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参谋长之谜

在全面抗战初期，关于谁是由红15军团改编的八路军第115师344旅的参谋长，诸多书籍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一部分支持是陈漫远，一部分支持是卢绍武。在一个八路军较高级别作战单位的参谋长为谁的问题上，在该部组建长达80年后还说不清楚，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笔者经过深入研究考证，认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第一任参谋长是陈漫远，第二任参谋长是韩振纪。

一、意见分歧

关于谁是八路军第115师344旅首任参谋长的观点：

1、支持344旅首任参谋长为陈漫远的如：

(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第703页：“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于25日发布红军正式改编为第八路军及主要官长任职的命令，命令规定：——以第15军团为基础编成第344旅，由徐海东任旅长，陈漫远任参谋长。”

(2)、《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史》第292、378页：“旅长徐海东、副旅长(十月改称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

◆1939年6月摄于晋察冀，后排左一为陈漫远。

(3)、《中国红军人物志》第506页陈漫远条目：“1936年4月任红15军团73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八路军115师344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

(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1990年2月版本第213页：“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任时改为旅政治委员)，参谋长陈漫远(后为韩振纪)。”

(5)、《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第234页陈漫远条目：“抗日战争时期，陈漫远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军委二局代局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

2、支持344旅首任参谋长为卢绍武的如：

(1)、《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1990年9月二版第278、279、281、282、375页：“第344旅参谋长卢绍武。”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第25页第三四四旅条目：“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

(3)、《山西通志第36卷军事志》第52页：“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卢绍武。”

◆1940年5月，八路军冀鲁豫支队部分领导人合影。左起：昌炳桂、刘震、杨得志、吴信泉、卢绍武、崔田民、李雪三、覃健。

(4)、《陕西省志—军事志》第195页：“第三四四旅由红十五军团改编，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副旅长，卢绍武任参谋长。”

(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中八路军团以上干部名册第131页：“卢绍武，广西省武鸣县人，第115师344旅参谋长，第2纵队参谋长。”第207页：“陈漫远，广西省蒙山县人，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兼4支队政治委员，第120师副参谋长兼晋绥军区副参谋长、参谋长。”

从以上书籍的对比来看，基本上都是权威资料，但记载却大相径庭，到底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

二、对比考证

笔者试着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探讨，抽丝去茧，以期辨析真相。

第一、从八路军344旅发展沿革至今的部队的军史看

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沈阳军区某部是我军一支英勇善战、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集团军，其前身是1935年9月在陕西延川永坪由经过长征的红25军和战斗在陕甘边的红26军、陕北红27军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1937年8月该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此后相继改编为八路军第2、第4、第5纵队，新四军第3师，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20世纪80年代整编为陆军集团军。作为领导机关的集团军军部，从1935年红15军团军团部编成便一脉传承至今，薪火相传80余年，没有间断。该集团军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编写过两次军史，1987年部队第三次重修军史，1989年打印军史征求意见稿，交给曾在集团军战斗工作过的各位老首长审阅，反复讨论后又出过二稿、三稿，甚至有的历史时期出过第五稿，可见该集团军对这部军史是非常重视的。一直到1994年才最终定稿送审，并于1995年5月出版了正式军史。

在1989年版本的军史初稿中，关于抗战部分里，“344旅参谋长卢绍武(后陈漫远、韩振纪)，”但在下面叙述各团领导时，又出现“688团参谋长卢绍武。”卢绍武既是旅参谋长，又是团参谋长，这显然很矛盾。在1992年2月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集团军军史》(之二)(征求意见稿二稿)第25页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1937.8.20—1940.2.5)最后一行记载：“参谋长陈漫远、韩振纪。”第28页第一行“688团参谋长卢绍武。”看来该集团军当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了纠正。1995年5月正式出版的集团军军史第5页，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时，“344旅参谋长陈漫远——688团参谋长卢绍武。”

第二、从八路军344旅老同志的回忆文章看

原军委炮兵政治委员张池明将军(时任344旅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回忆文章《从红二十五军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军史资料》1988年第2期)在叙述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时提到，“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为旅长，黄克诚先为副旅长(未到职)，后为政治委员，陈漫远为参谋长(后为韩振纪)。”

原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将军(时任344旅688团政训处副主任)在回忆文章《新四军三师十旅和独立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刊登在2001年2月由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编辑出版的《新四军第三师》)中，也提到“红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副旅长、陈漫远任参谋长。”

