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亲自策划的一次“大泄密”

毛泽东极其重视保密工作，他曾严肃指出：“必须十分注意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在各个历史时期发给部队的电报中，保密工作是他始终强调的重中之重。他以身作则，亲自销毁阅后密电，以保护情报来源和内容。然而，一贯视保密为生命线的他却在1943年7月一反常态，亲自决策指挥了一场“大泄密”，将中央社会部和军委二局所获情报公诸于世。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蒋介石密令闪击延安，中共情报机构多渠道侦获敌情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认为机会到来，一方面大造反共舆论，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一方面密电胡宗南，称共产国际的解散是对中共的沉重打击，命令胡宗南乘此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限6月底前完成部署，要求行动绝对保密。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秘密军事会议，下令把防范日军进犯河防的1个集团军调至彬县、洛川一带，同原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个集团军一起，于7月10日发起进攻，分9路闪击延安。为避免暴露行动，胡宗南特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前出，大部队在进攻前两日再开到指定攻击位置。

除胡宗南部主力外，陕甘宁周边的阎锡山部、邓宝珊部、马家军部(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也奉命从其他各方向包围边区，总兵力达40万之众。而此时八路军主力已开赴抗日前线，留守陕甘宁的部队总兵力不足4万人，敌我兵力十比一。两军装备上也相差悬殊，国民党军空中有飞机地面有大炮，而我军既无飞机亦无大口径火炮。且敌情险疾，来不及从华北调动部队驰援。

危机关头，中央社会部的人员侦察、军委二局的无线电侦察均及时准确地侦获国民党各部队动向，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就对严峻的敌情有了全面掌握。

熊向晖

此外，我党隐蔽战线情报人员、胡宗南机要秘书兼侍从副官、史称我党隐蔽战线“后三杰”之一的熊向晖第一时间将蒋介石密电胡宗南的内容、洛川军事会议详情、胡宗南各部调动集结部署情况、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秘密电台传回延安。同时，我党其他潜伏人员也源源不断将有关情报报送延安。与此同时，军委二局调整力量侦控胡宗南所属军、师、旅乃至抵近边区的营一级部队的电台，破译了马家军和邓宝珊部的通用与专用密码，侦获上报了蒋介石、胡宗南进攻边区的命令和部署、各部队集结地、行进路线、抵达时间地点、指挥关系、物资补运，以及敌我识别口令，发放防病防毒药品器具等大量情报。

由于上述各渠道所获情报及时、准确、全面，使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空前严重的敌情有了全面掌握，从而做出了“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等准确判断，更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应对这一重大危局，提供了宝贵先机和战略主动。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时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表扬说：“蒋、胡秘密调兵准备进攻，你们所得情报完全正确，帮助中央甚大。”

毛泽东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决心实施一场“大泄密”

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攻迫在眉睫，仅靠留守的几万部队是万难抵御的，时任军委一局(作战局)局长伍修权回忆说：“用这么一点兵力来抗击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形势是十分艰险紧迫的”，“硬抗是很不利的”。从黄河以东调兵驰援又时间不及，正如毛泽东所说“远水救不了近火”。而在当时形势下，延安一旦丢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被置于极度危险之中，后果不堪设想。

面对危局，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商讨后，决定走一着险棋，立即公开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及全国爱国力量，从政治上来制止国民党的进攻。

据时任军委一局参谋杨迪回忆，毛泽东对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和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说，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的进攻，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

李克农

中央社会部和军委二局所获情报一旦公布，国民党方面根据有关情报的知情范围，很容易就可倒查出泄密的源头，隐蔽在敌人要害部门的潜伏人员极有可能暴露牺牲，抗战以来苦心经营的这些重要情报来源将从此断线。同时，敌人还会察觉其无线电通联密码已被我破译，一定会更换新的密码，二局此前所取得的破译成果势必付之东流。毛泽东深知公布这些情报的代价，他对李克农和曹祥仁说，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这种我们很不愿意采取的办法，但现在只有采取这着险棋，才很有可能阻止蒋介石对我边区、延安的进攻。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来挽救边区、挽救延安的危局，你们说，合不合算?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争取边区、延安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

