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视域下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

节选自《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01期【马克思主义】栏目，全文可在“知网”或“超星”下载

内容提要丨帝国主义是一种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公共政策和积累体制共同推动的国际政策。它总是试图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的制度模式强行移植到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边缘和半边缘国家，进而通过重塑这些国家的内部环境来促进资本积累。英美新自由主义和德奥秩序自由主义是当今十分重要的两大公共政策体系。前者推动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化和金融化的发展，具有全球影响力;后者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并辐射欧盟控制的边缘地区，包括巴尔干半岛、东欧和中东北非地区。两大主义推动下的公共政策都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在国内支持永久性的紧缩政策和威权主义，在国外则主导无限战争和永久破坏。

作者简介丨瓦里西斯·K. 福斯卡斯，英国东伦敦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丨李英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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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帝国主义总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国内公共政策和积累体制的结合催生出了帝国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的条件。当代最重要的两个积累体制是英美新自由主义和德奥秩序自由主义。前者试图按照自己的偏好重构所有国家的内部环境。后者指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管理着当前的欧盟和欧元区，但是其野心在不断膨胀，试图进一步掌控东欧和中东地区。两种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中心国家的国内公共政策，还是试图同化其他国家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政策，其结果往往会加剧中心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中心外围之间的冲突。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强势崛起，欧洲大西洋集团趋向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脱欧和欧元区危机是因为秩序自由主义没有能够将欧盟从英美自由主义危机中隔离开来。

02

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动态化社会系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基于剩余价值攫取的生产方式。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永恒特征，也正是在竞争中，资本主义才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系统。市场竞争中流通的交换价值以不平衡的方式发展。这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第二个关键要素。这两个因素侵蚀着资本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即剩余价值剥夺，迫使资本家不断创新和开拓新市场。

资本积累和集中是资本不断向国内和国际市场扩张的结果，特别是向那些尚未经历工业革命的世界欠发达地区扩张的结果。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资本家在其利润再投资过程中不能持续创造利润，资本面临过度积累危机。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发源于《资本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系统，倾向于通过国际扩张来提高利润率，解决其在国内可能出现的过度积累危机。

03

一战前后的帝国主义理论

罗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理论引发了广泛争论，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卢森堡并不认同萨伊定律所提出的供求自然相等的观点，她认为，需求不足导致部分产品相对过剩，供求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解决办法在于资本积累的二重属性：一方面涉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

卢森堡并没有像希法亭那样，将货币和金融作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关键变量。希法亭分析了带有垄断倾向的股份公司的形成，将金融资本定义为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在详细讨论了银行在资本集中过程中的作用之后，他认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离，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关键特征之一。垄断资本主义消除了这种分离，为金融资本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阶段，开始进入垄断阶段。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垄断的分析要早于列宁，他认为，垄断资本标志着国际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资本竞争由国内转移到了国际。与希法亭不同，布哈林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趋势：第一个是国际化，第二个是世界划分为国家集团。两种趋势之间的冲突使全球资本主义陷入战争和崩溃。

帝国主义是对于价值的跨国攫取，是货币资本在中心国家的集中，催生出了一批不参与生产，终日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从殖民地攫取的利润滋养了中心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工贵族”，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倾向于改良主义、经济主义和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和革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会造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败和萎缩，因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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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的帝国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二战以前的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分割为不同的殖民控制区，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发帝国主义秩序崩溃和战争。与之前欧洲帝国主义对全球欠发达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同，美帝国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一种新战略。北约组织表面上是为了对抗苏联，实际上是为了将欧洲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美国也可以通过北约组织对苏联施压，迫使苏联向跨国公司开放其国内市场。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深入剖析了美帝国主导下的新国际秩序。巴兰和斯威齐引入了“剩余”概念，即“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

