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茂松|《毛泽东选集》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

摘 要：《论语》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也就是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特性、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的根本精神。《毛泽东选集》作为“血的著作”与《周易》作为“忧患之书”,在三千年文明史视野下,共同构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建立文明秩序的意义。作为中国革命经验的总集,《毛泽东选集》形塑了全新而伟大的政党和人民。《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之“三篇”是党与人民的政治觉悟,《实践论》《矛盾论》之“两论”是党与人民的认识论,“三篇”与“两论”共同构成“心”与“理”、“下学”与“上达”的辩证张力关系。

关键词：《毛泽东选集》; 《论语》; 《周易》; 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 现代中国人; 认识论
 

谢茂松

中国科学院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在传统中国,《论语》几乎是人人必读之书。在当代中国,《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作为毛泽东著作的精华,也几乎是人人必读之书。如果说《论语》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关乎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在天地君亲师、在家国天下、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做一个不负天地、不负家国的有德性的人,那么《毛泽东选集》则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关乎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如何在现代家国天下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中国人。二者在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创新发展中的意义极为重大,内含着“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极其卓越而素朴的真理。《周易·系辞传》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论语》与《毛泽东选集》一古一今的两部书,都体现了简易而易知、易从、“可大可久之道”,能行之后世千年而不坠。

《毛泽东选集》关乎何为现代中国、何为现代中国人,也就是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特性,关乎现代中国与世界,关乎现代中国的现代新制度、新文化,关乎现代中国的现代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新文化,同时也关乎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关乎着现代中国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句话,《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的根本精神。

一、《毛泽东选集》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

中国从晚清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才成功应对这一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内外敌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中国革命的目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意味着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的破解,意味着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功应对。

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成功应对,是通过彻底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方式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进而在胜利后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来完成的。三千多年前,周文王之子武王革命胜利后,通过武王之弟周公制礼作乐,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大成,建立了西周礼乐文明制度,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文明基础与政教秩序,影响了中国后世三千年。晚清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冲击时才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震撼。从文明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也将如武王革命后建立的西周礼乐文明一样,影响中国后世千年。这是中国破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本质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开篇说:“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革命深得汤武革命的精神,而中国社会主义同样在大本大源上深得武王革命胜利后确立的礼乐文明的精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可谓是充分体现了新礼乐。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独立战争、美国内战尤其是内战造就了美国这个国家。美国内战是“用来造就一个国家的昂贵材料”,但它确实造就了一个国家,还造就了美利坚民族主义。内战前,美国人说到美国时都把United States当作复数名词,内战后就把它当作单数名词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意义更为深远。中国革命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明秩序、新政治秩序、新社会秩序的起点,是旧邦新命。中国革命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追求,中国革命的领导、组织、动员者中国共产党和动员对象中国人民共同构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以及以其先锋队的觉悟带动广大人民的普遍觉悟构成的德性政治、德性社会,构成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以及中国革命的政治原则、政治原理,进而内化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如果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丧失了中国革命的精神,丧失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原则、政治原理,中国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中国社会主义了。中国革命的精神完全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之中,二者完全是一体的,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主义共同具有千年文明意义。