还有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叶建民将军(时任344旅688团司令部三参谋，即通信参谋)的回忆录《百战情思》，其117页记述了关于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344旅后的干部任职情况：“改编后的344旅，旅长是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职时改为旅政治委员)，参谋长陈漫远。下辖第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兰国清，政治处主任崔田民。第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参谋长卢绍武，政治处主任刘震。”

第三、从改编前陈漫远和卢绍武在红15军团的职务看

经查，在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红15军团下辖红73、75、78师，陈漫远任红73师政治委员，而卢绍武则任红75师参谋长，从职务上看，陈漫远要高于卢绍武。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所有的将领都要降职使用，有的还不是一两级。改编前后的编制对应基本上是：红军方面军→八路军师，红军军团(军)→八路军旅，红军师→八路军团，红军团→八路军营。陈漫远是红军师政委，应对应八路军团政委(改编之初是以副团长行政委之职责)。红15军团改为八路军第344旅，下属红73师缩编为344旅687团，红75师缩编为344旅688团，红78师缩编为两个营，分别编入687团和688团为第2营。改编时红15军团参谋长陈奇涵调离，所以八路军344旅参谋长由红15军团下属师级主官中升调一名任职也属正常。但是，如果要是把一名师参谋长提到344旅参谋长的位置上，则显超常规。如与卢绍武同级别的红15军团73师参谋长兰国清就任命为344旅687团参谋长。按照改编对应规律，卢绍武应任红75师缩编的八路军344旅688团参谋长。因此笔者推断，在八路军344旅，陈漫远要比卢绍武担任旅参谋长的可信度更高。

第四、从陈漫远逝世时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新闻报道看

陈漫远于1986年11月2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中央对其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86年12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均有“中顾委委员、原后勤学院院长陈漫远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京举行”的报道，里面在叙述其革命生平时写到：“抗日战争时期，陈漫远同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军委二局代理局长，晋绥军区参谋长等职。在此期间，他曾带领部队参加了有名的平型关战役;深入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这个遗体告别仪式规格很高，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或敬送了花圈，撰写革命生平是非常慎重严谨，并经过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审批的，其历次任职应该是准确可信的。

2007—2008年解放军出版社将继续出版由总政治部编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丛书，其中《陈漫远传》一文的内容，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新闻报道一致。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人物篇147页的陈漫远条目：“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参加平型关战斗。”(该书中没有卢绍武条目)也都与上述史料一致。

第五、从陈漫远和卢绍武所在家乡的宣传、文史资料看

我国各地素有对历史上出自本地的名人立传的传统，这也是地方编志修史的一项重要内容。陈漫远和卢绍武是广西老乡，前者是梧州蒙山人，后者是南宁武鸣人，二人同为共和国的开国勋臣，广西党政军机关对他们都十分重视，并予以立传，引以为豪。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对曾任自治区第一书记和广西军区第一政委的陈漫远同志的史料非常重视，治区党委为研究广西党政历史，批准了编写出版“陈漫远文集和传记”的研究课题。历经数年的努力，在2005年8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漫漫修远——陈漫远史料专辑》一书。该书收集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和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稿，其中第3至5页是陈漫远的生平。在生平中写到：“抗日战争时期，陈漫远同志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晋察冀军区三分区司令员，军委二局代理局长，晋绥军区参谋长等职。在此期间，他曾带领部队参加了有名的平型关战役;深入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该书第1153页至1187页是《陈漫远传略》一文，对其生平有更为详细的论述。2012年出版的《陈漫远传》一书，内容也完全一致。

1991年出版的《武鸣文史资料》第五辑和2001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桂将军风云录》，里面都收录有卢绍武将军的传记，是目前能查到的公开出版的较详细介绍卢绍武的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两篇传记差异不大，《武鸣文史资料》中的是“从放牛娃到将军”，文章里虽然没有提到他在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的职务，但在第29页上明确写到：“1938年初，卢绍武被调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担任参谋长兼教导营营长。”从这个时间上看，可以确定卢绍武不是344旅第一任参谋长，那是不是第二任呢，我们接着分析。

