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加风云| 血泪篇

林世芳 2025-05-07 来源:乌有之乡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苏哈多政权大肄追捕进步人士，白天深夜都有人被捕入狱，并强行酷打逼口供，有的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人，为了个人报复，只戴个莫须有的罪名就能在完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丧失生命，不必通过法庭的审判就能随意执行枪决，就是普通军人、民警、普通人都有如此惨无人道的权利。

蓬佛村枪杀案

（1966年）

距离坤甸市十八公里路的蓬佛Punggur乡村，这里华人和印尼其他友族几十年来友好相处，不曾有过纠纷。华人或印尼友族族群大都是农民，以种果子树（尤其是鲁姑果很出名）、椰子树、收椰干、做椰油、种稻、割树胶等为生。一小部分做杂货生意，大家的生活都还过得去。

1965年‘九卅事件’发生后这里的情形可不同了，像其他地方一样，整个蓬佛农村笼罩着阴森森的气氛，大家的心情都很不好。

阿南是做土油生意的，他在船上卖土油为生，为人正直。有一天他家来了一群青衣，把他妈妈逮到地方警署，这老人根本是完全不知情的农村妇女，青衣硬诬告她是印共分子，然后在阿南做生意的地方逮捕了他，把他母子押上一辆军车，在车上青衣逼他妈妈承认阿南是她儿子，也是印共分子，他妈妈为了维护孩子，不承认是她的孩子，这群青衣也叫阿南承认，但阿南也不承认这是他妈妈，。

青衣便现出魔形，要阿南拿出一笔钱来抵罪，他只是做小小的生意，哪来的一笔钱？结果青衣当着阿南的面前，开枪打死了他的妈妈。把她埋在Kalimat沟sagu树旁边的浅泥下。几天后在这一带被杀害的尸体因草草埋得太浅，被河水冲出来，在河床上浮起五具被枪杀的尸体。其名字是：Usman,Dani,Abdulah bukit,Sandi和其中一具就是阿南的妈妈。

根据阿鸿、阿奇向编者的讲述记录

横屏山的活阎王

（1966年）

山口洋百富院(Pakkucing)附近有一座山叫横屏山，这里有个当地驻扎的警官是杀人不见血的屠夫，沿海一带的人称他为“活阎王”。军警办事处就设在横屏山路口，附近军人从各地抓到的一些政治犯、嫌疑犯一旦交给他，等于判了死刑。

在杀人之前，经常把屠刀交给政府军办事处隔壁的名叫房客的一个华人农民，命令他把刀磨得锋利，第二天“活阎王”便驾驶汽车，把犯人载到一公里外山脚下的一个炭窑附近，把要杀的人拉到一株树干上绑着，然后在那里把活生生的人当活靶，不是练镖刀，就是练短枪或干脆把人头砍下。

据当地的人民称，被他砍下的人头不止百个，横屏山一带居民一提起横屏山“活阎王”，无不毛骨悚然，脸变色。

根据阿强及其它了解的人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印尼西加省华人惨遭屠杀的史实

马云、伯拉地大屠杀的追述

（1967年）

永和

前言

在西加里曼丹省长大或居住过的中年华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在1967年间苏哈托政权借口清剿印共，和砂拉越北加人民军(Paraku)，在西加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抢、杀、烧”针对西加主要是三发县华人的血腥罪行，即所谓达雅克人“红头事件”。华人社会上传说马云(Majun) 村的全部华人全都被杀光，近四十年来，只是听说完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最近笔者有幸遇上当时身历其境屠刀下余生的兄妹，妹妹已五十多岁，当事件发生时她还是十二岁的黄毛Y头，但她记性特好，把三十多年前的惨痛往事说得很详尽，笔者录下以飨读者。

一、世外桃源

马云村在发生“红头事件”时属三发县孟加影镇(Bengkayang)，地处内地深山穷乡僻壤处，由孟加影乘搭开往华莪(Sanggau ledo)汽车先到达约四、五公里的沙戎村(Sajung)，这里下车后，从右边的橡胶林羊肠小径步行四个多小时约二十公里路程才能到达马云村，这种山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走，因为除了橡胶园便是原始森林，地上没有什么路迹可寻，全凭直觉在密林中行走，但已习惯的村民很少迷路或走错方向，都能按时抵达村里。

马云村中心是华人集聚地，四五十户人家，他们有的是三代侨生，有的更早期。华人除部分经商外都是务农，几乎家家都有树胶园、胡椒园，生活过得不错，虽住在深山密林，马云村的华人相当重视中国传统教育与文化，在二战结束后，跟西加所有城镇一样也办中华小学，从外地聘来教师教导学龄儿童。

马云村附近有马来由人居住，人数不多，还不及华人的一半，达雅克人聚居在密林深处，从来不曾发生过纷争，政府也没在村里设什么机关或驻扎军警。

距离马云村最近的是伯拉地(Pelati)村要到那边最近的也要步行四个小时的路程。伯拉地村的华人比马云村更少，他们集聚在村边街两旁，两列有二十多间店屋，他们住在这里也有上百年历史，多数开小店。村里生活情况跟马云一样.村背后有一条小河，直通到万那河(S.Landak)，属万那(Ngabang)镇管辖，伯拉地村的商品全在万那镇采购，土产也卖到万那镇。运输靠水路，陆路通到拉力士村，(Darit)，步行约四个小时的路程。住在三发河与兰达河最上游密林深处，此地居民讯息极闭塞，他们也懒得闻问外间的事，日子恬静安详，好似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二、我的家庭

我家十口人，曾祖父从中国南来以后便定居在伯拉地村。我有兄弟八人，大哥大姐，我是老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父亲是村中最富有的，拥有全村唯一的一艘舯舡是通往万那镇唯一水上交通运输工具。

村里没有华文学校，所以大哥在十一岁便送到拉力士村读书，寄宿在刘伯伯的家，两年后转到孟加影镇中华小学。我们女孩没机会读书，大姐嫁到外地去，大哥在外求学，喜欢参加社团活动，九卅事件后，曾寄宿我家的一位警察从万那镇带来一张命令书要大哥到警局报到，他本意是来拘捕大哥，但他念恩下不了手，他对大哥说：“你明天跟我去万那镇警局，带替换衣服和蚊帐，这一去可能就不再回来了。”大哥理解他的意思，半夜便告别父母前往华莪参加游击队去了。

三、灾难前诡计

1967年5月间已听说7月15日边区就要宣布为禁区，不准华人居住。马云和伯拉地两村因与外界隔膜，只听到外面很乱到处杀人，想离开但走到哪儿？大家拿不定主意，正在人心惶恐之际，大魔鬼出现了。

这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是住在拉力士村的警察队队长，他知道马云的村民没官员去处理，便带几名手下走八小时的路来到马云村，他们来到学校便命令村长通知全村华人家长来到学校集合，J队长向大家说：“现在外面非常混乱，尤其是孟加影通往华莪的路上，很危险，你们不能从那个方向出去，性命不保。今天我从老远特地赶来，想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疏散到安全的地方，然后从伯拉地到拉力士再搭车到松伯港，这样才安全。你们回家后再倒回来集合，由我们保护你们。”听了队长的讲话，大家松了一口气，各自回家收拾，很快地全村三百多名已集合到学校。J队长宣布：“从这里出发路途相当遥远，而随时可能遇上危险，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带的金饰品最好由我保管，你们各人写好名字放到桌上那只军用袋，到了松伯港安置好后再交还给你们。”

在紧急逃命的时刻，大家已六神无主，没考虑J队长这样做有什么企图，没想到见财起歹心应警惕的古训，大家没戒心想尽快离开，都根据J队长的吩咐照办，把金饰品放进军用袋。

一切办妥后，J队长拿起军用袋率领大家出发。傍晚时分，伯拉地村突然来了三百多位马云的难民，J队长命令伯拉地村的华人把两列屋的墙壁拆开，变成通透长屋，大家混合住在一起。

四、阴险残酷的屠杀

J队长让马云来的难民在伯拉地村休息三天，完全没有动身的迹象，村里的米粮已不够。一看情况不对，村民去见J队长询问何时再起程，他装出安详的样子对大家说：“从拉力士传来的消息很不好，若数百名一起出去危险性很大，我想出一个办法，为避免在村里缺粮，你们有相熟的达雅族朋友吗？你们写上他们的名字和乡村名，我带你们到那儿暂住。等上司增加警员来才走。“

大家觉得也是好办法，大家土生土长都有不少各族的朋友，于是便写上名字交给J队长。然后他说：“明天晚上我带你们出去，白天行动不便。你们做好准备随时叫随时走。”第二天晚上近子夜时分，J队长果然带了持长刀的四五个年轻甘榜人，点了十多个人出去，一半是孩子。第二天早上J队长和他助手才回村，他告诉大家一切顺利，所到的甘榜人也乐意收留他们，就这样连续带了大约一百多人，大家对J队长感恩不尽。

到了第八个晚上，他的助手中有一位良知发现，向村民披露真相，大家听了晴天霹雳，多可怕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原来J队长是阴险残酷的刽子手，他从远处招来暴徒，叫他们根据命令照办，就能得到很多钱财。我们华族同胞如羔羊走上屠宰场。走到伯拉地村外全是原始森林的深处，J队长一声暗号发出后，冷血杀手便手起刀落把华族村民大小不留全部砍杀，然后抢死难华人所携带的财物，一连七个晚上以同样方式屠杀华人，呜呼哀哉！无辜的海外炎黄子孙，连在襁褓中的婴儿全遭屠杀，身首异处。弃骨原始森林任野兽吞噬，悲剧悲剧！华族村民听了后，虽然满腔怒火却不思报仇雪恨合力把J队长杀掉祭亲人亡魂，却压住悲愤还低声下气对J队长说不再跟他走，大家决定到朋友家暂住下来，J队长立刻警觉到他分批屠杀的计划已被识破，他即刻离开到附近村庄召集更多的暴徒，他准备把留下的两村华人全部杀光。

