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国文脉》的五大荒谬

余秋雨《中国文脉》的五大荒谬

方原

余秋雨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写批判文章崭露头角、九十年代以所谓“文化散文”爆得大名、新世纪以“文化学者”身份频频出现各大媒体成了“媒体红人”、又以“文化大师”自诩(余氏有一‘大师工作室’)、为南京钟山风景区写碑文惹风波以及虚伪的文风屡被古远清等专家学者批评并引发争鸣、广受关注的著名作家与学者。其不久前出版的“余秋雨书系”中的《中国文脉》一书不太被人注意，其实也是一部荒谬甚多的文化散文、随笔式著作。余生也晚，加上机缘等原因，从未见过余秋雨，更与他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但读了《中国文脉》这部新著，发现其中荒谬甚多，忍无可忍，思虑再三，终于写成此文，以就教于广大专家与读者。我观《中国文脉》，发现其有如下五大荒谬。

荒谬之一，是将中国文脉写到了近代，就嘎然而止，制造了现当代文学“空白论”。余秋雨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学成果寥落”，“虽然大概念上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而文脉则散逸难寻。”该书从《诗经》、先秦诸子、屈原、汉赋、“三曹”“七子”、陶渊明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列到清代纳兰性德与曹雪芹，到了现当代，就成了空白。作者虽然也提了两句鲁迅，但却不是把他当作中国文脉的延续者来论述，不具体分析他的小说、散文、杂文与散文诗的辉煌成就，，一句不提他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开山者、奠基者与中国文化革命旗手、主将的巨大成就，而仅说他“懂文脉”“而是从他对屈原、司马迁和魏晋人物的评价中可以窥探。”对一位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如此吝啬笔墨，实在令人费解;对中国新诗的主要奠基人郭沫若，则说他“应该也懂”(文脉);而对胡适，则说他“缺少文学感悟能力”。接着，余秋雨称：“现代既是如此荒瘠，那就不要在那里流浪太久了。”他认为必须“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外国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 。

中国现代文学真的如余秋雨所说的“如此荒瘠”吗?这真是 “睁着瞎眼说白话”。中国现代文学的辉煌乃至伟大成就有目共睹，不仅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伟大作家，划时代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女神》《子夜》，烛照千秋的《家》《骆驼祥子》《雷雨》《屈原》《白毛女》等伟大作品，还出现了沈从文、郁达夫、冰心、叶圣陶、萧红、夏衍、田汉、丁玲、艾青、臧克家、何其芳、徐志摩、戴望舒、田间、朱自清、贺敬之、光未然、李季、阮章竞等杰出作家与诗人的杰出作品。先说鲁迅，曾被俄国评为世界十大文豪之一，与托尔斯泰、泰戈尔并列，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说：“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亚洲，也就是这一百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鲁迅能够在非常短小的篇幅内融入非常厚重和内涵犀利的观点，很了不起!”毛泽东誉他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名副其实。但这些，都入不了余秋雨的“法眼”，都不算“文脉”，不值一提。于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便一片“荒瘠”、“空白”。现代文学都如此不堪、如此不值一提，那么建国后的六十年(至余秋雨《中国文脉》出书前夕)的当代文学就更不值一提了，什么“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什么《茶馆》《大波》《三家巷》，什么赵树理、孙犁、茹志鹃、李凖、郭小川、李季、魏巍、姚雪垠、杨朔、秦牧、刘白羽、浩然， 还有改革开放后的王蒙、路遥、张洁、刘心武、莫言、贾平凹、阿来、王安忆、苏童、余华、贾大山，还有台湾的陈映真、白先勇、余光中、洛夫……的作品统统都是垃圾。这不禁让人想起早些年曾有人说的“百年空白论”，余大作家与他们真是“心有灵犀”“英雄所见略同”啊!余作家真是深得“历史虚无主义”真髓并身体力行的“光辉典范”也!余秋雨还说，“中华文明有一万个理由延续下去，却又有一万零一个理由终结在十九世纪”。这是什么意思?是中华文明已经在十九世纪终结，而且这终结的理由是充分的，必然的?那么，中华文明真的已经“在十九世纪终结”了么?余氏此前不是说“普及了白话文”之后的“中华文明有幸免于崩溃”了么?近十四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能认同他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终结论”么?