李克农、曹祥仁当即表示，坚决服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毛泽东和书记处同志听了都很高兴。毛泽东对“大泄密”作出了具体部署。刘少奇要求李克农尽可能迅速转移或撤出可能因此暴露的潜伏同志，避免他们被捕牺牲。叶剑英要求曹祥仁集中二局的技术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民党军更换的新密码破译出来，迅速恢复截获和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以保障仍能迅速获得情报。

中央决心已定，毛泽东亲自策划指挥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泄密”即将展开。这是着眼战略全局走出的一步险棋，既是不得已之举，更是挽救大局所必须展现的气魄。

毛泽东既指挥“泄密”，更亲自“泄密”

在毛泽东运筹调度下，军委一局作战室会同有关部门，迅速将中央社会部和军委二局所获情报整编成材料，以此为主要内容起草了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的电报，同时将这些情报材料通报八路军前方总部、新四军军部、各战略区、八路军驻重庆、西安等地办事处，用以向国内国际宣传、向国民党交涉，并抄送延安新华社和《解放日报》供编发广播稿和新闻稿。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7月4日，朱德致电胡宗南：“自驾抵洛川，边境忽呈战争景象。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络绎于途，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必至兵连祸结，破坏抗战团结之大业，而使日寇坐收渔利，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并极大妨碍英美苏各盟邦之作战任务。”6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时任国民党军令部长)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朱德致胡宗南电等文件印成小册子向附近的国民党部队散发。9日，朱德再次致电蒋介石、何应钦、徐永昌、胡宗南，抗议国民党第80军第165师7日下午炮击我关中分区警戒阵地、第167师师长及1团长6日、7日抵近侦察我关中分区南部地形，要求制止该部准备分九路进攻关中分区的行动。同日，延安举行万人军民集会，向全国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朱德致蒋、胡电报发布后，毛泽东于4日、9日多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等人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速将朱德致蒋胡电、延安新华社揭穿西安特务假造民意新闻及延安军民集会通电，密印分发各报馆、各外国使馆、各中间党派、文化人士，并注意设法寄往成都、桂林、昆明各界及地方实力派，“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他在电报中反复强调，“此种宣传品散发愈普遍愈于我方有利”“愈快愈好”“请用全部精力组织此事”“此种工作甚为重要”，焦急的心情跃然纸上。

1943年，毛泽东亲笔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文中直接引用所获情报。以一场“大泄密”，迅速在国内国际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政治攻势。

12日，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中直接引用所获情报，指出胡宗南所属三个集团军中，原有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一个用于防守黄河沿岸对付日寇，不料近日“担任河防的第一军、第十六军、第九十军三个军中，开动了两个军，第一军开到邠州(今彬县)、淳化一带，第九十军开到洛川一带，并积极准备进攻边区，而使对付日寇的河防，大部分空虚起来”，质问“这些国民党人同日本人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这一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收入《毛泽东选集》。当时毛主席为了拒阻胡宗南进攻边区，断然使用情报材料。”

就这样，从毛泽东本人，到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和军委有关领导，直至八路军驻重庆、西安办事处工作人员，上下联动，以一场“大泄密”，迅速在国内国际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政治攻势。

即便是在蒋介石7月10日被迫罢兵之后，毛泽东仍没有掉以轻心，他于13日致电董必武：“你处仍应密印散发，表示共产国际解散后我方之强硬姿态，借以击退国民党之无耻反共宣传”，同日又致电周子健：“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应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

在全力指挥“文攻”的同时，毛泽东也没有放松“武备”。早在6月获悉蒋介石“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并要“在军事上施以极大压力”等情报后，毛泽东就下令120师3个旅全部进驻陕甘宁边区，与晋绥军区和留守兵团合并组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便于统一指挥，有效反击蒋介石的可能进攻。获悉敌闪击延安情报后，毛泽东又电令晋冀鲁豫军区之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各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加强防卫力量，并作了针对性作战部署。同时还令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6个团，进至晋西北待命，并强调“不论蒋、胡此次是否实行进攻，此6个团西调计划不变更”。