父亲本来没这么悲观，开始时还坚持不走，到了马云同胞被分批带出去杀害后，才觉得事态严重，在J队长离开伯拉地村后的当天晚上，爸爸悄悄的带了我们一家到河边，他要用舯舡带我们马上离开地狱，到了河边舯舡不见了，马来由村民告诉爸爸，前一个晚上姨父带孩子偷船逃了。（也许是报应，他到达坤甸后第三天突然发病身亡）逃生的希望破灭后，我们垂头丧气地回家。J队长交待手下刽子手守住通往拉力士村的森林地带。

父亲还很镇定，叫我们围坐在一起，对我说：“小娟，大概是命中注定吧，你们是小孩也许还有机会逃出去，爸妈可能会被杀害，记住你最大，到时你带三个会跑的弟弟逃出去找你的大哥大姐，把情形告诉他们，我们村四百多人就要被屠杀了，大家死不瞑目。“当时我十一岁，但对爸爸的遗言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我还记得当时我没哭。

五、凶神恶煞，惨绝人寰的屠杀

当华人村民拒绝分批到内地村庄后，J队长交待手下刽子手守住通往拉力士村的森林地带，大家有预感这大魔头一定去广招暴徒，两天的时间大家都麻木地呆坐着等待死，第三天传来噩耗，J队长不知从何处带来数十个头缠红头凶恶的暴徒，他们住扎在村外，夜来临了，乡村四周燃烧起熊熊烈火，同时传来狼嚎般的叫声，大屠杀就要开始了。村民这才绝望惊恐地号啕大哭。J队长交待手下刽子手守住通往拉力士村的森林地带。

这时爸爸拉着我的手严肃地一字一句交待我：“小娟，这里你最大，要坚强的把三个弟弟带出去，不可以走失，你们一定要活下去，顺着小河边走，去找村长，他一定会救你们，记得去找你大哥，把今晚两村唐人的事告诉他。“爸爸叫三个弟弟跟着我，像下命令说声：“快走！”在生离死别的刹那，我没哭，只是含着眼泪绝望地直瞪着妈妈，叫了声：“爸，妈……”再也说不出什么，这是我最后一次叫爸妈了。

我牵了惊恐的三个弟弟的手，朝河边草丛中跑去，我没照爸爸的吩咐立刻带三个弟弟去找村长，我先把弟弟藏在草丛里掩盖好，我交代他们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可伸出头，不让他们亲眼看到我的亲人是怎样死的。我独自爬到河岸一个较高的土坡上，躲在树木后向村里张望。我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永远也忘不了我亲眼看到的野蛮残酷暴行，一场大屠杀在我眼前进行。我咬着嘴唇，几乎唇破流血，胸中沸腾着满腔怒火与仇恨。

就在我带了弟弟逃到小河边后不久，四周起了烈火，J队长头缠红巾，率领缠红头的暴徒冲入村中，村里的唐人全躲到屋里，门户紧闭，暴徒把门踢开，命令所有华人走出屋外，全蹲坐在村路中间，J队长一声命令，失去人性的暴徒边狂叫边挥动长刀，惊天动地的哀叫求饶声不绝于耳，我咬紧牙根。我亲眼看到我的亲人和同胞弟兄被砍杀后身首异处，血流满地。屠杀完了便争先恐后地抢劫，最后放火烧我们的屋子。我一直看到他们背着“战利品”扬长而去，才惊醒过来，带着三个弟弟沿河爬行。村里火光还照得通明。

附：

编者亲自拜访红至樽，他老人家已经七十多岁了，带着内心伤痕和多病的身体，他希望我把事实真相让越多人知道越好。

他叙述了当发生红头事件时，他的汽车经常被租用，去载被驱赶下来或逃难的难民，当时千万个难民涌进山口洋。他问正在等待发落的难民有关马云的情况，他们指向蹲着的一位说：“那位就是从伯拉地村来的难民，你可问他，他是马云、伯拉地村的见证者”。红至撙走过去，伯拉地村的年轻难民与他谈起有关他死里逃生的经过：“我们伯拉地全村几百位被集中在一起，指挥者是当地署长，被集中的男人双手被绑着，然后屠夫大声叫喊，手拿利刀一个个砍头，轮到我的时候，他们在我头上砍了一刀，不知是不是我继母绑在我手臂上的符头救了我，当我清醒的时候，堆满尸体，我摸了摸头，发现我的头还在，我赶快逃出血海。你看我的颈项还流血，伤痕还未好。”

红至樽对我说：“我检查了他的伤口，真的，他颈上的刀痕还有血迹。”

西加打猎镇惨案逃难记

（1967年）

作者：永和

1967年西加“红头事件”发生后，到处都传说打猎镇(Senakin)与麻云(Majun)的居民一样，被达雅族暴民残杀光。事实并非如此，我是全镇最后逃离打猎镇的一小股华人之一，如今让我追述当时的情况，让大家知晓。

打猎镇属坤甸县管辖，位于松伯港(Sei.Pinyu)到万那(Ngabang)之间。该镇就坐落在省公路的两旁，共约一百多间店屋，交通便利，镇中间的店屋住的全是华人。1958年前建有一间中华小学，1958年后改为私立民族学校，但下午还教授中文，直到1966年九卅事变后被印尼政府接管，华文课程遭禁止。

中央政府发生事变后，地方的治安也发生动乱，于是镇里的军署长指挥官HNF少尉，在村里组织了一支民防队。因为居民全是华人，所以民防队的成员都是华族青年。到了1967年治安更加混乱，到处都发生抢劫事件，于是HNF少尉就发放真枪实弹给民防队，训令他们若有暴民欲进村抢夺时，可鸣枪吓退之。过后确有几次暴民要攻入镇里来，都被民防队开枪吓退，总算暂时保住了。

可是在同年7月中旬，坤甸县长与县级军官一起到打猎镇，对HNF少尉作了一顿训话，当这两位长官离去后，HNF少尉垂头丧气地把一些有地位的华人叫去他的办事处，他告诉大家：“民防队的枪械应立即交回军署，希望大家回去收拾贵重物品撤往松伯港。”当大家散去转告这个通知时，全镇陷入一片紧张混乱状态。我因不想撤离，便悄悄问HNF少尉为什么会这样，他透露说，刚才县指挥官来骂我，他说这次西加北海岸甘榜人的抢劫和驱赶华人是中央政府的决策，并命令各地各级军署军人要配合与协助。HNF少尉的行动可能会遭来撤职的下场呢，要想保住军职，必须马上按照上级指示行动。“我实在没有办法呀！”他如此说。

幸亏镇里停放着十辆修路用的卡车，于是HNF少尉下令用这些卡车把居民运走。居民带了简单包袱把十辆车挤得满满的。开车时原计划载到坤甸收容所，可是车抵松伯港时，即遭军事掌权者强行押到荣戛，再转用舯舡载到荒无人烟的日本沟，日本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占领西加辟为集中营的地方，遍地沼泽，交通不便，可说是与外界隔绝的荒地。这六百多名打猎镇华人就被安置在那边，命令他们自己斩树枝自搭遮风雨的茅舍，后来在这里饿死病死的超过刚来人数的一半。

在打猎镇大疏散时，还有二十多位顽固的人不肯走，誓死守护家园，可是在两天之后数百名暴徒涌来抢劫，还留下的华人见大势已去，便决定马上离开。当时一位姓丘的居民建议大家走山路，避免在路上遇到由陆军怂恿凶性发作的暴民，但大家认为时间已是晚上了，沿着公路走该不会有问题吧。姓丘的只好一个人走山路。其余的走公路。第二天姓丘的已抵达松伯港并等了一个礼拜，却没有见到他们来，肯定他们在路上已遭暴民屠杀了。

我和三位朋友，因为有其他任务在身，还坚持留在打猎镇寄住在一位达雅克青年家中。后来有人向军队告密，我们连夜逃走，第二天那位达雅克青年被拘押了。“红头事件”，打猎镇华人几乎被杀光，至今也还有人这么说，我只好执笔忆述当年的经历以澄清这段历史。其实当年打猎镇的华人被杀害的只二十多人，倒是在日本沟所谓收容处，饿死病死的超过三百人。

西加三发县亭大阪村Timtapan屠杀案

（1968年）

三发县(Sambas)属下有一个小村庄叫亭打板(Timtapan)，村里大多数是马来族人，华人只有几间罢了，农村的屋子，隔好远才一家，马来人以割树胶为生，华人有的从商，有的也割胶。

刘克鸿和妻子郭妙英住在河边做收胶汁生意，当地居民把割好的树胶汁卖给他，他收集后把树胶汁放些化学原料使树胶汁凝结，再碾成一块块，干后就可出卖给附近市镇树胶商。他们一家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做生意，村里人和他们的关系很好，他们虽不同种族但都能和平相处，安居乐业，他们有五个孩子，大女儿郭良芳21岁，二女儿20岁，第三的男孩18岁，第四女儿5岁，最小的只3岁，除了第三的男孩外全是女孩，生活过得很美满。

他们一般上无事不出门，孩子们读书因要划船去卡陵(Galing) 小镇很远，要去斯古拉(Sekura)市镇更远，家里收胶又很忙，所以他们都在当地就读。家里还有一个刘克鸿的哥哥刘锡鸿，他的孩子在新加坡工作，一直催他去，他也决定在极短期内出发去新加坡了。

在他屋子后边住着一位高大的退伍军人，经常和当地军警到郭妙英家突击检查。有一天刘克鸿卖树胶拿回很多钱，军警知道了便去他家，说：“这儿发现有印共，他们是坏分子，每到一处都烧杀抢，你们离市区很远，很难保护你们，限你们两个星期内必须搬家。”

刘克鸿怕发生事情，于是赶快去比较近的卡陵镇找屋子，又碰到了这军警，他满脸奸笑地对刘克鸿说：“你们可以不用搬家了，只要你们拿出一笔钱来就行了。”他和妻子商量若要拿出这一大笔钱很不值得，又怕得罪了军人，便想搬到远离这军人的三发去。于是刘克鸿到三发找租屋，就在三发亲戚家住宿。

