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决策的成本高还是低？纠错的成本低还是高？

俄罗斯有识之士非常羡慕我们有毛主席，为什么?

从决策角度讲，毛主席做决策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决策慎之又慎，所以决策实施后决策本身被证明是错误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毛主席不仅是大战略家，而且主席特别善于将战术与战略配套，特别善于抓落实，因此战略执行过程中，总是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想找到毛主席“决策错误”是难上加难，是不是?

毛主席自己决策如果发生错误，那么纠正错误是及时、准确的，而且毛主席常常代人受过，为的是纠正错误的成本低一点，对不对?

至于别人的错误导致严重后果，如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中央苏区这么大这么好的根据地丢失，接着红军不得不转移(长征)，湘江战役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遵义会议党内绝大多数领导同志一致请毛主席出山，领导指挥红军。之后一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主席都在领导纠错——纠正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个时间看起来不短，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那这样的错误能否得到纠正?即使纠正，那又能否达到后来那样的效果呢?

这说明，别人的错误如果由毛主席领导来纠正，那么纠错的成本还是相对较低的，对不对?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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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决策的成本为何不低?

毛主席做决策的成本，如何理解?

不能只看某个决策作出前夕那段时间毛主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而要把毛主席的三法(想法说法做法)联系起来考量。毛主席的道器变通，那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道器变通之根，是与道器变通之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决策的根基，用毛主席的说法，那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形成中国自己的，有我们中国气派的道路，这个道路从原理上讲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如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马列没有讲，但从道层面讲，那是符合马列主义的，这早就被实践所证明，此处不赘述。

毛主席怎样作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么伟大的决策的?

那是一时心血来潮吗?

那是付出了多大代价才有的想法说法做法?

这三法能够三通，是偶然的吗?

这样的决策成本还低吗?

因为决策的成本不低，所以才会那么符合实际，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才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对不对?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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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纠错的成本为何不高?

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实际上在道层面就分析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错误，这也可以说算作纠错的内容。这里不妨说一下。

毛主席用唯物史观，严格把赫鲁晓夫的路线和斯大林路线区别开来，这种道器变通之变，将赫鲁晓夫错误的本质问题定性为违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违背马列主义的。苏联解体的悲剧，这是实践检验的结果，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苏联历史上，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各自代表的路线是根本对立的。

那么，他们二人只会有一人是得道的，而另一个人则是失道的。

历史无情证明，斯大林代表的路线是得道的，得道多助是必然的。

赫鲁晓夫代表的路线是失道的，失道寡助也是必然的。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1956年12月23日和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老人家在会上旗帜鲜明提出了“两个辩护”——实际上就是为斯大林辩护。

毛主席的原话是：

现在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人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做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苏联过去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斯大林的著作反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当然也反映他的错误。毛主席说，我不大喜欢他的文风，非常生硬，盛气凌人，老是摆出教训人的样子，不是与读者平等交换意见，同鲁迅的著作不同。他的文章不大好读，我不大喜欢读，但我还是读，也劝同志们还是要读。因为只有这么一个人总结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苏共成长的经验。没有别的权威的著作。但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态度读。不要因为斯大林犯错误，他的书就不读，那是不对的。

毛主席的说法，经得起历史推敲，经得起实践检验，那是完全说得通的。

1959年12月4日，在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赫鲁晓夫“是实用主义，有利就干。”老人家深入一步指出：

“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

在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里，斯大林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的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而赫鲁晓夫所代表的路线则是遗臭万年的。

毛主席对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同时也是高屋建瓴的。

今天看来，当年社会主义阵营里那些没有为斯大林主持公道的人，恐怕是非常尴尬的——他们本来是有机会纠错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呢?

冷战时期处于敌对阵营的丘吉尔也曾为斯大林说了一些公道话。当然我们的毛主席为斯大林主持公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势如破竹，无与伦比。

毛主席纠错能力无与伦比，毛主席纠错的成本也是极低的。

不学毛主席，只能天天着急，是不是?

