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爹保妈不惜与毛主席决裂——同是红卫兵，有的造反，有的保爹保妈之五

接上期

3、保爹保妈红卫兵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之时，之前反对工作组被工作组打成“反党”、“反革命”、“右派”的少数派正在为自己的平反而奔走、斗争，但遭到了抵制，比如北京航空学院造反派(少数派)在8月9日“十六条”公布后，要求工作组长赵如璋到北航跟少数派说明情况，并要求销毁“黑材料”。国防科工委委坚持热内工作组没有错误，即使在毛主席批示赵如璋应该跟学生说明的情况下，国防科工委委依然真正执行，最后引发北航少数派8月25日-9月22日在国防科工委门前静坐28天28夜要求工作组组长赵如璋认错并说明情况。

不只是北航少数派要求撤走的工作组给予少数派平反并销毁黑材料，其他学校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右派”的少数派也在要求工作组认错并给师生们平反。因为工作组的抵制，必不可免地发生了对工作组的揪斗。

《韩爱晶回忆录》：

【“右派”这顶帽子一旦戴在头上有多么沉重，多么可怕!上大学的我早已见识与知晓，被57年反右运动打成“右派”的人，是何样的生活与命运。“右派”这个政治身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与“地、富、反、坏”并列的社会异类，人民的敌人。想到这一点，我们这些被工作组视为“右派”的师生，能不感到恐惧吗?能不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前途争斗吗?】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揪斗工作组，让工作组交出并销毁被打成“右派”、“反党”、“反革命”师生的黑材料就成为必然。事实上，文革结束后，很多造反派被判刑，“罪证”就有此时这些师生们被打成“反党”、“右派”、“反革命”的黑材料。

根据《毛泽东传》：

【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残酷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所谓“保皇派”的尖锐对立。】

8月20日，谭力夫在辩论会上滔滔不绝地做了半小时的鼓吹“血统论”的演讲，得到了高干子弟、革(军)干子弟们的疯狂拥护。

这篇报告被他们的父母广为传颂，甚至印刷后用飞机运往各地。

《戚本禹回忆录》：

【谭力夫的讲话得到了一些人的大力支持，他的讲话被迅速印发到了全国各地，农村印发到了公社的生产队一级，其传播的速度要比“中央文件”都要快。一些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谭力夫是中央委员。这说明当时在他背后有一股很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张春桥在10月9日的谈话一语中的：“他代表一个阶级”

后来，陈伯达10月1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时提到过谭力夫这次演讲：

【8月8日通过了《决定》，不过12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即谭力夫的演讲——井冈山观心注)，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老红卫兵打着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旗帜，信誓旦旦地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这时可以跟着毛主席走。但革命到了自己爹妈头上，“不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不利”那就不行了——哪怕是他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领导的革命，那也不行，那也要与毛主席决裂。

这是在此背景下，1966年8月25日，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井冈山观心注)诞生了。从其诞生那天起，西纠的最核心使命就在通令中昭告天下了——保爹保妈。

西纠有着特别坚定的阶级立场。

根据安德鲁-瓦尔德《分裂的造反 北京红卫兵运动》：

【1966年春季，北京城区高中共有52608名学生。其中三分之二的学生就读于西城区和东城区的72所学校】

西纠成立时有31所中学加入，包括高干子弟云集的四中、六中、八中等，后来又有19所学校以及其他组织的红卫兵加入，差不多西城区所有的中学都加入了西纠。它以父母亲戚级别在行政13级(副市级或正县级)以上的学生为骨干。领导者是孔丹(四中)、秦晓(四中)、董良翮(六中)、陈晓鲁(八中)等人。

西纠的成立时得到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支持的。

《经济导刊》2017年06期刊载孔丹的《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

【我母亲批准为西纠提供了办公地点、交通工具、被褥，都够得上是支持了，你想撇也撇不清。】

回忆我与董良翮的往事

孔丹的母亲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

西纠主要领导人：

司令：孔丹(中央社会部部长孔原之子，北京四中)

副司令：陈小鲁(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之子，北京八中)

副司令：董良翮(中共一大代表、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北京六中)

宣传组负责人：秦晓(中科院副秘书长秦力生之子，北京四中)

组织组负责人：王向荣(北京四中)

后勤组负责人：赵胜利(北京四中)。

根据维基百科，西纠的部分成员：

北京四中：

李三友，北京公安局副局长李一平之子;

马凯，劳动部办公厅副主任、代主任方正之(别名：马本初)之子;