1968年的一个夜晚，刘克鸿不在家，他家本来有十多个工人住宿，但那一晚没有一个工人回来，他们也没怀疑这是事件的前提，可能有意疏散印尼友族工人。

半夜两点有人敲门，郭妙英从门缝看到有一个军警和屋后的退伍军人，便赶快开门让他们进来坐下，然后泡咖啡给他们喝。军警伸手向妙英讨钱，妙英说没这么多钱，军警就大发脾气，把他们全家人用绳子捆了起来塞住嘴，拖到小汽船上，载到对面一片漆黑的河边。

其中有一个塞着嘴的女孩的布脱掉了，她立刻张开口大喊救命。附近有马来人捕鱼，听到救命的喊叫声不知发生什么事，便划船想过来救他们，军警举枪叫他们走开，再前进就开枪，马来人听到威胁声才知道是军人就吓跑了。在黑暗中军人像疯一般胡乱砍，他的伯父刘锡鸿胸口中了一刀，绑着的绳子也砍断了，他知道自己受伤很重逃不了，他马上解开旁边男孩的绳子。这时军警一个个地把人拉到船沿就砍，然后把人推进水里，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刺破漆黑的天空。刘锡鸿乘被砍下落水在咚咚的混乱声中，把18岁的侄儿推进水里，他游到岸上躲了起来。刽子手边杀边数，杀完了，他知道少了一个，打开手电筒在黑暗的岸边寻找了一阵，结果没找到便走了。家里还有一个在摇篮里的3岁小妹妹，已经被友族抱走了，幸免了一场灾难，听说后来军警还到回克鸿家察看。

这18岁的男孩因为少出门，因此走不出家乡的路，第二天他又游回村里。他没回家，因为他知道跟军警一起屠杀他们一家的是他们屋后的退伍军人，他跑到村长家，村长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一个好心的马来族友人去卡陵镇找到他的亲戚，亲戚用小汽船驶到村长家，见到这位幸存者。这位男孩还活着的消息，传到卡陵镇军警处，于是他马上发出戒严的命令，谁都不准出入。这军警来到村长家，连同这位克鸿的亲人一起，把两人带到卡陵镇锁进扣留所。

刘克鸿听到他家发生的血案，想回家看个究竟，找回一家人的尸体，他还不知道儿子已被监禁在警局。当他经过卡陵镇码头上船回亭打板的时候，被杀人凶手军警看见了。他跑过去从背后用铁链敲打刘克鸿的头，他马上晕倒了，被这军警拖到扣留所，把他和他儿子及亲戚三人监禁在一个狱房。没人知道在警局监禁着三个华人。

杀人案这件事引起了斯古拉华族的不满，他们到区长那儿要求村长调查这件血案。区长不得不去卡陵镇调查，释放了他的亲戚，就是不放他们父子俩，说为了保护他们，把父子俩解到斯古拉监狱。斯古拉人知道后马上送饭给他们吃，但是第二天他们再去送饭的时候，父子俩又不见了。他们虽是华族，但也是我们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同胞血肉啊，他们的灾难就是印尼民族的灾难。于是斯古拉人到处去找，结果才知道他们已被监禁在三发市。

三十多个亭打板和卡陵镇的马来人联合上诉到三发市，内容是：“刘克鸿父子俩是好人，要求释放他们。”这里表现了我们友族马来人反对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暴行，他们勇敢地维护无辜软弱无助的华族，但是上诉书被压下，再把他们两个人从三发市带走，这次的失踪就一直找不到线索。

两个月以后，斯古拉人找到汶岛宜监狱，因为听说这里被监禁的人也很多被杀害了。他们探问监狱的人，“犯人”说有这么两个人，但前几天已被带出去杀害了，杀害后父子俩的尸首被丢进海里。

亭打板事件发生后，尸体浮到卡陵镇，斯古拉华人出动去收尸体，全市区的华人走出家门，很多人见证了尸体肢离腿断目不忍睹的情况。先捡到母女的尸体，都缺手缺脚，肚肠流出来。一个被杀的最小女孩才四岁，他们的双手全被绑着。几天以后刘锡鸿没头的尸体才浮上来，他的头却一直找不到。警察怕华人反抗，于是便威胁大家回家，不可在路上站，但是激怒的人群都不管了，他们站在街上，久久不散，这是一种无形的反抗，大家敢怒不敢言。刘克鸿一家被杀后，他村里的华人全部连夜逃走了，不然命运也将遭同样下场。

刘克鸿一家八口人，莫名其妙地被苏哈多手下派来执行任务的军人屠杀了。虽然我们友族极力维护和提出上诉，但是当时是在法西斯政权下最残暴、最黑暗的时期是无法伸张正义的。

这屠夫想杀人灭口，连3岁的女孩都不放过，幸好好心的马来族村民，抢先一步将这女孩藏了起来，第二天把她装进瓮里偷运到卡陵镇他亲戚家，再从卡陵镇转运到斯古拉，以后她在那儿读书，直到火烧斯古拉，她亲人的屋子被烧了，才走出西加辗转到雅加达。可能经过许多波折和惊吓,小妹总是痴呆寡言。现已和友族朋友结了婚有了孩子，她不再痴呆寡言了，已恢复健康精神豪爽，也能很好地帮助她丈夫工作了，刘克鸿幸运地只保存下这个根。

这件屠杀案件发生后，接连发生了很多屠杀案。斯古拉人好几个被抓去，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们装进笼子里，笼子刚好只能蹲一个人，像猪一样等待宰。当地驻军要外面的亲人用钱赎命，只要出钱就放人，没有讲价还价的余地。有一个被禁在笼子以后，外面的亲人跟军人讲价，这人马上被砍成尸体，究竟杀了多少人没人敢说。这是几个斯古拉人跟我讲述的无可否认的事实。

关于1968年屠杀刘克鸿一家的事件，是一个和刘克鸿父子一起锁进监狱的亲戚，幸运被释放出来后向刘克鸿的亲戚贞叙述的，她把这件事转述于我。

——根据郭妙英的亲人贞以及海英和几个亲眼目睹尸体的斯古拉人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附：贞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刘克鸿唯一的小女儿，于2008年因病去世了。

阿隆巴拉（Arung Parak）屠杀事件

（1968年）

几个月后，离斯古拉约30公里路的Arung Parak(麻子港即鳄鱼港)，从斯古拉去冰彬楠(Pimpinan)12公里，去乌泥坎8公里，再到坝罗(Palo)8公里。有七个华族渔民，他们平日经常在海边捕鱼，因回家路途遥远，去捕鱼就得住上一两天，顺便捕了鱼便做鱼脯，因此就在海边沙滩上搭个小小茅屋以便休憩。

这一天的傍晚，他们刚开始煮晚饭，突然几个军人来到他们的茅屋，对他们说，这里发现有共党，叫他们马上离开，不然他们会被共党杀死。军人走后，他们不以为意，认为这是恫吓他们罢了，哪来的共党。就要开饭了，他们说吃了再打算。正要开饭，军人又倒回来并把七个人绑了起来。他们才意识到事情已经严重了，恐怕会像几个月前亭打板所发生的刘克鸿全家被屠杀事件，其中有两位解脱了绳子，乘防守的军人在外面不防备赶快逃走了。就如他们的预测，结果这五位渔民被军人杀死后丢进大海，其中一个斯古拉人彭天志被杀，两个逃走，一个叫阿乌的斯古拉人不敢回家，躲到别处去了，被杀的家属不敢去收尸。

——根据贞、海英以及几个斯古拉人向编者的讲述纪录

铁蹄践踏奸杀一家六口见证记

悼念难友杜如明全家遇难35周年

（1966年—1969年）

作者：红至撙

编者按语：当我读了这篇文章以后，内心感到无比悲痛，我决定摘录并重新打印。我边打字边流眼泪，我哭杜如明全家、刘克鸿一家、哭伯拉地、马云乡村的村民、我牺牲的兄弟姐妹和群众、哭九八事件被烧杀抢的同胞弟兄，尤其是被强奸的无可申诉的羸弱妇女等。

觉悟吧，我的民族！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父母兄弟姐妹，有最亲爱的人！你用双手去残杀别人，若反过来你们的亲人被人杀戮呢？你将有何感受？我们大家互不相识，无怨又无仇，还是同一个母亲（祖国）抚育长大的，何必下如此狠毒的手呢？

1965年9月30日事变之后，全印尼都动乱不安，示威、掠夺、破坏，1966年5月9日，在直木港的示威破坏更严重，民不聊生，华人知识分子、中华公会、教委会等华人团体领导人，被扣上红帽子，成为攻击的对象，政府强迫他们集中到坤甸，又迫使坤甸华人负责他们的生活费用。我就是三发县第一批被驱逐中的人。我反对政府颠倒黑白捏造嫁罪，因而逃离现场，到山口洋地区躲避，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

一、暴政驱赶数十万华人成难民

1967年5月，在苏哈多的指示下，威迫利诱甘榜人，借甘榜人不喜欢华人为名，在西加全三发县地区，百多个乡村，推行惨无人道的全面大排华，纵火烧毁、抢劫、掠夺、强奸、杀戮，无恶不作。到1967年12月，据当时广播电台及报纸的报导，全区十七万二千多人，被驱逐离开用汗水劳力耕耘了数百年而建成的树胶园、胡椒园、榴梿及红毛丹园，数以万计温暖幸福的家庭，变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难民。无理强迫他们集中到山口洋等市区，流离失所。又威迫山口洋市区华人承担他们的生活费。

当时山口洋市区华人总数还不到两万人，要养活近十倍的难民，实是无能为力，每天每位难民只分到约二百毫升粥水。饮用水奇缺，难民营都是破旧仓库，又黑又脏，空气不流通，幼婴儿童及老年人，根本就没法适应这非人居住的地方，死亡率非常高。

