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前言及第一章）

 

⽑主席语录

各国的⼈⺠，占⼈⼝⼈⼝百分之九⼗以上的⼈⺠⼤众，总是要⾰命的，总是会拥护⻢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不会拥护修正主义，有些⼈暂时拥护，将来终究会抛弃它。他们总会逐步地觉醒起来，总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的反动派，总会反对修正主义。

出版说明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书为⽇本留苏学⽣新⾕明⽣、⾜⽴成男、佐久间邦夫、原⽥幸夫等合著，⾸先在⽇本⼭⼝县《⻓周新闻》登载。⼀九六九年三⽉由东京⼤安书店出版。后经余以谦译成中⽂，题为《留苏⻅闻录》，于六⽉间开始在⾹港《⼤公报》连载，颇受读者欢迎。为徇读者要求，本书现再根据原著译校出版。

⾹港三联书店

⼀九六九年⼗⼆⽉⼗六

前⾔

最近数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真正是⼀个⼤动荡、⼤分化、⼤改组的过程，发⽣了⼀个接着⼀个的从⼀般⻢列主义的常识出发⽆法想象的事件。我们⾃⼀九六⼆年到⼀九六⼋年在莫斯科留学期间，遇到了这⼀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暴。在这期间发⽣了⼀些重⼤事件，如：由“加勒⽐海危机”直接引起的中苏公开论战，赫鲁晓夫下台，直到中国爆发了⽆产阶级⽂化⼤⾰命，等等，这些事件，都是我们这次座谈会⾯对的问题。当时在莫斯科的⽇本留学⽣是采取什么态度的呢?苏联学⽣和苏联⼈有些什么反应?在⺠族友好⼤学留学的亚洲、⾮洲、拉丁美洲⼋⼗多国学⽣是怎样对待这⼀连串重⼤事件的呢?我们只是把我们的体验如实地说出来。

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的⼤动荡，牵涉到世界上所有的⻢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发⽣的⼤动荡，牵涉到世界上所有的⻢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和⼀切共产主义者,要求他们做出抉择：是向左呢还是向右?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截然分成⾰命的和机会主义的两个壁垒。⽑泽东思想代表了⾰命的、左派的、布尔什维克的潮流;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则集中代表了机会主义的、右派的、孟什维克的潮流。这⼀事实摆在世界亿万⼈⺠⾯前，已愈来愈明显了。

为了判断什么是真的共产主义和科学的共产主义，有必要把双⽅的理论以及实际拿出来检查。不管在理论上怎样说，总不能脱离⻢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从这⼀点来判明是谁继承了⻢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维护、发展了⻢克思主义;是谁以“情势的变化”为借⼝，抽去⻢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篡改了⻢克思列宁主义。只要⽤这个观点已检查，就不能不承认今天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路线，是真正的现代修正主义路线。在此以前，有谁会想到世界上第⼀个成功地进⾏了社会主义⾰命的苏联，党和国家权⼒会被⼀⼩撮现代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并复辟资本主义呢?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对于这些修正主义者的猖獗、跋扈，我们光是发出慨叹是不⾏的。我们必须起来，断然地和国内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争，打倒他们，使真正的⻢克思列宁主义获得胜利，在⽇本实现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份有关苏联实况的座谈报告，如果能在激烈的反帝反修⽃争中起⼀些作⽤的话，就是我们最⼤的喜悦了。

作者于⼀九六九年⼆⽉⼆⼗⼋⽇

一､我们为什么留学苏联

新谷:首先,我们想从我们曾经度过了五年留学生活的莫斯科民族友好大学是什么样的大学等话题谈起｡谈谈我们当初抱着什么样的目的进入这所大学？我们在赴莫斯科之前,对从未见过的社会主义国家抱着什么样的印象？我们对苏联原来抱着怎样的希望和期待？以及过着什么样的大学生活？

民族友好大学创建的情况

原田：我们上的这所大学，正式名称是 “帕托里斯・卢蒙巴各民族友好大学”。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开办。帕托里斯・卢蒙巴是刚果前总理，是民族解放斗争中出色的战士。一九六一年为比利时和美帝国主义者所杀害。

