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垚：青年、传播与主体

五四以来，“青年”一直被赋予正面价值，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於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毛泽东也有一句传播甚广的讲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让青春成为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持久风景，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今年，对五四百年与青年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我得到启发，或许青年与传播会成为破解当前一些僵硬的社会问题的方法。2014年，吴飞教授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传播学就是要解决人类因沟通不畅带来的种种灾难。如今不平等的城乡关系与日益紧缩的社会流动结构已经制约着改革的深入以及全面和谐的社会发展，我们是否可以以“青年”或“传播”作为突破口呢?

　　关于青年务工人员的讨论

数年前，以“90后”为主要群体的“二代农民工”成为热议的话题，主要观点是，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的身份与文化认同是乡村，他们的父母、房子、土地和记忆都在乡村，进城只是谋生，最终他们会回归乡村;但是“二代农民工”在城市出生，熟悉城市的价值和生活方式，他们成为漂浮在城乡之间的群体，在城市他们无法落户，无法享受城市的社会福利保障，对农村缺乏认同，甚至充满排斥，即所谓“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

这种观点呈现了事实，也看到了青年务工人员在城乡之间的两难处境，以及带来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但却没有看到他们作为城乡社会与文化传播使者的桥梁作用。一方面，他们熟悉城市文化和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对乡村有着无法背弃的亲缘关系，这些特点使之身具沟通城乡的可能，尤其是乡村振兴的时代大背景下，他们在城乡的罅隙中寻求个人的发展，也是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在“新时代新天地”中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从而不辜负“伟大的时代”。

举两个例子。

其一，2016年春节期间，有一篇文章引爆网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那么，是谁贡献了点击量?换言之，在该文传播过程中，谁是传播的主体?访谈时作者黄灯提示我，可能是熟悉互联网使用的青年农民工，尤其是二代农民工;以及那些农村出身，当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拥有城市户籍，且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或收入来源的人群(后来，我将这类群体命名为“城一代”)。于是，我与合作者罗茜做了一个小小的研究，采用网络爬虫工具GooSeeker采集了网易新闻中的2000多条跟帖，进行分析，并发表在《当代传播》，证实了黄灯的猜想。该研究的意义在于，至少在虚拟社区中，青年务工人员与“城一代”具有联合的可能性，《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传播与爆红可以视作青年农民工与“城一代”联合起来，通过网络和移动新媒体为自己赋权，引发全社会的反思的一次媒介事件。

其二，2017年春节期间，我在浙江省的一个山村调研乡村春晚，看到乡村青年正聚在一起排练，打开优酷学习热舞，同行者感到很遗憾，询问青年们为什么不表演原汁原味的本地文化。如果说这位教授看到的是流行文化对在地文化的“入侵”，那么我看到的却是乡村青年将“土洋”结合的学习和文化生产能力，而乡村春晚则可视为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成果，我在一篇微信公号的文章中提出“土洋土洋，是一种主体性”。此后两年里，快手、抖音迅速发展，并证实了我的想法。刘娜认为，快手、抖音具有记录乡村日常生活，关注村庄公共事务等功能。前者，可以增加城市对乡村的了解;后者，可以增加乡村青年参与社会的主体意识。在今年的河阳论坛上，我点评了一位硕士生顾明敏的文章，他认为当前流行的“土味文化”是“来自底层的青年正在参与城乡社会关系……的书写”，并进而讨论“城乡融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表述为“土味文化是多年来少有的一种由农村主体来表达农村文化的文化现象，是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激烈碰撞，农村青年带动城市青年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方式融通城乡，城乡青年携手共同创造的当代中国网络流行文化”。应当看到，这里的“农村青年”，是“二代农民工”与农村留守青年的联合。

通过这两个例子，我试图说明，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青年务工群体，一方面可以线上联合“城一代”;另一方面，也可以线下联合农村留守青年。他们具有在城乡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消解彼此误会，以文化传播的方式在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上打开一个缺口的能力。

　　关于小镇青年的讨论

数年前，“小镇青年”是又一个引发社会热议的话题。起源是，随着三、四、五线城市影院建设的完善，小镇青年逐渐占据了中国电影市场“半壁江山”的票房，与此同时，有一些影评人忧心忡忡，咬定身处三、四线城市的小镇观众审美品味不高，甚至认为是小镇青年拉低了中国电影生产的文化品位。

本文无意于讨论小镇青年与电影工业的“爱恨情仇”，但“小镇青年”这个话题却提醒我重新去考量当代的城乡关系——在“城”与“乡”之间还横亘着一个“镇”。小镇是小镇青年活动的主要空间，它的存在不仅反映了，而且客观上也撕开了当代僵化的城乡结构。小镇地处乡村与都市之间的灰色地带，本身便具有一种张力。首先，许多在小镇出生成长的青年平时在城市工作，节假日则返回小镇与父母亲人团聚;其次，还有许多小镇青年虽然在小镇生活和工作，但他们在农村有地、有房子、有亲人，或者说，他们是在小镇打工的乡村青年，因此他们与乡村之间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重新发现小镇及其青年，以“空间”和“主体”的方式真正把城与乡勾连起来，一方面，通过不同类型的小镇青年之间的交流，以及他们的空间流动，可以建立一种独特的城乡沟通机制;另一方面，因为小镇的存在，客观上也缓冲或避免了因乡土社会与都市社会之间激烈碰撞而带来的阵痛。因此，小镇为解决当今不平等的城乡结构提供了物理上的可能性和想象空间，于是二元结构变成三元，甚至多元结构。

与前文提到的乡村青年相似，作为文化的主体性实践者，其分裂的身份使得小镇青年同样可以创造“土洋土洋”的文化。在《星光大道》等选秀竞技节目中，小镇青年创造性地把信天游民歌、秧歌、锣鼓等民间文化与流行文化、网络文化相融合，呈现出一些既有群众性、民间性，又有现代感的文化与表演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讲，小镇青年在城、乡等不同区域间辗转的亲身经历，使之更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社会位置以及整体社会结构，进而获得了更广阔的社会视角。这里不再赘述。

　　结语

本文讨论了“城一代”青年、城市务工青年、小镇青年、乡村青年等不同类型的青年，虽然处境艰难，但他们都在为了美好生活、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拼搏。客观上，他们的存在及其努力，也为解决当代社会结构性的危机提供了可能性的方案。在城乡矛盾尤为尖锐的今天，拨开消费主义、精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妖魔性话语，我们有必要去体察“青年”这个生活在城乡夹缝中的群体。如孟登迎所言，虽然他们各自面临着“社会压力、风险和精神困惑”，但同时也能从他们的生活与实践中看到其“所投射出来的……希望和光亮”。相信在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年的今天，青年依旧可以对文化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给出时代的答案，这也是一种打破阶层区隔、恢复主体与空间之间普遍联系的伦理与价值回归。而对于传播学来说，人的流动，难道不是最大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