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期间，1957年11月6日下午4时，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在卢日尼基体育馆继续举行，各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团长致词。第一个致词的是毛主席。毛主席一出场，全体与会者起立致敬，讲话中掌声不断，讲完后全场再次起立，长时间地鼓掌致敬。

毛主席在讲话中鲜明指出了反对修正主义问题：

李克勤后记：毛主席是掌握唯物史观的大师，他一贯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就是说先搞清楚社会存在，然后才有社会意识。毛主席时时刻刻都在为下一个决策做准备——付出决策的成本。毛主席决策的成本不可能低。

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对赫鲁晓夫有一个观察过程，但对赫鲁晓夫的倒行逆施，毛主席无疑是最早察觉，也是最早采取措施的。毛主席先是给予善意的提示和批评，这些都是作为兄弟党之间非公开进行的。但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的确十分差劲，也就是做人上很不像话，是他们公开挑起两党之间论战的。毛主席完全是被迫给予还击的。这是必须要讲清楚说明白的。毛主席1957年11月6日在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公开的，毛主席是给足了赫鲁晓夫面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毛主席在道层面的原则问题上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而在器层面的具体做法上，则是十分灵活的。

由此完全可以说，毛主席的思与行，在道器两个层面的想法也好，说法也好，做法也好，都是讲原则的，决不会搞修正主义者那样的机会主义、折衷主义鬼蜮伎俩。做到这一点，同样也是要付出很大成本的。毛主席领导的党在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上，从来就是旗帜鲜明的，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含含糊糊;而在器层面，在一些非原则性问题上，毛主席和他领导的党则是有充分的灵活性的。审视这么多年的历史沿革，正反两方面经验证明，毛主席的那一整套想法说法做法，是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顺应历史潮流变革趋势的，也就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实践证明，那是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的道器变通。

不得不说一点，赫鲁晓夫之流花了那么大的气力，用了那么长的时间否定斯大林，结果是怎样的呢?历史最终是由人民决定的。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人民从痛苦的教训中，看清楚了赫鲁晓夫之流的丑恶嘴脸，他们依然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是赫鲁晓夫之流无法比拟的。

我们不要忘记了，毛主席在评价斯大林这个问题上的远见卓识，那是赫鲁晓夫之流能够比的吗?

把握了道层面的原则性，才会有道器变通之根，也才会有原则性指导下的灵活性;同样，没有原则性指导下的灵活性，那也就谈不上什么道器变通之变，道器变通之源也就无从谈起的。而能够将原则性灵活性有机联系，游刃有余加以掌控，这是对伟大领导者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领导者道器变通之器，此器就是下一轮道器变通之基，这个基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必须是能够让被领导者深深印在脑子里，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跟着领导者一起干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才可能一起进入到“推而行之谓之通”的境界和状态。

通，道器变通之魂。

通是贯穿道器变通全过程的，想法说法做法，都得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

被领导者不通，用强制的办法，用反动统治者“抓壮丁”，搞“法西斯专政”那一套，搞得了一时，搞不了一世。

这是为什么?这些反动统治决策的成本太低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还有些人始终不想放弃蒙骗群众的做法。

你蒙骗了一时，你还能够愚弄或蒙骗得了一世吗?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旦群众识破了你的鬼蜮伎俩，你可就遗臭万年了。

历史上的那些反动统治阶级都是奉行唯心史观的，凭着自己的主观意愿企图来左右历史发展进程，那最终还是行不通的。

历史，最终不是由少数的所谓“英雄”来创造，历史最终是由人民，由普通的千千万万个老百姓来创造的。

谁能够让老百姓想得通，谁的话在老百姓那里说得通，老百姓才会跟着他走，他的做法才行得通。

那样才会有符合历史潮流的道器变通。

马克思恩格斯的忠诚继承者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如此。

马恩列斯的忠诚继承者毛主席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也是如此。

坚持马列主义，是很难的，成本是很大的，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犯原则性的颠覆性错误，否则就怎样?

那还用多说吗?

最后说一点常识，成本大还是小，光看成本本身是看出来的，例如企业购进原材料有两个方案，一个是花1万，另一个花两万，选哪个?不能说1万就好，如果保证质量那么选2万，看起来多花一倍成本，但是这样风险小，这对收益是更大的保障。而只花1万，这很可能有质量隐患，搞不好就出岔子。

请注意，这里不是说1万的成本就不好，2万就好。而是说，决策是要把两种方案认真做调查研究，反复比较，这才叫决策的成本高一点，那么之后纠错的成本才会低一点。

做决策，平时要积累经验，摸索决策的规律。不要老是想走捷径，那是投机性的行为，如果是政治性的决策那么搞的话就是机会主义做法。

我们最好还是多学一学毛主席怎么做决策的，那才是真正的捷径。中国企业家里杰出人物对此的想法说法做法，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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