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情，左翼与工人的力量

原编者按：疫情形势如此严峻，美国工人的处境如何?美国阶级斗争是否会加剧?工人的力量可以发挥出怎样的作用?美国左翼应该扮演何种角色?3月31日，美国“左翼之声”网站发表胡安·克鲁兹·费雷(Juan Cruz Ferre)题为“Pandemic, the Left, and Workers’ Power”的评论文章，探讨这些问题的同时指出“美国左翼在互助努力和议会无能之间摇摆不定”，呼吁“美国左翼要参加工人斗争，为即将到来的阶级斗争高潮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并不认为桑德斯的总统竞选将是美国左翼的胜利，而伴随着桑德斯4月8日宣布退出竞选，作者的观点似乎得到了验证。以下为文章全文。

美国已有超过140000例确诊病例(4月3日已达27万例，编者注)，但实际感染人数可能已经达到数百万。我们不知道感染的实际发生率，因为特朗普政府有意限制检测，以人为地降低感染报告人数。因此，我们错过了一个黄金时机：在病毒出现社区传播之前及早发现病例，追踪他们的接触者并进行隔离。

现在为时已晚。纽约市的ICU病床严重不足，我们可以预计其他城市在感染人数达到顶峰时也将出现类似情况。我们即将步入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后尘，但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感染人数将是他们的五倍而且没有全民医疗保健系统的保护。3月30日周一的24小时内，仅在纽约州就有279人死亡。

由于医护人员缺乏个人防护设备(PPE)，本就十分严峻的形势变得更加糟糕。防护设备的缺乏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医护工作人员数量的短缺。在确保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供应方面，公共当局的疏忽已经导致至少两名纽约市护士死亡。在被视为“基本”行业中的许多其他工人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在被解雇的威胁和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因此工人在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中丧失了收入。

但是，我们还应该质疑哪些才是真正的“基本”的工作而哪些不是。例如，大型开发商正以维持基本业务运转为借口，在曼哈顿上东区建造豪华塔楼，迫使工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在华尔街的压力下，特朗普总统上周试图加速经济的重新开放，但遭到了民众的强烈反对，以至于他不得不退缩。除了特朗普自身的善变性格外，他对大流行应对政策的前后不一显示了资产阶级部门在如何应对这场危机方面存在着更深的分歧。

如今在美国，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要么失业，要么处于休假(有些仍处于工资计量中，但工作时间为零)被困在家中，并且努力度日。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上升至300万以上——这仅是真实失业人群的代表而非全部，还有因工作时间不够长而无法申请失业保险的更多人，以及从事不稳定工作的人以及数百万无证移民。尽管有数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给工人阶级家庭的钱仅够他们支付租金和最低限度的支出。政府再次决定给大资本家大量资金而只给工人极少数零碎补贴。1200美元的支票只会发放给正规部门的工人，这只是微薄的补贴，而且几乎只能帮助家庭度过两周的时间(而数十万餐厅工人、保姆和零工经济中的工人则只能坐以待毙) 。然而，对于大资本家和大企业，政府却提供了慷慨的援助：向大公司提供5000亿美元，向航空公司提供580亿美元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行业却赚得盆满钵满。例如，亚马逊从在线客户那里收到的订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霍尼韦尔和3M(最大的N95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的生产商)由于危机而利润暴涨。很多医疗保健行业的公司也包括在内，尤其是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的实验室。

资本主义已经失败

政府再次证明它是资本的朋友和工人阶级的敌人。特朗普政府和国会两党的共识未能在多个场合充分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公共卫生危机，从而使疫情爆发更加严重，范围更为广泛。危机爆发以来，白宫和大多数立法者更关注如何保持商业信心和避免经济受到干扰，而不是如何挽救生命。他们还没有提供足够的试剂盒来检测和跟踪早期感染者以控制传播集群。病毒传播后，美国政府(各个级别)都未能保护工人及其家人，迫使他们带病工作或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工作，使他们暴露在病毒中。最近，政府未能及时制造和提供重要的、以免医院被需要呼吸帮助的病人压垮的呼吸机。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资本主义下的生产不是由社会需要决定的，而是由利润的前景决定的。作为资本家阶级的真正代表(和成员)，唐纳德·特朗普试图说服资本家在没有胁迫的情况下生产所需的设备。但是，当通用汽车一直试图首先就通风机达成利润丰厚的协议，然后才将其工厂转换为生产医疗类设备之时，美国新冠病毒病例数量激增。特朗普终于在上周介入，而且据称是他命令通用汽车生产医疗类设备，但我们仍然没有何时生产以及生产多少通风机这样的详细信息。因不必要的延误而损失的几周时间将会让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付出代价，而这些患者的生命将得不到所需的呼吸支持。