“五经”作为文明原典,《周易》被认为是“五经”之首。《周易》作者被认为是周文王与周公,他们分别是卦辞、爻辞的作者。《周易》又被认为是“忧患之书”,周文王被商纣王关于羑里时写下《周易》卦辞,体现了周文王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忧患中历练、增进自己德行的追求。《系辞传》指出了《周易》与周文王的关系:“《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周易》是周武革命、西周礼乐文明的经典,也成为中国文明的最核心经典,一直影响后世至今。中国革命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无疑是《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是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探索与经验的总集,被认为是“血的著作”,其性质、意义可与《周易》之为忧患之书等同,同样也具有千年文明的意义。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离不开对《周易》等文明原典的诠释,其中最早、最系统、最重要的整理者、诠释者就是孔子,周公、孔子也由此被合称为“周孔”。记录孔子与其弟子对话的《论语》被认为是对孔子思想最直接、最直观的记录,汉代赵岐《孟子题辞》谓《论语》是“五经之錧鎋,六艺之喉衿”,是孔子诠释“五经”思想的博而返约之书。《周易》因其难解而被认为是“三玄”(另外两书是《老子》《庄子》)之首;《论语》平易、深入浅出,提供了人人可学的下学上达之道,成为一代代中国人修齐治平的基本读本。《论语》的下学上达之道,是通过下学人事而达到对天道的理解。《周易》根本上是天人相应之道,即人道取法天道,如大家熟知的《周易》乾卦的大象辞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大象辞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地势坤”都是说天道,“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以厚德载物”则是说人道取法天道。

《论语》是对话体、语录体,其语言虽是当时的书面语,即文言文,语言风格上却比较口语化,质朴、简明却很好地做到了达意,这就是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论语》是“辞,达而已矣”的典范。《毛泽东选集》的文章是现代白话文,毛泽东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除诗词写作用文言文外,他的政论文完全使用现代白话文写作,《毛泽东选集》在现代白话文写作尤其现代经世文章写作上,与两千五百年前的《论语》一样,成为“辞,达而已矣”的典范,在对现代中国人精神的影响上也类似于《论语》。

“辞,达而已矣”,也就是语言干净。干净就是学而能化,博学于文,还要博而返约。约就是思之通透,学而能化的检验就是能有效地用之于世。孔子的弟子子贡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毛泽东选集》在现代白话文写作上成为“辞,达而已矣”的典范,不仅仅是文章的形式问题,而是形式就是内容的有机体,体现了现代中国的新文风,只有这种现代中国的新文风,才能表达现代中国新政治、新社会。

二、《毛泽东选集》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

(一)《论语》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

在传统中国,所谓中国之为中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乃是文化意义上的,即是对于中国文化之认同。这种认同可能是自觉的,尤其是对于士大夫而言;这种认同也可能是不自觉的,尤其是对于广大普通百姓而言,则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化的制度安排,即生活方式,中国文化由此潜移默化为百姓的日常行为习惯。《论语》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原典,探讨的正是关乎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所在,即生活方式背后的文化价值、人生意义,这就是传统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语录体的《论语》,因其日常语言之平易而易懂,但这种平易乃是下学而上达,极高明而道中庸,在日常人事之下学中而上达超越、究竟之天道,此人人可学,可通过学习而成为君子,并有可能成圣成贤,入于圣贤之境。

《论语》背后乃是作为集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之大成的西周礼乐文明之文献记录的整个“五经”系统。故阅读《论语》这本薄的书须把它读厚,即读出《论语》背后孔子删削、整理的整个“五经”的文明系统。《论语》这本薄书要读厚的第二层意思,是读书时要把自己摆放进去,以自己全部的人生经验、社会政治经验来与《论语》进行深度的对话。《论语》要成为“为己之学”,即与自己的安身立命联系在一起来阅读《论语》,领会孔子所言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下学而上达”(《论语·宪问》)的智慧的累积与飞跃,不断温故而知新,在不同生命阶段对《论语》有不同的体悟与领会。人生阅历愈丰富,历练愈多,则对《论语》孔子合仁、智之为圣之大智慧有愈深的体认,对古人所说的孔子之“圣之不可及”有真实的体会。自汉代尊崇儒术迄至当今,《论语》几成两千余年中国家家必藏之书,人人必读之经典,而且贯穿人生自幼年至暮年全阶段,《论语》所传达的文明信息早已沁入一代代中国人之心志、观念、行为,成为规则、引导、方法和信条。

(二)《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

理解《论语》关乎传统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所在,则能通古今之变,在大历史的历史纵深中,在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中,对《毛泽东选集》关乎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毛泽东为何说《毛泽东选集》是一部“血的著作”?因为它记录了中国在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入侵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这三重困境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历史忧患中产生并成长、壮大,如何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最终取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国家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解放,并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于国家困境、社会困境的克服。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最终对于文明困境的克服。

