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的如此报道，凭啥要毛泽东“买单”！

毋庸置疑，进入1958年后，《人民日报》、新华社，乃至各级新闻媒体对粮食产量的报道变得越来越脱离实际。

早在1958年1月3日，汕头就报道了晚稻亩产3000斤的“喜讯”;2月23日贵州金沙报出3025斤的新纪录。人夏以后，新闻报道中的小麦产量便开始“放卫星”：6月8日，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宣布某5亩地的小麦亩产2105斤;6月9日，湖北襄阳宣布，小麦大面积亩产1500—2000斤。随后，6月11日，河北省魏县，2394斤;6月16日，湖北谷城，4353斤，河北省临漳，3650斤，湖北光化县，3664斤;6月18日，河南省商丘县，4412斤;6月21日，河南省辉县，4535斤;6月23日，湖北省谷城县，4689斤;6月30日，河北省安国县，5103斤;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7320斤……

6月26日起，又有一批早稻亩“丰收”数字开始见诸报端：6月26日，江西省贵溪县，2340斤;7月9日，福建省连板社，超3000斤;7月22日，福建省闽侯县，7275斤;7月18日，福建省闽侯县，5800斤;8月1日，湖北省孝感县15000斤;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36900多斤。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43075斤;9月18日，四川郫县824525斤;广西环江县，130434斤……

从上述逐渐递增的“丰收”数字可以看出，有些地方并不是一开始就“虚报”的，媒体也不是故意要“欺骗”的。因为，早期的那些数字虽然也较正常情况高了很多，但毕竟有些是“跳一跳就能够得着的”，而且大多是小面积“试验田”的产量，并非指整个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

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聪明人”的“投机”行为：他们以“试验”的名义，在即将收获的时候，将多块土地内的作物“密植”到所谓的“试验田”内，从而让“试验田”的产量出现“飙升”。最初的“高产”数字就是这么来的。但是，由于媒体报道的片面性，使得很多人要么以为那么高的产量是普遍现象，要么忽略了这样“高产数字”是在“试验田”里不计人力、物力“吃小灶”搞出来的，具有不可复制性，从而简单地认为“那都是说假话”，然后，又在“你吹我也吹”的心态下，纷纷胡编乱造起来……就这样，粮食产量就不断地越来越高，以至于出现了四川郫县早稻亩产824525斤，广西环江早稻亩产130434斤那样的“天文数字”!显然，这样的“天量”早已不是什么“浮夸”的问题了，也不是用“试验田”能完全解释得了的，完全就是故意弄虚做假!

所以，对于1958年夏季突然刮起的那股“浮夸风”还得辩证地看。那些明显脱离实际，根本不可能的“假高产”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后果，使各级领导，尤其是一些不懂农业的领导，错误地高估了我国的农业生产能力，为后来的“高估产”、“高征购”，乃至更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埋下了祸根。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从“大跃进”时期的几个“风云”省份的情况来看，其主要领导大多出生在优渥的家庭里，因在求学时期接受了先进思想而走上革命道路，但几乎没有农村生活经历，对中国实际，尤其是中国农村实际茫然无知。为什么恰恰是这些人主政的省份在大跃进时期最为“耀眼”，而在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日子却又最为难过?难道仅仅是巧合吗?但同时，也应该承认，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粮食在1958年确实获得了大丰收!1958年7月28日，农业部估计，我国早稻总产量比上年增加400亿斤，翻一番，达到800亿斤左右。这是将各地上报数字汇总后“统计”出来的数字，或许存在着“水分”。但同样是农业部，在1958年7月23日发布的夏收粮食公报中说，夏粮比上年增产413亿斤，增长69%!这可是进库过称的数字，当然不会有假。这个数字和1957年相比，也确实算得上“跃进”了。而且，经历过那个时候的人也普遍认为，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只是没有“吹”的那么大而已。

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有人“吹牛，而更在于有人相信!而且是有一定“决策权”的人相信!比如，我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华东六省市，就在协作区会议上“决定”：1958年增产粮食500到800亿斤，使农村人口平均分粮：1958年1000斤，1959年1500斤，1960年2000斤……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甚至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说本省1年可以种3造，达到亩产1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