美国学派中最重要的两种理论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弗兰克、沃勒斯坦以及后来的克里斯托弗•邓恩。弗兰克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巴兰的观点，认为外围地区的欠发达与中心地区的发达密切相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拉丁美洲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吸引并推动着整个资产阶级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并从整体上依附于中心地区。从历史上看，英美等中心国家已经招募外围地区买办精英为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高度的依附性扼杀了外围地区革命和工业发展的可能性。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体系，而不仅仅是社会体系。民族国家与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依存并紧密交织，形成了以商品交换关系和多元化的社会—技术分工为特征的世界整体。他将国家分为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三类。沃勒斯坦将半外围国家视为“中产阶级国家”或“劳工贵族国家”，它们阻止了世界体系走向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的分化。这很好满足了中心国家的需求，因为世界体系过度极化可能引发外围地区革命。

普兰查斯和厄尼斯特•拉克劳批判了上述观点。但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学派为我们剖析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贡献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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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帝国主义理论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无法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已经丧失了债权国地位，美国资本主义深陷债务漩涡，固定汇率制难以为继。于是，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8月宣布美元不再自由兑换黄金，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停滞不前，通胀高企，出现了所谓的滞涨，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学派的垄断停滞理论。西欧和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向复苏，开始与美国竞争。曼德尔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美帝国的衰落。

曼德尔和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美帝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走向衰落，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缓慢。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宏观历史和宏观社会学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解读，否定了欧洲中心论，突出了过去1000年亚洲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弗兰克在大跨度宏观历史分析中，将欧洲和西方在全球的统治视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中国和其他亚洲文明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普兰查斯认同美国学派的一些关键前提。但是，他批判美国学派忽视了不平衡发展所引发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矛盾。普兰查斯指出，美国在欧洲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而不是间接投资，曼德尔忽略了这一点。欧洲在美国的大多数投资则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在欧洲的美国资本可以通过自身价值积累和所获利润再投资来实现增值。所以，美国对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出口在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衰落，或者美国霸权即将结束。欧洲大多数公司和企业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资本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辩论回荡至今。詹姆斯·佩特拉斯和约翰·威克斯坚持美国经济衰退的说法。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对美帝国的后结构主义分析，是对考茨基立场有所保留地支持，他们认为美国是调节帝国间冲突的跨国代理人。高恩认为，全球其他资本积累中心的崛起，使得美国不再拥有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统治力，但预见美国的最终衰落还为时尚早。

高恩构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他认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是尼克松政府有意为之，旨在将全球政治经济置于美元标准之中，也就是置于美国与海湾地区石油寡头结盟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货币和信贷的解放，将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置于全球金融网络的中心，高恩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新自由主义来源于英美两个中心国家的国内环境，是国内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从某种层面来说，它使即将到来的永久性紧缩成为可能，将经济政策制定与谈判和社会斗争隔离开来，实现了社会和经济的去政治化。

新自由主义需要强大的国家和威权政府，以革除战后形成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在外围国家和地区蔓延，支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它通过改变每个国家的政策导向，来重塑资本全球积累制度，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平衡，从而更有利于资本积累。

高恩认为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仍必须摆脱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过度积累危机。美国并没有像之前英法两国那样，寻求对欧洲和亚洲独立国家的殖民统治，而是构建了一种轴辐式权力体系。其中美国是全球力量和决策中心，其他中心和外围国家都服从美国领导。

哈维认可高恩的分析，并吸收了卢森堡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发展总是要剥削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土地的暴力私有化、劳动力的暴力商品化，殖民式的资产侵占和国债操纵等原始积累方式，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不断重复的现实，并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需要解决过度积累危机时不断重现。

金融化问题是帝国主义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倾向于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竞争，却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和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

约翰•福斯特和马格多夫等将金融化视为“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金融化是非物质商品商品化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加剧了垄断陷入停滞和危机的趋势。美帝国主义诞生的根本原因不是金融化，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的停滞趋势。垄断停滞以及这种停滞引发的金融化的侵蚀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停滞。与帕尼奇和金丁等人的观点相反，新一代美国学派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未能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过度积累危机，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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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与欧元区危机