毛泽东既统领全局，又亲历亲为，文攻迅疾，武备周密，终以一场“大泄密”挽救了边区，挽救了延安。

面对“大泄密”，蒋介石不得不罢兵休战

毛泽东亲自策划指挥的这场“大泄密”，用准确、具体、确凿无疑的情报，公布了蒋介石调动部队大举进攻延安的电报和书面密令，国民党无以抵赖，政治上陷入极大被动。在7月7日重庆举行的抗战6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外记者纷纷质问国民党官员，后者不知如何回答，狼狈不堪，社会各界纷纷声讨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的行径。美、英、苏希望国共联合抗战，消耗和牵制日军力量，以利于同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因而强烈反对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以中止援助向蒋介石施压。

迫于国内国际压力，蒋介石不得不罢兵休战，原定于7月10日发起进攻，最终百般无奈地于10日这天电令胡宗南停止进攻。胡宗南奉命致电朱德称“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并下令进攻部队悄悄后撤。至此，蒋介石处心积虑策划的闪击延安消灭中共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毛泽东策划的“大泄密”攻势下宣告破产。

叶剑英回忆说：“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那样凶猛，但兵不血刃，敌人狼狈败退，我们是以智取胜的。”杨迪则回忆说：“蒋介石本以为他能斗得过毛泽东，可是毛泽东以高超的智睿、高超的胆略、高超的政治判断力，走的这一着险棋，不仅使蒋介石的阴谋惨遭挫败，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大丢脸面。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则在这次与蒋介石的较量中，不费一枪一弹，即大获胜利，不仅在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中的威望更高了，而且使美、英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有了新的认识，与我们接近了一步。”

更令人欣慰的是，熊向晖等埋伏在敌人内部核心岗位上的中共情报人员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次“大泄密”带来的危险。

熊向晖看到朱德给胡宗南的电报时大吃一惊，而胡宗南的第一反应是“这一手，厉害!”接着，他提出两个问题：是谁泄的密?这一仗还打不打?熊向晖这时已迅速想好对策，他镇定自若像往常一样，用坦诚、贴心的语气对胡宗南说，应该查明是谁泄密。从朱德的电报看，“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可能由于“弹粮运输”有所暴露，但共产国际解散，委座不许公开评论。“中央将乘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行动，胡先生只让西安有关人员和参战部队师以上将领知道，绝不会“道路纷传”。一定有人泄密，透露给共产党，也许有共产党间谍混进来，不查清楚，不好向委座交代。

胡宗南问，你看怎么查?熊向晖说，请先生指定专人，将西安和参战部队知道这一机密的人，包括我在内，列出名单，秘密审查。表面上若无其事，不要打草惊蛇，免得泄密的人畏罪逃跑。但从现在起，就不要让涉嫌的人参与机密，特别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一仗打不打，防止再泄露给共产党。

胡宗南欣然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命令特务头子刘大军彻查，当晚仍让熊向晖照常出席有关军事会议，可见他对熊向晖信任之深。蒋介石被迫罢兵的同时，严令胡宗南查明有无“泄密”“通匪”情事。不久，刘大军查明两桩“泄密”事：一是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曾召集会议，通过文件要求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二是中央社曾自西安发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要求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和中央社，下令将两名“匪谍”关押。熊向晖安然渡过险关，后来在转战陕北期间为保卫党中央再立新功，毛泽东称赞他一人能顶几个师。

面对毛泽东指挥的这场“大泄密”，蒋介石、胡宗南怀疑是密码被中共破译所致，二局的破译工作转移了敌人的视线，对潜伏人员起到了掩护作用，但也因此导致胡宗南系统对密码作出很大改变。二局组织力量迎难而上，不仅很快破译了国民党部队的新密码，而且还扩大了战果，一举侦破了国民党中统、军统两大国民党特务系统的密码，为边区反特、反渗透、反破坏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至抗战后期，所有国民党党、政、军、特各系统的密码均被二局破译掌握。

毛泽东曾为军委机要处题词：“保守机密，慎之又慎”，这一次却一反常态，亲自策划指挥了“大泄密”，令人不能不叹服他善用、敢用情报的高超艺术与过人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