1967年10月23日晚上两点，我和几位朋友从打拉鹿内地载来一车难民，共有大小57人，来到红十字会，他们的负责人说,各地的营寮都满了，只好分配到码头路兴薰胶房，我们来到该薰房，看守的官员说，五六百平方米的薰房，已经有三千一百多人，根本就容纳不了。你们好心人也忙了一整夜，就暂时把他们放下来再打算吧！我听到这些话，就往薰房门走去，还离房门五、六米就听见里面有许多机器转动的声音，走到近门时，有一股很臭很热的气味冲出来，我靠旁再往前走，依门柱往里面看，漆黑一片，透过外来天空的微光，模糊中里面地上有许多东西在蠕动，也听到数不清的咳嗽声、哭声、低泣声、泣诉声、呻吟声、幼儿低微的哇哇声。听到这里看守人员发出强烈的命令声：“上头有令外人不准看集中营，请你马上离开！”我听令离开薰房门，到汽车房，安排难民下车后，马上离开，回到睡觉的地方，坐在地板上，又是一个彻夜不眠的晚上……。

二、一天尸首50人

翌日十点，我到榕树下，找专门埋葬尸体的人，人称他“小伙计”，看到他在忙着从三轮车上把尸箱搬下来，我靠近他，叫他小伙计好，他很高兴，人很热情，在交谈五分钟时间，我才清楚，这位小伙计，开头埋葬一天有一个或两三个尸体，红十字会给他50盾（约值当时5美元）。现在一天最多时达59具，红十字照样给50盾，小伙计说那钱给少不要紧，有时木板、铁钉也不够，开头是一箱一个尸体，现在只好将小的尸体，一箱装五、六个了……。

三、军人每天到处抓人，百姓遭殃

1968年，没有新的难民潮了，山口洋市内除了许多难民外，到处都可见到军人及特工人员，天天抓人，华人每天都有失踪的，更恐怖了。我和阿丁及温拉等朋友，几乎每天都在市上转来转去，听听有什么新闻，看看难民在行乞……。

1968年2月27日晚上，我看到亚答街十字路口旁，有一摊新咖啡摊，桌上没有摆糖果及糕点，只有一小罐白糖和咖啡粉，看得出那是难民摆的。我们三人就坐下来，要了三杯咖啡，看到摊主人很沉闷的样子，喝完了就走。从那天晚上起，我们三人每晚都在这里喝咖啡，时间久了，接触多了，从女主人口中知道他爸爸今年42岁，名叫杜振安，她叫杜如明，今年18岁，是孟加影半路雨场港拉乐村来的难民。

1968年5月3日晚上，我一个人来喝咖啡，因下毛毛雨，我坐的位子靠近里面，和主人较靠近，举目看去，才发现他们父女俩人的衣服是那样单薄陈旧，往下看，两人都没穿鞋，赤脚在湿地上，脚盘上裹着许多泥，我心里感到十分难受，但也爱莫能助。喝完咖啡马上就回去了。当晚整个晚上翻来覆去没法入睡，想着一个问题，读书时我知道，伟大的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祖国……。现在怎么变成羔羊了？最后还是自己做解答，因为中华民族还落后，还不够团结、还不够强大，落后就会受凌辱，就要挨打……。想到这里，听到街边很热闹，原来天快亮了。

四、妻儿被奸杀、屋子被烧

1968年6月6日晚上，街上行人非常少，我一个人不自觉地又来到杜先生的咖啡摊，要了一杯咖啡。刚坐下来不久就下雨了，还刮风，我觉得有点冷。看看杜先生父女两人也好像很冷的样子，想和他们谈谈话，可以驱散寒冷，就和他父亲拉开了话题。我说：前几天问如明妹，知道您的大名，现在我也告诉您我的姓名，我姓诸名贵亮，是邦戛那边来的难民，杜先生您以前是做生意，开哇弄店吗？

杜先生愣了一下，如明叫一声爸了后，杜先生才回答，哪有本事做生意，我20岁就搬到拉乐村，开山种稻，种木薯青果，种树胶树，经过二十多年的辛苦劳动，我已经有二千八百多株橡胶树，七百多棵胡椒，榴梿六十多棵，红毛丹也种很多，家里还存积二千八百多公斤胡椒及五、六百公斤树胶，计划明年将这些东西全卖掉，搬到山口洋住，给孩子们多读点书，学手艺，现在什么都没了。说到这里他长叹了口气，如明又叫爸，停了一会，我再问，杜先生家里还有几个孩子？听到这问话，杜先生面露悲伤，眼睛溢出泪水，看看我，看看如明，才开始答话：没有了。如明靠近他父亲，好像示意他说下去，停了一会，杜先生哽咽地说，如明她妈叫李香莲，今年39岁，如明的弟弟如钢，今年15岁，妹妹如菱11岁，都没了。

停了一下，杜先生才接下去说：在去年（1967年）12月13日晚上，我家来了几十个穿绿色衫裤的人，他们手上都拿着枪，一进屋他们几个人就抓住我，把我捆绑在柱头上，然后几个人打我踢我，三、四个人去强迫我老婆，脱掉她的衣服，另一大群去强迫如菱，脱她的衣服，结果两人的衣服都被脱得一丝不挂，三四个人轮流强奸我老婆，我老婆叫冤枉，如钢上前帮她妈妈，被开两枪倒下死了，十多个在轮流凌辱如菱，如明她妈，拼命挣扎起来，去抱如钢，看到如钢死了，要去帮如菱，肚下被刺两刀踢到墙角，满身是血，也死了，如菱开头还会挣扎，大声叫“妈妈，妈妈。痛啊，痛极了。”不久就没声音了，手脚在蠕动，十多个畜牲玩够了才走开。如菱下体流血，停止了呼吸。

那些畜牲，整理好衣服，又打我，有个用枪托打在我头上，以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翌日，当我清醒过来时，看到家里除了儿女及她妈，三具尸体外，什么物品都被抢光了。不久又来一群穿绿衣的人，一看到我他们就骂：“死猪，死猪，支那，你为什么不死？”之后他们就把我从柱头解开，双手仍捆着，几个人拉着我，然后推到屋外去，将我家仅存的半桶土油浇淋到墙角，放火将房子烧了，看到火烧到屋顶了，他们才拉着我到大路旁，然后用吉普车把我载到山口洋，丢到难民营里，等他们走远了，我才踏着沉重的脚步，也不知道渴和饿，到埠头去找我的正在学手工的女儿，就是如明……。

五、放声大哭后的苦咖啡

说到这里，杜先生放声大哭，如明也放声大哭，我想安慰他们，说了许多话，似乎他们父女都没听见，一直大声地哭，我忍受不了这样悲哀的场面，也跟着哭，然后坐下来，用双手托着额头哭泣，不知过了多久，我仿佛听见有低微的声音说：亮哥你喝口热咖啡吧！接着是句粗沉的声音，半夜了，你喝了回去休息吧！

我才惊醒过来，看到如明站在面前，双手拿着热腾腾的咖啡，她说，你的咖啡脏了，换一杯新的吧！我才知道刚才那杯咖啡，已掉满了泪水，，我伸手接过如明的咖啡，放在桌上，低头一直喝，喝完了很不好意思地说，“杜先生对不起，如明对不起。”就起身回去了。一步一步艰难地边走边想，走到半路，一直觉得口腔里很苦很苦，想起来才知道，刚才喝的那杯是如明忘了放糖的苦咖啡。从那个晚上以后，我和杜先生父女间的关系更接近了。我和他们谈现实社会，谈如何走向未来……。双方好像找到了知己，幢憬美好的明天。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1968年9月1日的晚上，天上正下着毛毛细雨，我像往常一样来杜先生的摊子喝咖啡，杜先生有事到亲戚家，只如明一个人做生意，如明看到我来了表现得特别高兴，我们闲聊了一阵子，我才向如明要了一杯咖啡。因为下雨，没有其他客人，如明把咖啡送上以后，就站在我的面前没有离开，继续先前的谈话。因为如明的爸爸不在，我们的谈话也比较开朗自然。偶然间我想进一步了解对方，和她结为好友，就开始认真地向如明看去，没想到，如明也认真地看我。我有点不好意思，看向如明的头顶，瞧见她那乌黑的梳得很整齐的头发，黑而细的眉毛，长而弯的睫毛，一双水汪汪充满希望的眼睛。那娇柔羞涩的情态，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几乎不能自主了，举起手想摸如明的头发，想摸如明红润有两个小酒窝而带微笑的脸颊，想拉她白璧无瑕红润的手……。但我提醒自己，不能失礼，就将手收回来，然后看向如明的脸，原来她仍然在注视我，两对眼神拉成了直线，凝聚在一起，好久好久，我才主动收回视线，说声对不起，坐回凳子上喝咖啡，如明也开口了，咖啡甜吗？我马上回答：很香很甜。过不久杜先生回来了，我和他说了几句话就告辞回去了。

六、漂亮的如明被兵抓走

1968年9月10日的晚上，我和四位朋友到杜先生的摊位喝咖啡，但这次和往常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到达杜先生的摊位时，没有看见如明父女及他们的摊子，我心里想，杜先生一定将摊子移到别条街去做生意了，就约朋友们到其他街去找，找了大半天，全山口洋市的街道都找遍了，没有找到，当天晚上咖啡就不喝了。我带着疑惑的心情回去。第二及第三天的晚上继续找，都没有找到，只好请问旁边的摊子，这一问的答案就像晴天霹雳，他们隔邻摆摊的人齐声说：前几天晚上两点钟，漂亮的阿明被兵抓走了，杜先生的摊子不要摆了。我问明了杜先生住的地方第二天就去找他们，在公司山路旁找到了杜先生父女住的地方，我向旁边的人打听清楚，那间2x2米的草寮，顶上是用几张旧塑料袋连起来盖着，靠在红毛丹树旁，墙是用旧纸盒及塑料索连成的，没有门，草寮内还挂着他们父女各人一件旧衣服，及一个小饭煲，两个塑料盆，就没有其他东西了。我问杜先生去哪里？据说人家介绍他一个好心的宪兵，前天到邦戛去找她女儿，到现在还没回来。

