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并不遥远的地方

我们看到，在女生持续地遭到医院和导师的压迫时，她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帮助。也就是说，她实质上是在这么一个伸手无援的环境中，一步步被逼死的。她之前试图依靠跳楼来一了百了，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死神没有带走她。然而即使以如此极端的办法向外界表达自己的痛苦，却依旧无济于事，辱骂依旧，压迫依旧。这样冷漠且缺乏排泄口的环境，如同把她扔在海里，女孩看得到海岸线，但她永远无法上岸了，她溺死在了湘江里，在橘子洲毛泽东雕塑背后的湘江里，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湘江里，湘雅研究生孤独地结束了她的青春年华

湘雅投江自尽事件，看的让人揪心，让人悲叹，特别是临走前的一系列的留言和辅导员与学校的态度，既恼怒又无力。

一个勤勤恳恳、踏实肯干的学生，一个阳光活泼的少女，考上国内尖端大学的研究生后，结局竟是走上橘子洲大桥一跃而下。我们愤懑地质问是谁害死了她?是导师?还是学校?抑或是制度?马尔库斯所写的单向度的人，消费社会的工具理性，一切被不断合理化但是却沦为空壳的景观社会……一切的一切，似乎足以去解释少女的离去，但是我们无法回避一条生命消逝的沉重性。

是啊，这个社会以发展为首要目的，所有人都被裹挟于这般那般的浪潮之中，无论你以何种态度或立场来让自己安身立命，但都无法否定这样一套的评价标准与框架对人的异化，也无法去超越“他人即地狱”的互害机制。有人责怨，要去反抗，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天下缟素。然而，原子化的反抗，又留下了什么呢?一番嗟叹，一番辩论，然后一如无数往往不同但是又如此一致的事件一般深埋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她，抑或是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面对同样的困境和整个结构性的恶意与攻击，加诸身上的责任与期望，那都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最后，事件当中的主角直到最后还是维持着她的良善，选择了对他人伤害最小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抑或对她而言，是结束了痛苦--“我想作为一个正常人而死去。”

救赎--对于遇难者的不幸，与对于堆积着尸骸的灾难，我们也并非束手无策。本雅明在其「历史哲学论纲」中将历史现实引申到一个更加激进的历史维度--历史并非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与无尽的灰烬，我们应当救赎这个女孩，应当中断历史的暴力进程。名为进步的风暴无可阻挡地刮向历史天使所背对的未来，在这样的非均质的历史性时间里，我们能够通过未来的行动(对过去物质性历史的重现和新生)，去打破昔日的惯性，完成对过去的虎跃，从而回溯过去，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这也即回溯过去的辩证法。

那么，怎么做?事到如今怎么做?官方的处理毋庸置疑，调查结果出来之后，给老师停职，给医院要求整改。然后呢，然后当下次、下下次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也只能继续愤怒继续嗟叹，如此往复?那么，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正需要思考的是，在官方之外，我们为此能做什么。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各如其份又不包含压迫地帮助彼此，共同建设我们周遭的一切。共同享有，共同奋斗。而发展中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一蹴而就的彼岸，一两个恶魔导师可以被抓出来被处理，但是恶魔导师不会就此断绝，这样的悲剧也不会就此停息。所以，真正锚定在这个事件上的，更根本性的，不仅仅是对于制度或者那些恶魔导师的抨击，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与共的责任--当我们或者我们周遭的社会成员遇到不公遭遇时，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去做什么。

为此，首要的是学生们作为一个同等的群体，应该要设置这样一个共同的、能与教师方或校方进行申述和谈判的渠道，而这样的渠道必须建立在一个平等而不受另一方所渗入和影响的广义团体上。正如社会有对应的消费者投诉维权机构和组织，学生也应当不止是依赖于原子化的关系和差序的不对等的对话渠道上，而是自己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去彼此帮助，抱团取暖，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即“今日我若冷眼旁观，他日祸临己身，则无人为我摇旗呐喊”。我们应该建立如此的平台，让大家不再仅仅再在此类悲剧发生前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或是一个无能为力者，而是能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广义而论，我们应该关心彼此的命运，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陌生人一般，视而不见，故若罔闻。如果我们能多注意下生活周围发生的事情，也许很多事情将会不一样。

一如一百年前，教员来到当时的湘雅，和当时的湘雅学生群体创办新湖南。不为别的，只为那万万千千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人们和公平与真理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