荒谬之二，是对“文脉”含义的解释与论证的混乱与矛盾。余秋雨说：“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处于隐潜状态”。从字面猜度，“潜流”是“潜”不是“显”，但作者的解释却把人弄糊涂了：“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官方主流;这股潜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民间主流。”既非“官方主流”，又非“民间主流”，难道还一种非官非民的“中间流”吗?但读《中国文脉》全书36万字，却实在很难找到能论证作者上述观点的亊例。譬如，余氏所论“中国文脉”最早登场的“脉例”是《诗经》。殊不知《诗经》是既属“官方主流”，又是“民间主流”。“雅颂”两部分诗作中，“雅”是朝廷的乐曲，“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曲，是“官方主流”的;“风”即“国风”，是当时当地流行的歌曲，带有地方色彩，从内容上说，大多数是民歌，作者也大多是民间歌手，也就是“民间主流”的。“风雅颂”很难说哪一首是“中间流”的。又如被余氏推崇备至的曹操，他称曹操是“文化巨人”，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曹操是汉末与曹魏政权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其诗歌肯定不属“民间主流”;而余氏接着又推崇“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高峰了”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众所周知，陶渊明是归隐田园的“隐者”代表，当属“民间主流”。到了明清时期，余氏认为，“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不算杰作，“真正的杰作只有一部：《红楼梦》。”那么，《红楼梦》是“官方主流”，还是“民间主流”?《红楼梦》曾经在民间手抄流传，似乎应为“民间主流”;但它又得到过乾隆帝的支持，正式刊印出版发行并从此广泛传播，似乎又系“官方主流”。按余氏非“官方主流”，又非“民间主流”的标准，《红楼梦》也不应算作“中国文脉”，但余氏不仅将其算作，而且是“真正的杰作”，“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于是，“中国文脉悚然一惊”。论点与例证的如此混乱与自相矛盾，实在令人吃惊!以愚见，“中国文脉”，既是“源”，又是“流”，“源”自《诗经》、《离骚》与先秦散文，“流”，则是不断添加的文学名篇，三千多年至今从未“竭源”与“断流”，一代又一代杰出作家的杰出作品，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荒谬之三，是竟然大肆宣扬“因果报应”的唯心主义论点。在该书《猜测黄帝》《感悟神话》二章中，余秋雨大写他一九七六年夏天时分，到了一座什么山上的一间民国某高官的隐秘藏书楼上读了一段时日该楼的藏书，忽然某日山下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就在两天前，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几十万人。”然后作者议论道：“人世间的小灾难天天都有，而大灾难却不可等闲视之，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可惜很少有人能够领悟。”“天地自有天地的宏大手笔，一撇一捺都让万方战栗。这次在唐山出现的让万方战栗的宏大手笔，显然是要结束一段历史。但是这种结束又意味着什么?是毁灭，还是开启?”又说：“我回到半山藏书楼不多久，就从两个路过的山民口中知道，一位重要人物去世了。难道，未被预报的大地震本身就是一种预报?”