从杜振安、杜如明父女失踪那天起，我每天都不间断地到各处去寻找他们。

七、被抓去审问

1968年12月27日凌晨四点钟，住在X地我的至亲侄儿带着特务刽子手，到我住的地方来逮捕我，由于先前我已有心理准备，还能逃脱这一劫难，没有被抓走，这事件在我心灵上是个非常沉痛的打击，但又不愿亲人受特务的刁难，我知道一年来山口洋安全五位一体首领，也就是当地的宪兵司令，已经救助了一百多位华人脱离死难。天刚亮，我就逃到这位好心的宪兵家，要求他保我的安全。我将全部实情告诉他，他毫不犹疑地答应了。山口洋宪兵部好心的Harsono中校及Iwai上尉，你们正义勇敢的行动，我将永远感谢你，怀念你。当天中午11点，那特务就来宪兵部借抓人，要把我带走，我不说二句话就跟着他走。特务把我关在旅馆后面一间店屋的房间里，每天半夜都有几个便衣军人来提审，用尽各种刑具，甚至用电棒逼供，一连三晚带到大河桥面，三四个兵，用上了镗的几支枪指着我，逼我承认他们捏造的罪状，把我蹂躏到他们自己都受不了，才把我拉回去关起来。

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审讯不得逞，真的要下毒手了。1969年1月4日，我被带往文岛宜，他们的临时审查所。还未进门我就看到如明在屋里面，我感到非常吃惊，但很快躲开，避免和如明打招呼。我从后楼上楼，三天都在后面不敢到前面来。1969年1月7日早上，特务到山口洋命令我不要乱走动，但我还是伺机到前面和如明见面，问明情况，原来如明被强迫抓走的第三天，他爸爸带了个宪兵来交涉，特务答应让如明第二天和爸爸一起回去，要如明的爸爸留下来住一个晚上，讲好了宪兵就回山口洋了。

那天晚上，特务领着如明和杜先生三个人一起到餐馆吃晚饭，那晚凌晨二时杜先生被带了出去，过不久外面只听两声枪响，杜先生就没有回来了。特务告诉如明，说他爸爸自己跳进河里，说到这里，如明哭了，总是说，活在这世上没意义了。我安慰她千万别绝望，不要寻短见，活着就有希望……。

八、如明被迫跳河，我如万箭穿心

1969年1月11日，我又被带往山口洋，关在两项人民命令体育馆的厕所里。厕所的面积是2 x 2，没有通风洞，只在下边有个水洞可通风。11个人挤在一起，有一半是我小时的同乡，幸亏每天九点放出来洗澡一个钟头，可吸一点新鲜空气，才没有闷死在里面。直到1969年1月19日我被释放出来，算是自由了，但特务每个十天八天，还会找我谈话，给我精神上带来非常大的压力。1969年3月7日，特务又来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他已经调任松伯港办事了，我问他在新地方的生活情况，他说食宿都和山口洋一样，不一样的就是抓到人犯，不经审讯就带到横屏山枪毙。我心里想知道如明的下落，就问他，你太太也一起搬到松伯港吗？他的回答是：我哪里有太太，在文岛宜是捡来的难民妹，我送你回山口洋的那天晚上她就跳到文岛宜的大河里找他的爸爸去了，我现在又捡到一个13岁的呢。那魔鬼讲得很轻松，我听见后就如万箭穿心般的悲痛！

杜振安先生一家六口，共同努力，耕耘劳动了二十多年的农园，刚刚起步，正要走向小康之家，一个美满欢乐的家庭，在铁蹄践踏下毁灭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含冤九泉。

表哥一家在排华事件中惨死经过

（1967年—1998年）

作者：红至撙

1946年9月16日下午，我们家来了两位远方的客人。客人和爸爸谈话，妈妈端上茶，爸爸叫我到他前面介绍说：“这位是从远方西罗滑埠头来的满姨丈。”我向客人叩首说：“姨丈您好！”爸爸接着说，“这位是姨丈的儿子，今年11岁，比你大一岁，你叫他表哥。”我们互握手。爸爸说，表哥名叫蔡南成。然后示意我们到外面去玩，表哥和姨丈在我家住了五个晚上才回家。

一、种植胡椒和树胶

十多年后，表哥一个人到我家，表哥已长成身体高大皮肤赤黑英俊的大男人了。见面时我们彼此都互相不认识了。表哥在我家住了一个晚上，在那个晚上，我们谈得很多，表哥告诉我，他在六年前和爱香结婚，生了个儿子已五岁了。取名为蔡民林。

他结婚后第二年，当地流行天花病及霍乱病，岳父母及父母在那天灾中先后去世了。夫妇俩感到非常孤单和悲哀，本地又没有好的耕地，难有发展。两人商量决定搬到西多旺住，在那里全是原始森林，土地非常肥沃。他们孤独一家人，没有应酬，没有和他人往来。仅靠自己的双手，自力更生，开天辟地。

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终于稻田丰收了，收到的稻谷可供一家人三年的粮食。夫妇俩非常高兴,

对未来充满希望。就开始种两百株胡椒和四百株树胶，经过五年不懈地努力，连年种稻、种胡椒及树胶，最先种的胡椒已采收了一次，晒干了共225公斤，表哥有远大的理想，他计划十年后要拥有一千多株胡椒及两万株树胶，农园的事务雇工人料理，自己搬到山口洋或坤甸市去做批发生意，到爪哇或新加坡去采购……。我很高兴，表示完全支持他们的想法。然后我也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告诉表哥。

1956年我在南华中学毕业后，因为家里生活辛苦，就停学了。1957年到三发的一个小地方在朋友的哇弄里（零售店）当学徒。半年后自己当小贩，1959年开店做生意。年末，政府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华人在乡镇做零售生意（PP10）,我又失业了。虽然父母一直催婚事，但我决定到外面闯。我在温老师店干了半年多，后来自己也开了间杂货店。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两年以后，就是1967年9月23日，排华事件又发生了。我和表哥在山口洋黄泥路口见面，两人拉着手哭了一阵。还是我先开口问表哥被赶下来几天了？他说已一个星期了，生活没有着落,一家三口跟着难民走，还好刚过八岁的小民林很懂事，渴了饿了也不哭。我知道他们每天只分到约200毫升的粥水，饿了十多天，就带他们到阿牙的饭摊，各吃一盘鸡饭。还了钱我把口袋里全部的钱拿出来算了一下，一共还有六千多盾，我拿给表哥5000盾，表哥不肯收，我说山口洋我较熟悉，一个人饿不了，你们一家人人生地不熟，最后表哥才收下。然后我们在一棵大树下，表哥把他们一家被迫害的经过告诉我。

二、被强迫驱赶而逃命

我们的村长是达雅族，经常来我家吃饭，也很喜欢喝酒。我们家有酒一定请他喝。我们就像好兄弟，有事请他帮忙，他不曾推却。1967年9月初他三次到家里来，都郑重提出要我离开那地方，1967年9月11日他再来一次，行动异常，也不要在家里吃饭，说话有点威吓，他说这地区已不准华人居住，如果你们不赶快离开，将非常危险！我们辛辛苦苦日夜劳动了七八年，怎能轻易放弃？我们犹疑不决、彷徨和恐惧。1967年9月13日晚上，约九点，我家来了一群人，他们身体高大，身穿树叶、短头发、脚穿黑皮鞋，个个都凶狠吓人，大声说了我听不懂的话，还要打我们，我们非常害怕。

外面有枪声，我知道这不可能是这里的达雅人，一定是军人假冒达雅族人，怎么枪藏在树叶衣底下呢？过了一会儿，村长匆匆忙忙地跑进来大声说：bapak命令你们全家马上出去，离开这里。我们走到门角，村长和那个Bapak头子说了几句话，头子点了点头，村长叫我们穿好衣服就出去，我们赶快穿好衣服，那些人就野蛮地将我们推出去，我们踌躇不肯走远，他们就向我们头顶上放枪，我们急忙跑到看不见他们的地方才停下来。再往住家方向看去，我们的家已变为火海。

我们全家就在荒野的杂草丛中，在蚊虫攻击下熬了一夜。清晨我们想走近看看被烧的家，还距离几十米，就有杂乱的呵斥声：支那，你们想找死！接着有许多子弹穿过我们的头顶，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好回头往西跑，走到下午四点多，到达一户人家，我们和那家屋主讨水喝，原来我们和他有一面之交，前两年在我家里吃过饭，喝过水。

他给我们吃过饭后，天已黑了，我们要求在他家住宿一夜，但他马上拒绝了，同时还要我们马上走，告知往城里的方向，我们也不敢多说，无奈地往西边走去，不久走进种过稻的矮林，举步难行，天漆黑一片又下连夜雨，我们一家人蹲着发抖。天刚亮我们再继续往前走，中午到达一间很矮的村屋，我们想向他讨饭吃，他给我们一大杓水，我们轮流喝，刚喝完，两个屋主手拿弯刀，小的把风，大的就向我老婆扑过去，抢她的金项链及结婚戒指，抢光了踢我一脚才走进屋里，我们脚不停步地一直往西跑，跑了很久，跑不动了，三个人才停下来发抖，说不出话来。

三、屋主15岁女儿被强暴致死

过了好久我们才镇定下来，庆幸没被杀害，我们被吓坏了，肚子也不觉得饿了。再继续往前走天黑了就在草丛中蹲着打盹，三更时分开步再走，天边有点星星，模糊看到脚下的羊肠山径，路经一条小山溪，肚子饿了不管脏还是净，便大口大口地喝水，我们三人肚子都有些不舒服，就地坐着睡着了。清晨我们再走四个钟头到达一家村屋，屋前有拜神的香炉，我们心里踏实了，我们大步走进去，刚跨进门，屋主先向我们打招呼，“你们一定从很远来吧？快进屋里坐。”我们向他讨水喝，他说：“别急，你们太累了，先坐好，我就拿”，他从屋后捧着三杯饮料给我们，是暖暖的糖茶，我们边饮边听屋主谈话：前几天已经下来很多难民了，都被载到山口洋集中。你们全家都齐全地走出来就好，你们先休息我去煮饭。我们坐着入睡了，中午12点屋主叫醒我们，冲凉才吃饭，屋主给我们盛了满满一盘饭，还有干鱼和黄豆泡油汤。