铺天盖地的“高产”数字还带来一个恶果：不少人误以为我国粮食生产“过关”了，便不再重视农业生产了，甚至认为，即使自己的粮食产量少一点也没关系，反正还有别的地方呢，便纷纷将劳动力投入到“大炼钢铁”之中去了，一方面导致1958年本来丰收的粮食因为缺乏劳动力而无法收回来，出现“丰产不丰收”的现象，一方面又直接引发了“高征购”、“共产风”的发生，进而导致在随后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国家粮食储备不足而发生了不少令人遗憾的事情。

那么，毛泽东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毛主席到了徐水》的文章。据该文的描述，毛泽东1958年8月4日在河北徐水大寺各村视察时，听说当年粮食将会大丰收后，十分担心，粮食多得吃不完该怎么办?于是，有人便据此认为，毛泽东不懂实际，相信了荒唐的“天量”产量，助长了“浮夸风”。

但真相究竟如何呢?

大跃进期间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吴冷西晚年出版过一本名为《忆毛主席》的回忆录，其中，对所谓“毛主席担心粮食吃不完”的“传言”作了如下的澄清：

我主持《《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大跃进”期间，新闻报道严重失实，是因为不做调查研究，“下面怎么讲，我们就怎么报道”

……

有人拿《毛主席到了徐水》一文中主席问“粮食多了怎么办?” ，来讽刺主席不仅相信荒唐的亩产，还不懂实际。其实，如果完整地阅读上下文，只要具备正常的理解能力，就不能不体会出，这是主席的一种暗讽。

简要概述如下：

徐水书记张国忠先说预计亩产2千斤。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这是吃惊的表现，说明主席没有这个心理预期，又笑着附和，不过是出于客气。

但随后主席就发出疑问：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十一亿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显然，仅过了一个季节粮产就要翻12倍，这种情况谁听了会信呢?又凭什么能成立呢?这已经属于敲打各位头脑发热的地方官员了。又问“粮食多了怎么办?”，这其实是在考验书记，如果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升，那么相应的生产关系各方面也要随着适应，农业进步的同时，工业也在前进，物质丰富的同时，人民的觉悟水平也应当提高到相应的地位。可很显然，书记根本不懂。所以，这问题一抛出来，大家一时都被毛主席问住了。

后来张书记绞尽脑汁想出来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可主席又将了他一军，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书记被问蒙了，主任来帮忙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主席又反问道: “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最后谁也没声了，其实徐水人肯定也不知道主席心中的答案是什么。于是主席一笑缓解了尴尬。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

张国忠也笑道：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主席又敲打了一下：“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最后主席笑着说：“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至此还看不出主席不信浮夸?那么谁能一天吃五顿呢，这不是讽刺还是什么呢?主席笑着戳破了他们的谎言，已经暗指不要他们的粮食了，其意思不就是自己先解决温饱吗?(后来徐水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张国忠也被撤职)只是作为国家领袖视察地方给地方留足了面子，还要考虑不打击人民的积极性，只能旁敲侧击。可这些徐水的领导因头脑发热是无法理解主席的用意的。

而现代人之所以不理解或理解错，是有两种情况造成。 一是因为本篇报道确实存在误导的作用，把主席客套中所带否定之义弱化了，而把客套之意强化了，造成了一种主席在肯定徐水的假象，这一点执笔记者后来反省了，可见后文。

二是因为有人故意裁剪历史造成的，连整篇报道都不用看，直接取个别字句，这些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棋子，故意借抹黑主席来否定中国、否定共产主义的，其心可鄙。

吴冷西通过对视察现场的细节还原，来分析毛泽东对“浮夸”的态度，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毛泽东随后的一系列举措，三者之间可以相互印证。

就以毛泽东这次徐水之行为例。据戚本禹回忆，陪同毛泽东视察的秘书林克也曾对他说过，毛泽东刚说完“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后，就暗地里安排林克立即下去把真实的情况弄清楚。林克就弄清了真相，回来汇报说，系“试验田的人，在粮食成熟得差不多的时候，半夜里把好几亩田里的小麦、稻子都挖出来，把他们集中在一亩地里，然后浇上水，让他们继续长。”但是，“这样搞出来，稻子真有几千斤的，但一万斤没有达到”。令林克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林克的汇报后，却什么表情也没有，只是点了点头，然后扭头对在场的其他人说，你们不要跟着在外面瞎说。所以，林克对戚本禹说，“主席说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其实就是不相信会有那么高的产量!”