三、谁是第二任参谋长？

笔者查阅了很多关于卢绍武将军的资料，发现其在抗战前期(1937年8月—1940年6月)的简历十分混乱，含糊不清。如1992年5月由星火燎原编辑部汇集，解放军出版社第二次印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2)第189页卢绍武条目：“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纵队十五军团七五师三四四旅司令部参谋、旅参谋长，冀鲁豫边区支队、纵队参谋长……”1993年7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发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第951页卢绍武条目：“历任红十三团团长、三四四旅参谋长、冀鲁豫边区纵队参谋长……”由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主办的“中华魂网站”上卢绍武的档案：“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至1939年6月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参谋长、旅参谋长兼教导营营长。1939年3月任冀鲁豫支队参谋长。1940年2月至6月，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同年4月至1941年5月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1941年6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边区第二纵队新编第二旅旅长、纵队参谋长。”

虽然介绍卢绍武的各种资料很混乱，但有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即卢绍武在1939年3月9日任冀鲁豫支队参谋长。原铁道兵政治委员崔田民将军在《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片断》(军史资料1984年第2期)中讲的很清楚：“决定于三月九日成立冀鲁豫支队，将独立团、特务团、黄河支队等游击队，整编为五个大队，实行统一领导(第四、五大队仍归地方党领导)。杨得志(注：时任八路军344旅代旅长)兼任支队司令员，崔田民(注：时任八路军344旅政治部主任)兼任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时的韩振纪。

以1939年3月卢绍武的任职为基准点，笔者分析一下卢绍武是否担任过八路军344旅第二任参谋长。

1、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和八路军344旅发展沿革至今的部队军史看，两者都记载“参谋长陈漫远(后为韩振纪)。”中间并没有卢绍武的任职记载。

2、从八路军344旅老同志回忆文章看，张池明将军的《从红二十五军到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同样认为“陈漫远为参谋长(后为韩振纪)”。中间也没有卢绍武的任职记载。

王德贵将军的《小绵河在诉说》和叶健民将军的《百战情思》表明在1938年1月底344旅进行的温塘伏击战时，卢绍武仍旧是该旅688团参谋长。

曾任许昌第5步兵预备学校校长的喻和坦(344旅老战士)写过一篇《血战町店》的回忆文章，里面讲到“1938年6月29日午夜，山西省长治县西大营村……徐海东把电报递给政委黄克诚后俯视地图，黄克诚看完后又递给参谋长韩振纪。三人相继把目光投在桌面上的地图上。徐海东手里的红铅笔在‘阳城’左上方的町店画了一个圆圈。黄克诚点头赞许。徐海东指示韩振纪：‘通知部队立即出发，两日内务必赶到町店集结!’”

原总后勤部管理局政治委员苏焕清(时任八路军344旅旅部副官主任)也有篇回忆文章《苏公泉》，里面提到1938年8月，344旅旅部进驻晋东南的平顺县黑虎村时，看到当地非常缺水，“这儿抗日政权刚刚建立，群众对我们缺乏了解，密切群众关系成了我们工作中的头等大事。雨水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我真担心可能因为水引起军民矛盾。第二天晚上，就去请示旅政委黄克诚同志，他和参谋长韩振纪同志住在村中心一座地主大院的瓦房里。”

《血战町店》和《苏公泉》均刊登在沈阳军区白山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驰骋中原》中，从两人回忆看，至少在1938年6月，韩振纪就已出任344旅参谋长。

3、笔者也通过一些渠道向韩振纪将军的亲属求证，得到以下相关答复：“韩振纪于1938年春任延安中央党校军研室主任，后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给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谭政，任命为八路军第三四四旅参谋长(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1938年8月，三四四旅南下，活跃在豫北、冀南、冀鲁豫地区，粉碎日伪‘伪化’计划和多次大扫荡，进行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日伪一千四百余名，俘敌五百六十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到1940年初，三四四旅发展为七个团。1940年初，八路军总部命令将晋豫和冀鲁豫边区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二纵队，纵队司令员由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政委黄克诚，副司令员杨得志，韩振纪任参谋长。全纵队兵力为2.5万人。纵队统一指挥太行山南段、山西新军决死队及河北民军等部。”据闻，这个答复参考有总政治部档案之《韩振纪自传》(1954年)、军事科学院之《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解放军出版社之《将帅名录》、总后勤部后勤杂志社主编韩纪民所著《韩振纪传》。

