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乌有之乡编者按：

　　今年七至十月间，郭建波同志的长文《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分十二部分在本站连载，业已完毕。近期作者在原文基础上，重新构建，整理出一个精编版。精编版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论证的方式上，均作了重大改进。

　　在研究方法上，精编版注重考察内因与外因、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诸方面辩证关系，依此研究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相对原文又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入。

　　作者认为要想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相，就必须寻找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即必须找到导致西路军失败的主要矛盾。按照唯物辩证法中内外因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个主要矛盾只能存在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这个内部矛盾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正确路线与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作者用大量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详细论证了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期间、红西路军西退及在甘西转战期间，两条路线的斗争状况，同时用确凿的文献资料证明张国焘路线是这个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则是这个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起着辅从性作用。这就说明，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做出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结论是正确的。一旦找到了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问题也就一目了然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正确处理并且严格区分了对西路军产生危害的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自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饱含深情的笔调，讴歌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表达了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无尽思念和崇敬之情，读来令人神往。

　　作者认为对西路军指战员最好的怀念，就是弄清西路军失败的真相，汲取西路军失败的沉痛教训，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不要在将来以任何方式重演。

　　如果说原文是对西路军问题研究的概论，那么精编版就是对这个研究中的点睛之论。读了这个精编版，会使读者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这也是推出这个精编版的用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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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一、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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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论

　　谨以此文纪念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

　　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年来，在西路军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观点：

　　一种是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做出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和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另一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人认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的，西路军是为了执行打通国际联系的的任务西进的，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担负的任务多变，缺乏机断专行的权力，对河东形势的配合，建立根据地，以致于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等原因造成的。

　　这两种观点到底那一种是正确的呢?

　　对这两种观点不论是简单地肯定还是否定，都无助于我们认识西路军的真相，也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要想揭示历史真相，就必须根据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既要从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也要从苏、日、国、共这四大力量之间能动关系的变化中来探究西路军形成的背景，向西退却直至失败的原因，从而揭示西路军失败的历史真相。

　　早在西路军失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西路军问题的处理上态度是慎重的，不仅从大局出发，也是讲究策略的。将张国焘与张国焘路线区分开来，将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一般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区分开来，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干部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在指出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

　　在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注明西路军是中央命名的，向西退却也是最终经过中央同意的，就是因为如果要作出这样的注释，就必须对当时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转战失败的原因作出陈述，这就涉及到西路军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功过是非的评价。这些领导干部后来克服了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接受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且为中国革命又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因而从党和军队团结的大局出发，毛泽东才对这条注释采取了简单化处理的方式，只注明了张国焘的责任问题。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毛泽东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四卷《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的题解(这两篇文章的题解都隐去了文章针对的当事人的名字)及九篇文章的处理中(九篇文章由于涉及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功过是非，直到毛泽东去世也没有在党内发表，就是现在也没有公开发表全文。)得到验证。

　　张国焘也确实对此负有首要责任。就是对张国焘，在严厉批判他主张的路线的同时，并没有把他个人怎么样，既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把他开除党籍，更没有把他投进监狱，直到张国焘叛逃，他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着陕甘宁政府代主席的重要职务。以致于后来毛泽东多次说，如果张国焘不跑的话，也要让他作一个政治局委员。就是建国后，张国焘寓居香港，生活困难，向中央请求帮助，毛泽东还批示只要张国焘断绝和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可以给他以若干补助。

　　本文在论述中有时把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放在一起，并不表明我们把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同样看待，这是应该在此予以说明的。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与张国焘南下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是形式上不同，而实质上相似。

　　这种实质上的相似之一就是不论是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都是在退却路线指导下的行动。张国焘的退却路线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南下，一种是西退。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参加了毛儿盖会议，他们是知道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的。从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多次要求河东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因而不论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都是指红军主力向南或向西发展，是与中央的北上路线和东进路线针锋相对的，不过在形式上表现为进军方向的不同罢了，而实质上是一样的。