徐文连，徐海东大将之子;

孔栋，孔原之子，孔原的弟弟;

戴小明，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戴克明(1964年晋升为少将)之子。堂伯父戴克林1964年4月晋升为少将军衔，1965年7月任任华东工程纵队司令员，1966年3月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常委、省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组长、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周坚，开国上将周士第之子;

刘源，刘少奇之子;

徐小岩，徐向前元帅之子;

薄熙永，薄一波之子;

薄熙来，薄一波之子;

张小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之子。张际春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中原野战军第二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刘辉宣，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刘大礼之子;

徐晓东，南京军事学院党史教研室副主任、政治教研室主任徐邃志(1970年2月任军政大学训练部副部长)之子;

郭冀豫，首都警卫师政治委员，山西省军区副政委郭永彪(1967年3月，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5月，任中共河北省革委会保卫部主任)之子;

董志雄，翻译家董秋斯之子;

张晓翔，张友恒(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之子;

北京六中：

董良翮，董必武之子;

盛鲁阳，后为开国中将谭家述女婿;

姜晋南，北京军区工程兵副主任、国防工事建筑部部长(正军)姜殿富之子;

王冒明，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王家扬(1972年5月后，历任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建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之子;

罗小明，开国中将、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办副主任罗舜初之子;

傅前进，开国少将傅继泽之子;

朱支前，交通部副部长、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朱理治之子;

陈晓伦，24军政委、开国少将陈远坡之子;

北京八中：

朱松滨，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政委兼党委书记、开国少将朱虚之之子;

李勇，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外孙;

郝延塔，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郝苏(1970年6月至1972年5月，任青海省军区政治部主任。1972年5月至1975年9月，任青海省军区副政委。1975年9月，再任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之子;

王鲁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关、戚”之一王力之子;

罗旭东，兰州军区副参谋长罗洪标(1961年少将)之子;

吴新潮，开国中将、空军司令员、文革时升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之子;

杨树东，开国少将、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杨永松之子;

计三猛，国家科委二局局长计明达之子;

李大震，后为朱瑞女婿;

莫安临，开国中将莫文骅之子;

王东胜，开国少将王屏之子;

北京女一中：

张梅妹，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之女，后为孔栋之妻;

李紫阳，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之女;

北师大女附中：

邓榕，邓小平之女;

刘亭，刘少奇之女;

北京女三中：

张兰兰，开国少将、装甲兵副司令员兼装甲兵学院院长张文舟之女;

周稚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政治部副主任周浣白(1964年晋升少将)之女;

南新志，首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54年卸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南汉宸之女;

北京四十一中：

张北英，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张启仁之子;

张海生，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之子;

何迪，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华南热带作物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何康(1972年起历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生产部副部长，广东农垦总局副书记、副局长)之子;

苏晓林，开国中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苏静之子;

梁其望，空军高级防空学校校长梁军(1961年晋升少将)之子;

北京十三中：

粟寒生，开国大将粟裕之子;

北京丰盛学校：

滕久昕，首任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东城区、海淀区的中学也相继成立了东纠、海纠。

受北京红卫兵纠察队的影响，各地相继建立红卫兵纠察队。比如武汉建立了“武汉红卫兵纠察队”、上海建立了“东海前线红卫兵纠察队”。

这些纠察队无一例外都是高干子女为领导，革(军)干子弟为骨干。

我们看看西纠成立时的通告。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1966.08.25

......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日十时实行。】

第三条，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对“十六条”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字不提。

西纠当天同时公布的纠察队队员六项守则，其中有两条显得很滑稽：

【一、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宣传最高指示，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坚决按十六条精神办事。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三、必须坚决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禁打人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

“坚决按十六条精神办事”，但在成立通告中将斗争对象缩小、改变斗争方向，偏偏没有体现“十六条”所强调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严禁打人及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就更无从谈起了。

西纠的第二号通令将其“保爹保妈”的使命展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号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1966.08.26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

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

切切此布。】

【第三号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指挥部

1966.08.27

二、没有中央的许可，没有新市委的决定，没有纠察队的命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宣布戒严，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拦截和检查来往车辆和行人，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对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拦截军车!

