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互联网的幽默越来越灰色？

近几年，网络文化里流传最广的一类内容，往往不是正能量的励志短句，也不是温情脉脉的小确幸，而是自嘲、悲观、无力感浓厚的“消极类meme”——类似“我太难了”“凡尔赛式的反讽”“躺平式幽默”“黑色幽默”“社畜梗”“人生内卷梗”等。它们以戏谑、自嘲、讽刺甚至绝望的方式，反复在各类平台上被复制、改编与传播，成为公共情绪的一种集体表征。把这一现象交给唯物辩证法来分析，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辨清表层的文化趣味，更能追溯其深层的物质根源、矛盾运动与实践含义，从而指出可能的出路。

“meme”一词源于文化传播理论，指的是在模仿与传播中得以复制的文化单元。网络时代的meme更多指图片、短视频、梗图、段子等，这些符号通过平台与社交网络迅速扩散。所谓“消极类meme”，大体包括三类特征：一是情绪基调带有悲观、无力或讽刺；二是以自我弱化或集体无奈为笑点；三是传播中带有共情性——观者在笑过之后往往会产生一种“被看见”的安慰感。表面上它们是幽默与娱乐，但作为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它们映射出更深的社会与历史问题。

唯物辩证法的首要命题告诉我们，文化和意识形态并非独立于物质生活的自发产物，而是由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生活条件）决定并受其制约。消极类meme的广泛传播，首先要从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去追问原因：

经济压力与生活负担的扩大：高房价、高教育成本、就业不稳、收入增长停滞，这些物质现实把个体的生活压力持续放大。人在长期被压缩的选择空间中，更容易产生无力、讽刺与自嘲的情绪，而meme恰是把这种情绪编码、共享、再生产的便利媒介。

劳动关系与时间占有：延长的工作时间、灵活但不稳定的劳动形式（零工经济、平台劳动）、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使人们难以在现实中获得稳定的认同与归属。消极类meme常用“社畜”“内卷”“加班梗”等来命名这种处境，并以集体自嘲作为情绪发泄的渠道。

社会流动的瓶颈与相对剥夺感：当教育、就业、婚恋等领域的门槛提升而回报率不对等时，许多青年感到“努力不再等于上升通道”。这种相对剥夺感是消极情绪生成的重要物质土壤。

因此，meme并非纯粹的“心态问题”，而是物质条件与社会关系矛盾在文化上的反映与再现。

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消极类meme之所以“火”，至少包含以下几个相互作用的矛盾：

需求的矛盾——表达与被理解的需要

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很多痛苦是难以向身边人直接倾诉的。网络空间提供了匿名或半匿名的表达渠道。消极类meme以简洁、可模仿的方式把内在痛苦外化，并迅速把“你不是一个人”的感受传递给大量相似处境的人。这种被理解的感受，本身具有强大的情感锚定力。

传播机制的矛盾——注意力经济与情绪货币化

平台算法偏好“高互动”的内容。带有强烈情绪色彩、能激发共鸣或争议的消极梗天然更易获得点赞、转发与评论。于是平台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放大了这类内容的传播。这里就形成一种矛盾：平台追求流量与用户留存，而用户情绪被算法化加工，进而助长某些情绪形态在社会中占优。

文化话语的矛盾——戏谑化与麻木化的拉锯

消极meme一方面通过幽默使痛苦可笑化，从而减轻个体的直接痛感；另一方面，过度的自嘲与戏谑也可能使人对现实的不公产生麻木，降低对制度性问题的批判力度。戏谑既是情绪出口，也是可能的阉割器。

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无力感的自我强化

当许多用户通过消极meme表达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在网络上被不断确认与复制，可能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公共氛围：人们在看到大量同类型内容后，更容易把瞬时情绪视为“常态”，进而降低集体动员与变革可能的想象空间。

这些矛盾并非静止，而是在复杂交互中不断移动——正是这种动态性解释了为什么消极meme既能带来短期的情感安慰，也可能成为长期社会冷感与被动的温床。

从上层建筑的角度看，消极类meme既是对现有秩序的无声控诉，也可能与统治话语产生同构关系：

在某些情境下，消极meme可以看作是一种底层的“否定之声”——通过讽刺与自嘲揭示生活的荒谬，从而起到批判的作用。但这种批判往往是碎片化、非组织化的，难以转化为制度性抗议或具体诉求。

统治性话语与消费文化也可能将消极情绪商品化：把“苦中作乐”“自我疗愈的消费”包装成市场产品（周边、表情包、短视频模板等），使得对现实的悲观被消费掉，而不触及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因此，消极meme既有解构性的潜力，也有被异化与吸收的风险。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既要看到其反映问题的批判能量，也要警惕其被制度化与商品化的趋势。

分析完成因与机制，我们要看到这种文化现象带来的多层面影响：

积极面（短期）

提供情绪宣泄与心理慰藉，使被压抑的人感到被看到、被理解。

通过幽默化的形式降低直接对抗式的心理成本，可能促成更广泛的公共讨论。

某些消极meme能形成集体记忆，激发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与微观抗争。

消极面（长期/制度层面）

麻木化与常态化，当悲观成为流行语境，人们对制度不公的敏感度可能降低，行动主义被消解为自嘲的表情包。

情绪化替代行动，大量负面情绪在网络上被短暂宣泄，但并未转化为组织化的利益表达与斗争。

自我实现的循环，被动和无力被不断确认，导致个体更少参与公共生活和集体行动，从而弱化改变现实的力量。

任何文化现象也都有“矛盾的两方面”：消极meme是社会矛盾的一面镜像，也是矛盾运动的产物，它既可能是批判的前奏，也可能被体系所吞噬。

消极类meme的大量流行，把当代社会的无力感、焦虑与矛盾以符号化的形式呈现在公共视野。这既不是文化的“简单退步”，也不是个人的“道德失败”，它是物质条件、生产关系、平台机制与文化话语共同作用的产物。关键不在于简单地禁止或谴责这类meme，而在于把它作为一个诊断工具——理解哪些结构性的矛盾正在运作，思考如何通过实践改造这些矛盾。

当我们把消极meme看作“问题的语言”而非问题的终结，便能把嘲讽与悲观转回到批判与行动上来：既承认痛苦，又不被痛苦定义；既在网络上表达无力感，也在现实中组织力量。我们既要揭示现实的必然性，也要把握可能性，用集体的实践把“被动的无力”逐步改造成“有力的变革”。这样，meme的下一轮传播，或许能承载更多的批判和建构，而不只是重复暗光下的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