　　这种实质上的相似之二就是不论是张国焘的南下还是西路军的西退，均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过从形式上看，西路军西退与张国焘南下还是有着重大不同的。因为张国焘南下是在谋求党和红军领导权失败后，违背中央政治局的北上决议，擅自南下，分裂党和红军，直至另立“中央”。而西路军的西退则是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的前提下，虽然不断表现出一些独立性，但是他们也总是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够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我们当然不能因为西路军承认中央的领导，不断向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就看不到西路军的独立性，否认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因而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张国焘的南下是形式上有着重大不同，而实质上则相似。

　　有人说西路军西退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个支队西进是一样的，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西路军的西退与中央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一个支队西进，是形式上相似而实质上不同。

　　这种相似点表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同意派遣一个支队到河西去活动，而西路军又非红军的主力，因而从这一点上看确实与中央的看法有相似之处。但是西路军的西退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遣一个支队到河西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一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西进，是建立在红军主力向东发展基础上的，而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多次要求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不过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才使他们的主张没有变成现实而已。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二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西进，是要求西进部队立足于依靠自己力量战胜敌人，如果不能立脚当然还可以返回河东。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难以确立依靠自我奋斗来战胜敌人的的决心和信心，反复要求外力援助，在局势不利时，又置我党在河东的根本利益于不顾，宁可要河东援助河西，也不愿意让西路军离开河西。

　　这种本质上的区别的表现之三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毛儿盖会议上说的派一个支队选择适当时机西进，而徐向前、陈昌浩则是在河东面临国民党重兵“围剿”，中央迫切希望红军三大主力集中作战的情况下西退的，所选择的时机并不恰当。

　　由此看来，这种本质上的区别就表现在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和选择的时机上。因而我们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进与西退问题上形式上相似的背后，却隐藏着他们关于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认识上的分歧，这就构成了西进与西退之间的本质性区别。

　　有人说中央是处于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需要，才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西安事变后又是为了配合河东形势的需要才在永昌、山丹地区又继续停留了半个月;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又是因为河东形势恶化，中央才令西路军止步于高台，而后回援河东的。正是由于执行了中央要求配合河东形势的指示，才使西路军进退失措，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这种观点对不对呢?

　　我们认为不论是河东还是河西，从中国革命的大局考虑，彼此都有相互策应的义务。

　　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用河东消灭敌人的方法来策应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最后正是河东山城堡大捷，才迫使西渡的国民党毛炳文部回师东渡，减轻了西路军的压力。

　　我们承认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确实对河东有着重要的策应作用。但是对这种策应作用我们应该正确估价，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

　　甘、青二马作为盘居在河西的地方地阀，他们的核心区域在河西，而不在河东。如果红军没有过河，他们会将其主力用于防守黄河渡口。只要红军不向河西进攻，甘、青二马处于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要求，同时也由于他们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是不会倾其主力到河东作战的。即使出兵，也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会不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下场中汲取教训。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解放战争时期，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即使在胡宗南已经攻占延安的情况下，甘、青二马也没有派重兵到河东直接配合胡宗南的作战中得到验证。因而有人说西路军在河西牵制了十几万马家军，似有夸大之嫌。

　　我们看到，在中央十一月八日制定的《作战新计划》中确有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内容，中央于十一月十八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也要他们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

　　但是中央要求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从中央十一月十八日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苏联的援助还未准备好，而肃州以西地区又非常荒凉，将西路军置于该地是有风险的，同时也是处于防止东面被毛炳文部过早占去，西路军回旋余地陕小不利的考虑。这主要还是为西路军着想，而并非只是为了配合河东红军转移。我们不论从《作战新计划》中，还是从其他业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中均未发现中央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红军主力转移的文字依据。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确有要西路军东进配合河东形势的要求。不过这不是发生在西发事变发生后的十天内，而是发生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内，实际上最后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没有实行。从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一个多月的时间来看，这五天也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

　　西路军止步于高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央根据西路军领导人一月四日高台以上甚荒凉的电报才作出的决定，而并非像有人主观臆测得那样是因为河东形势变化，中央才要求西路军准备东进策应河东。我们的这个观点还可以从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下放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我们试想，如果是中央令西路军东进，又怎么会在几天后在河东形势尚未缓和的情况下又取消了“东进命令”，向西路军领导人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呢?

