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崧愉：美国左翼史学戳破主流历史叙事神话

美国历史根本不像保守派史家宣传的那般“和谐”、“稳定”、“自由”、“公正”和“进步”，反而充斥着压迫、剥削和欺诈，以及人民的反抗。

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兴起一股清算共识史学（或称一致论史学）的左翼史学潮流，尝试用左翼意识形态解构和重塑传统美国史书写，以历史知识生产参与社会政治实践。左翼史学鼎盛期不长，但对美国史学和美国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反叛者”的史学

左翼史学酝酿于美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中，在美国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中横空出世。大部分左翼史家出自所谓“反叛的一代”，即20世纪60年代参与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的美国年轻一代。因此，左翼史学表现出反叛美国政府宣扬的“美利坚信条”及其史学书写范式的特点。

左翼史学诞生于美国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在推行全球霸权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出现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潮，“麦卡锡主义”正是典型代表。在保守主义思潮影响下，美国政府和社会整体转向保守和趋同，热衷于为美国历史文化传统歌功颂德，盛赞美国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同时，美国史学界出现与保守主义思潮步调一致的一致论史学。一致论史学整体论调是为“美国例外论”张目，强调美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由民主”传统和共识；美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其特点是稳定、连续和利益一致；美国人向来保守，历史上不存在阶级冲突、社会动荡和不平等，遑论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

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持续发酵，国际上又在越战和美苏冷战等问题上陷入泥潭，长期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引发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当时的美国年轻一代对国家宣扬的“美利坚信条”深感厌恶，对国内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强烈不满，对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和发动侵略战争深恶痛绝。美国各地爆发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抗争运动，催生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左翼思潮，对美国史学界造成巨大冲击。一些左翼史家不满共识学派忽视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阶级冲突、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刻意突出美国历史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他们在左翼思潮引领下重新审视美国历史，形成一股清算共识史学的左翼史学新潮流。

左翼史学在美国早有传统。20世纪前半叶，菲利普·方纳、赫伯特·阿普特克和杜波依斯等左翼史家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考察美国历史上的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并关注普通白人男性和少数族裔的抗争史。但是，在共识史学占据主导地位的20世纪50年代，这些史家及其著作遭到美国史学界和政界打压，归于沉寂。20世纪60年代，一些史家接过美国左翼史学传统的大旗，对共识史学发起批判和挑战。此外，大约同一时期兴起的新社会史和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十分注重考察历史上的社会分化、阶级冲突、民众意识形态和社会抗争运动，其方法论不同程度地滋养着美国左翼史家。在左翼思潮和左翼史学理念影响下，20世纪60年代，美国涌现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霍华德·津恩、斯托顿·林德等一批左翼史学干将。

在某种意义上，左翼史家具有双重身份。思想层面而言，他们是美国社会的左翼分子、主流价值观的“反叛者”、社会现状的批判者；史学层面而言，左翼史家接受过史学学术训练，继承美国左翼史学传统，致力于颠覆传统史学叙事。20世纪60年代以后，左翼史学家将左翼意识形态注入历史研究，在史学界掀起一股强劲风暴，对一致论史学发起强有力冲击。

“现时主义”的史学

20世纪60年代美国左翼史学具有鲜明的特征。在此之前，一致论史家和其他大部分史家往往标榜史学的客观性，极力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刻意将特定意识形态打造成“普世追求”。一致论史学将美国粉饰为“自由、民主、富足、和谐”的榜样，这种极具欺骗性的历史叙事与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反差巨大。左翼史家意识到一致论史学的虚假性，他们借助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左翼社会政治思潮，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质疑、挑战、批判甚至推翻一致论史学构建的历史叙事。左翼史家大多有极强的现实关怀，他们认为历史是一种“有用的过去”，要充分发挥历史研究的社会功用，将其作为政治运动的武器，为美国社会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思想资源。这种具有强烈现实关怀，以现实社会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指导历史研究的取向就是“现时主义”，也是左翼史学的一大特征。

