声爬起来，看到周围的树还在摇，我知道情况很危险，我叫队员们等到我开枪，就向相反的方向跑，我爬到不上几公尺就看清军人的脸，排着队向我们摸过来，我立即开枪，开了一枪就马上开自动，坏了！自动打不响，因为自动机枪每天要擦油，而我已经没有擦枪油，我又生病了几天没去处理它。枪打不响了，我直接向山下打滚，我听到我头上有炮声响，我一直滚下去，再上一个山头再滚下去，跑了两个山头没听到炮声我才停下来。我自己在山里走，我想再回去刚才的地点，因为我们有约，在哪里打散在哪里集中，我走了一圈来到胡椒园，我们刚才藏身的地点外面，就是这座胡椒园，我听到有人在叫：“同志们出来。”我慢慢的爬近，我怀疑为什么他敢这么大声地叫？不怕兵知道？当我看清楚后我吓了一跳，原来刚才喊叫的是给兵带路，以前是我们的群众。我赶快滚下山坡，他们发现了我就乱开枪，打了好久才停下来。奇怪的是他们不敢追我。

这一天我没吃东西也没觉得饿。我心里只挂念着我的队员，不知他们是否平安？我想再回打散的地点已经不行了，没办法只好等晚上再走。晚上我才出来，爬上一座比较高的山头，希望在晚上能找到我们的同志，我想他们也只能晚上出来找吃。

这危险的处境我竟忘记我生病，也不会发冷发热，其实我已经病了几天，仅跑一天什么病也不见了。

我上的这座山以前是我们的大营房，在这儿曾经有过一百多位队员，现在仅剩下我独自一个人，身在旧地，眼望着这一切，物景依旧，人事皆非。我很伤心，我在那儿坐了好久，忽然我看到不远处有火光，当时我精神百倍，我寻着火光摸去，摸到很近我才停下来，听到他们讲话，其中有一位说：“文多罗已经死了，我看见兵把他扛走。”我听清楚了是早上我叫他站岗的队员阿南，我很高兴，我才冲出去，他们看到我吓了一跳，阿南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大哭一场，他们都以为我死了，幸好全部队员都安好，我们大家都能脱险，我感到非常高兴。阿南说：“我明明看到军人扛着尸首出去，不是你一定是他们自己的兵。”我说：“假如我被打死了，军人有必要把我扛出去吗？“战争时期死人是很平常的，哪里死就哪里丢，没有人埋，等动物去吃。

我们的情形非常艰苦，我们每天都要转移，有时一天转移两次，我们已没有战斗力，一直给兵追，没有盐、没有药，衣服烂了没法补，我们的长裤变成短裤。我们有句话：“组织无照顾，长裤变短裤。”兵已经敢在山里转来转去，我们晚上要出来找吃越来越困难，我们没有去处，生死一定坚持在这儿，因为我们一直在等总部来联系。

有一天忽然椰壳带着三哥的信来找我们，我们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我打开信一读，我顿时感到很伤心，因为信里决定只有几个人走，其他的留下，留下的只有女队员，怎么办？我和椰壳商量，他说：“人多危险性大，不如他们留下来会比较安全。”几位女队员一听把她们留下，都大哭一场，，她们坚持要跟着，她们说：“要死我们一起死，不能留下我们。”我不敢违抗命令，我只好安慰她们，我会再回来找她们，我也不知道上级怎么处理，结果我把她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由椰壳带路一直下昔邦，到了昔邦地区有那边的两位同志带路，他们没有枪，看上去是没有受过军训的，他们走路很随便，一路走一路采山菜，走在后面的同志也没有清除痕迹，不像我们部队走在后面的人，是一定要清除痕迹，使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处。

我们被带到一个站，那边有很多青年，很热闹，完全没有纪律，而且都没有武器，我很奇怪，他们不怕围剿军来围剿？我见到三哥、王明等几位领导人，他们只有几支枪，我心想，假如有情况怎样来保护他们？我想三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集中他们，不是拿他们的命来开玩笑吗？

三哥对我说：“我找你来要你保护一位队员带信给大哥，你的任务只有安全的保护他到基地，然后我们会把这些青年带上基地。”同时增加十多位队员给我。

三哥说：“我介绍一位老同志叶伯带路，他对这段路很熟悉情况，在路上你要听他的，他是群众。”我知道平时这些群众是不能用部队的纪律来对付的，他一生气就敢把你丢下偷跑了，我们要特别对他。

我在那边只住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刚好他们打到山猪，我们吃了一顿山猪肉，还放盐。我们很久没吃盐，我看到三哥在吸烟，是佛标(Wismilak)而且看到他们存有干粮，王明还拿着一罐黄金不知他们在商量什么？三哥对我说：“我们和北加已经分开，各自发展部队，所以你们要尽快找到大哥，把这些青年带上基地训练成部队队员，以后还要你来训练他们，希望你能好好干。”