　　我们认为确切地说，西路军在河西的行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河东红军的作战。在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确实有要西路军配合河东的指示，但是前后仅五天时间，而且也没有实施，不会对西路军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夸大西路军对河东的配合作用，甚至说西路军是由于执行中央配合河东的指示才致使西路军丧失了主动权，从而导致西路军失败的观点是错误的，也难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上的印证。

　　有人说中央指示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致使西路军在这个地区滞留了一个多月，延误了西路军西退的时机，最终导致了西路军的失败。

　　那么，当时到底存在不存在西退的时机呢?

　　应该说，在西路军刚刚西渡后，甘、青二马猝不及防，从形式上看确实存在着西退的时机。但是这种西退的时机只是形式上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这种时机是建立在西路军只要到达安西就能够获得苏联援助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问题在于，在苏联援助尚未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在中央与苏联就援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没有确定的情况下，西路军到达肃州、安西是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在获得不了苏联援助的情况下，西路军深入安西、肃州荒凉地带，马家军又蜂拥而来，西路军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从这个角度上说，并不存在延误时机的问题。因而有人说西路军在永昌、山丹地区的长期滞留，延误了西退的时机，也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至于建立根据地，到底是甘州、肃州地区有利呢，还是永昌、山丹地区更有利呢?

　　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个地区的人口、民情及经济条件要比肃州、甘州地区较好，同时还可以保持东边回旋余地，在情况不利时便于返回河东。如果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在甘西又如何生存呢?消灭敌人是建立根据地的前提，不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是建立不成根据地的。西路军没有能够建立根据地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没有给甘、青二马以歼灭性打击的缘故。

　　没有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建立不起根据地，到底是西路军领导人自己的原因，还是由于在河西根本就难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无法建立根据地呢?如果是根本就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西路军领导人又为什么不愿意返回河东呢?难道是中央不让他们返回河东吗?

　　因而我们认为当时西路军西退并不存在延误时机的问题。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是中央从苏联援助尚未准备好的这个现实出发，从西路军的安全着想，既可以贯彻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的方针，又可以在情况不利时返回河东的重大举措。

　　有人说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万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

　　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中央除了在十二月下旬五天内有要西路军东进的要求外(实际上没有实施)，直到西路军失败并没有变更西路军的任务。

　　西路军担负着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路线这两大任务。至于这两个任务，那一个优先呢?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这实际上就告诉了西路军领导人应该以那一个优先的问题。

　　如果西路军领导人觉得这两个任务重，还可以只选建立根据地这一个任务嘛!中央又怎么会不答应呢?

　　在永昌、山丹地区的一个多月里，陈昌浩虽然表示要建立根据地，但是却将西路军摆在三百多里的战线上，难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消灭不了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了根据地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西路军领导人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不愿意和马家军决战，老是想着先打通国际联系，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师东进，歼灭马家军，完成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如果苏联的援助能够及时提供，那么这对于西路军领导人来说不失为一个理想的选择。但是问题在于苏联没有及时提供援助，实际上后来是中止了援助，这才给想获得苏联援助后再回师歼灭马家军的西路军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反过来，如果西路军领导人真正贯彻了中央不要依靠外力，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以建立根据地，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为中心任务，在甘西站稳脚跟。退一步说，就是在甘西消灭不了敌人，也建立不了根据地，果断返回河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苏联的援助不至，难道还会导致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吗?这主要是西路军领导人执行上的问题。

　　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央战略指挥的失误才导致西路军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这个判断有没有道理呢?