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毛泽东选集》作为一部“血的著作”,就是一部用牺牲、奋斗的中国革命实践写就的党史。1945年毛泽东在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24年来的牺牲奋斗时说:“这二十四年我们就是这样走的:七年是从建党到北伐战争,十年国内战争,八年抗日战争。我们党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

从《毛泽东选集》这部“血的著作”,可以最直观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由小到大、由弱胜强,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而强有力的组织,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

《周易》被认为是“忧患之书”,《系辞传》诠释了《周易》履卦等九卦体现如何在忧患中锻炼、增进德性:“《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系辞传》又诠释周文王在忧患中领悟“《易》之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中国共产党在忧患中产生、成长、壮大,《毛泽东选集》则是对此的集中体现。《毛泽东选集》作为“血的著作”,与《周易》作为“忧患之书”完全贯通,从《毛泽东选集》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党性锻造与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自我觉悟的过程,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实践何以具有“道”的原理性高度。

《毛泽东选集》在根本上乃是关乎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之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同时是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而革命本身是现代化的一部分,中国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革命所造就的新的社会地基上的建设。

理解《毛泽东选集》就是理解我们自身,也就是理解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人。如何在现代家国天下中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现代中国人,而这就要通过《毛泽东选集》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特性,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与世界,深刻理解现代中国的现代新制度、新文化,深刻理解现代中国的现代新政治、新经济、新社会、新文化,从而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以及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深刻理解现代中国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对《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愈深,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就愈深。《毛泽东选集》是常读常新的,如同历代对《周易》《论语》的经典诠释一样,对于《毛泽东选集》也要有经典诠释的自觉意识。中国文明传统通过历代对经、史之经典的不断诠释而得到传承,从而保持文明的连续性。传统是如流水一样活着的传统,中国革命形成的新传统也需要有对经典的不断诠释而保证其传承性,《毛泽东选集》就是从中国革命中诞生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它既是“史”,也将成为新的“经”,成为中国文明传统的新发展。

总之,《毛泽东选集》与《论语》,在下学而上达、关乎古今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意义上,共同构成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与创新性;《毛泽东选集》作为“血的著作”与《周易》作为“忧患之书”,则在三千年文明史视野下,共同构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的建立文明秩序的意义。

三、“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指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毛泽东选集》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如何领导中国共产党锻造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而强有力的党组织,如何锻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何共同建构了新的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组织动员力,是中国共产党一次次以弱胜强、由小到大的关键所在。

(一)党的组织性:有政治远见、没有私利与党的纪律、党的民主

毛泽东在写于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最没有自私自利性,才能最有政治远见和最有组织性。

党的组织性首先体现在党的纪律上,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维护党的纪律,“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党的纪律既是对党内,也是对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保持党的组织性,需要对党内错误思想加以批评、纠正。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写于1929年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对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表现、来源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纠正的方法。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

中国共产党在保持纪律性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全体党员干部的积极性,这就要靠党的民主。毛泽东在写于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毛泽东因此提出,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毛泽东同时也强调:“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的“执两用中之道”。温故知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严峻的竞争博弈,全党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大批人才的创造从哪里来?重温《毛泽东选集》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对于今天应有启示作用。

(二)干部政策: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所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干部政策,提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

必须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指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这一方法避免了一时一事看干部的片面性。

必须善于使用干部。毛泽东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毛泽东善于以古鉴今,他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这一干部政策可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作为党员干部,要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其次是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体现党的组织动员群众的政治优势;其三是能担当,有独立的工作能力;其四要能不谋私利。这四个标准简明易行。