十八、我心爱的枪丢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共十多人都是男队员，有两位女队员坚持要跟部队，阿月、阿娥我们以前上基地经过昔邦站，她们每天都送东西给我们吃，和我可说是老相识，她们威胁我，假如我不带她们，她们要自杀。我当时很为难，我说尽很多好话，我没有权利决定这些事情，我安慰她们，等我联系上大哥，会回来带她们，不得已把她们留下，以后也不知道她们的消息。

我们开始走了，我希望尽快找到大哥，我听三哥说我们和北加已经分开，我想我们这么短的时间搞武装，在基地是很难立足的，上级的事我不了解。但是在我心底觉得不对，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分开，是对我们很不利的，根据我的想法，在最艰苦的时期，就要更坚强的领导，分散只有失败。就像我们这队一样，不必敌人打自动的散掉。

我们走了几天，到了伞兵港，我们发觉已经被军人跟在后面，要过河的时候，我们藏起来，我听到有汽船的声音，那时候平常人是没可能驶船，我知道一定是军人用船追我们，我命令全部队员靠近河岸，当时我们藏身处离水面只两公尺，所以在船上的人是无法看到我们，而我们要打他们却很容易。我准备打他们，这是很好的机会，我想很久以来一直给军人追，这次有机会报仇。在我意料之外，叶伯出言阻止我，他说不能打。我很生气，我想不管他，他说：“你们要打我就回去，我们这边没有退路。”另外带信的队员也说：“我们的任务不是打仗。”我虽然是队长，但我不敢得罪这两个人，而且出发时三哥有交待，要听这两人的话。

没想到我运气很坏，我安排队员们把竹子绑好渡江，最后竹子完了，只剩下几根已经很湿的竹子，我以为我会游水，所以我没考虑就跳下水游过去，谁知道枪很重，再加上子弹等，约有十多公斤，游到一半我游不动了，我想跟着河水斜斜地游靠岸，没想到在不远处有旋涡，那里旋转的水会把人吸下去，我觉得被拖下去，我尽量的向上游，同时大声地喊，一次、二次、三次，最后我不得不把枪、子弹放掉，尽力地往上游，我觉得有人拉我一下，我才平安的脱离危险，我上到岸边睡下去，我的枪丢了。

我记得：“枪在人在，枪不在人不在”现在枪丢了怎么办？一队人只有我的枪最好，带路的叶伯走过来，不知道他是内疚还是什么，他把自己的步枪给我，他说：“我不必用枪，拿着，你是队长，不能没有枪。”我没办法只好接受。我离开了两年日夜厮守在一起的枪，我和枪已经结了深厚的感情。我时常做梦也梦到它。我十分痛心，直到现在几十年了，我还曾经梦见它。

十九、重逢

我们在河边不敢耽搁太久，我们开始出发，一路上我们发现兵在极力阻拦我们，还好我们都能躲过，我们平安到达基地。

没想到基地已被烧掉，没有人。我们在周围找，找了几天找到部队的站，只找到一位生病的阿延。他以前是我们训练的民兵，因为表现好被吸收为部队成员。我们就在那里等，还好隔天阿山(Asan)带了一队人来，我很高兴，关于联系大哥有别位队员处理，很巧，我意想不到的见到了我的爱妻青，她也是这队的队员，我想找她谈话，但是没机会，他们联系好后立刻要回去见大哥，我想留下我妻子跟着我这队，说实话夫妻俩两年没见面应该是多么亲热啊，我真的好想和她谈谈，可是我看到我妻子不敢上前和我说话，我非常奇怪她对我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冷淡？后来我在监狱里才知道，原来阿山把她留在他那队，以搞群众工作的名义，经常在一起了。

二十、占是叛徒

我的队员是在昔邦才跟上我的，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深，我看到阿延一个人很孤单，所以我说我留下来陪延安，但没有一位队员愿意跟着我留下，他们全部都跟着阿山那队走了。我们等了两天，他们还没有回来。忽然阿伐匆匆地来了，以前也是我训练的民兵，他说：“我们晚上被兵突击，不知牺牲了多少队员”

我不相信军人会晚上出动来围剿，按照我的经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所以我决定要去调查，也希望能找到还活的队员。我问阿延能走路吗？他说慢慢走还可以，我当时没考虑到假如阿山他们回来找我呢？我没再考虑就决定跟阿伐去找失散的同志。没想到我这一走，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我从此就找不到部队了。