　　西路军确实是失去了战场主动权，但是导致西路军失去主动权的并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而是西路军领导人。

　　西路军领导人在中央没有批准的情况下，就奉张国焘的命令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了。在平大古凉战役期间，西路军兵力两路向西退却，右路红三十军、五军及总部直属部队为主力，左路红九军为偏师。在战役计划执行期间，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进攻方向的判断上存在严重失误，两路红军之间也缺乏必要的配合，同时也没有及时对红九军的行动作出必要的指导，致使红九军惨遭损失，这给西路军以后的作战蒙上了严重的阴影。红九军折兵三分之一，既有红九军指挥员的责任，从战役指挥的角度上来说西路军领导人负有更大的责任。

　　在永昌、山丹地区停留的一个多月里，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并传授了打歼灭战的战术要领。而西路军却摆成三百余里的“一字长蛇阵”，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被动应付，始终难以给马家军以歼灭性打击。最后，还是因为在这个地区站不住脚，才不得不向西退却。

　　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又将兵力分布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百多里的战线上。西路军领导人对马家军进攻重点的判断上再次出现严重失误，在马家军重兵围攻高台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又不许董振堂突围，最后高台失陷，红五军遭受重创。

　　这样西路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已遭到重创，只有三十军主力尚存，西路军已经基本上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如果这个时候，果断东进，虽会付出巨大代价，但是还可能保存基本骨干，不至于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损失。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又以西洞堡歼灭战的胜利为导火线放弃东进，折转西退。至此，西路军已彻底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困守倪家营子，直到被打败。

　　由此我们看到，红九军古浪保卫战的失利，西路军开始失去战场主动权;高台保卫战的失利，西路军基本失去了战场主动权;西洞堡歼灭战后，重返倪家营子，西路军彻底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战场主动权的丧失主要还是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没有执行中央一再作出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抢占据点，将兵力分散部署，以阵地战、消耗战和击溃战为作战方式造成的。由此看来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的一系列失误才导致西路军失去了战场主动权。

　　有人说，中央对西路军统得过死，叫走就走，叫停就停，未给西路军领导人以应有的自主权，陈昌浩又机械执行中央的命令，思想上背着包袱，因而导致西路军缺乏机断专行的能力。

　　当时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吗?

　　我们通过对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分析看到，中央只是对西路军的行动作出了原则性的指示，具体行动由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执行。不论是在西退还是东进上，中央都没有强令西路军领导人执行命令。

　　比如中央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电报中，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西退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相机决定，可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命令西路军全军向西退却。

　　西路军到达高台、临泽地区后，西路军领导人发现高台以上甚荒凉，而以下则人粮俱丰，在中央收到他们的电报后才电告西路军领导人暂时勿在前进。

　　高台陷落后，西路军领导人要求东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仅同意，而且还采取多种措施为西路军东进创造条件。并从西路军安全计，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

　　西洞堡歼灭战后，西路军领导人又以东部有敌重兵阻拦为由，要求折返西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只好同意了他们的西退要求。

　　有人片面引用中央“固守五十天”的电报，以作为中央不要西路军东进突围的证据，这是对中央指示的曲解。

　　因为在中央这封电报前，西路军领导人有一封来电，表示东进西进均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要他们“固守五十天”。不顾前因后果，片面引用中央电报的只言片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研究态度是不可取的。

　　通过以上我们对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几次重大行动的回顾，我们看到中央并没有像有人说得那样统得过死，实际上还是基本采纳了西路军领导人的建议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只是对西路军作出了原则性的指示，由西路军领导人根据具体情况去贯彻执行，为他们的活动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

　　中央作出的这些原则性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到底贯彻执行得怎么样呢?远在陕北的中央还是搞不清楚的。不过是由于后来西路军领导人反复要求河东红军援助，而且西路军在河西的处境也日益恶化，中央才意识到他们没有真正执行中央的指示，对他们做出了严厉的批评。

　　我们承认由于陈昌浩积极追随张国焘南下，当时确实存在“思想包袱”的问题。但是不是由于存在“思想包袱”，才导致陈昌浩“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呢?