必须善于爱护干部。毛泽东提出爱护的办法有五: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毛泽东精微地指出放手与适时指示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毛泽东对于理论提高与工作能力提高加以同等的重视。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毛泽东认为,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毛泽东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护干部。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毛泽东强调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就干部政策中的识别干部、使用干部、爱护干部,毛泽东提出了切实可行而又容易掌握的具体方法。有政策一定还要有方法,政策才能真正落实,这是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的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健康成长与发挥作用的正确途径。

(三)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与教育作用来动员全民族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是“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文明传统的历史正当性,即以长时期的历史结果作为政治正当性的根本依据。

共产党员在各方面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以此“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此为党的历史正当性的又一实践呈现。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因此,共产党员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这就是既作为民众的教师又作为民众的学生的辩证法。

(四)党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

抗战即将胜利之际,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强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1949年3月毛泽东又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上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伟大胜利的历史时刻,提醒全党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这是中国文明深厚的历史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是中国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文明的关键,在中国文明核心原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六十四卦中,唯一的六个爻的爻辞皆吉的就是谦卦。“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周易》首卦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尤其是其中的九三爻的爻辞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是说从早到晚都保持高度戒慎恐惧的状态,如此方能免除咎害。

(五)党与人民:真正相信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

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报告中提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先提人民,再提共产党,这是强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作为共同体的紧密相结合,形成了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的本质所在。毛泽东在1943年的《组织起来》一文中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用形象的语言说道:“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毛泽东进而要求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毛泽东以“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泽东真正相信中国人民中间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这与他坚守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是一体两面,而这正是现代大政治家之为大政治家的根本底色所在。这与他从青年到革命时的经历有关,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与在场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交流他自己青年时与群众打成一片产生“情感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要深刻理解毛泽东提到的思想感情的变化、改造,可以释迦牟尼为例。释迦牟尼放弃王子的身份,四方乞讨,体验生老病死之苦,思想发生大变化,产生大觉悟,由此才有他的相信众生的觉悟,尤其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佛教之义来说,如果佛、菩萨只看到自己是佛、菩萨,看到对面的众生只是众生,而看不到对面众生所具有的佛性、觉悟,那他就不是佛、菩萨了。佛、菩萨之为佛、菩萨,乃是看到所有众生具有与自己无别的佛性、觉悟,并激发众生的自我觉悟,这就是普渡众生的要义所在,觉者,自觉也。如同看到众生的佛性、觉悟一样,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充分看到、相信、激发所有群众潜藏的伟大的创造力,让每一个群众积极、自觉、主动地参与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中,这才是中国共产党锻造了前所未有的超大而强有力的党组织、锻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的秘密所在。由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构建了新的政治秩序。

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道:“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毛泽东进而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毛泽东同时批评“命令主义”与“尾巴主义”,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道,“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毛泽东又批评道,“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

(六)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中国人民的现代崛起

毛泽东提出“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的论断,将“人民”放在“共产党”的前面,其中蕴含着中国文明深刻的文明原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们对人民主体性的觉悟和坚守。党和人民只有成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才能相互感应、息息相通。这就像《周易》中代表天地交泰、国泰民安的泰卦的上下卦组合是代表地的坤卦位置在代表天的乾卦之上,天在地之下,这样代表纯阴的地与代表纯阳的天才能阴阳上下交流感应而成为一体。反之,天在地之上的上下卦组合,则是地天否卦的上下否塞不通。

人民的主体性,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觉醒和崛起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感应了时代潮流,进而自觉地推动人民的觉悟并在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向上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当中国人民被充分组织起来,克服了旧中国的无组织状态的时候,“伟大的人民群众”就形成了磅礴的集体力量,这个磅礴的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所在。毛泽东在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号召全国同胞:“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他在1949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推动人民的现代觉悟和崛起的过程,也就是现代中国崛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就自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锻造了从古以来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党组织的同时,也锻造了从古以来前所未有的全面组织起来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这二者的空前组织化完全是一体相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党自身的组织力一定也要转化为对于广大人民的组织力;同时,广大人民自身组织起来,形成全社会自组织,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共产党”这一论断具有深远的文明意义与政治学意义,党与人民组织起来的核心的路径就是觉悟与团结。毛泽东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伟大的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斗争的锻炼中形成的觉悟和团结,造就了“从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人民”。