我们三个人由阿伐带路，找到他们住的山头，我不直接上山，我叫阿伐找附近比较高的山头，我们上到山上看下去，幸好我们没直接上山，那些兵还在山头还没离开，我们就在对面山头等了一天军人才撤退，我看确实已没军人，我们才出来，我到了山头一看有三位女同志牺牲了，还照样睡着，看情形他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打死，有三位男的，睡在地下，情形和女队员一样，我问阿伐这三位女队员是谁，他说：“是张珍、苏西、阿兰.”我看到她们的被子还在，我捡了起来跟他们盖好我说：“同志，对不起，我没埋葬你们。”其实我们也没工具可以埋葬他们。男的有一位穿着很新的军装，阿伐说：“这位是方达，砂拉越的。”另两位我就不知道了。我问阿伐他们这队的情况，阿伐说：“在队里有砂拉越队员和西加队员，砂拉越队员想回砂拉越，西加队员想回白区，他们的意思是放弃武装回白区搞工作。我们一共十六位，当时占脚痛，他过去是大哥的警卫员，因他表现不好早已消极了，所以枪被没收，变为群众。队员们都看轻他，两边都不要给他跟。”我心里怀疑到他，真的是他太可怕了。后来在监狱里，我从侥幸逃生的胜队员证明是占开枪打死这些队员的，牺牲了九位，不过我亲眼看的是六位。当时他们开会分组的时候，两组都不收留他，曾经相吵，有位队员骂他是组织不要的人，那晚他偷了方达的枪就开枪射击，幸好胜睡在茅屋的最尾边，他听到枪声，当场翻下去，逃走了。阿伐也一样滚出去逃走的。

占开枪打死战友后，隔天就出去路边，军人听到有枪声，天亮了就来围剿，看到占来投降，占带兵上山头看被他打死的队员，然后带兵去拿我们藏起来的枪支。这些枪支是当时在飞机场仓库辛辛苦苦抢来的，因为当时占是大哥的警卫员，所以他都知道。占投降以后一直跟着兵部，由于他对苏哈多政府的功劳很大，所以他没进监牢。

二十一．三人分散了

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山头叫长凳栋逗留了一天，然后离开了，那时我才知道部队已经化整为零分散了。我们三人现在怎么办，要留在部队已经没希望了，由于阿延、阿伐两位同志都是孟加影的人，所以我们决定回孟加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已经不是队长，我要他们说了才算。阿延的人比较老实，对我还客气，可能他看到我甘愿留下和他作伴，有友情。

我们三个人有两把步枪，子弹只有九枚，我们现在只有找吃求生存，我还幻想找到群众再组织部队，因为我想起领导人说的古巴革命最先只有三支枪，结果革命胜利了。我想只要有群众我们就有希望，只要能成立部队，打响了，不怕他们一定来找我们。

我们根据方向走回孟加映，一路上遇到有吃的我们就住下来，吃完了再走。有一次我们遇到一棵树上生了很多木耳，我们吃了一个星期才走。时间对我们不重要，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很容易躲过军人的围剿，也可能军人觉得我们只是残余分子，没专来围剿我们。

我们不知走了多少天，阿延开始生病了，我坚持等阿延病好再走，不能留下他自己。几天后我们再走，我们走出大山，到了华莪的乡村打乎(Tahuk)，我们以前曾在这儿埋伏打军人，现在一片荒凉，部队没有了、群众没有了，我觉得很伤心，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失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实在想不透。

我们来到广阔的草原，以前这儿有个有钱人叫杨蒋兴养了很多牛，军人经常来这儿打牛，我们希望也能打到一条牛，或者是鹿，在大山里只能吃树心，有时在山沟里找虾，我们耐心地等到天黑，天黑鹿才出来，我们若开枪打鹿就要尽快处理，在天没亮之前就走，因为这地方无法躲藏，我们又不能和军人对打。

天黑了，鹿开始出来了，最先看到一对，后来越来越多我们开枪打最大的公鹿当场死掉，那只母的不肯走，约一百多公斤，我们赶快处理，肚肠丢了拿四腿。我们便向山里跑，在天亮前一定要跑进大山，不然就危险。

我们进了大山后才敢起火烤肉，我们一边吃一边烤，太久没吃肉，我们尽量吃，今天才觉得吃得饱，吃了一整天，晚上睡得很好，谁知到隔天三人都泻肚子，我们不管还是吃，我们把肉烤干可带走，我们的目的地是孟加影。我们又开始走，我们从打乎回仙水港没问题，但是危险性很大，白天不敢走，晚上又不知路，结果我们还是选晚上走，根据天上的星星认方向，最后走回仙水港。

我们回到仙水港最先就上苏拉民山，看见苏拉民的尸体不见了，可能甘榜人以为我们埋什么珠宝金器挖掘出来，山里尸体就会被野兽吃掉，我很生气，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阿伐说：“我们现在不是军队，不必讲纪律，我们饿得半死，我们的东西全都给人抢去，我们现在能偷就偷能抢就抢。”我没讲什么，事实上我也赞成阿伐的话。

达雅人的水稻田都有养鱼，他们等要种禾的时候才放水抓鱼，我们先帮他们把水放了抓鱼吃，看到玉米我们也采来吃，我们拆他们的茅屋来烧火，有时还能在茅屋里找到盐来吃。达雅人不敢来围我们同时也找不到我们。