这所大学是赫鲁晓夫在任时，作为他的 “和平共处”、“裁减军备以援助落后国家” 政策的一环而开办的。此举意思是说，只要裁军，就能做出这种好事。苏联做出了这样的例子，利用裁军节约下来的开支创办了这所大学。所以，刚创建时，就原封不动地利用了原来的陆军大学的校舍。现在正在莫斯科郊外建筑校舍、宿舍、医院、体育馆。将来，在这里要建成一个大学城。当初宣布创建这所大学的时候，真成了世界青年男女向往的所在，那时，据说有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四万多人报名，以印尼学生为最多，近五百人。现在有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八十多国的青年，加上苏联的青年，共约有三千学生。没有录取除古巴以外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古巴也从一九六四年起，没有再向这所大学选派学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似乎是根据政府间的协定，在我们这所大学之外的另一些大学就学。

足立：本来，这所大学是借赫鲁晓夫的名声建立起来的，在他下台时学校当局就很担心这所大学是否会撤销，结果没有撤销。但是，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政府好像对这所大学很快地失掉了热情，本来苏联学生只占全体学生的一成到两成，后来却逐渐增多，外国学生占的比例不断减少。日本学生每年平均有十五人入学，现在总共不过七十多人。

我们这所大学，一九六五年六月送走了第一批毕业生，毕业典礼是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的，不过，印象很深的是，出席致辞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柯西金总理了。

民族友好大学的学生生活佐久间：这所大学是像日本也有的那种拥有各类院系的综合大学，学生全部住校。一般的院系，入学后首先要读一年的俄文预科，本科学习期限为四年，全期是五年，仅医学系是七年。

原田：苏联方面负担入学时赴莫斯科的旅费和毕业时回国的旅费。五年中间，每月发给九十卢布的奖学金。由于莫斯科的冬季每天都是零下十几度到二十几度的气温，所以在入学以后还发给三百卢布的大衣、鞋帽费。因为学费、宿费、医疗费也是免费，所以，像我们这些日本学生，奖学金的大部分都用在吃饭上面了。这一般需要六十卢布，剩下来的三十卢布买书籍和日用品，或者用作暑假旅行的费用。

足立：日元和卢布的官定比价是一卢布兑四百日元，大致计算起来，实际只不过是一卢布兑二百日元左右。

新谷：稍微说一下我们读的经济系，从预科到本科毕业共五年，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三点上整整六小时的课。当然，讲课都用俄文。到了高年级，为了写学年论文，除了星期日以外每星期还有一天休息。为了不出缺课的人，检查上课或缺课是很严的。不准学生自己选修课程，有关经济学的一切学科都作为必修课来学。这是和日本的大学很不相同的。

原田：苏联是从九月一日开始新的学年，六月底结束这一学年。一学年分为两个学期，一月和六月有两次考试。在一月的考试以后有两个星期的寒假，在六月的考试以后，七月和八月是暑假。假期内，或者是到莫斯科以外的城市旅行，或者是到学校的 “休养之家” 去。这样可以详细地参观了解苏联的国内情况，直接同苏联人民接触。在暑假期间，到欧洲去旅行的，或者是回日本的人也很多。

佐久间：当然，我们在五年中间，都是用俄语，不但听苏联人的课，有时因实习也到各种各样的企业去，这不像接待外国代表团那样，没有译员，对话要靠自己，所以不单单是表面上的“参观”，还可以接触社会的实际。暑假到苏联国内旅行时，虽然也必须照外国人一样办手续，但是也可以到那些短期参观旅行所不能到的地方，而且，可以同任何人谈话。所以能从不同于一般旅行者的角度来看苏联。

足立：各国学生都分别组织了学生会。日本人学生会的全体学生，在政治上思想上态度并不都是一致的，但在作为日本民主力量的一员而行动这一点上需要统一思想。我们的学生会，从新生的欢迎直到毕业生的欢送，自始至终都是整个留学生活中相互帮助的组织。日本人学生会，还在提高日本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促进国际团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使我们的留学生活成为非常有意义的事。