最早对传统美国史研究发起挑战的是威廉斯领衔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威廉斯反对以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种主流观点，即美国有悠久的孤立主义传统。在威廉斯看来，美国一贯实行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外交策略，美国历史上不存在所谓孤立主义；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利益集团的经济扩张需求，而非公共舆论或所谓人道主义等因素。威廉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总体是负面的，他认为美国在扩张性外交中表现出武断和傲慢，“否定美国的思想和理想”，败坏了美国国家形象。

威廉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判建立在一种信念上，即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陈述往事，他们首先应该了解现实需要，并通过著书立说来唤醒“沉默的大多数”，直面和解决时代提出的问题。威廉斯指出，美国的繁荣不能依靠扩张主义，也不能将自己的信仰和制度强加于人，应致力于与其他国家合作，公正合理地运用自身力量。同时，美国应优先处理好国内事务，重塑政治经济政策，创造真正自由和自足的社会。威廉斯领衔的“威廉斯学派”为史学研究指明新的思考方向，对左翼史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他本人也被视为左翼史学先驱。

左翼史家猛烈批判美国的种族主义顽疾，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奴隶制和内战史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涉及美国历史和现实的诸多重大问题，一直备受历史学家关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充分肯定内战的积极意义。由于奴隶制度和内战涉及美国历史上的冲突和阴暗面，一致论史学极力回避探讨相关问题。左翼史家试图将相关议题重新引入学者视野。奴隶制史学者约翰·卢森堡指出，所谓美国内战解放了黑人奴隶、消灭了奴隶制，是进步和正义事业的论调，不过是白人政治精英自我安慰的麻醉剂，实际上，奴隶制废除之后，黑人只获得了表面的、虚假的自由和平等，而非真正的解放。卢森堡对美国黑人在废除奴隶制100年后，仍然处于贫困和遭受歧视的艰难处境深表忧虑，他的研究既体现出人文关怀，也反映左翼史家对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厌恶和反抗，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

一致论史学宣称，美国历史的主要特点是稳定、和谐、利益一致，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和利益冲突，也不存在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但左翼史家认为，美国是一个充满阶级和利益斗争的国家。实际上，20世纪前半叶的进步主义史家已经讨论过相关问题，左翼史家继续发扬其观点，挖掘美国历史上的阶级和利益冲突。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活动家、波士顿大学教授津恩认为，美国历史根本不像保守派史家宣传的那般“和谐”、“稳定”、“自由”、“公正”和“进步”，反而充斥着压迫、剥削和欺诈，以及人民的反抗。在《美国人民的历史》中，津恩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考察19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社会抗争，包括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揭露和批判美国社会广泛存在的阶级压迫，该研究不啻对一致论史学的迎头痛击。在津恩看来，19世纪美国的阶级冲突与“工业社会已知的任何冲突一样凶猛野蛮”，他热情赞颂民众的反抗，抨击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高高在上的政客是阶级压迫的帮凶。津恩希望美国人民能活学活用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抗争策略，彻底清理清除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种种弊端，建设一个迥然不同的“新世界”。

要解决彼时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需要真正推动变革的思想资源。在“麦卡锡主义”冲击和美苏冷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社会被污名化，左翼史家转而从美国历史中寻找变革传统。林德认为，美国“长期而光荣”的左翼传统，可以追溯到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在《美国自由的故事》中，埃里克·方纳系统梳理美国左翼传统，试图证明对旧秩序提出挑战和抗议是美国传统，具有本土性和正当性。在左翼史家看来，左翼传统广泛存在于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的美国普通大众之中，是一股可以真正推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力量。

左翼史学深受左翼政治和社会思潮影响，某种程度上可视为政治与学术结合的产物。一些史学家据此认为，左翼史家的政治信念过度干预学术研究，损害了历史学者的超然立场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然而，左翼史家并不否认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他们希望用更扎实的历史研究来“揭露谎言”，“向强权诉说真理”，揭示被“官方真理”掩盖的真相和事实，在此基础上寻找社会问题的根源，为社会改革提供历史依据。