三、绝不允许任何人擅自查抄国家机关、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我们要保卫国家机密！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

四、绝不允许任何人无理勒令革命老首长搬家，辞退保姆，交出电视、沙发、汽车等，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阶级报复，坚决反对绝对平均主义！】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东城分队成立后于1966年9月10日发出的“第一号通令”称：

【我们完全同意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颁布的一至七号通令。】

北京工业学院一中红卫兵1966年8月27日的大字报《告全市红卫兵紧急呼吁书：十万火急──彻底粉碎反革命的复辟阴谋》

【现在，阶级敌人动起来了，不仅向我们的阶级弟兄开刀，而且向我们敬爱的革命老前辈开刀了！！向我们敬爱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刀了!!!红卫兵现在不挺身而出，还待何时?!

......

他们闯进革命老干部家里，横行霸道，大打出手，揭下房瓦，扔出沙发，搬走橱柜，拆除电话，将文件乱翻一气，说这是“特殊化”；将勤务人员赶出大门，扬言要老干部自己做饭，说这是“劳动化”。

他们像一群疯狗，横在马路上，拦住革命老干部部的小汽车，将他们赶下车，说这是“脱离群众”，而他们自己却坐上汽车扬长而去。他们像一批杀红了眼的屠夫，冲进医院，“勒令”取消高干生活待遇和看病优先权，让他们耗费宝贵的时简去排队挂号，企图让他们去等死！

他们这群洋奴，强行封闭高干病室，却改之为“外宾病室”。

他们打着平等的招牌，干着强盗的勾当，假借工人的名字，叫喊什么“房子应孩平均分配。”

......红卫兵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全市狗崽子下最后通牒：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不许动我们的革命老干部一根毫毛，如果你们胆敢动一动，我们红卫兵饶不了你们！就和你们刺刀见红!要你们的狗命!】

中央社会部部长孔原之子孔丹在他的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说得非常直白：

【西纠”成立时，我觉得社会上太乱了。一方面是老干部被冲击，这是一个矛盾。学生和红卫兵起来冲击的第一批人是谁呢？是校长和校党支部书记，其实很多中学，特别是北京重点中学的书记、校长，都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如四中校长杨滨就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是宋养初部长的爱人。所以这场运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有一些干部子弟突然就悟到这个事儿了。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反应。】

【我觉得，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

“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反应”这句话尽在不言中，又道尽一切。

孔丹所说的“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就更意味无穷了。《难得本色任天然》：

【“文革”后，老同志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一种倾向性，觉得过去用的人很多有问题。许多领导的秘书，在关键时刻禁不起考验而反戈一击，甚至有些人投机出卖；所以，选干部子弟当秘书，是那个时期的一个潮流，觉得至少政治上可信。所以前面说过，王震同志曾要我做秘书，耿飚同志曾要我做秘书，我给张劲夫同志做秘书前后，还有人推荐我去给万里同志做秘书。万里当时是改革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父亲和我们两兄弟经常跟他一起打桥牌，万里本人和我可以说很熟。由于我在老一代的领导人那里，凡是认识我的都觉得我是一个好后代，有能力、不张狂、可靠、踏实，所以都希望选我做秘书。

......我从小就和王军(王震的儿子——井冈山观心注)非常熟，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下围棋，有几次我是彻夜地陪他下棋，从头天晚上7点多下到次日凌晨5点多。然后他开个摩托车把我送回家，我再骑上自行车到中南海上班。这时，实际上王军已经参与了中信的创立。我把这事儿跟他一说，他说：“你到光大干嘛去，你当然是到中信来呀，要帮人也要先帮助我呀。我找荣老板(荣毅仁——井冈山观心注)去说,给你要个好位子。光大那边给你安排什么职务?"我说：“可能是考虑某个部门的负责人吧。”他说：“我也给你要这个职务。”当时王军是中信业务部的副总，他真去找了荣老板。荣老板说：“孔丹还这么年轻，你才是业务部的副总，这样吧,是不是给他搞个业务部襄理。”那时我已经37岁了，不过在当时还算是很年轻的处级干部。中信的业务部其实就是中信的核心部门，所以给我安排襄理，在当时的中信已经是很可以的了。王军就来找我说：“荣老板说给你个襄理，我能做的就是这个。不过到我们中信还是好，我们有很多好的发展条件

这时又遇到一个事儿，段君毅当时在北京市当市委书记，他的儿子段存理是我四中同学，专门找我说：“我父亲特别喜欢你，他希望你到北京市来干。”段君毅其实已经有一个考虑了，他问我：“你现在什么级别?”我说：“副处级。”他说：“海淀区缺个副区长，你干怎么样?愿意不愿意?我们这是对年轻人的重用啊。”

......劲夫同志还跟我说：“不到北京市也可以，你到上海去，在经委做个副主任，直接去接触实际嘛!”当时上海市的市委书记是陈国栋同志，市长是汪道涵同志，都是华东的老同志，与劲夫同志相熟，彼此非常信任。所以劲夫同志为我做这个推荐是会非常有力的。

......