4、原军委炮兵副司令员吴信泉将军在《新四军三师十旅和独立旅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里面讲到1940年初八路军第2纵队组建时，纵队首长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杨得志任副司令员，韩振纪任参谋长，崔田民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当时，八路军第2纵队在1940年2月组建并下达人事任命，以第344旅旅部组成纵队部。4月底，2纵从晋东南来到冀鲁豫边区，和冀鲁豫支队会合，仍称第2纵队并兼新组建的冀鲁豫军区。可见，随着八路军344旅旅部的升级，韩振纪在1940年2月由344旅参谋长升任为八路军第2纵队参谋长。

5、从众多八路军冀鲁豫支队的组建资料来看：1939年2月，八路军344旅代旅长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率领旅直工兵排、炮兵排及部分机关干部共百余人赶赴直南，3月9日在内黄与344旅独立团、特务团和中共直南特委领导的游击2支队会合，组成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少数资料会在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后面写上344旅供给部副部长刘炳华的名字，但没有任何一份资料上显示有“旅参谋长卢绍武”，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如果当时卢绍武为344旅参谋长，那么他的名字不仅应该显示在赴直南领导层里，而且还会排在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之前。笔者判断，卢绍武当时肯定在这一行中，但职务显然不是旅参谋长，而应是储备、培训干部的旅教导营营长。冀鲁豫支队是由344旅分出的又一支旅级部队，八路军第2纵队到达冀鲁豫边区时，该支队编入2纵，改番号为新编第2旅，许多资料也许就是把冀鲁豫支队和344旅混为一谈了。

由以上5条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38年6月至1940年2月，韩振纪为八路军第344旅参谋长，并且是第二任。卢绍武既不是344旅第一任参谋长，也不是第二任参谋长。

四、错误观点的产生原因

分析前再扫描一下笔者在文中所列举的各种资料，不难看出，支持344旅首任参谋长为卢绍武的书籍编纂范围要大于支持344旅首任参谋长为陈漫远的书籍。而我们清楚，红25军、红15军团是八路军第344旅的前身起源，新四军第3师又是344旅的发展延续，对于这样一个更具体更细致的人物，所在部队军战史里的描述要比大而全的军史辞典工具书可靠的多。有意思的是，把各种资料综合起来看，凡是八路军115师344旅前后沿革的部队军战史和当时在第344旅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均认为陈漫远、韩振纪担任过344旅参谋长一职，陈漫远为首任，并没有卢绍武任参谋长的记忆。但是，某些组织史和抗战史书籍，却认为卢绍武任过344旅参谋长，而且还是首任，这个原因值得思考。

针对为什么在那么多的军史权威书籍中会出现卢绍武是首任八路军第115师344旅参谋长的错误，笔者通过有关方面向军事科学院相关军史专家求教。在审阅了大量有关材料，尤其是查看了2007年为纪念建军80周年，全面系统地反映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建军、作战、发展的历史，由解放军出版社对经中央军委审定批准出版的军战史进行重印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红军正式改编为第八路军及主要官长任职命令，“命令规定：——以第15军团为基础编成第344旅，由徐海东任旅长，陈漫远任参谋长。”由徐海东、程子华主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历经1960—1965年、1982—1985年、1989—1990年三届编审委员会反复核实校对，于1990年出版和2007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再版。其213页写到：“8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甘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十五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到职时改为旅政治委员)，参谋长陈漫远(后为韩振纪)。下辖第六八七团(原第七十三师编成)，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参谋长兰国清，政治处主任崔田民，副主任谭甫仁;第六八八团(原第七十五师编成)，团长陈锦绣，副团长韩先楚，参谋长卢绍武，政治处主任刘震，副主任吴信泉。”

据了解，这个研究错误主要起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一书，因当时可供参考的史料很少，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回忆录，编写难度很高，所以出现了“344旅参谋长卢绍武”这个研究失误。1987年该《名录》第一版只发到各大军区，范围很小。1990年重印该书，出第二版(即修订版)，因没有及时发现、更正该错误，使其发至各部队，范围比第一版更加扩大。此后，1992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典》、199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大辞典》、1994年长征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二卷)和同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表册》等权威重要军史书籍都沿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中的这个研究错误，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加广泛的影响。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表示，今后再出这类书籍时应该更正这个研究错误，在新编军史、战史时，将负责把关审稿，不让这个错误再次出现。以上观点是笔者的一家之言，难免有谬误之处，希望能和专家读者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