余秋雨这几段叙述描写与议论有两个荒谬之处。其一，“就在两天前，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几十万人。”唐山大地震刚发生两天，那“两个工作人员”就告诉作者“死亡几十万人”，这明显是谎言。因为当时地震才过了两天，全国各地正派部队与医务人员赶赴震区日以继夜、马不停蹄地抗震救灾，官方并没公布、其实也没来得及统计死亡人口数字，远离唐山与首都几百公里的“那两个工作人员”从何得知“死亡几十万人”?况且，唐山大地震并非死亡几十万人，而是24多万人。作为一般公民，绝大多数人都是几个月后甚至几年后才知道死亡大概数字。余秋雨不过将后来知道的情况挪前到当时，以标榜自己“消息灵通”与“先知先觉”。其二、余秋雨称，“大灾难一定包含着某种大警告、大终结，或大开端”。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唐山大地震与“一位重要人物去世”(显然指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去世)并无必然联系，不过偶然事件且相隔不久发生而已。如果大自然灾难必定会“预报”或造成某种预示与“大警告、大终结、大开端” 并要“结束一段历史”，那么请问：1998年三江流域特大洪灾、2008年汶川大地震死亡近十万人、2004年12月印度洋大地震引发大海啸死亡和失踪人数约30万人、日本核幅射事故、海地大地震……这些大灾难究竟“预报”、预示了哪一种“大终结、大开端”、“结束了”哪一段“历史”了呢?难道1920年12月16日宁夏海原县 8.5级大地震死亡 24万人“预报”、导致了当年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的去世或下台(须知徐世昌是1922年才下台的)与北洋政府的统治的完结(北洋政府的统治是1928年才终结的)?难道1931年长江流域特大洪灾死亡14.5万人、当年灾荒致死370万人“预报”、预示或导致了民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的死亡、下台、结束了民国政府的统治?1998年三江流域特大洪灾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分别预示了四年后中央几位领导的换届退休和结束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或倒过来说，难道2002年、2012年中央几位领导的换届退休是由于三江流域特大洪灾与2008年汶川大地震分别“预报”、预示的?余秋雨还大力宣扬宗教，他为某地“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信众而喜悦”。科学昌明的时代，一个著名作家、学者竟相信并宣扬这种“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迷信虚妄的论调，真匪夷所思!

荒谬之四，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余秋雨说：“中国近代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常见病那就是习惯于作‘逆向扮演’。他们把哲学中相反相成的涡漩模式用到了油滑的机巧层面，往往用极端的方式扮演各种角色，又轻易地滑到另一极端，还是在扮演。……那些在极左时期制造灾难的文人，转眼也会变成追查灾难的‘斗士’，两头都扮演得慷慨激昂。”他们是“中国文脉的天敌”。这种“逆向扮演”的文人的确哪朝哪代都有，不幸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余秋雨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众所周知，文革时，余秋雨担任过特殊职务，成了某写作班子的骨干，还曾打过别人的“小报告”(据《南方周末》有关文章)，不料几十年后，却学得川剧的“变脸”法，摇身一变，竟成了“受害者”，慷慨激昂地写文章、出著作，美化自己，抨击别人，大谈所谓“小人”，“历史的暗角”，仿佛他自己很“伟大”“光明”“高尚”，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荒谬之五，是“补天是基本逻辑”“天下是补出来的”。余秋雨认为：“世道是补出来的。最好的救世者也就是最好的修补匠。”他讥刺批评道：“要么谋求改朝换代，要么试图造反夺权，虽然也有自己的理由，，却常常把那些明明可以弥补、改良的天地砸得粉碎，……结果，人们看到，许多号称开天辟地的济世英雄，很可能就是骚扰民生的破坏力量。” 余秋雨因而宣称“在华夏的土地上，补天是基本逻辑” 。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革命不如改良”“告别革命”。按照余秋雨的“基本逻辑”，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二十世纪各国推翻封建专制、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都是多余的，不合他的“基本逻辑”的。如依他所言，人民群众应该“做稳了奴隶”、任由压迫者压迫、剥削者剥削才对。辛亥革命前清政府高层也有人试图“补天”，改掉封建帝制了吗?民国期间也有人“修补”，但“补”出了民主共和吗?更阴毒的是，余秋雨用“号称开天辟地的济世英雄”来影射中国共产党。众所周知，人们常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91年，有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著名电影就叫《开天辟地》，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似乎没有谁用过“开天辟地”这个词的。余秋雨“软蛇咬人”的小人手段的确阴险高明。但是，作为一个文革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如此的仇恨革命与共产党，却又不愿退党，岂不荒谬?

以前读过几篇余秋雨的一些“文化散文”，虽然芜杂，感到他还有一点“文化”，但自读了他的这本《中国文脉》后，直觉像呑了一只苍蝇，残存的一点好感顿时荡然无存。

(转自某文化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