我也为王军考虑了。在我选择了去光大后，对王军说：“王大哥，我推荐一个人，秦晓(其父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建国后成为中科院领导成员——井冈山观心注)，我四中的同学，‘文革’中我们是一起过来的，他能力很强，很多方面都比我强，最起码外语比我强，他干过外事局副局长的。我相信秦晓到你这儿，一定能给你帮上忙。”在王军那里，我这样认真地推荐一个人还是有一定信用的。不久秦晓到了中信，很长一个时期作为王军的主要助手;一直到调整领导班子，王军做了董事长，秦晓做总经理。

我比较为别人着想，有这个胸怀。我向来习惯讲，很多人比我强，应当受到重用，喜欢做这种穿针引线的事儿。以前我比较推崇秦晓，所以把他推荐给王军。我还曾向当时任北京西城区委书记的陈元推荐了马凯。现在马凯还说，如果不是孔丹，我不会到西城区工作，也不会从政。他的意思是，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从整个国家发展的需要看，马凯发挥了他的能力和特长，起了更好的作用，他人品端方，诚恳实在，实事求是是他一生的追求】

西纠成立仅仅两天，1966年8月27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总指挥汪延群(轻工学院，汪东兴之女)，副总指挥刘克府(刘克府又名朱新华，开国上将未良才次子)，副总指挥赵静愚(矿院、女。未到职)，副总指挥刘平凡(人民大学，刘志坚中将长女)。

根据《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

【1966年8月27日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高干子女为主导，受工作队支持和操控的北京各高校文革委员会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

1966年9月5日，又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宣告成立(简称二司)。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之子)任临时总指挥，李延明(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之子)、曾延丽(原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原商业部副部长曾传六之女)等任副总指挥。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成立。这个司令部只有很少革命造反派，如北航红旗等，其他多为保守派，所以以后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卫士，被称作保皇司令部。】

此时的形势保守派占据绝对优势，少数派也就是革命造反派处于劣势。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1966年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成立。

无论是西纠还是一司，以及后来的联动(西纠的变种)，在它们的宣言中都未提到十六条中的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连“当权派”也只字未提。理论是指实践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它们对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到底是什么样的态度，进而可以看出它们的性质，看出它们的路线到底是什么。

三司的成立，标志着作为革命造反派的少数派的联合，形成了与保守派斗争的力量。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首都三司的成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它开创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新生面。她一成立，就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旗，紧跟毛主席，紧跟中央文革，团结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师生，握成一个无产阶级的钢铁拳头，狠狠砸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向xxx黑司令部，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后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王大宾在他的《王大宾回忆录》记述：

【与保工作组的保守派的斗争，促使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走向联合。1966年8月27日，以血统论为组织路线，以高干子弟为主导，排斥“黑五类”子女，并以工作组操控建立的北京各高校文革委员会领导的保工作组红卫兵，联合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一司。地质学院斗批改兵团红卫兵参加了一司。随后，9月5日，又有“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简称二司宣告成立。二司中虽有北航红旗少部分高校造反派组织参加，但其领导层亦偏向保守。地院东方红认为，我们要坚持真理，就要旗帜鲜明。我们决心要旗帜鲜明地高举批判和反对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的旗帜，联合北京各高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建立自己的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互相支持，联合行动，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去争取批判工作组错误路线斗争的胜利。】

在这里，仔细思考毛主席所说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我们应该得出自己的结论，也会对文革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三司的成立，在文革进程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形式——夺权——少数派(造反派)向保守派(多数派，保爹保妈派)夺权。

根据《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

【当地院东方红9月19日从二进地质部撤回地院后，开始思考：为什么工作队撤走了，我们仍然受到压制？“右派”、“反革命”的帽子为何随时还会强加在我们的头上？工作队为什么还没有真正赔礼道歉、平反和销毁黑材料？

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地院文革的领导权还掌握在工作队操纵下建立的校文革手上。于是地院东方红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与目标，下决心一定要争得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九月二十三日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都是政权问题”。地院东方红冲破地院文革的高压，奋起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院广播台，伪院文革保性大发，挑动工人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大打出手，武斗整整持续了一天。一百七十名东方红战士负了伤，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同志即派观察员赶到地院，召开了全院师生大会，坚决支持东方红革命小将，肯定了他们揪邹家尤，炮轰何长工为首的地质部党委的革命行动。制止了这场武斗。

