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原记录||南来移民带来新思潮

十九世纪末到廿世纪初，新安、福州、广东和兴化人的集体移民，给砂劳越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为本土华人社会带来“革命”新思潮，为日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创了有力的环境条件。

石隆门华工武装起义虽以惨败收场，但布洛克王朝的元气也因此大损，国内经济萎缩，纵然如此，在华工刀斧下逃生的拉者詹姆士，于往后十一年的在位期间里，宁可眼睁睁的看着国库收支严重失衡，也不愿放松政策让华裔移民入境，加速经济的发展。

詹姆士在1868年逝世后传位予外甥查尔士，尽管接棒者竭力实行开源节流，但截至1870年，国库还是出现近四千英磅的不敷之额，为此他拍板决定开放门户，让华裔移民入境垦荒，协助发展国内的农业。

查尔士先是透过新加坡的英资公司，在当地招募有意到砂劳越开拓园丘的华资公司和华工，并由十九世纪末开始，从华南的广东和福建两省，有组织的招募了大批的农民，分别在古晋的盐柴港和诗巫的拉让江沿岸垦荒。

其实在首批的新安属移民于1898年入境前，已有相当数量的个别移民，由福建的彰泉和广东潮汕地区，经新加坡或马来半岛，透过水路零星到古晋讨生活，这些先贤梯山航海的来到异乡，筚路蓝褛中刻苦奋斗。

一般而言，这批先贤的文化水平较低，没有组织和鲜明的政治背景，他们千里迢迢来到砂劳越，为的就是求财，当中有不少人在克勤克俭，辛劳苦干和机缘巧合下，终究累积了一些的财富，于是到了晚年，便把部分资产汇回故乡置田和修建祖厝，再不惜花耗金钱捐官求取功名，然后衣锦还乡，在家乡当个乡绅安享晚年。

次任拉者时代的古晋三大华商王友海、田考和刘建发，便是当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全都是凭着勤奋，和不容或缺的运气，在商界中迅速崛起，同时也因此受到拉者的赏识，政商间关系密切，甚至还成了拉者调动头寸的金主，提供贷款纾解拉者手头之急。

王友海是首任拉者朝代的古晋福建帮侨领，但晚年却定居于新加坡。

买卖土产是早年古晋华裔商人的主要业务。

福建华商王友海

卖土产起家

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的王友海（1830—1889），出生于新加坡，七岁丧父，在念了一年书后便步入社会，十六岁时与同乡林英茂在古晋合组“友海茂公司”，两人每天划着舢舨沿砂劳越河向原住民收购土产，并在收集了一定数额的货物后，亲自乘坐帆船把土产运往新加坡脱售，再订购另一批货物载回古晋来贩卖。

友海茂公司业绩顺济，辎重充盈，王友海在买卖土产和杂货的同时，也开设硕莪粉厂，且厂房越盖越多，甚至远至沐胶，也有他的工厂，接着他又在新加坡开设“启昌友海公司”，1872年他独资成立“友海公司”，业务如日中天。

拉者政府与慕娘公司在1875年筹组轮船公司，力邀王友海参股，还委任他出任公司董事，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是他事业的巅峰期，不仅公司业绩创下新高，尚标得了砂劳越与沙巴两地独家经营鸦片，酒和赌博业的专利权，耀升为砂劳越最大的华资商行，同时由他斥资兴建的新街道“友海街”，与两边共四十间的店屋，也在这一年里竣工。

1889年他病逝于新加坡，享年59岁，古晋的也务遂由其儿子王长水接掌。

曾经富甲一方的刘建发，穿着官袍的画像。

↓刘建发（左二）在1865年前后，与马来社群领袖阿都拉握手留影，这种在镜头前握手的动作，当年可算是他们的首创，没想到成了后人，特别是政治领袖模范的样板。

刘建发与沈亚尧合资经营的义顺公司，曾在海唇街、大石路与亚答街拥有百多栋店屋，图为由刘建发所兴建的大石路老店屋之档案图片。

垄断生意赚得厚利

刘建发富可敌国

刘建发（1835—1885）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刘陇乡，1851年间，他乘坐帆船抵达古晋，在山都望海口务农，后来转业到石隆门当矿工，节食省用的储得一笔小额资本后，向拉者申请土地，于晋连路六哩栽种甘蜜与胡椒。

期间他与同乡沈亚尧合资开创“义顺公司”，先是经营土产生意，接着又开硕莪粉厂，经营园丘栽种甘蜜与胡椒外，也涉足金矿和银珠矿的开采业务。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成为巨富，“运气”占了很大的决定性因素，刘建发和沈亚尧两人合资的公司，在短短的几年间，便如有神助般脱颖而出，尤其是从1867年开始，他们在没有太多对手竞标的情况下，承办了鸦片、酒和赌博的专利经营权达廿年之久，让公司从垄断生意中赚得厚利，还在古晋坐拥众多的产业，当中包括了由中国街、海唇街上段，经大石路绕回亚答街，这个半圆形范围内的店铺，全都是刘、沈二人的产业。