留学的经过

新谷：如果想上这所大学，必须经过苏联方面认为是可靠的政党、民主团体、工会或个人的推荐。我是通过日苏协会的推荐而入学的。

足立：我也是同样。

佐久间：因为我当过国营铁路工会支部的书记，就要求工会推荐我，我是一九六三年去的，一九六八年七月回国。其余，是同其他各位一样，通过日苏协会作了留学的准备的。

原田：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 “反对评定职务斗争” 和 “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高中毕业后又在日苏协会高知县县联合会工作了三年。由于年轻，充满了正义感和火一般的热情，干得非常起劲。在这三年里，我模模糊糊地对日苏友好运动、民主运动有了一些认识。我觉得为了使运动发展得更有意义，仍然需要读书。如果照现在这样下去，将来一定会有局限性，所以要认真考虑一下上大学的问题。我也考虑到了上这个民族友好大学。很幸运，当时的高知县日苏友好协会领导人对我那三年中的工作评价很好，全力帮助我，实现了我留苏的愿望。因此，在留学期间，我为了报答这些领导人的期望，脑子里总是在想，我是高知县民主力量的代表，非好好学习不可。

可是我现在却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热烈拥护者回国了。回国后有些朋友问我：“如果去中国成为亲中国派还说得通，像你们这些过去搞日苏友好运动的人，去苏联之后竟变成亲中国派回来，究竟是什么道理?”

足立：我们对这点可说是自己也感到奇怪，看来人们是不容易理解的。五年来，我们在苏联每天每天都看到十月革命的祖国不断在变质、腐败、堕落。我们现在终于明白，要实现共产主义，除了毛泽东思想以外，没有别的道路。关于这一点，我们还要向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们传播，让他们对照今天苏联的现实，了解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才是我们的重大任务。

抱什么目的留学

佐久间：我对十月革命成功的苏联，过去是很向往的，也曾经是参加日苏友好运动的一个小小的活动家。在日本，无论怎样设想，都无法具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实感。例如：没有资本家、没有剥削的优秀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无论怎样也是想象不出来的，只不过是有些抽象的概念而已。到底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思想如何，喜欢些什么?日常生活中有些什么看法?我对这些都是很感兴趣的。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变了，当然人的意识也要变。我非常想看看，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应该说是受过充分思想教育的苏联青年，特别是最近出生的青年 —— 他们是革命的第三代，第四代，和日本资本主义教育下的青年，究竟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尽管还没有完全变为共产主义的人，但已接近于这样的新人的形象，在苏联的青年中是怎样形成的呢?所有这些，我都很想亲眼看一看，亲身体会体会。我自己也很想在这样的社会里得到改造。

我留苏的另一个理由是，以前稍微学了一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理论却一窍不通。如果我能直接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想专攻社会主义经济。这就是我进民族友好大学选读经济系的动机。

但是，我想到的比什么都更为重要的却是，在列宁的国度，一定要通过上面我所提到的那些方面，把革命思想好好地学到手。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根本没有考虑过要从苏联学些什么知识回来好做工作。

足立：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到苏联留学，一九六七年回国。一九六二年正是《莫斯科声明》发表之后的两年，正如声明中所说 “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全面危机的新阶段”，是反帝民主力量压倒帝国主义的时期。加加林成功地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宇宙飞行也是在这个时候，正是苏联的发展状况引起世界上的人们注意的时候。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取得了独立。在这样的时期里，我抱着很大的希望去到苏联学习。那时，我感到我的责任和使命重大，我考虑到我是从日本的斗争着的很多希望学习的人们而努力工作。

但是，苏联的现实，初时令我失望，继而令我愤怒。倒是从最近几年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中，正像印度尼西亚的艾地说过的那样，在这个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学校” 中，使我一步一步地接近了毛泽东思想。

原田：我留学苏联，原抱有四个目的：第一，我想正确地了解世界上第一个使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苏联，向它学习。第二，通过专攻经济学，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第三，希望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下的新社会的苏联男女青年共同生活，一起学习。第四，希望和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青年交流，正确地了解国际主义精神。我抱着这四大目标，满怀希望，同时也意识到任务的重大，离开横滨前赴苏联。