这几天的逃难，只有今天才感到人间温暖，我们向他道谢。他说何必道谢，我们的命运都是一样的。我的小女儿月娟，才15岁，十多天前被那群畜牲强暴死了，我的日子也不长了，这地方不能久留，你们马上走吧。走得越远越好，你们全家活着就好。他有说不完的痛苦和委屈，没说完就放声大哭，同时赶我们走。我们走了大半天才到大路，在大路旁我们更彷徨，我们身无分文，要到哪里去？要向南方还是向北方？我们坐下来发呆。突然一向坚强的爱香放声大哭，民林也哭，最后三个人抱着哭。傍晚来了一辆汽车，下来的像公务员，把我们拉上车去，车上已经有很多人，都是华人，晚上七、八点在一间栈房叫我们下车。

四、13岁被迫嫁给50岁

表哥说完了被驱逐及逃难的经过，就回难民营去了。我一个人来到路旁的咖啡摊，坐下不久有位从鹿邑三巴沙村下来的难民，约70岁的老人带着一个13岁的孙女，孙女长得秀丽可爱，已经是第四次和我们见面了，老人家总是反反复复的乞求：你们行行好收留我孙女，你带回去给她吃饭就好了，我老人家不要一分钱，我不久就会饿死了，我死了她无依无靠，她父母兄长都被杀光了，只要养活她一条命，你们要她做什么都可以。

坐在我旁边的名叫安丁，他开口说：“老人家，将你的孙女嫁给隔壁50多岁的老兵可以吗？”老人家答应了，安丁马上把他的孙女带给隔壁的老兵，老兵没有异议。就这样13岁的华人小女孩嫁给50岁的印尼老兵。安丁怎么想，老人怎么想，我无法知道，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的心无法平静。

五、民林在难民营病死

1967年9月23日和表哥见面后就没再见面了。1969年4月24日下午我乘坐Sei Daun排水量35公吨的轮船离开山口洋来到椰城Pasar Ikan码头，在椰城人生地不熟，民族败类多次陷害我，重重刁难，走上坎坷之道，苍天保佑我生存了下来。

我离开家乡20年，1986年，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了，我第一次回家乡。当我从飞机下来，踏上坤甸机场的草地时，心中很不平静，心感茫然。爸爸拥有的几万株胶园没有了，乡里人称大屋的房子没有了，我自己的店没了，汽车没了，全都完了。找到了当难民的哥哥，他赤手空拳耕耘了19年的柑园，在哥哥的小村屋里住了一晚，哥哥告诉我，他拥有一千多株柑树，生活稳定，就让我放心了。

翌日，我坐车到表哥的村落，看到结满果实的柑园，我高兴极了，希望表哥的柑园也果实累累。这时后面有两个小学生，刚放学回家，他们蹦跳着来到我面前，我问小弟妹你们知道南成哥的家吗？他们同声回答：您找我爸爸有事吗？我说我是从椰城来的红叔叔，两个孩子说：我爸妈时常提起您，非常想念您。我问他们放学回家为什么跑得这么快，男孩子说我要赶回家帮爸妈摘柑，小女孩说我要回去煮饭做菜，还要养鸡养猪。前面向左弯黄色的门就是我家，两个孩子飞快地跑了。

我来到黄门前，表哥表嫂正扛着一筐满满的柑，从园中赶回来，把柑放在门前，表哥跑过来和我握手，表嫂拿了两颗又黄又大的柑叫我先吃，表哥领我到屋里坐，表嫂和侄女杀鸡煮菜，晚饭后表哥才讲给孩子们听我以前的一些事，并介绍我小侄儿民安生于1975年，侄女民珠生于1976年，今年10岁了，我问表哥民林去哪儿？表哥伤心地告诉我，民林在难民营里，泻肚子，发烧，没药给他吃两三天就死了。表嫂伤心地哭了，没人性、没天理。

我们谈到半夜。表哥说我们在难民房住了一年多，1970年有个好心人介绍我说：古打（三发）路有位朋友，忍受不了苏哈多政府虐待华人的政策，将柑园便宜卖了搬到澳洲去生活，留下一公顷耕地及住房，免费给难民住。于是我就搬到那儿住。1976年开始租地种柑，经过6年辛苦耕耘，现已有一千多株柑，结果的有五百株了。翌日早餐后，我便向表哥告别回雅加达。

六、种柑被欺

1994年民安考入坤甸大学，读了半年学校放假，回到家里帮忙除草，全园柑树果实累累，民安非常高兴，快要开学了，民安到乡村合作社（KUD）联系，合作社说暂时不买，表哥也去交涉了几次，都没结果。再过五天就开学了，家里没钱，全家商量决定先采八框大柑，民安自己随车带到坤甸卖给零售商。

1995年1月28日中午，民安运载八框柑到坤甸，准备卖了去读书，汽车到山口洋近郊，有四个军警检查车辆的货物，军警问运载有准字吗？是谁的柑？

民安是大学生，印尼语当然讲得好。先向军警表明是哪间学校的学生，同时将学生证给他看，说明因为KUD暂不买柑，再过三天学校开学，父母没钱，所以采了自种的柑到坤甸卖了作学费。军警说你要做生意，要卖柑，必须到合作社买来卖，自己种的柑不准自己卖，你载柑没准字是犯法，现在你就跟我去警察局，必须罚款或坐牢。

民安请司机向军警说了许多好话，最后八框柑被没收了事。民安空着手坐车回家，凌晨三点回到家，表哥知道柑被抢了，气得一拳打在桌上，表嫂安慰他说，当作是施舍穷鬼吧，人平安就算了。遭受这样的打击，全家都很难受，民安决定不继续读书了，跟小店阿勇哥借40万就和朋友一起到安汶山场工作。

1995年2月27日，KUD才答应买表哥的柑，表哥采足40框中柑叫脚车工人载到大路旁，阿克哥的车来载。

表嫂盘算好了，40框柑合共2100公斤，每公斤400盾可收到80多万，除了运载费，自家还有60多万，还借勇哥的钱40万余下的作家用，18岁的民珠，过年也该买两件新衣服。

1995年3月5号中午，克哥来了，拿出KUD的货单来，告诉表哥：你的柑被当作小柑，重量KUD打回1900公斤，当时我和KUD的人交涉，他们很凶，我和他们论理，重量应该是2000多公斤，是上等的中柑，可是我们拳头小，争不过他们，才收到19万。

要还汽车载费10万，脚车载费10万，我还要打屁股输掉一万。我们种柑的农民种得半死，还要买肥料什么的，没赚钱还赔本，这一打击太大了，表嫂气得大声骂政府，没人性、没天理……半夜睡醒再骂个不停，从那天起，表嫂无休止的骂、骂、骂。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没病只是受了打击，吃药就会好。去了几次医生都老样子，还是骂！

1995年6月7日中午，表哥家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警察，他们交出310万盾及两张文件说是从安汶寄来的，叫表哥签名。表哥以为是民安寄来的，签过名后对了账目，警察才说，钱是民安的老板给你们的抚恤金，民安在1995年5月3日出差时，在大海遇到风浪，他和三个朋友一起沉入大海失踪了。

两个人刚走表嫂就晕倒在地上，急救后不醒，请邻居帮忙扛到大路，想拦车载去医院，还没到半路她拼力挣扎一下就断气死了。

表嫂和民安含冤而死，对表哥的打击太重了，若不是为了小女民珠的前途，表哥也不想活了。邻居们不断地来安慰他，情绪才慢慢镇定下来。但已无心再搞事业了。朋友们主张他搬到雅加达，于是他廉价卖了柑园，1995年12月父女俩带着3000万盾，茫然来到人生地不熟的雅加达。

经一位亲人热情的协助，在Cengkareng的一个乡村租到一间3x12的小房子住下。幸好民珠的劳动力很强，第二天就到市场观察，发现早上很多出去上班的人，匆匆吃一小包Nasi uduk或糕点就走，民珠就到市场买些糕点来卖，不到一个月，生活费就有着落了。

表哥看到买饭吃的人很多，路过的人也很多，于是在1996年开始做杂货店，过新年时表哥总结生意，十个月赚了一倍的本利，表哥奋斗的精神又活跃起来了。

1997年5月表哥租了间更大的新店，年末在总结店里的货值9000多万盾，还存现款4000万盾，过年的时候表哥很高兴，来椰城后第一次买鸡，甚至是两只鸡，还买了两公斤猪肉和一些年料。过了年生意越做越旺了，店里堆满了商品。

1998年4月，听说5月份烟价涨50%，表哥就把全部现钱7000万盾买香烟，希望6月份卖出去可多赚一些。

21岁的民珠，仪表出众，文静大方，举止迷人。有一新村电器厂陈老板的三公子平平，人品很好，常来店里买东西和招电器，认识一年后，他父母陪着平平到店里向民珠求婚，民珠答应了，不过一个条件，结婚后要住在店里陪爸爸做生意。陈老板又介绍他邻居的女儿40岁给表哥。表哥本不想再婚，为了民珠的婚事，最后表哥同意了。表哥和凤仙小姐择吉日于1998年8月6日结婚，她女儿平平1998年12月18日结婚。

表哥的生意更旺盛了，许多货都放在店门外，有时候人太多了还要排队等着买，平平看在眼里，就从工厂里选出一位好工人在民珠店里帮忙。

七、1998年残杀的证据

1998年5月14日下午两点，两个身体粗黑高大的流氓，带着一群人和一辆卡车，来到表哥店前，几十个同时冲进店里，吆喝怪叫放肆抢劫，表哥阻止他们，马上遭领头的拳打脚踢，不到一分钟，全部商品一扫而光，表哥又再一次从开始走向富足的生活变成一无所有。民珠躲在墙角哭泣。