中央文革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少数派”，大大鼓舞了其他院校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革命师生。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大发扬，各校“少数派”纷纷起来造反。第二天，北航红旗、北京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清华井冈山都采取革命行动，夺取广播台。】

根据《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

【从此开始，地院东方红在夺权的道路上逐步向前推进。整个地院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及其管理权逐步由东方红控制。】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根据《王大宾回忆录》：

【9月26日，首都三司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工作组方向、路线错误大会，周恩来总理到场讲话。周总理说：“不管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是革命的组织，说你们不是革命的组织或者甚至于污蔑你们是反革命组织，这样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你们处于少数地位，但是你们敢于坚持你们认为对的革命造反的真理，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我们青年人就是要敢说，敢干，敢于坚持真理，自己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要坚持下去。多数和少数，究竟谁是革命的，谁是最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检验出来。”

周总理说：“当前各校的各派红卫兵‘应该一律平等’，在物资上要同样待遇。地质学院的少数派是革命的，应给以支持。对不支持，甚至阻挠革命同学要求的部门的当权派，他们的问题应该交待。”

周总理还说：对工作组问题，你们是有优先发言权的。“工作组在时，挑动学生斗学生，支援一些人压制、监视、打击、围攻斗争另一些人，这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戴在学生头上的‘反革命’、‘右倾’等帽子应统统取消。”】

《清华蒯大富》这样记载：

【在9月26日白天，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集会，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到会请话支持，我们更感到有底气、有信心。特别是周总理大声宣布：“凡是工作组强加在你们头上的‘反革命’、‘右派’等帽子，通通取消。”

全场欢呼，有人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前文《戚本禹回忆录》所说的：

【文革初期，......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9月2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8月20日关于血统论“发言”的大会。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络委员会”冲破重重阻力，在北师大召开了第一次批判谭力夫“发言”的大会，有力的推动了北京市以至全国对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

少数派造反争取领导权的行动，必然遭遇来自另一条路线的更大的阻力。

根据《毛泽东大传》记载，10月1日的国庆晚会，毛主席曾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了这样的话：

【“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根据《毛泽东传》：

【在他(毛主席——井冈山观心注)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十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他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他又说：“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社论明确提出：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才能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政，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社论还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

可以说，10月2日社论，吹响了革命造反派作为少数派向保守的多数派全面反攻的号角。

在社论的指导下，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10月6日，由地院东方红主持的首都三司，联合北航等首都高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出席了大会。

10月13日，首都革命师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第一次《批判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新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后通过了《告北京市革命群众书》。

《戚本禹回忆录》：

【在10月开始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首都三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多数派。】

从此，以高干子弟为领导、革(军)干子弟为骨干保守派开始溃败。

毛主席所说的“阻力”，有些就直接显现。当保守派红卫兵看到了毛主席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时候，甚至与毛主席做了决裂。

以西纠、海纠、东纠等骨干组建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成立了。

以高干子弟访谈为主要内容的《红卫兵秘录》记载：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这些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同许许多多人一样，在“文革”开始时，也曾以真诚的激情投入运动的漩涡，有过狂热的举动。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运动出人意料的发展，却使他们渐渐地清醒过来。】

此处的清醒与孔丹在他的《难得本色任天然》如出一辙：“所以这场运动发展到一定的时候，有一些干部子弟突然就悟到这个事儿了。这是冲谁来的啊？我们会有一个内在的本能反应。”

《红卫兵秘录》：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京工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12月5日是“联动”正式成立的日子。这天夜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些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为了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全力以赴，冒着刺骨寒风，奔走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竟爬上了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了一条巨幅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根据《红卫兵狂飙》：

【1966年11月27日，部分高干子弟在北大附中秘密酝酿了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事宜。会议决定这个组织机构采取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1名联络员，主持常务工作，由北京工业大学附中于增寿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北京石油学院附中承担，并委托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在此之后，他们以北京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到处进行串连活动。12月5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市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正式成立。当晚，北京街头出现了如下的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指1966年11月中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军委副主席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作法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为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奔走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刷下了一条大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的主要成员除孔丹、董良翮、陈晓鲁等西纠的主要骨干外，还有：

牛皖平，国防科工委政治部副主任牛正中之子;

宫小吉，开国少将宫乃泉之子;

彭小蒙，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

邓榕，邓小平之女;

张路宁，张鼎丞之女;

卜大华，七级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卜文达之子;

