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2高中上二

见证共和国系列丛书之一——我那三十年(1952-1982)连载12高中上二

难忘的高中时代

*我的高中时代回忆分成两部分来写，高中本应该读三年的，而我们的这届学生在学校整整待了五年零一个月。

上·紧张美好的高中生活(二)[本章(上)共11小节，分三次连载]

(1962年—1964年)

4.班会与“四清”锻炼

高中时代我们仍有班主任，不过除非班里有大事需要班主任出面指导讲话，很多事都是同学们自己管理自己的。我们高一的班主任刘老师除了每周二节历史课，平时很少到班级。而班干各司其职，都非常认真负责，作用反而挺大的。

回想起来，每周一节课的班会，班长倒是作用不小。一节课既有本周的班级总结又有下一周的布置和新要求，一讲常常是一节课。可能是能升入高中的人太少，那时的高中生素质真叫人敬服，多少年以后人们把我们称为“老三届”。“老三届”的学历不高，但在社会上贡献了他们应付的汗水，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二三十年里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高二时，全国农村搞四清运动。因为我们是在校生对运动了解得并不多，为了使我们也在运动中受到教育，1964年的年末，学校组织我们班下乡两周参加农村四清运动。

“四清”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太清了。现在我问了几位比我大十多岁的退休老人，他们也没有一个能给我明确答复的。据我的回忆是——“四清”是指清农村干部贪污问题，清账目，清多吃多占，清资产阶级剥削思想。

我班是在旗所在地西十里的一个小村体验生活的。

说实在的，那个村农民生活太苦了，有些事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住的赵老汉一家里有三口人，冬季只有两条棉裤，赵老汉和老伴二人合穿一条。每天早起，赵老汉穿上棉裤去队里的场院背回烧柴，白天老伴穿上做饭，喂猪打狗干家务。有个十二三岁的女儿也没有读书。当然，他是屯里的一个困难户。

社员们过年会杀猪，但多数人家却买不起食盐。西院一家杀年猪，说给了我们几个同学去吃血肠(东北人有此风俗)。菜里有肉却没有盐，吃肉真的也不香。

那时，农村吃返销粮的生产队[ 即平均每人分不到360斤，由于国家补齐到360斤，补的这部分叫返销粮。]，一个劳动日只能分几分钱的也有。极个别的生产队甚至还有一分钱也分不到的。他们领了口粮后只能靠养头猪，养几只鸡，卖几个鸡蛋来换点零花钱。参加“四清”叫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落后农村的生活实在很苦。

白天，我们同社员一起刨冻粪参加劳动，晚上同社员们一起参加对个别干部、地主富农的揭批斗争会。工作队是从内蒙古自治区里派下来的。多数晚上，我们是学习外地经验材料，批判村里有个叫张会民的富农。张原是村里公认的“嫘姐夫”。他这人嘴好说，好闹着玩，因此从他嘴里说出的话免不了就成了批判的内容。记得有什么“顶风雨，顺风旗，十八岁的姑娘是大叫驴”啦，什么“现在不如旧社会，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啦等等。

人们批判他“封资修”思想，批判他“你是旧社会的富农，留恋旧社会人剥削人的生活”，叫他低头认罪，在工作队的带领下，大家高喊“打倒富农分子张会民!”的口号。但没有人打他，打人的风气是“文化大革命”时刮起的[ 爸爸说批判和批斗是两个概念，“文革”以前也常批判，但是只说不动手。而批斗是“文革”时才有的，说批斗就是指在过程中有动手打的行为了。]。

提起张，我们在离村前还演了一场节目，有一个节目是表演唱，是专门以张的事编成的。演出前借了他的帽子戴上边唱边批。在第二个星期，班里抽出了几名文艺骨干白天不刨粪，专门集中精力编写节目。大家边编边排练，五六天就拿出了一台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有几个“二人转”，还有“对口词”，独唱，二重唱，表演唱，快板，内容都是现编现演的。也就是那次，我才知道我班还有这么几位唱二人转的人才，他们既会唱，又能叫出各种曲牌名[ 二人转是有曲牌名的，这一点上很像宋词。我个人一直认为它可能与宋词有传承关系，因为靖康之变宋词被带到了东北，而且不准再写高雅的东西了。当然这是个人之见。]。

有了词，他们就能根据词来安排一个合适的调来唱。而我一直是校文艺队的人，却不了解他们。难怪班级的新年晚会节目会那么形式多样，精彩无比，原来班里几乎人人都有一手!

5.为国家的成就而欢呼

国家刚刚经过三年的自然灾害，经济落后，农村人民生活还很穷。那时连收音机都是一件稀罕物，农村根本没有电视机，信息交流全凭在报纸上获取。

班级里订了几份报纸，平时就挂在教室前。同学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一来报就争着看，不漏过一条重要新闻。

我们有自己的万吨水压机了!

我们能自己造万吨货轮了!

中国运动健儿在世乒赛上夺冠了!