刚巧，我在一九六三年到苏联时，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了。这时，中苏两党开始公开论战。我这个被称为日苏协会高知县联合会的青年活动家，当时感情上是亲苏的，和我一起去的留学生，我想也是亲苏的。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场国际大论战，我在日本时每天收听北京和莫斯科的广播，试图尽可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判断、分析谁是正确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分歧?就是为了日苏友好运动，也非弄清楚不可。当时听到一种解释，“支持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总是正确的”，我自己也就随便附和了这种看法。到莫斯科以后，目睹苏联的种种现实，这才了解到今天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的实际情况，决心要彻底地和修正主义作斗争。

新谷：我的情形和大家一样，留学苏联的目的，是希望在世界上第一个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学习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理论，学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理论和实际。

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初到达莫斯科，这年年底就爆发了中苏公开的论战。第二年七月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我受到留学初期时无法想象的大冲击。我们在这个大漩涡中学习到种种非常宝贵的经验。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开始之后，特别是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后，日苏两国共产党的关系恶化了，苏联当局对日本留学生的态度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了。赫鲁晓夫下台前夕，我们已陷入随时可能被驱逐回国的境地。一九六六年，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时起，日苏两党关系又开始恢复好转，到我们一九六八年毕业回国时，日苏两党关系已非常好转了。我们在苏联留学的五年期间，遇到了日苏两党关系前所未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

我们在这个期间，无论在理论上和生活体验方面，都接受了深刻的教训。现在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到正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

民族友好大学的国际性

佐久间：对我们来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这就是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八十多国的学生一起生活，一起学习，一起思考，就能够一起斗争。我有许多时间和拉丁美洲的学生住在同一个房间。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到莫斯科不久，巴西发生了反革命政变。如果是在日本，我可能对这件事不那么关心，可是和巴西学生住在一起，就实在不能当做是别人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巴西的民主人士大量被杀害，被下狱。在莫斯科的巴西留学生都是曾经和他们一块儿进行革命活动的，是他们的亲人。他们有一个星期左右彻夜不眠，搜集消息，商讨对策。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由于祖国的政变，就会发生即使是毕业之后也有国不能归的事态了。这次事件是我们感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是彼此相关，就在自己身边一样。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待这类事情应该采取什么立场，同学们就热烈地展开了辩论，并努力学习理论。

新谷：由于亚非拉三大洲的反帝和民族独立运动迅速蔓延，从这些地区到苏联来的留学生对政治问题都是非常敏感的。他们说政治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生命攸关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日本留学生就存在着只是口头上议论议论的弱点，所以我们从中获得了深刻的教育。只须略一想想，巴西、印尼、加纳和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的政变，越南战争，以色列的侵略，这类现实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佐久间：碰到这类事情，民族友好大学的当事国学生立即成立斗争组织。我们也明确表明我们的立场，参加他们的斗争。这些问题迫使我们对一些政治事件必须认真考虑，展开讨论。

足立：在民族友好大学里，各国学生、各种政治立场的人都有。他们又各有不同的情报网。像巴西政变这类事情发生后，很快就获得来自各方面的详细情报，帮助我们正确地判断事物。而且，那种不容许有任何敷衍了事的判断的踏实精神，已成为我们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留苏五年期间，我曾先后和俄国人、印度尼西亚人、坦噶尼喀（现在的坦桑尼亚共和国）人、古巴人、哥斯达黎加人、厄瓜多尔人同住一个房间。从地图上看，这些国家大多是小国，过去对他们不大关心。回国后再在报纸上看到刊载这些国家的消息，就想起这些同学，对那些新闻也有了亲切之感。

新谷：在民族友好大学里，值得回忆的事情当然很多，但其中最值得提到的就是我们和来自亚非拉三大洲、从事民族解放运动的青年们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我们可以断言：这些国家的正在从事斗争的青年学生，都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有了认识。

对苏联人民的感谢

新谷：在苏联居住期间，对苏联人民的质朴、善良性格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苏联人民现在虽然在修正主义集团统治之下，但是毫无疑问，苏联人民必将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的社会主义精神，必将在苏联国土得到恢复和发扬。

对给了我们在莫斯科学习五年的机会的日苏两国人民，我们衷心表示感谢。我们将遵从列宁指出的十月革命的道路，为日苏两国人民的今后根本利益而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