这样的生活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的困难来了，我们的土油没了，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要带火种，遇到下雨就完蛋，我们想学古人的钻木取火，但不成功。为了生存，我们开始吃生的东西，有时抓到月光鸟，把头砍了肚皮剥了就吃。

我们商量要怎样才能弄到火，达雅人做工成群结队，不能下手，唯一的办法就是埠头附近的树胶园，那里可能有人割胶。他们割胶一定带土油灯，把灯绑在头上。

一个晚上我们启程到埠头，这里阿伐、阿延都很熟，我们按照沙荣路走，走进胶园，检查到有人割胶，我们就躲起来，刚好是一片凤梨地，还没结凤梨果，我们肚子饿就采凤梨心吃，第二天大清早有人来割胶，我们慢慢靠近他，到他身边就用枪指着他说：“不许动！”他吓了一跳，一直说：“不能开枪自己人。”我们听出他的口音是本地人，看清楚是阿延同乡的人，以前也是拥护我们的群众。我们向他了解部队情况，他说：“大队宋公已经完了，杨司令已经牺牲了，余下的队员和杨太太已被抓，641的连长用直升机把他们载回坤甸”他劝我们去投降，他说这位连长很好。

那天我们出埠头时，阿伐顺路跑回他老屋，屋子被烧了，但他藏起来的东西还在，他拿出一个戒指，要求老乡帮我们把戒指卖了买山里最重要的东西如火石子、土油、衣服、云南白药等，明天晚上带东西来，他答应我们，我们把他带着的头灯拿下来，叫他今天不必割胶了。

这一天我们觉得过得很长，我们提防他会带兵来抓我们，于是商量好晚上只有阿延自己见他，我和阿伐出大路站岗，看他是否有带兵。我们监视着大路，看到有一个人影拿着一包东西，等我们确定没带兵，阿延才出来见他，他计算买了多少钱，这些我们不管，我们接过东西说了声谢谢就要走，他说：“如果你们坚持不下最好出来，还能留下一条命。”我们哪里听得进去，尤其是我，我觉得我若落入敌手一定必死无疑，而我两个朋友觉得山里自由自在，谁要进监牢。我们三人照着沙荣路直接走回打烈，在打烈路我们看到一片树薯山，阿伐说：“我们几天没吃树薯的东西，现在有火了我们煮来大吃一顿。”我们刨了很多树薯，一边烤一边吃，提醒他们天快亮快走，他们说：“不是天亮了，是月亮”,我怕他们丢下我就完蛋了，不敢多言。

不幸的是我言中了，真的天亮了，听到达雅人大声叫喊还放狗去做工，这下就惨了，我们在路边，四周没有地方可躲，前面是达雅甘榜，这带只有矮矮的矮青，没办法只有在矮树丛里躲起来，我们吃了一整夜，太紧张都觉得要大便，我们知道不能大便怕给狗嗅到，但没办法我们还是大便，我们在树丛里看到达雅人一队队过去，他们过完了我们就安全了。没想到一只狗闯回来，坏了，我们坐着不敢动，希望它走开，它看到我们是生人，就一直吠，当时达雅人大喊起来紧紧把我们包围住，形势十分危险，我们不得不把我们辛辛苦苦买到的东西丢了，我们希望若脱险我们再回来找，我们从树丛里跳出来就跑，可能他们看到我们穿军装和有枪，他们不敢太接近我们,

我们想逃出沙荣路进入大山我们就有救了，但达雅人更知道路，不管我们转到哪儿都有达雅人拦着，跑到中午，他们叫兵来了，兵一直向我们开枪，我们被迫逃向一座山，阿伐在前，我在中间，阿延在后，我们只能慢慢爬，因为兵一直开枪，最后我们被围在山头，我们爬到半山，阿伐不见了，这个地方只有他熟识，他不见了剩下我和阿延，我们不熟路，我对阿延说：“你爬上山躲起来，我在这里应付他们。”我也实在走不动了，我钻进草丛中清除痕迹，我就躺下去，不久，我看见雪白的长刀在我脸上晃来晃去，我什么也没想，被发现要抓要杀随便，我已没能力反抗。一组过去了从我的脚后边走出一条路，又来一组从我头上边走出一条路，奇怪他们竟没看到我。不久我听到有对枪的声音，声音很远不是这山头，我想一定是阿伐和他们对上了。