四、党和人民的政治觉悟:《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毛泽东提出要“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那么群众的觉悟从哪里来?根本上是群众自身的觉悟。政治之为政治,就是领导、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奋斗,所以政治最根本上就是教育,就是每一个群众的自我觉悟,这就是孔子所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也就是《周易》乾卦“彖辞”所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之“正”。

曾列入“老三篇”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就是关于政治与觉悟的现代政治经典文本。这三篇极其言简义丰的短文既是面对所有群众、教育群众的,同时也是彻上彻下,面对所有党员干部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分别由内而外、由近而及远,指向共产党人作为先锋队自身的觉悟、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世界人民的觉悟(即国际主义)。

《为人民服务》一文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紧接着说,“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又引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明“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中国文明重盖棺论定,历史评价关乎人的生命意义存在。该文最后提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其置身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事业中感受到安身立命之道,正如文中所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为人民服务》还一语道破了政治之本质——“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是政治之为政治之所在,即领导、组织、动员最大多数民众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为人民服务》一文出现最多的字眼除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就是“革命队伍”、“我们的队伍”,《为人民服务》既是讲革命队伍普通战士的觉悟,也是讲革命队伍的团结。从而以党自身的觉悟、团结带动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与团结,这就是《愚公移山》一文的宗旨所在。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

毛泽东的天下意识、天下情怀,决定了他要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广为世界人民的觉悟,这就是国际主义,也就是《纪念白求恩》一文的宗旨。毛泽东在该文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他提出,“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的最后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纪念白求恩》的宗旨以国际主义为主,但文章最后结尾则可以说是《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共同的宗旨,即强调“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三篇文章分别指向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国际主义,构成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一分殊”,“一”就是精神、觉悟,就是人之为人所在,是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之所在。

五、党和人民的认识论:《实践论》《矛盾论》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几百字、一千多字的短文,通俗大白话,人人可懂、可学,广大人民群众都能由下学而可以上达、觉悟。数万字的《实践论》《矛盾论》则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与辩证法,中国共产党是希望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能够将其作为高明的理论武器来加以掌握,自觉地以理论来作用于实践,从而改造世界。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之“三篇”与《实践论》《矛盾论》之“两论”,都关乎“用”、“大用”,一则在“心”,着重于主观,着重于主观世界的改造,从而达到高度的政治觉悟、道德觉悟;一则在“理”,着重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通过对客观世界之“理”即规律的认识来最终达到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认识客观世界之“理”需要激发主观的“心”的主体能动性,充分发挥主观创造性,故心与理是高度合一的,“三篇”与“两论”高度结合,二者既共同构成“心”与“理”的辩证张力关系,也共同构成“下学”与“上达”的辩证张力关系。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的改造主观世界,与《实践论》《矛盾论》这两论的认识客观世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一文中指出,“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正是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的理论自觉。

(一)“时位中”:实践与矛盾

《实践论》中的“实践”与《矛盾论》中的“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论的两个基石,实践的过程,就是充满矛盾的过程,只有在亲身参加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在动态变化中充分把握矛盾,才能获得实践的成功。

毛泽东指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人的认识一点也离不开实践,人的认识从实践中产生,转过来服务于实践。毛泽东通过深刻揭示认识的发展过程来让大家明了这点。

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各个片面与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也就是认识的感性阶段,认识的第一阶段。经过反复的实践,认识由感觉而达于思维、理论,认识逐步达到全部的、本质的、内部联系,达到“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毛泽东强调认识要达到对总体性、内在联系性的全面把握。