美国还在侵略越南，刘少奇主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十亿中国人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辽阔后方。”大家都很关心抗美援越……

赫鲁晓夫说中国不能自己造原子弹，要想造原子弹，咱们中国人要穷得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同学们常常议论这个话题，我们到底能不能造原子弹呢?现在有没有原子弹呢?有的说可能有，这是国家机密，有也不会说，咱们也不知道。有的说可能没有，若有的话报纸上能不发表吗?双方还为此有过争论。真个把国家的事看得比自家的事还重要。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当同学们从学校的广播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消息后，整个校园立刻像水进了热油锅一样炸开了!大家欢呼，跳跃，跑出去打鼓庆祝;

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子弹了!咱们中国人的腰杆直了!

回忆那一幕，真使我难忘，这个日子，这番景象我牢牢地记在了心头。有这样的热血青年，中国还怕什么呢!

想想今天，国家经济发达了，各方面取得的成就远比那时多得多了，可是许多人却缺少那种热情了。人们学会了从更多角度去思考问题，特别是希望法制健全、希望消除一切腐败。后人们有的不理解，为什么那时那么穷，人心却那么齐，革命热情又那么高?答案恐怕不是我个人能说清楚的。毛主席去世时，许多中国人都哭了。周总理去世时，人们从内心感到非常悲伤。今天的青年，对此感到奇怪甚至怀疑，这也让我及我们这一代人同样有些难以接受[ 这怎么说着说着又冲着我来了。]。

6.第一次溜号

从小学开始，偶尔在课堂上老师会说：“注意听讲，别溜号了!”刚来内蒙古时我不懂啥叫“溜号”，以后知道是上课时走神精力分散，没注意听课叫“溜号”。

老师讲课，学生怎么会走神?我一直不理解。可是，高一时我终于走了一次神，体会到了学生上课也会胡思乱想。

学校离家虽然百十多里路[ 爸爸是在保康一中上的高中，这时已经离开巴彦塔拉了。]，往返火车票也只有两元。但是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我只请过三次假回家。周六请假，周一就能返回学校。而同学们每学期至少请一两次假回家，有的家比我还远。

我不愿意请假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当然是少回家节约了火车费。二是因为在我第一次请事假回家返校后，我三五天内思想没有静下来，一会想到父亲下乡不在家，家里的房子该抹一抹了[ 土房每年受雨浇后都会有少量的土被冲走，每年秋天都需要往上补新的泥皮的，砖房是没有这样的维护工作的，这活很累，我也干过。];一会又想，家里的院墙该修补了，弟弟们太小了，很难干这种活;一会儿又想，家中的柴恐怕烧不到放假，弟弟们不得不顶替我在家弄柴烧的活……。上课时，不知不觉想到了这些，老师讲了好几分钟课我都没听清在讲什么。

猛然一惊：啊，这就是溜号!我在溜号!

于是我立刻强制自己，再不能乱想了，这会误了学习的。虽然强制自己收回心听课，但课下这些事总往脑子里钻。因此，我决定尽量少回家，争取开学时把一切都准备好，不放假不回去。

7.大搞卫生与文体活动

高中时代，学校对各方面的要求与训练都是很严格的，不但学习时间抓得很紧，文体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比如，体育课每节都安排得很紧，冬季长跑训练达标的要求是要跑十五圈儿，合6000米。

为了达到要求，冬季课活我们在练习时常常一跑就是十来里。此外，冬季班内还搞“比比谁先跑到北京”的活动。大家都把自己每天跑的圈数登记在统计表上，这事没有弄虚作假的。那样做同学们都认为是一种虚伪的人格。上班以后我体会到了这样的训练对自己身体的好处，学校长跑比赛我常常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并能取上好名次。因为有这些经历，所以我跑上个七八里都很轻松。

我们自高一以后再没有音乐课，但仍然能每周学一首歌。学歌的时间是早自习过后，正式上课前的预备十分钟。学歌的方法是发下印好的歌片儿，由文艺委员先教曲，后教词。班内有不少同学会排曲儿，而我，在这方面很差劲儿，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唱歌儿。

1964年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我们学奈曼旗的经验尤其值得一提。每周六课活前都要彻底搞一次卫生。原来学校就有这个传统，但学奈曼后要搞到“物见本色”，即各种东西都要像新的一样，生铝饭盆要用砖头擦得铮亮铮亮的，门窗包括房屋的檩子都要弄得一尘不染。教室外的砖墙因下雨刮风免不了下面与上面不一样，我们要把下面的砖水洗得像新的一样。宿舍里门窗的玻璃上有一个污点都不合格，要经常保持明净。同学们的褥子铺得平平的，被子也叠成和军队一样的豆腐块儿。脸盆、牙具、毛巾都摆弄得齐刷刷的。即使发现一个人有虱子，全班的卫生也要扣十分，那样的话总卫生成绩绝对是下游。

总之，不论是从效果上，还是从时间上，我们都同部队一模一样，并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这种大搞卫生及各种评比一直坚持了下来，使我们的高中生活始终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