二十二．挣扎在生死线上

我等到晚上才出来，我已经一天没吃喝，但我不敢走怕阿延他们回来找不到我，肚子实在很饿，我采了较嫩的树叶充饥，等了一个晚上他们没回来，我只好爬回树林里睡觉，我想若他们今晚没回来我被迫就走了，要去哪儿呢？我身上只有一把刀一个食盒，我决定走出坤甸路才有生存的希望。到了晚上我一个人被迫大胆地照大路走，我从打烈走出沙荣路，一直向埠头走去，走进神庙的后山，向西南走就能走出坤甸路，什么时候能走出去？那就不知道了。我慢慢向上爬，爬不动了，因为肚子太饿了，我躺下想睡觉，哪里能够睡呢，已快天亮了，我不得不尽量向上爬，我看到山南姜，我剥开来吃它的心，并装进食盒里，南姜心很辣，觉得很好吃，我爬了一天才爬到山顶，这样的情形怎么能走出连绵不断的山脉呢？我在石头上睡着了，我看到城市那边的烟火袅袅上升，好像闻到白米饭的香味。

我想这时候我父亲经常坐在厨房里吃饭，那天我要走的时候，我还到厨房叫他老人家一声，现在不知他老人家怎样，是否每天还去报到？我想睡在大石头上永远不再起来，我觉得没勇气起来，我在大石头上睡了一整天，我想了很多，我们党领导人是怎么搞的？在这么短的武装斗争就结束了？我只有两条路：第一、死在这儿，没人知道，但我父亲他老人家一定每天要去报到，这样会长期害了他。第二、出去给反动派抓，生死由苏哈多军队决定，我知道根据我的情况军人一定不会让我活。我对死不大关心，因为从我决定参加武装斗争开始，我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最后我决定走第二条路，革命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为了我的父亲和家庭负责，我死也得死在城市，让大家知道文多罗已经死了。

二十三．我被捕了

那天晚上我吃了南姜心以后就开始下山，下山很容易，难走就滚下去，到了山下我也不知道在哪里，我看到有人烧山，我就在附近找吃的，还好我找到被烧死的吃香蕉叶的螺，烧得很香，我吃了两只，比较有力气了，我什么也不怕，向着大路走，走出大路向着城市的方向走。

我不知走了多远多久，忽然从大路对面来了一群达雅青年，我也不躲他们低着头往前走，他们看到我就包围起来，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见连长，有两个青年马上抓住我两只手，拉着我走，我说不要拉我，我脚痛，其中一位把拖鞋脱了给我穿，谁知道我们走了不远又来一群达雅青年，他们走近就拔刀刺过来，他们的刀只擦身而过伤了一点，我穿两层青衣都穿了个洞，那两个抓我的青年不肯，与他们大吵，我听不懂，后来那群人走了，其中一位青年对我说：“连长有吩咐，现在战事平了不能杀人。”这两位抓我的人是民防队员。

阿延早在一个星期前就出去投降了，所以连长知道还有我这个人，他下命令要抓活的，所以这两个民兵队员才敢保护我，他们一直把我带到埠头，我看到埠头很多人出来看我，当时的情况很乱，很多人拿着枪跑来跑去，忽然有枪响，他们急忙把我带进屋里，几个人看守着，其中有一个说：“等下我们处理他。”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打我，但是我不怕，我已经出到埠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至于怎么死已经不重要了。

过了一会儿，有一辆军车来到门前，有位军人走进来说：“这个人我要带走！”我看到他们都很怕他，我知道这一定是有官职的，他把我和两个抓我的民防队员带走。隔天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去载我的是连长Mousurun，他带我去仓库问我要什么自己拿，我看到那两个民防队员拿了一辆牛车东西，高兴地满载而归。我选了一套唐山装，一条沙龙，把我破的青色衣裤换了，其他我不要，我不相信敌人会有好心的，我心里时常想起坤甸军人对我妻的污辱，我恨死他们，虽然连长对我好，但我不相信，这位连长对我说：“在抗马时期我曾跟你们杨司令一起训练，我们很要好，可惜他牺牲了，他的妻子和余下的几位我用直升机载回坤甸。”

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不过他对我的态度很好，他说：“在战场上打死人和平常打死人不一样，在战场上枪对枪，所以打死人不是我们的错。像现在你被我抓了，你没有枪我打死你是我的错。我对你们都好，我不要我们之间有仇恨，我围剿你们是上级的命令，你们投降了我就对你们好。你到山口洋是别人的事，我不要和你们结仇恨，我希望你们以后对我们子孙也要好，不要报仇，政治的事情很难讲，翻来覆去，好像以前我们一起抗马，现在我们又变成了敌人。”

这位连长很有政治头脑，他能够想得很远，当时我就不敢想得太远，我只想军人是怎样来对付我，监狱我不怕、死我也不怕，还有什么可怕呢？我逍遥自在地吃饱就睡觉，不过军人不给我太多睡觉，睡了两天以后就开始问案。