毛泽东将实践与对于周围世界的矛盾性、内在联系性的认识、把握紧密联系一起,如此才能达到知与行即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实践与认识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只有在复杂的、经常反复的实践中达到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提升、总结出理论,才真正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指出,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生活、实践的具体环境,认识是不可能的。他强调认识的“历史性”、“辩证性”,而这与《周易》的“时位中”的辩证思维高度契合。

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但还须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仅在于把握对于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还必须最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导中国革命,他指出当某一客观过程已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时,所有革命者在主观认识上也要跟着推移转变,这就是说“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毛泽东强调革命时期的变化是很急速的,革命者的认识若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无法引导革命走向胜利。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认识也要不断随时跟上新形势、新情况的变化,要有改革精神、历史主动精神,而不能墨守成规。

毛泽东同时反对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发展阶段的“左”翼空谈主义、冒险主义,这正是《周易》“时位中”的辩证思维。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合一观”,《周易》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以“未济”卦结束,道理都是一样的。

(二)全面接受矛盾:“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毛泽东指出,“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思想现象与客观现象同样如此。由此,毛泽东由矛盾的普遍性延伸到思想斗争,他深刻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泽东直面党内思想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党内思想斗争还关乎着党的生机活力与党的生命,直面普遍存在的矛盾、斗争,才能解决矛盾,这是作为真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品格。

(三)矛盾的相互联系: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各有各的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每一矛盾都有互相依存又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基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强调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不能统一,往往表现为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或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的“左”翼空谈主义、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离开具体历史为特征。

“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去看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以抗战各方来举例说明,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又举例,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

“所谓表面性,是对矛盾总体和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不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毛泽东批评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毛泽东批评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泽东进一步分析,“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

“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说得极为平实,但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正是人人最容易犯的错误,而真要做到不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却并不容易,而真的做到了,就一定能找出解决矛盾、问题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就是《论语》所说的“下学而上达”。

(四)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要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特点,“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

毛泽东以国共两党在三个阶段的特点为例,让大家深刻理解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国民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因为它实行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援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气的,它是各阶级的民主革命的联盟。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变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又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这就是国民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中国共产党方面,“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方法的认识方面,却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败。一九二七年以后,它又英勇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创立了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根据地,但是它也犯过冒险主义的错误,使军队和根据地都受了很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以后,它又纠正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了新的抗日的统一战线,这个伟大的斗争现在正在发展。在这个阶段上,共产党是一个经过了两次革命的考验、有了丰富的经验的党。这些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三个阶段上的特点”。

国共两党形成三阶段的这些特点也有种种的原因。“不研究这些特点,就不能了解两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特殊的相互关系:统一战线的建立,统一战线的破裂,再一个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深刻指出,要研究两党的种种特点,“更根本的就必须研究这两党的阶级基础以及因此在各个时期所形成的它们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对立”,毛泽东对此做出精微的分析:“国民党在它第一次联合共产党的时期,一方面有和国外帝国主义的矛盾,因而它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和国内人民大众的矛盾,它在口头上虽然允许给与劳动人民以许多的利益,但在实际上则只给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简直什么也不给。在它进行反共战争的时期,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合作反对人民大众,一笔勾销了人民大众原来在革命中所争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现在抗日时期,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有矛盾,它一面要联合共产党,同时它对共产党和国内人民并不放松其斗争和压迫。”

与国民党不同,毛泽东指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则是“无论在哪一时期,均和人民大众站在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在现在的抗日时期,由于国民党表示抗日,它对国民党和国内封建势力,也就采取了缓和的政策。由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两党的斗争,而且即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所以,“如果我们不去研究这些矛盾方面的特点,我们就不但不能了解这两个党各各和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不能了解两党之间的相互关系”。

强调研究事物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不能带主观随意性,都必须对它们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注意研究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是与对于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联系在一起的。

(五)反对平衡论,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提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去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而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批评“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认为,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在各种矛盾之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不可以平均看待的。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毛泽东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他将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毛泽东将此上升到了共产党的方法论的高度。