压抑已久的阶级斗争在加剧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阶级斗争正在世界范围内加剧。即使是美国，经过了数年的平静之后，劳资矛盾又重新加剧。伴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所带来的社会隔离，以及在某些情况下所带来的民族团结的情绪，似乎使得阶级斗争陷入僵局，退于次要地位。当前社会疏离，强制隔离和自愿隔离的新常态，对任何想要组织起来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障碍。“我们正在于与一个共同的敌人交战”这样的观点充斥着媒体和所有政治言论。但是现实太过残酷，无法掩盖在这种社会和谐的面纱之下。事实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存在于危机的方方面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基本”部门中，一种潜在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在这些部门中，工人面对着不安全的工作条件，缺乏带薪病假，并且被强迫劳动，即使是那些极有可能感染新冠病毒的工人也不能例外。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和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的工人们本月初关闭了工厂，迫使这些家公司停止了生产。最近组织为“亚马逊工人联合会”(Amazonians United)的亚马逊仓库工人至少在两个地方赢得了带薪休假(PTO)，类似的组织运动正在其他许多地方进行。周一，近20万Instacart(一家递送日常用品的美国公司，编者注)的工人进行了全国性罢工，要求提供防护装备、每小时5美元的额外危险津贴以及由于健康状况而处于高风险状态的人的带薪休假延长。布朗克斯区雅可比医院的护士上周举行了一次集会，要求提供足够的防护装备。

随着COVID-19病例的持续上升，这些例子可能会成倍增加，而我们会陷入越来越深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之中。如果我们在冠状病毒病例流行趋势中紧跟意大利的步伐，那么我们也可以跟随他们的脚步，在病毒大流行中学习如何与资本主义的贪婪作斗争。在意大利，阶级斗争公开爆发的趋势已达到顶峰：工会联合会要求于3月25日举行大罢工，以抗议政府在大资本的要求下扩大对“基本”业务的定义。

将当前形势与战争时期进行广泛比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战争通常会培养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情绪，正如现在一样，阶级斗争，即使在民族主义之海的压制下，也会顽强地浮出水面。而且，正如贝弗利·西尔弗(Beverly Silve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著名劳工问题学者，编者注)在她的代表作《劳工的力量》中所展示的那样，在二十世纪战争期间观察到的阶级斗争停滞很快就在战争结束引发了大规模劳工运动热潮。一旦战胜了COVID-19大流行，我们可以期待出现类似的阶级斗争反弹，而这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强劲的斗争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左翼的任务是什么？

自2019年初，美国左派最大的策略就是全心全意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助选，希望此举能加强左翼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以及其他较小的组织(如社会主义替代运动)就是这种情况。尽管拥有超过5.5万名成员，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推迟了在美国建立独立的社会党的任务，而是选择加深与美国民主党的联系。这或明或暗地意味着，对在工作场所和工会中组织起来、成为即将到来的斗争的工人领袖的任务的关注和资源更少了。

在专注选举政治的指引下，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过去一年中在全国各地部署了数千名成员，他们幻想桑德斯能把民主党从建制派的魔爪中解救出来。但他们低估了党内精英的力量。拜登(Joe Biden)在民意调查中的支持率连续数月稳步下降，在辩论中的表现糟糕，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失言，他似乎已经退出了竞选。民主党当权派努力寻找一位能够团结温和派选民的候选人。然而，在“超级星期二”到来前几天的迅速行动足以让拜登成为唯一的提名人，这让桑德斯的竞选陷入混乱。

然后，冠状病毒大流行改变了一切。一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很快演变成一场需要政府干预的经济危机。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共和党和民主党提出的刺激计划是对资本的慷慨馈赠，而对工人的经济支持却少之又少。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小队”(the Squad)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无法做出太多改变。尽管有数百万的捐款、大量的游说者和初选中获得的数千张选票，桑德斯还是没能改变政府干预的性质。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OC)尽管在众议院挥舞着手臂，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最后还是投票支持了这个方案。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策略是接管民主党并让伯尼·桑德斯当选。从一开始，这一策略就是旨在赢得小规模改革计划，同时又要保留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沉重构架。现在，该策略已变为向民主党和共和党施加压力，以确保他们不要让成千上万没有收入的工人挨饿。温和的民主党人渴望在法案中纳入一些亲工人阶级的要求(伊丽莎白·沃伦为他们提供了帮助)，以使刺激计划对普通民众来说更加容易接受——这表明他们已经吸取了2008年救助计划和引发占领运动的公众愤怒的经验教训。

当然，桑德斯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间存在认知上的分歧，他们反复强调，要建立工人阶级的力量，我们需要在民主党内部进行政治活动。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左派与工人阶级中最勇敢的阶层互相联合的需求只会变得更加迫切。今天，美国的社会主义者需要站在争取安全工作条件和反对裁员斗争的最前线。我们左翼之声(Left Voice)的人士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是为了提供反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也是为了扩大工人们的斗争。

但是，正如社会主义需要成为我们周围工人斗争中的一部分一样，工人阶级同样迫切需要一个独立的政治代表。也许现在拜登似乎已经获得了提名，然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用来建立一个由工人组成，包括移民者和本地人、黑人和拉丁裔、同性恋和受压迫者的工人政党，一个为了我们的利益反对资本的工人政党。

通过民主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今天，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已经发展壮大，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能力开展这些斗争。然而，这一成果丝毫不能归功于桑德斯2020年(Bernie 2020)的竞选活动。甚至恰恰相反,那些游说、电话银行和其它相关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占用了许多宝贵资源,这些资源原本可以使我们在工作场所中积蓄力量,争取民主、激进的工会(反对工会官僚机构)以及设置一个独立的、为打破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基础性工人政党。这样一个政党将能够协调各个工作场所之间的斗争，将能够把一线工人与失业者的斗争团结起来，并代表工人阶级的真正选择——党将不会被迫签署另一项援助大资本的协议。

【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