那么，毛泽东明知下面造假，为何却没有当面拆穿，甚至不让别人“在外面瞎说”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前面已述，很多“假”是打着“试验”的名义进行的。既然是试验，就可能出现一些不同于常态或超出想象的东西，何况，毛泽东本人当然乐于看见当家做主了的人民群众，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人翁精神，积极“革新”，使粮食产量尽可能地高一些。比如，当时有些人说，给地里浇狗肉汤可以提高山药产量，还有人说，将高粱和水稻杂交，既能增加秸秆，又能扩大稻穗……对于一个从小就干农活的人来说，毛泽东对这些办法可谓是闻所未闻，但他也知道，不试一下，焉知就一定不行?所以，过早地干预或下结论都不恰当，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子弹继续飞”，最后用事实说话。但同时，毛泽东也很清醒，知道粮食的增产是有一定条件的，而且不是无极限的，所以，他虽然没有干预别人所谓的“试验”，但反复强调，任何计划都必须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之上，任何丰收，都必须粮食入库了才能算数。对于那些离谱的数字从来都没有表示过认可。

第二，毛泽东没有当面戳穿那些“牛皮”，显然有为各级干部“留面子”的心态。

毛泽东从不像有些领导人那样，仅靠层层的工作汇报和内参、报刊等渠道了解情况，而是既重视从上述渠道得到的信息，又常派出工作组直接深入到一线调查了解有关情况，为自己提供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什么毛泽东特地要求担任他警卫工作的“一中队”里必须有来自于每一个省市区的干部战士?就是为了通过他们了解到全国各地的情况。凡是“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在探亲的时候都承担有调查研究的任务，毛泽东有时还亲自为他们拟定调查提纲……可以说，毛泽东比其他任何人都急迫地希望了解掌握真实情况。

再比如，面对着报刊上连篇累牍的“丰收喜报”，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在处理完与苏联的分歧和“金门炮战”，稍有精力后，他就立即安排田家英带领整个秘书室的工作人员亲自到四川郫县农村种“试验田”。为什么选中了郫县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8年9月18日，郫县放出了亩产八十多万斤的所谓“卫星”!

田家英等人出发前，毛泽东专门和他们谈话，强调说：“你们下去以后，要找一块最好的地，量好面积，用最好的种子，用农民的最好的办法，自己种，自己管理，不要别人插手，从下种到收割，全部自己来，看到底能打多少斤粮食。打下的粮食，你们也要自己去称，是多少就是多少，不准多一斤，也不准少一斤，回来把结果告诉我。”

于是，工作人员们来到四川新繁县大丰公社第四中队第六小队分别找了一块一亩稻田，种上了“试验田”。他们严格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一切都用“最好的”，也试着进行了“密植”，结果，水稻的产量仍然只有500多斤，不到600斤。另外，工作人员还找了一块已经种上了小麦的一亩地，虽然他们没参加管理，但严格记录、监控了生产的全过程，结果，小麦产量也只有300多斤!这都与上报的数字相去太远。

毛泽东虽然没有对搞“浮夸”的有关人员作直接的批评，但他们看到这一切后，难道还能无动于衷吗?但事实上，当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拿着工作人员的调查报告和四川省的一位负责人“对质”时，这位负责人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认错”，而是坚持说：“这不可能，他们的调查是不对的!他们说的这些产量是假的，是受了下面右倾保守思想的影响”，“一定是下面的人因为他们是中央派去的，故意给他们瞒报了产量”，并为此和在场的田家英当着毛泽东的面争吵了起来!后来，这位负责人派人到大丰公社反复进行了核查，确认田家英没有说谎后，才向毛泽东做了检查。从这个插曲可以看出，即使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这些“诸侯”们尚且不服气，如果在进行这些调查之前，毛泽东就“贸然”质疑的话，他们的态度又会如何呢?