晚上七点多钟，门前马路上人声噪杂，表哥父女两人余悸未消，非常害怕。突然有急迫的敲门声，表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打开大门，一群十多个粗野人，强迫闯进屋来，两个较年轻的夹着表哥拳打脚踢，把表哥推到屋角，不让他起来，十多个往后面闯，不久听见民珠的惨叫声和畜牲淫笑声。

一个多钟头后，他们才一个个离开，没人再理表哥了，表哥马上冲到后厅去看民珠，只听到表哥疯了般高声凄厉的喊叫……

过了一阵，前厅一声爆炸，表哥的房子被暴徒烧了，表哥和明珠葬身火海。

1967年排华事件，迫使边区华人离乡背井，他们被载到偏僻之山林处，自生自灭，这就是1967年幸存者后代的孩子，有的穷得没机会上学，他们的前途怎办？

(选剪自冬龙摄影集)

我们都是灾难洗劫后的孩子，

妈妈说：我们要耐心等待，总有一天我们会长大的

我们生活虽苦，但还有一个家

我们只希望一天的饱暖，干吧！只求平安，不被人宰杀

（选剪自冬龙摄影集）

孩子，希望在窗外？

就席而枕，乐在其中

请看，从身上阅读人生！

还像个家吧，总之比寄人篱下好

希望在明天，以我们的刻苦耐劳拼搏，从新创造生活

以上是67年幸存者之家眷。（剪选自冬龙摄栏）

一个受伤的心灵

每当我假期回坤之行，主要的目的就是探访过去的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健康情况，叙叙旧事，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

2008年我回坤之际听说阿美病了，我们几位老朋友，特意去看她。过去是非常瘦弱风吹都会倒的小女孩，现在胖多了，脸庞好像胖得特别不正常。晚上我们一起到文多罗家叙旧，谈谈过去，回忆旧事。阿美越谈越激动，痛苦的回忆像刀割一样心疼。1972年5月25日，当时她还很年轻，十多岁的小女孩，因为组织错误的决定，叫她去张贴标语。清晨街上还是静悄悄的时候，勇敢的她在张贴反对苏哈多的标语时被逮捕了。与她一起被捕的几个年轻女孩，都监禁在坤甸警局扣留所。

她说：“在扣留所他们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男的只穿短裤，受毒刑拷打和用电刑，两个拇指绑上电触，有的打得死去活来，再从楼上拖下楼。女的除了拷打以外，衣服全被脱光，烧下身，有的还被用瓶子塞进去。在两个乳头绑上电线通电，双手也被绑上电线通电，一阵抽搐，心脏好像要停止一般。把枪头夹住两手指之间，疼得死去活来。有一个女孩来月经，不给穿衣服，血在滴，还遭受残酷的毒刑，她气愤地乘军人不注意，便一把抓住打字机向自己头部砸下去，想自杀，被军人阻止。”军方把能用的刑具都在他们身上尝试了。有一个军警，曾经对人谈起他亲自参加过进行审讯的经过，讲得天花乱坠，叙述他们如何对待这些政治犯，好像干了一件非常开心的事，这种无人道的对待政治犯的做法，完全违反了人权！

军人能抽打他们的身，用尽各种刑具，但都不能让他们开口屈服！能活到现在非同小可。因为曾遭受电刑，所以阿美的心脏受了伤，非常衰弱，讲太多走太远都很累。她说不久前，因为心脏病发作差点送了命。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也忍不住跟着掉眼泪。

和平

山口洋和道房俘虏改造集中营

1968年8月8日发生了震动一时的山口洋监狱斗争事件。当初被俘虏、逮捕的难友被集中在山口洋军营，在军营中也混进扣留的民事犯。各房有房长，C房换新房长刚接位，由阿发担任C房房头。

早上大家有秩序地排队领饭，房长阿发在旁边维持秩序，民事犯名叫里果的不知阿发是新房头，看他不排队就推阿发，阿发还手推里果，马上几个民事犯围打阿发，阿发再大的本事一个人怎么也打不过几个民事犯，他的头被打出血了，当然我们政治犯难友们不会袖手旁观，马上向民事犯发出进攻，他们赶快跑回自己的房自锁，政治犯也被赶回房里。

荷兰时期建造的监狱非常坚固，但愤怒的政治犯竟把房门推倒。监狱长马上要求军部派兵来集中营维持秩序，他们说政治犯造反。事件发生后民事犯就被调走，政治犯不再和民事犯混在一起了。

他们给政治犯一些有限的自由，从中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一部分调去新党作了五年的砍树工后，大约一百多人又被迁往道房，在那儿军政方面叫政治犯自己盖房子，自己找生活，这完全和流放布鲁岛的政治犯一样，他们开荒种地，以坚强的意志活下来。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政治犯继续坚持在道房流放区生活。

（编者根据小平的讲述记录）

坤甸俘虏改造集中营

与释放政治犯

《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设在坤甸Sungai Raya约六公里处，监禁着上千名政治犯，包括砂拉越一些被俘虏的几十位游击队员，其中杨司令的太太张立华、新汉、姣娜、伊莎、小明姐等，后来他们经砂拉越政府要求下被送回砂拉越处理。山口洋也有政治犯集中营，大部分都转移到坤甸集中营监禁。在道房集中营也有上百名。

监狱分为：A、B、C、D、E、F、G、H、I、J、K、L、M共13个大房，A房是重要的政治犯，守得最严密，Pak Kestan中校，被监禁在A房，1968年间心脏病死在监狱。

H房大多是蒂波尼格罗军人，他们大都是苏加诺总统的同情者。另外有一些他们被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监禁了六七年，其中007流浪汉、阿兰、mariam、Kartini她们是路上等客的妓女。Kartini还被开庭以印共罪名监禁十年，苏哈多政府宁愿抓错一千，不愿放错一个而被投进监狱的。

一个大房有二十多个小房间，一个小房2 x 2.5米住三个人，小房大房都锁着，空气混浊就在房中轮流到小铁窗透透气，早上五点半和下午开门拿饭的时间才能去厕所大便、洗澡，不然大便小便被迫在牢房里边。吃的方面每人一勺参杂着沙和小石头的饭，加上煮得黑黑的空心菜和“革贝德”小鱼脯，很多政治犯因吃了不卫生没营养的食物得吐泻拉肚子或生病，经常有人死去，不是被打死就是病饿死。

白天都有人被调去楼上询问房受审问，1971年代被抓的大部分是贴标语的，最初被抓的受的苦最多。为了逼口供，遭到大木棍的毒打，甚至有的当场被打死，有的遍体鳞伤，用电刑、用烟火烧、剃光头、在烈日下跑，被推进水池里浸。

集中营的政治犯，在国际形势影响下才开始比较自由，可以在铁丝网内种菜，男的可以被外面的商家、企业家经过申请带出去，以极低的工资，到森林中砍树、做路，军官从中得利。有一些被带到军官家做佣人，只给吃不给分文。

1978年国际人权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人士来到坤甸集中营调查，他们向印度尼西亚政府交涉有关被监禁的左翼人士及群众，要求政府实行人道主义，不可再实行残酷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给予政治犯一些活动，如打篮球、打乒乓球、唱歌、跳舞，宗教上每一个人必须选一个宗教，而且只允许回教、基督教、天主教不允许佛教。最后在国际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干涉下，一些没经过审判的1965年后被捕监禁在监狱或集中营的政治犯，终于在1978和1979年间一共一千多名的政治犯陆续被释放了。1983年王明、郭克等被判十多年徒刑的也期满后释放。但陈武侠在出狱前夕不知何原因死在监狱里，监狱的官员说心脏病发作，叫他家人来收尸把他埋葬了。

和平

俘虏改造集中营（M房）

俘虏改造集中营合影

铁丝网内的大合唱

铁丝网内的歌咏队大合唱

军人监视下的“自由”

铁丝网内的思想教育--上班查西拉课

池中的沉思

被无辜迫害

饱尝铁窗风味十一年纪实

政局波谲云诡

拜读了晓牛先生的历史回忆录《西加华人苦难的十年岁月》，感触甚深，因为我也是受害的教师之一，读后让我浑身获得了无限的勇气，推动我振奋起勇气揭开尘封已久的痛苦的往事。

1966年4月22日，在即将面临学期考试前一个多月，山口洋地方政府凭恃中央政府之命令宣布封闭所有华校，造成大批的教师失了业，莘莘学子失了学。教师为失去生计而苦恼，学生为学业不继不知所措。在反华排华政权的淫威下，严令禁止中华文化，造成今日三、四十岁以下的华人对华文一知半解或目不识丁的情况。

苏哈多军人集团篡权之后，印尼政局幡然转了360度的大转变，由反帝反殖的政权变成反共、反华、排华的政权。刚上台的苏哈多自诩为新秩序政府，为了坐稳江山不仅积心处虑的对印共党员进行血腥镇压，而且还大举兴兵对苏加诺政府一贯积极支持的北加里曼丹（北加）人民游击队进行围剿。紧接着于1968年在西加里曼丹（西加）各城镇对仍属外侨的广大华族实行恐怖主义政策，警探人员星夜敲门抓人。一瞬间，满城风声鹤唳，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严刑拷打逼打成招

1969年12月初，我因被怀疑支持山区北加人民游击队而被逮捕，被关进山口洋民事监狱。这件事若追索起来亦有一段渊源。

1962年，我在某地任教时，经常由北加青年志士来学校参观或是打篮球，渐渐地与我们熟识。虽然彼此之间在思想和感情上是一致，但毕竟是友好邻邦，除了在道义上给与同情以外，并没有参加过他们所宣传的政治组织。而这在当时于情于理都不会违反政府的法律。但问题是，印尼变了天，过去经常与北加志士接触过的我就成了被诬陷的“耙子”。