“自下而上”的史学

左翼史家在批判和解构一致论史学范式的同时，也试图构建新的美国历史解释框架。过去，美国历史学家将目光集中在国家、制度和政治精英身上，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普通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在美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则被掩盖和忽视。研究奴隶制的左翼史家尤金·吉诺维斯表示，他十分反感“杰斐逊—杰克逊—罗斯福”式的美国史书写框架，认为这一套历史框架只反映精英的历史，完全没有下层民众的声音。但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泛滥，使学者对城镇暴乱、农民抗议、奴隶叛乱等历史现象避之若浼。在一致论史家笔下，普通民众是无法无天的“暴民”，他们缺乏理性、不会思考，是容易被操纵的“乌合之众”。

经过20世纪60年代激烈的社会运动，普通白人、女性、黑人等群体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政治力量，有助于促进左翼史学研究。左翼史家将“阶级”、“种族”和“性别”作为考察美国历史的基本分析范畴，聚焦历史上的普通人和边缘群体。他们试图证明，普通民众并非不会思考且没有理性的“乌合之众”，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和明确的斗争目标，能够通过行动表达政治理念，达成政治和利益诉求。左翼史学展现出浓厚的平民主义取向，“自下而上”研究历史是这一取向的集中体现，也是左翼史学最突出的特征。

美国革命史研究者杰西·莱米什是“自下而上”研究的提倡者，他研究“没有权势、无言和贫穷的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在《走向民主史学》中，莱米什把致力于发掘非精英的历史，揭示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和激进性的研究路径称为“民主”的、尊重和同情多数人的历史研究。莱米什的博士论文关注美国革命中各种势力的相互冲突，重点探讨革命中的海员。他认为，来自不同地区、族群和国家的海员，利益诉求各异，对待革命的态度和具体行动差异甚大。套用“殖民地人士团结一致—在建国者带领下反抗暴政—赢取独立”的传统美国革命史叙事，无法全面解释他们的活动。莱米什还认为，精英人物绝不像一致论史家宣称的那样拥有某种共识。

受莱米什影响，阿尔弗雷德·扬、加里·纳什、玛丽·诺顿、琳达·科伯尔、伍迪·霍尔顿、雷·拉斐尔、艾伦·泰勒等一大批史家对美国革命史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他们关注普通白人、女性、黑人、印第安人，甚至是效忠派在革命时期的经历，思考他们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和意义。这些研究通过重新定义美国革命，改变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面貌，形成一套新的美国革命史叙事框架。在左翼史学集大成之作《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中，纳什吸收左翼史家的主要成果，构建了一个以普通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为中心的新美国革命史。纳什认为，美国革命之所以是一场“人民的革命”，根本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不仅是政治精英的追随者，还以不同方式参与革命，在不同层面推动革命发展。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是美国革命真正的发动者和推动者，建国精英则是畏首畏尾的保守派，阻碍美国革命实现自由平等的承诺，导致革命的很多目标未能完成。

实际上，不仅美国革命史，左翼史家在其他史学研究领域也尝试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重新构建美国史的解释路径。在这些史家笔下，历史的主角不再是“帝王将相”，而是被传统史学忽视的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外交史家认为，在考察美国的内外政策时，应该考虑到包括下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声音；女性史家试图考察女性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研究劳工的史家着重考察美国下层民众和弱势群体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正如津恩所说，他的著作“对人民反抗运动表达敬意，却满篇都充斥对政府的不敬之词”，深刻体现左翼史家的平民主义。这些具有平民主义特质的史学研究，极大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书写。

不过，左翼史学的局限也显而易见。本质上，左翼史家倡导一种在美国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框架内进行社会改良的理念，回避根本性和结构性问题，注定无法彻底突破既有桎梏。因此，左翼思潮只能随着美国社会变迁起起伏伏，无法主导美国社会变革。20世纪8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回流，左翼思潮式微，改造美国社会政治的理想也随之退潮。大部分左翼史家逐渐退守校园一隅，以找到终身教职为目标，影响力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