业务多元化

在这百多栋的店铺里，除了开有形形色色的商店，也开有鸦片烟馆和赌馆，其中很多间的店铺，是用来囤放等待出口的各种土产、进口自西欧的香槟洋酒、生鸦片膏，甚至于收藏一箱箱银币的“栈间”。

多元化的业务，尤其是鸦片、酒类和赌博的经营权，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便使刘建发赚取了富可敌国的财富，就和早期的其他华裔移民一样，刘建发从未打算要在砂拉越落籍长住，只想在发达后便衣锦回乡，所以他生前便把巨额现钱汇回家乡建屋置田，而在刘陇乡建设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大庄园。

于古晋领尽卅年的风骚后，刘建发和沈亚尧二人先后返乡养老，沈老在1884年杪辞世，而刘建发则在1885年初旬死于中风，享年五十岁，他生前娶有三房妻妾，共育有七名儿子，顺序为进崇、进国、进松、进修、进春、进贤和进乐，当中排行在前的四名儿子都英年早逝，其余的在老爷子仙逝的几年后，也陆续到古晋来接掌家产。

挖木薯挖到金沙

扭转田考人生

另一位在次任拉者时叱咤风云的富豪田考（1828—1894），原名田成玉，福建省诏安县田厝村人，幼年时父母皆亡，由兄嫂抚养长大，十六岁便踏上征途，登上一艘运载海盐的帆船，离乡背井抵达古晋。

透过同乡的引荐，他投靠在石隆门一个田姓宗亲所经营的金矿场里当工人，凭着耐劳苦干的工作态度，获得东主的青睐，打本给他做小生意，于是未满廿岁的田考，就在石隆门镇上的路边，搭起一个草棚，摆卖凉水饮料和水果。

不久后他在附近买下了一块地，盖了间亚答店卖起杂货，随着又购下店后的三百多依甲空地，逐步的在上边栽种甘蔗、木薯和蔬菜，以增加经济入息，孰料“时来运转”，竟让他在挖取木薯时，无意间挖掘到了金沙，因而吸引了一家英资国公司，高价买下他的农园，过后田君带着巨款，举家搬迁到亚答街门牌39和41号的自置店铺，开设了“振安商行”，经营杂货和土产生意。

和金矿业格外有缘

更换跑道转战古晋的田考，经营土产外，也投资开设硕莪厂，并在石角“味源港”的数千亩土地，栽种甘蜜、树胶与胡椒，从此飞黄腾达，成为富甲一方的巨贾，然而早前向他购地的英资公司，却因一直挖不到金沙而亏了大本，所以公司的“洋大班”，便亲自要求田考回去打理矿场，看看能否藉着他的运气扭转乾坤，挖掘到金脉。

诏安属传奇大亨田考，在发迹后便返乡安享晚年，还捐了官爵来光耀门楣，死后尚被追封为“荣禄大夫”。

田考在卖掉石隆门的矿地后，于亚答街购下两栋店屋，经营振安号土产行。

田老应邀回到旧矿场，竟神奇的让他挖掘到金脉，使洋人的矿务公司一洗颓势转亏为盈，从此他的“点石成金”的故事，就在业界里传了开来，当年很多人相信田考和金矿业格外有缘，许多的矿场老板都抢着邀他加股，甚至在没预先征求他的同意下，便在矿场当空焚香祷告，禀明上苍他的矿场保留有如干股份予田考，而妙就妙在，凡是有他股份的矿务公司，都能一帆风顺的挖到金沙。

那些相信凭田老的大名挖得金沙的矿主，每到了年底必会恭恭敬敬的将田考名下所应分得的红利，双手送到其店里去，益使田考的财富速增，而他的振安号业务，也遍及古晋、诗巫、美里、沐胶、达叻和民都鲁。

施医赠棺仗义疏财

中年发迹后，田考于诏安县的故乡也安了一头家，因此经常返回桑梓探亲，还慷慨的资助家乡的公益事业，扶助孤贫老病，施医赠棺仗义疏财，算是村子里的大善人，他在垂暮之年，把振安号交予儿子们掌管，返回故里安享晚福，还出资捐了个“官爵”来光宗耀祖，在他于1894年仙逝时，当地的官府把他的事迹禀报予朝廷，而由清朝皇帝下旨追封他为“荣禄大夫”，同时亦赐予田考在古晋的元配妻子蔡莲为“二品夫人”，振安号在亚答街的店铺，为此在当年还挂了面写着“大夫第”的匾额。

十九世纪古晋的三大富豪，与当朝拉者查尔士私交深笃，而他们在发迹后，亦吸引了很多同乡到来投靠他们，并拥护他们成为社群领袖，而拉者也正好倚重他们的影响力来统领华人，所以也乐个在各方面给予他们配合，鼓励他们组织公会，并委任王友海为华人甲必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