被拘禁的第二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和几个不相熟的难友被押进“猪笼车”（囚车）押往“五位一体”审讯处审问。审讯处距离监牢只有三、四百米。询问我的主审官是军事检察官。此人一脸横肉，似笑非笑。

我刚落座，席不暇暖，他便拿起桌上放着的一大堆像片递给我看，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些人，我不假思索的回答：“不认识！”，这个检察官狠狠地将圆珠笔掷在桌子上，龇牙咧嘴地说：“撒谎！”，话刚落音，站在我两旁的打手不由分说地你一拳我一脚的把我打得摇摇晃晃，直打到整个身体扑倒在椅子下。其中一个打手把我拉回座位上，掴了两记耳光才住手。接着这满脸横肉的检察官吩咐手下用电话线系在我的两个拇指上，然后使劲的摇动电话柄，我的心扉好像触电般，痛得难于忍受，于是，我蓦地站起来将电话线拔掉。“你要反抗？”这个检察官咆哮着。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幸好从门外走进一个军士长替我解围说：“问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不知道，看来他不是什么组织的成员，既然如此也就算了！”他听了默不作声，不再逼问。

天啊，我确实不曾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或是什么阵线，哪会知道那些政治组织的首领或是领导呢？即使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是“颠覆分子”，但暴虐的政权对于思想进步的人士都是“错捉无错放！”这与旧中国独裁统治者秉承的衣钵：“宁可抓错千人，不可放走一个共产党人”如出一辙、一脉相承。最后我被扣上北加人民阵线同情者的帽子而逼我在供词上签字。

当我昏昏沉沉的被载回监狱时，已是午夜时分。在归途中，仍觉得两只耳朵还火辣辣的嗡嗡响。我被拘禁期间，军方在城乡逮捕了人，就押我到审讯处去，问那些被逮的人认不认得我，但结果老是使他们失望。

有一次，我从审讯室出来，经过转弯处时，有个军人把我叫进一间室内，室内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整理档案，他迅速地从橱子里拿出一瓶“云南白药”递给了我。当时，我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给怔住了，在他一声催促下，我急忙将药塞进裤兜里。彼此肝胆相照，默默无言。

岁月匆匆，一晃40年，时光似水流逝，人间浩气长存。每思及此，不禁感慨系之。“五位一体”询问时间是，上午9点钟，晚上则当人们欲睡时10点钟迁移开始，故对于那些案情尚未了结的难友都不敢入睡，大家蜷缩在床上等待传讯，心中总是忐忑不安。

押解坤甸集中营

我在监狱里被拘押了20多天后，于12月底的一个晚上大约9点钟，于60多个难友一起分成两辆客车被载往坤甸集中营监禁。我们这些被押往坤甸集中营的难友其案子都已经审理完毕。

押送我们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中途到了一个关口即使停下来，都不准我们下车“放轻”（小便）。大家即使尿急也得挺着，就这样长达一百多公里的路途上憋着尿来到卡江边。这时我直觉得两脚发麻，察看一下竟吓了一跳，原来两只脚胀鼓鼓的，这才知道尿涨所致。幸好跟车员是我的姨表兄弟，见我情状立即向押送的军人说情，获准后我飞快下车“放轻”，放了轻身体顿觉得轻松了许多。

当时，卡江大桥还未建造，两辆客车分成两次乘渡轮直驶老埠头。由于天还蒙蒙亮，押送军人命令把车子停泊在军区司令部的门口，直到凌晨6点钟客车呼叫着载我们前往榴莲港路九支柱，抬头一望此处并不是什么监狱，却是美其名曰《俘虏改造集中营》（Kamp Konsentrasi Rahabilitasi Tawanan）。

集中营的生活

集中营设在路旁，四周冷冷清清。集中营占地很大，前前后后围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荒地。走进铁丝门迎面是一座岗哨，由机动警察日夜看守。岗哨后面有座双层楼，下面是囚室，上楼是办事处。楼下不远处的中间有个池塘，两侧是囚房，共有十三座。其中四座是散仓，能容30至50人，在这里被监禁的难友当初只有60多人，1973年，山口洋各地华人因反迫害、反暴政散发传单而被捕者众多，西加当局将他们分批地押解到坤甸集中营，至此难友的人数升至四百多人，难友们来自五湖四海。有的来自山口洋、三发、邦戛、孟加影、华莪、松柏港、坤甸等地，还有来自山区被捕的游击队成员，难友们除了极小部分是印共党员或同情者外，大多是华人。集中营里烧饭做菜由难友当炊事员，诊所的医师则由坤甸卫生局派来。环境和条件虽比监狱好得多，但饭食却与监狱相同。一日三餐，早上发给每人一碗粥，拌上几条“狗鲠骨”（kapitek）咸鱼脯，中午或下午则发给每人一碗饭、几条咸鱼和一碗蓊菜汤。每人发配一个军用饭盘(Ompleng)，因为吃得少，营养缺乏，加上水土不服，初来乍到时，有几个难友因饥饿腹肿不治而死去，凄惨场面令人心寒。狱方将难友尸体用草席包裹载到十一支柱华人公墓草草埋葬了事。

由于人多，水源不足，用水成了大问题。不久，狱长命令将池塘挖大，打那天起，每天喝了粥，大伙儿便下塘挖泥。干了一个多钟头，却已感到精疲力尽，双脚陷入烂泥里难于自拔。挖塘劳役足足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挖好。厨房烧水做饭不是用自来水，而是用卡江流进来的沟渠里的水，沟渠上游则是机动警察的厕所。

狱方为了减轻伙食费的负担，便命令难友每天早上8时开始到铁丝网外开垦荒地种菜。当初到田里工作时，有的难友却乘这个机会采摘生果或抓鱼。有一次，在中午12点整队检查时，有个难友把鱼藏在衣衫里，被值班军人查获后当场拉出队伍，被打得鼻青脸肿，难友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把难友当作摇钱树

1975 年，国际国内呈现一片大好形势。印尼国内生产总值逐年增长，尤其是木材业领域更是欣欣向荣，一枝独秀，不少新兴的林业主需要大批砍伐工人，脑满肠肥的狱长看准了这个机会，串通了宪兵头目将难友分批地“卖”给林业主，从难友们身上榨取血汗钱。中饱私囊。

另一方面狱方也对难友们渐渐开放，不但允许他们出外打工挣钱，并且还批准他们回家探亲，此时，集中营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偷拿玉米种和采摘生果从此不复重现，捕抓布袋蛇吃的事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此，难友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精神面大为改观，生活好转，健康也恢复如初。

然而，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某天晚上，我们从值勤军人那里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有一个在山林伐木的难友被大树打死，当晚，其尸体用席子裹着载回散仓里，掀开席子一看，头脸和衣服满是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善后，难友们分摊一些钱买了神香宝烛，在田埂上为死去的难友开了个小追悼会。祝他“一路好走！冤有头，债有主，作孽者必得恶报！”

无独有偶。在道房集中营伐木的一个难友，在监护军人允许下，进入山林打猎，被受伤而伺机报复的狗熊抓破了脸庞，熊爪将他的鼻腔挖了个洞，顿时血流如注，当他跌跌撞撞地跑回营房时，扑倒在地不省人事。伐木局和军人连忙将他带回坤甸军医救治。当时的医术落后，何况是在坤甸。医院试图用手术切其腿肉修补，然而以失败告终。只好用纱布盖住。隔三五天到医院去上药。就这样一直延续生命。听说，他在1978年，释放后不久因破伤风不治去世。

获释曙光在望

尽管生存条件逐渐改善，但失去人生自由则是人生一大悲哀。不少难友问我：“何时能获得释放？”我斩钉截铁的说：“印尼政府不可能长久的监禁下去，船到岸头自然停。现在我们要努力锻炼身体，学好印尼文，将来走出去才能在社会立足。”

从那时候起，各房便展开了学习印尼文的热潮，并且还建起了一座篮球场。几乎每天下午，都可以看到男女难友们集合在一起打篮球，每逢节假日还举行篮球比赛。乐此不疲。难友们的正当活动获得了狱长及值班军人的赞赏。通过这些活动，我们与他们的感情亦渐渐地融合。从1976年至1978年期间，《国际红十字会》曾两次来探访集中营。当第二次来访时，正好来到我们的房里，来者是一位自称是瑞士人，人长得高高瘦瘦，能操一口流利的话语，说话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看到我们的床铺上空空洞洞而大多赤着脚时便问：“你们有否收到我们寄给大家的被子和运动鞋？” “没有！”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铿锵有力的回答声震得他目瞪口呆。

有一个难友打趣说：“你们送来的物品正像一块大冰块，途中遇到烈日就一点一点地融化掉！”这位笑容可掬的瑞士人听了之后发出会心的微笑。事后不久，雅加达就寄来了被子，但却没有鞋子，而且一床被子却将它切成两截，盖在胸前却遮不了腿。

《国际红十字会》数度来访好比天气预报，从中我们获得一个启示，即：“残冬将尽，春天还会远吗？”

印尼政府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已在酝酿着释放全国的政治犯。西加当局也为了配合中央的指示，在集中营展开了各种活动，狱方责成每个难友必须信奉宗教，除了佛教以外，叫大家自选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当时，我们中不少难友在友族难友的鼓动下自愿选择了伊斯兰教，但释放以后是否他们还继续信奉伊斯兰教，履行教规，那就不得而知了。

此外还给难友们每周进行一次洗脑工作，即上《班查希拉建国五原则》的思想教育课，名为“训话”(Santiaji)。

从上述种种迹象看来，让我们深切的预感到：跨出牢门，重见天日已经为期不远了！果然，从1978年起当局分批地释放犯人，而我在1979年年底获得释放，也就是最后被释放的一批。

当车子送我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山口洋时，已是万家灯火，街上的霓虹灯闪闪发光，仿佛在向这个深陷囹圄十一年的我表示热情的欢呼、雀跃。经过灾难洗劫重新恢复安宁的山口洋，如今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是焕然一新，气象万千！

小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