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人境》英文版序言

《人境》出版距今整整十年了。我曾经在“后记”中回顾过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动笔，其间几次中断，直到2015年最终完成，长达二十年时间，“伴随我从青年走到今天这样漫长的旅途”。

2015年夏天，我带着《人境》初稿前往张炜先生担任院长的万松浦书院进行修改，在一个名叫“常胜庄”的小山村住了近半个月，那儿是万松浦书院的创作基地。书院专门派了一名工作人员陪同我。改稿之余，我在村子附近的山地、果园和水库边漫步，体验到久违的野地气息；夜晚在露台上乘凉，仰望头顶浩瀚的星空，感受到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和幽远。回到武汉后，我对《人境》做了最后一次修改，在这次修改中，我接受张炜的建议，将小说的结构以主人公马垃和慕容秋为情节线，分成了上下两部。

2016年6月，《人境》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张炜为本书撰写了推介语：“扎实厚重的生活故事，独特拗性的主人公，迂缓从容的叙述风格，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特点，但更重要的是刘继明通过作品透露出的对历史与现实不合流俗的认知勇气，这是当下创作中稀缺的一种品质。《人境》的出现，使我们在一片喧哗肤浅的声浪中，重新领略到当代文学曾经有过的那种朴素和尊严。”2016年底，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人境》研讨会，与会者除了祝东力、韩毓海、陈福民，主要是一批当时比较活跃的青年评论家，如李云雷、鲁太光、李松睿、徐刚等，都对《人境》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我对陈福民先生的发言印象很深，他说：“关于左翼运动也好，关于中国当代或者现代史的这样一种表达也好，在当下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多年来一直受到压抑，但在这种压抑当中，仍然有像继明这样的顽强的表达和生长，这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真的可以套用一句俗话，叫不问成败，这种表达本身就是为历史留证据，我们五十年之后重新检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如果没有这种表达和这种声音，那么这段历史就是耻辱，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继明的《人境》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也好，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也好，社会主义运动也好，是内在关联的。”

我记得，李云雷就是在这次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概念：“刘继明的长篇小说《人境》以马垃与慕容秋为核心人物，以神皇洲和知识界为主要场域，书写了40年来人和社会的沧桑巨变及‘中国往何处去’的重大命题。在马垃和慕容秋身上承载着知青上山下乡以来的城乡生活史，具有一种深邃的时间感。《人境》是对《创业史》等社会主义文学的继承与重新思考，体现了作者对长篇小说艺术的创新，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是对‘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探索。”（李云雷：《新社会主义文学的可能性及探索—读<人境>》） 

韩少功先生在和我的一次通信中说：“前所未有的乌托邦重建，全方位的清算与求解。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大功德，是我十分感动的。这本书的话题性，很可能是长久的、广泛的、深远的，远超我等预料。”

《人境》尽管受到了不少作家评论家的热情赞誉，还获得了当年度一些文学排行榜和奖项，如《收获》排行榜、路遥文学奖提名及长篇小说排行榜等，但主流文坛的反应比较冷淡，这显然跟陈福民指出的“社会主义文学”“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多年来一直受到压抑”有关。这也早在我的意料之中。我在北京研讨会上将《人境》视为对自己文学生涯的一个总结或“了结”：“写完这部小说，我就准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但有几位学者觉得《人境》中包括马垃和慕容秋在内的一些人物和情节还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建议我不要“封笔”，争取写续篇。但当时我满脑子“写完了一生中最重要作品”的满足感，没有在意这些建议。我怎么也没料到，时隔五六年之后，我会再写出一部无论体量还是思想艺术上，重要性都远超《人境》的小说——它被一些评论家和读者认为是《人境》的续篇。

现在，我为这部出版于十年前的小说即将同英语读者见面感到欣慰，同时，感谢对我的写作给予持续关注的陈刚先生和美国维诺出版社，没有他们的努力，我在英语世界可能鲜为人知。

刘继明

2026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