(六)相反相成:同一性与斗争性

《矛盾论》提出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问题。同一性包括两方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著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

所以,一方面矛盾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如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揭露、批评“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毛泽东进而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深刻把握矛盾,成为共产党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毛泽东强调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中国的革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和社会主义直接联系起来,不要再走西方国家的历史老路,不要经过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呢?没有别的,都是由于当时的具体条件。毛泽东为中国革命道路找到了深刻的哲学基础、认识论基础。

毛泽东分析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矛盾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矛盾的斗争贯串于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矛盾的斗争无所不在,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中国常说的“相反相成”正说明了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但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的是公开的、对抗性的,有些则不是对抗性,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就不一定是对抗,犯错者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矛盾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而犯错者若改正了错误,就不会成为对抗性的,所以一方面党对于错误思想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毛泽东将矛盾及其斗争性的普遍性与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的不同性作了区分。

《矛盾论》《实践论》这两论作为党的认识论,又与群众路线高度结合,它同时成为现代中国人的认识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循着这个认识论,完成了中国革命,又循着这个认识论,建设新中国。

1960年初春大庆石油会战开始。此前中国没有开发建设过这样大的油田,时任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深有感触地说:“没到现场,已估计到有多种困难和矛盾;到了现场,才知道困难和矛盾比预料的多得多。”面对困难和矛盾,余秋里想到了1959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东北经济协作会议期间的指示:这次会战是一场大仗、恶仗,将会遇到种种风浪、种种困难。要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大会战,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会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于是,他便组织康世恩、唐克、吴新峰等领导成员,一连几天集中精力阅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通过学习、讨论,分析会战形势、任务和矛盾,他们认识到: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点、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石油大会战,必然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既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有物质上的,也有技术上的。在这些矛盾和困难中,生产、生活上的矛盾、困难相对来说是暂时性的,是可能逐步得到解决的。但从长远来看,从影响油田命运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主要矛盾和最大困难则是如何搞清油田地下构造情况,掌握油田规律,科学地开发大庆油田。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在勘探开发中,我们就会成为盲目的、不清醒的糊涂人。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经验教训,要避免在大庆会战中重蹈覆辙,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会战实践。同时也感到,如果组织油田职工学习《实践论》《矛盾论》,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解决在会战中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对于做好各项工作,夺取会战胜利,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于是,1960年4月10日,石油部党组和会战领导小组以石油部机关党委的名义,做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石油部机关党委关于学习“两论”的决定做出后,立即得到广大干部职工的拥护,在全油田很快掀起一个学习“两论”的热潮。许多职工把毛主席著作带在身上,放在枕边,有时间就读一段。钻台边、工地上、车间和宿舍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工人们学习的场面。在学习中,大家边学边议,摆当时的种种困难和矛盾,研究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方法和措施。就这样,他们以“两论”为指导,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各项工作,解决各种问题,使大庆石油会战在学习“两论”的热潮中全面开展起来,并用这两本著作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大会战的全部工作。大家都说:“我们的会战是靠‘两论’起家的。”

《毛泽东选集》关乎着现代中国政治以及政治所需要的觉悟,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觉悟,《毛泽东选集》在根本上关乎着现代中国之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人之为现代中国人,《毛泽东选集》全面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全面深刻地塑造了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人。《毛泽东选集》作为代表中国革命经典的“血的著作”,与三千年前代表文王之道、武王革命经典的《周易》这部“忧患之书”,二者古今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三千年上下中国文明核心经典。西周初期确立的礼乐文明奠定了中国文明秩序、中国政教秩序的基础,中国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国社会主义主义制度深得“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精神,中国社会主义也就是现代中国新礼乐文明。中国文明始终保持连续性与创新性,离不开对核心文明经典的不断诠释来形成文化认同、思想认同,从而形成文明的底层支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对《毛泽东选集》作出新的阐释。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01期，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未附完整附件和详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前往各在线数据库或我刊投稿系统下载全文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