二十四．监狱生活

最先审问我的是政治部Yunus，他叫我进审案房，桌子上放了很多工具，有电鞭、铁尺等打人的工具，他叫我坐下，然后用铁尺打我两记耳光，我很生气，接着问我的名字，我没回答，问了几句我都不回答，他生气地拿起铁尺要打我，还威胁我要用电触我，我坐着不动也不回答。忽然Pak Surun走进来，，他骂Yunus说：“你审案要看对方是谁！”然后他叫审案人出去，他手里拿着收音机。他说：“今天我们不审案我们来听新闻。”新闻正广播美国十三号太空船上太空，他问我：你相信吗？我说：相信。接着他拿出一本《毛泽东选集》，他问：“这本书是你读的吗？”因书里有我们的订婚像，不能不承认。他说：“你能读这本书，你不是普通队员，你是坤甸人，你不能说你是难民。你不承认你是文多罗没关系，等下我叫你的部下来，我叫你先离开一星期的同志来见你。”

他叫阿延来，他的头发剪得很整齐，衣服穿得很好，我差点认不出是他，我说：“这位不像是我的朋友。”他说：“没关系，我再叫一位。”他就叫阿山，这个小鬼，以前在山里我经常叫他去探兵的情况，他走过来我也不管他。他说：“文多罗，这位双银星人很好，他对我们很好。”我只听着不回答。双银星又说“你不承认，还有一位你不得不承认，她煮饭给你吃的。”过了一会，阿尤跑了过来，可能他还在工作，被叫过来也还不知道我被抓，他对双银星很随便，不像扣留人，他先叫Pak Surun然后看到我，马上跑过来抱着我一直哭：“文多罗，我们听到你死了，原来还活着。”我没回答他，我奇怪他们对军人怎么这种态度？好像不是扣留人。他们三人被叫出去，Pak Surun对我说：“这里扣留很多你的群众，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吃，你从这窗门看下去正在工作的都是，他们大多数没参加部队，但是全部被抓来，我又不敢放他们，我不敢负责后果，假如你承认你是领导人，你敢承担责任，我会把一部分没关系的人放掉。”

我想了很久，他也很耐心地等我想，我想我出来的目的就是要死在外面，让军人知道可救我的家庭，对于我的案件轻重我不在乎，假如我死了能救人我也心甘情愿，就是怕他骗我，我想我不承认也不可能，因为很多人能证明我。结果我承认我是文多罗。双银星听到我承认他很高兴，他说：“你在山口洋要小心。”我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了，已把我的事情做成案件，只等我承认签名。他们根本不必审问，我承认我是文多罗，我签名。过了两天我被一小金星、两个士兵载到山口洋，一路上他们很小心，枪口没离开我，一直到Samalantan离山口洋不远才下来休息吃东西。双银星叫我尽管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在监狱里很苦。到了山口洋先到宪兵部，有很多政治犯，但他们没有被锁在房里，有北加的同伴走过来看我，双银星叫他：“Batu,你的同伴脚肿你跟他针灸。”后来Batu没有和我针灸我也没要求他。我自己一个人被锁进一间房间里，一位老人走过来看到我说：“你就是文多罗，我给你们害死，我请兵喝酒你们半路打死他们。害得我的屋子被烧还被抓来禁。”我不敢回答他，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杨蒋兴，真的是给我们害苦了。

二十五．监狱里的斗争

我每天都被审问，白天宪兵部晚上侦探部，有一天，1969年8月8日，我看到宪兵部很乱，很多人来来去去，我想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想问人，出入的政治犯没有一个敢和我说话。我站在窗门一直看，有位跟我说：“监狱发生暴动，你睡觉吧。”我想监狱暴动是不是有人来救我们，我平时一直幻想有人来救我。

隔天我才知道不是暴动，原来是监狱的朋友和民事犯人打架。民事犯打关在门外的发兄，发兄和他们打架，但他们人多，发兄的头被打破，流很多血，关在房里的难友大家同心协力闯开房门救发兄，监狱的公务员就呈报宪兵部说政治犯暴动，宪兵部要求军部出兵。闹得满城风雨，难友们晚上都被绳子绑着，调查清楚以后才解开。

当天晚上宪兵部的监长和一个便服来和我谈话，他问了我的名字就说：“你们这些人很傻，在坤甸吃好、穿好、睡好，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害得这些人变成难民。中国有来帮助你们吗？有来给你们吃吗？还是政府给你们吃，你们怎么打得赢政府？”我是败兵当然没话好说，但是我还要为我们辩护。我说：“我们是被迫才进山，因为我们在坤甸你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我就曾经被你们抓进监狱打得半死，我们是为了自卫才反对政府。”我顺便问他的名字，当时监狱长就要打我，我不怕我反问他：“为什么打我，他问我的名字我反问他，有什么错？”监狱长骂我：“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敢问宪兵长什么名字？”我说：“他没穿军装，我不知道他是宪兵长，谁叫他先来问我？”我被抓已经准备死，我理直气壮，我觉得我没错，我谁也不怕，结果他自己说：“我是山口洋的宪兵长，叫Harsono。”他转过头对监长说：“这个人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不能动他！”然后他就出去了。