英美新自由主义的中心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其成功取决于以下几点：国内外频繁的金融交易;过度的投机套利;建立在金融资本全球循环基础上的财富剥夺和债务驱动式增长;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制定各种法律和规范，旨在向全球移植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自由主义的成功取决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德国成功地将这种模式移植给了欧盟乃至更多国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的货币主义标准，确立了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在欧盟的主导地位。和英美霸权主义一样，德奥秩序自由主义的目标是重构欧盟国家的国内环境，使其符合德国自身的秩序自由主义模式。上述事实足以将两种主义指导下的公共政策定性为帝国主义，但这种判断还有其他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通过银行业渗透到欧元区，德法银行由于持有大量英美有毒资产而濒临破产。德国是欧盟金融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冻结工资，逐渐成为欧元区的最大出口国，通过牺牲外围国家积累了大量剩余。德国有能力处置银行业危机，并迫使欧元区负债累累的外围地区施行紧缩政策，这有效地挽救了面临倒闭的银行。这里有三个问题很重要。第一，欧元区危机发源于英美金融中心，是一种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帝国主义危机，也是中心国家之间金融紧密交织的危机;第二，秩序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德国紧缩性公共政策，未能保护本国经济和欧元区经济免受英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现，秩序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未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欧洲货币联盟的条件下。紧缩与增长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维度。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的。德国在经历数十年秘密和公开谈判之后，成功将自身制度模式植入欧盟政策体制架构，打造了一个与德国类似的泛欧洲超国家治理体系。

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欧盟国家陆续进入紧急状态，强化了国家力量，为威权主义实施紧缩性政策和削减福利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英美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和金融化齐头并进;另一方面，秩序自由主义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当前危机的处置以及德国在这些进程中的霸权地位相辅相成。秩序自由主义和欧美新自由主义都具有威权主义内核，主要表现为欧盟建设过程中的纪律性、去政治化和技术化规则约束。这是由欧盟成员国的行政官员实施的一种完全不民主的政策方法。

总而言之，指导欧洲一体化进程并管理其危机的秩序自由主义公共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政策。在1999年欧元问世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欧盟攫取其外围地区价值的帝国主义安排已经制度化。中心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价值剥夺更为明显，特别是对希腊等外围国家的剥夺。2017年10月，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已从希腊债券中赚取了78亿欧元的利润，揭示了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大规模紧缩政策为条件，“援助”希腊的帝国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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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上不断推广其国内的政策、规范和积累体制，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和风险输出资本，化解国内的过度积累危机。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广政策原则和文化规范，使得外围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秩序从属于中心国家社会政治秩序。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资本的输出，还是资本管理与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的输出。在此背景下，开放性政策和自由贸易是帝国主义的首选政策，但这并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会对其他国家随时关闭开放之门。

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国家，都存在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再生产之中，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公共政策相互交织。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和社会生产主体一样，它们拥有的权力并不平等，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作为这些不平等关系的社会形式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相互交织的。这种源于国内和国际价值形式的极化、价值分配向资产阶级的倾斜，意味着工人阶级获得价值的减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均衡的、综合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

世界体系理论家开创的中心—外围二分法很有意义，它反映了现实中的社会、阶级和国家关系。中心是帝国主义的，外围从属于中心。这种从属地位甚至可能呈现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形式。如果买办阶级在外围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可能性尤其大。中心—外围概念不只具有描述性质，还具有分析性质，应该成为非正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

哈维、高恩和卡利尼科斯等人并不认同中心—外围理论，他们认为新帝国主义是由美国领导的非正式帝国主义，与1945年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存在本质区别。

争夺欧亚大陆的资源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至关重要。卡利尼科斯受到布哈林的影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概念，建立了国家间体系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之间的联系，认为帝国主义是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结合。德奥秩序自由主义也需要开放政策来实现其霸权，但是其权力辐射范围还远远没有达到全球领域。英美新自由主义通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进行运作，这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或世界贸易组织的延伸。

在欧盟及其周边地区，秩序自由主义是德国重要的帝国主义计划。德国通过单一市场和双边关税同盟协议，在欧洲确立了开放性政策，在欧元区成功移植了其公共政策模式。德国通过各种条约实现上述目标，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必须根据条约中的规则和规范，转变其国内社会政治秩序。1999年欧元的引入代表了德国在货币和经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整个欧元区事实上变成了德国马克固定汇率区。德国和其他欧洲中心国家可以不断地从欧洲外围国家获得剩余。德奥秩序自由主义和英美新自由主义一样，也是一项帝国主义计划，与民主互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