等等。

还有一个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他们的通告中更直接。根据《文化大革命文库》：

【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发秘字 003;1967.01.01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付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指示。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它的成员，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于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我们一定要英勇、忠诚、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项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

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一九六七年元月一日】

这份通告的结尾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万岁”，也没有提“捍卫毛主席”。

在这份通告中，直接提出了“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两个主席是谁?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份通告还提出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很难想象这样的“思想”没有受到家长的影响而仅仅是是一帮中学生提出来的。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无端揣测。

巧合的是，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肯定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但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做出了如下结论：

【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个决议与“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基本上吻合。

联动成立时，保爹保妈派已是强弩之末，而原来的少数派(造反派)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联动的垮台不过是时间问题。

联动中高干子弟回忆为主的《红卫兵秘录》记载：

【12月7日....

12月9日......

12月16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们见到了周总理。......

12月26日......

绞杀令下达了。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1月17日，北京工业学院附中的“造反派”突然召开大会，“安排”“联动”成员，原校筹委会主任赵战平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下午3点，赵战平的“检查”还没做完，包括北航“红旗”在内的13个大专院校共3000多人突然包围了会场，同时公安局还出动了50余名警察，抓走了赵战平、邹平等3人。接着他们便以“捕获‘联动’巨头”为名，在西单、东单、王府井等处，押着赵战平等游街示众，以欢庆所谓的“胜利”。】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联动中高干子弟回忆为主的《红卫兵秘录》提到了1967年1月17日，造反派与警察抓捕了联动主要分子，但却对联动六次冲击公安部只字未提。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记载了联动六冲公安部：

【十二月十六日

晚上，北航“红旗”战士将两个企图偷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扭送公安部。“联动”的一小撮坏头头，借此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专政机构一一公安部。调集一批暴徒，冲入公安部接待室，抢走凶手，并殴打于桑副部长和公安人员。公安部拘留其中打人最凶的几个，进行教育后放出。这就是“联动”的一冲公安部。】

【十二月二十八日

“联动”一冲公安部后，反咬一口，造谣说公安部乱抓人。是日上午，竟调来二、三百名暴徒二冲公安部，强占八个办公室，大砸大抢。一时间，弹弓齐发，石块乱飞，并肆意围攻、殴打、捆绑公安人员。他们流氓劲大发，野驴般地吼叫：“高干子弟要掌权”“打倒三司”“打倒公安部”“枪毙三司后台”，并撕下墙上的毛主席语录，涂上反动口号。其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直到三十日，革命工人、红卫兵闻讯赶来，他们才落荒而去。】

【事隔一天，即三十一日，一百多名联动分子又冲进公安部，大肆进行打、砸、抢，到一月一日下半夜，才灰溜溜地逃掉。这就是三冲公安部。】

【继去年十二月底三冲公安部之后，一月六日晚，联动纠集百余人四冲公安部，他们捣毁礼堂设备，放鞭炮，割电线，砸喇叭，写反动标语“活着干，死了算”,“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又涌进食堂，将几十斤香肠和猪头肉抢食一空，真是一群无赖。次日，联动五、六百人带着菜刀、七首、凶器等企图再次冲入公安部，由于革命群众闻讯赶来保卫，其阴谋才未得逞。但“联动”贼心不死，一月十日，他们竟向公安部下了“最后通牒”，第二天，五、六百人第六次冲公安部，革命群众被激怒了，自动赶来保卫公安部，他们结成了一道冲不垮，打不散的人墙，和“联动”据理斗争，在英雄的人民面前，“联动”狼狈不堪，落荒而去，恼怒之下，竟砸广播车出气，并大喊反动口号“刘XX万岁!”】

六冲公安部后，联动走向了覆灭。

根据《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一月中旬

十七日，谢副总理严正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二十一日，周总理指出：“对这些组织的首恶分子必需实行法律制裁。其中受蒙蔽的群众要赶快觉悟，起来揭发。”

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立即行动起来!连日来，清华、北航、政法、地院、科大等校的革命组织配合中学革命造反组织纷纷抄了联动据点，拘捕其首恶分子。】

【一月二十一日

中学造反派在民族宫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

1967年2月20日，三司和第一司、二司的革命派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

首都红代会的成立吹响了全国红卫兵大联合的号角。在很短时间内，各地红卫兵大联合组织相继成立。

以联动为代表的保守派(老红卫兵)的垮台、造反派红代会的成立为标志，造反派红卫兵彻底取得了运动领导权，自此，红卫兵运动进入了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