我想这位宪兵长来看我，可能和监狱里的动乱有关系，他们可能认为抓我这个人会影响监狱的同志，这个监狱很坚固，是荷兰殖民时期做的，不曾给人破坏过，现在给我们的同志闯开，从监狱的历史是没有过的事。从敌人的政治头脑来想，他们不相信因为打架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政治犯，他们可能怀疑里面一定有人在领导。

我在宪兵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日夜反复地审问，我的原则是不要害人，其他事情我都承认，然后我被关进监狱。我第一步踏进监狱，有位难友开口骂我：“文多罗你为什么不死，你来了我们监狱会“浮”起来。”我听不懂是什么意思，以后我才知道这位难友叫木清，以前是我们的群众，这些群众都不承认和我们有关系，假如我死了他们就能安心，他说监狱会浮起来意思是他们会感到很害怕，他们怕我作证，以前他们不承认，若我作证他们参加部队，他们会被打死。他们说坤甸人做坏蛋到处抓人，本来有几个人锦标、泽光、阿海叛变以后去抓人，我们的群众他知道的都被抓走，我进了监狱才知道这些事情，有一个叫阿武的还帮助审案打人，我想坤甸人并不是全坏，山口洋不是也有坏的吗？个别坏的一定有，但有很多朋友都为革命奉献了他们的生命，我是坤甸人，我一定要做好给他们看。我进了B房，他们不要给我地方睡，我被迫睡在尿桶旁，很脏很臭，我没办法。有一天一位难友金水半夜泻肚子，跑到尿桶边，把我喷得满身是粪，我没骂他，我擦了后再睡。全房的难友时常提这件事来嘲笑我，我也不理他们。

在房里有两位难友叫发昌兄和辉兄，他们虽不认识我但知道我山里的事，他们很同情我，他们给我水斗还扛水给我用，因为他们能出去拿水。发热水的难友他们故意淋我的手，发饭时把饭用木棍削减，监狱的饭本来很少，被削减只剩不到十汤匙。发昌兄和辉兄每当他们家属寄东西他们时常给我吃，我非常感谢他们。

对我不好的难友其实都是以前最好的群众，他们对我失去信心变成恨我，我不怪他们，我希望做个榜样给他们看。

二十六．我重新得到信任

我在监狱两个月，难友们开始对我有好感，1969年10月份晚上，忽然有军车要载我出去，我觉得不妙，难友们有的说：“可能要载到长沙坝枪毙。”有的要和我装衣服，我说：“不用带衣服。”

我被带去宪兵部直接进审问厅，宪兵Suparin正在审问一个人，我看清原来是阿勇，审问官问我你认识他吗？我说：“认识。”他说：“你们坤甸是一起来山口洋的吗？”我说：“是。”他问：“你在山口洋过夜吗？”我说：“没有。”审问官生气了，他说：“你们是怎么搞得，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哪个对。”我比阿勇先抓，我的案已定，宪兵要证明这些人是否有收留我们过夜，我告诉阿勇，我不能翻案只有你翻案，同时我们不能害人。结果阿勇翻案说：“因为在警察局被打，没办法我就乱讲。”Suparin听了很生气，他拿桌子上的三角树打了我们几下。

我被关在小房里，叫被抓的男女二十多个从我房间门走过，Suparin强迫我认有没有认识的，我根本不认识他们，他生气地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他说：“你进去再看看有没有认识的。”过了一会儿他把我放出来，一样没有收获。查案的对我说：“文多罗，你不帮助政府你永远不会自由。”我才不管他呢，我本来就不想自由，他可能想把我禁在小房我会怕。其实宪兵部的小房比监狱的尿桶旁睡觉好得多了，没人歧视我，打扰我，我每天除了起来吃饭就一直睡觉，以前在山里睡觉担心受怕，现在吃饭睡觉都有人看守，不必担心。

过了两天被阿勇带兵抓来两个老人，宪兵部没空房间，就把一个老人让他和我一起住，他是Luban人叫蔡礼，卖火药给山里人被抓。这位老人很好，每天他家里送两次饭，他一定给我吃，晚上我们讲故事，他谈他的家庭，他有两个女儿被Kodim抓去，不管他们怎么拷打她们都没承认，最后被释放了。他说：“你自由一定要找我，在我的家乡你说我的名字谁都知道。假如我死掉你就去找我的孩子玩也好。”我安慰他说：“我一定找你。”不久他自由了，他说：“过年出红毛丹我叫孩子送来。”我说：“你不能寄东西给我，我一定收不到。”其实我是怕连累他，因为我是政治犯。

第二次在宪兵部禁了一个多月，我又被载回监狱，这次我再进监狱情形就不同了，难友们对我很好，他们在床上让出一个位子给我睡觉，我从此不必睡在尿桶边。从这两三个月的行动，难友们已相信我不会害他们。我知道因为有几个坤甸人的错误，所以他们对我有成见，我能原谅她们，现在一切误会已云消雾散。