何况，毛泽东还必须考虑党内团结的问题。从《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到。1958年下半年，除了8月4-10日，毛泽东在河北、河南、山东、天津等地短暂视察过农业外，他的主要精力先后放在军委扩大会议、中苏关系问题、台湾问题等问题上，一直没怎么过问农业。而8月的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虽然重新开始抓经济工作，但重点在工业方面，对农业仍然过问极少。而这期间，恰恰是“浮夸风”最为猖獗的时期。比如，8月4日，毛泽东刚刚在徐水大寺各庄参观了“高产田”，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陈正人就赶到徐水宣布，中央决定，把整个徐水县搞成一个公社!并开展共产主义试点!而此时，毛泽东还在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根本还没有回北京呢!那么，究竟是谁派陈正人来的呢?又是谁在积极推动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呢?这些意见和毛泽东“沟通”过吗?问得更直白一些：究竟是谁在搞农业浮夸风?既然搞“浮夸”的人基层有，上层也有，那么，在没有做通其它同志的思想以前，毛泽东怎么能够简单地表示“不相信”，甚至否定吗?

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心态，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的表现可谓是“两难”。他既是大跃进的发动者，倡导者，一直竭力避免让全国人民“泄气”，同时也是党内第一个反对“浮夸”，为“大跃进”降温的人!从“大跃进”一开始，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既要敢想敢干，又要实事求是。

1958年3月份的成都会议，本来是为了全面发动“大跃进”而召开的，整个会议的气氛自然是以“鼓劲”为主。可是，当河南省在会上“雄心勃勃”地提出，只要苦战一年就能达到原定1967年才能达到的目标;而冰冻期较长，粮食产量一直不高的辽宁省也提出“两年实现亩产400斤，实现粮，菜、肉三自给”的口号后，可谓是满座皆惊，众人皆热血沸腾，唯有毛泽东不置可否，苦口婆心地劝说：“还是提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比较好。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会下，他明确地对吴冷西说：“我怀疑他们的口号是错误的。”此外，他还在会上多次说：“只要做到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那么，一年、两年、三年、甚至五年完成‘四十条’，也不算没面子，不算不荣誉。凡根据主观条件能办的，就应该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地去办，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或许是为了不打击下面的积极性，他解释说：“不是想消灭空气，而是压缩空气，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可见，毛泽东对“高指标”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既要尽最大努力，又要切实可行。

1958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华东区、中南区省委书记会议上，河南省的某位领导再次提出“宏伟规划”，毛泽东仍然不置可否，而是委婉地希望他能把规划改一下，指标调一来。应该说，“响鼓不用重锤”，毛泽东的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白了，但河南省的这位领导却丝毫不为所动，仍然一味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愿更改。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当然不能简单地“无理由”否定，只好同意让河南省“试一试”，以期河南的领导们能在事实中觉醒。事后，毛泽东评价河南省的这位领导人说，这种人看起来很左，实际上“形左实右”;当安徽省提出了一个明显超出实际的水利建设规划后，毛泽东明确表示，“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最好，但我表示怀疑”，并希望安徽省不要蛮干、要留有余地……针对会上各省都存在的豪言壮语，毛泽东再三强调：“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同时，他批评《《人民日报》》的过火宣传：“现在宣传上注意了多、快，但忽视了好、省。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1958年8月10日，毛泽东在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当即表态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不虚，让小孩往田里密集的稻穗上面站，毛泽东用他特有的风趣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痛呢”。尽管如此，一个小孩坐在稻穗上的照片，后来仍然赫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后来，有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10万斤粮食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一撇嘴：“不要信这些骗人的数字。”

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不仅强调要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区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明确指出，界限一定要划清，现在就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要逾越阶段，不要混淆性质。还从理论的高度，分析了出现“浮夸风”的主观原因，认为与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有关。为此，他在会议决议中专门加了一节讲工作方法的内容，指出，由于人民公社集体化程度提高了，干部作风的好坏，对群众的影响更大，因此更要注意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对成绩和缺点要老实，不要虚报成绩，隐瞒缺点。

……

可是，尽管毛泽东的态度如此明确，但“刹车”的效果却并不理想。此后，农业生产方面“天量”般的产量报道虽然少了，但基于“高产量”基础上的“高征购”，乃至“一平二调”之风却陡然兴起，并肆虐不已，“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步伐更是一再加快。同时，即使是“说大话”、“吹牛皮”的“浮夸”风也并没有偃旗息鼓，只不过，其重点由农业领域转到了工业方面，钢产量指标一高再高高，反过来又促使农业方面的问题“大暴露”……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