每个星期难友们家属有来接见，他们都分给我一点吃的，甚至我比有接见的难友家里寄的东西还多，我心里很受感动，我想他们为革命牺牲了很多，甚至家破人亡，现在在监狱里受苦，我实在对不起这些群众，我们要永远记得这些事，这是苏哈多政府对我们华族迫害的最残酷的历史。

1970年某个月，我忘了日期，发饭的时候我拿着盘走出去，忽然看到外面很乱，大家都不拿饭，倒了一地的空心菜、豆浆水，大家都喊不吃这些东西，要求改善伙食，带饭来的难友马上报告，监狱长带了几个士兵，叫大家排好队，监狱长问：“谁倒了菜，为什么不要吃？”有几个说：“天天吃空心菜脚会肿。”监狱长说：“是谁脚肿的站出来！”当时有几位难友站出去，谁知道监狱长一人踢一脚，难友们痛得大叫，监狱长说：“还会痛不是肿，是胖！”他又问：“豆浆为什么倒掉？”有一位难友不熟印尼语，他说：“豆浆里有蛇。”他把虫说成蛇，大家大笑。监狱长很生气，他说：“豆浆很有维他命，谁说有蛇？把他抓出来给我看，你们的菜钱只有15盾，叫我怎样处理，你们谁来处理？”我看到没有人敢应他，又一直追问，我回答他说：“假如不能处理就发钱。”监狱长说：“谁说的站出来。”我就站出去，他大骂我说：“原来是你，你没进监狱，监狱里没发生事情。你一进监狱连连发生事情，一定是你唆使的。”他立刻拿出一张15盾一张10盾和一张5盾的纸币叫我吃，他大骂：“你们在监狱能用钱吗？现在我给你钱你吃！”顺手打了我两记耳光，我接过他的纸币就吃，不过我没吞进肚子，他打了我以后就去大骂难友们，我趁他大骂难友的机会就吐掉。

自从发生这件事后，难友们对我特别好，我重新得到同志们的信任。不久我得到坤甸亲人通过难友寄来的东西，我得到这些食品以后，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健康，当局看到我在监狱里时常有事情发生，他们就计划把我们这些认为是捣乱分子载来坤甸。1970年6月我们50位被列为A案的政治犯被载来坤甸。

那天早上，我们难友的亲属都集中在宪兵部，很多亲属都在哭，他们和家属告别，这些家属都很穷，没可能来坤甸看望，他们都知道这次离别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谣传说我们这批A案的人被载到坤甸是没有活的机会了。难友们听了这些传说就直接问监狱长，载我们去坤甸做什么？：“监狱长说载你们去坤甸砍树锯木材，以后你们可以寄钱回家。”他也向家属们说：“不必哭，他们不是去死，是去赚钱。”我们的车出发了，最初大家心情很沉重，不知谁先开始唱歌，大家跟着唱，起初那些守卫的兵很紧张，后来看到我们没什么行动，他们才安心。

我看到从山口洋开始一路上不远处就有兵站岗，一百四十多公里路程都站满了兵。车开得很快，尤其到了新埠头码头，路两边士兵非常多。我们出了山口洋就没唱歌了，大家心情都很不好，可能只有我很激动，在山口洋我没想到家，现在载来坤甸，就想到父母弟妹们，不知她们可好？不知我的家是否还在？我在监狱里一直做梦回家，总是走不到，时常做恶梦，经常梦见我骑脚踏车去我妻青的家，但是越骑越远，总是骑不到。在我的心灵只有两个家给我的负担最重，我一直觉得我害了他们，我很对不起这两个家。

二十七、我自由了

我们50位难友被载到坤甸Sungai Raya集中营，到了大家排好队，点了名作了一定的仪式，把我们移交给坤甸集中营管理，山口洋的监狱长特别对我说：“你在Sungai Raya要特别小心，不能像山口洋一样。“我那个时候，即使去到哪里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没有希望自由了！

1970年，50位被列为A案的被载来坤甸后，其他难友到菜园工作，只有我和一位砂拉越难友两个人不能出去工作。

一年后，由于树厂很需要工人，厂方通过关系向集中营要工人做树，坤甸监狱长就把一些健康的青年，不分案件轻重，把我们老一批扣留犯分配出去砍树锯木，最先是秋平带工，难友们做得半死没得到工钱，后来有人向监狱长提议叫我带工，最初40位以后增加到80位，我们做得很有成绩，还能寄钱回家。我们做了18个月，直到换司令我们才被调回集中营。

新监狱长上任后，有人向他呈报说我的案件不平常，结果他重新查我的案件，我因案件严重，就把我关进A房，从此我就不能出去工作，一直到1979年开庭，我被判11年徒刑、王明13年、陈武侠16年，我们于1980年1月5日被载进坤甸大监狱。我除了扣留期10年4个月，在大监狱里施行徒刑8个月后，于1980年7月23日正式自由了！

写于2004年7月3日

法庭上的文多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