　　我们认为还不是这样。这可以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的分析中得到证明。

　　陈昌浩确实主张执行中央的指示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徐向前认为在这个地区建立不了根据地。为此，两人发生了共事以来的第一次“争吵”。有人把这件事作为陈昌浩“盲从”中央命令的一个证据。

　　不过，我们认为陈昌浩执行中央的指示，主张在永昌、山丹地区建立根据地，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呢?

　　西路军到达甘西后，如果不建立根据地，又如何生存呢?建立根据地，是在永昌、山丹地区合适呢，还是在肃州、安西地区合适呢?这是不言而喻的。当时西路军领导人从保存西路军实力考虑，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西路军与马家军决战。这样就不得不以据点为依托，把西路军部署于甘西三百余里的战线上。陈昌浩的错误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以西路军这样的兵力分布，是难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而打不成歼灭战，消灭不了敌人，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

　　而徐向前却认识到了这一点。徐向前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不是改变西路军的兵力分布，积极创造条件，集力兵力打歼灭战，而是要向西退却，希望获得苏联援助后再来消灭马家军。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西路军西退到肃州、安西荒凉之地，苏联的援助又不到，马家军再席卷而来，这同样会给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而我们说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说陈昌浩“盲从”中央的指示，是不确切的。

　　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意见表面看来似乎各执一词，是矛盾的，而从错误的根源上来说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没有像中央要求的那样不要依赖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执行中央的这个指示，因而他们才主张在获得苏联援助前尽量避免与马家军作战。这样在马家军的进攻下，为了保存实力，就不得不以据点作为依托。而河西走廊的村落和城镇又比较稀疏，这样就不得不把西路军摆在三百余里的战线上了。

　　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到威狄堡后，又要重返倪家营子，徐向前坚决反对，但是陈昌浩却竭力主张重返倪家营子，两人又“吵了一顿”。有人把西路军此时东进突围说成陈昌浩顾虑没有中央的命令，这是牵强的。

　　我们并不怀疑此时陈昌浩为了使自己的主张获得通过，有拿中央指示压人的作法，但这是陈昌浩主张返回倪家营子的真实原因吗?中央确实有要“西路军固守五十天” 的电报，但这是在西路军领导人表示东进西进均不可能的情况下，中央为了坚定西路军防守的信心而做出的指示。况且早在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四时中央致西路领导人的电报中就已经下放了西路军行动方向的自主权，只要能够保存西路军实力，他们可以向任何方向行动，陈昌浩又顾虑什么呢?

　　我们认为陈昌浩主张三返倪家营子，应该是另有隐情，而不是顾虑中央没有东进突围的命令，也不是对中央指示的“盲从”和“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们通过对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分析后认为，陈昌浩不是将中央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而是对中央要求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赖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留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这些关系到西路军自身安危的重要指示没有真正贯彻执行。试想，如何贯彻了这些指示，还会有西路军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吗?

　　由此我们认为，说中央统得过死，没有给西路军领导人以应有的自主权，陈昌浩对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才导致西路军失去了机断专行的能力是站不住脚的。

　　以上我们根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对在西路军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作了辩驳和说明。我们看到，这些观点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出现了诸多不合，是难以站得住脚的。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全面占有文献资料，仅选用有利于证明自己观点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是由于没有正确的研究方法。

　　要想在西路军研究中运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就必须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用联系的、发展的、能动的观点，从当时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的对比中来进行研究;同时，我们还要寻找导致西路军形成、西退、甘西转战过程中失败的主要矛盾和处于这个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准确界定西路军失败的责任问题。

　　我们认为，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实际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着眼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纲领。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出发，到底是河东还是河西才是我党的根本利益所在呢?

　　正是由于对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中的地位的认识不同，才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河东关系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红军主力必须向河东发展。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认为，在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下，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河东难以生存，因而红军主力应该向河西退却。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红军主力的发展方向，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

　　在红四方面军西渡问题上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从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显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不过是由于种种原因红四军、三十一军才留在了河东。有些文献资料还显示，他们希望红军三大主力西渡黄河。而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让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西渡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是建立在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一起抗衡南敌，河东根据地能够得以巩固的前提下采取的行动。我们自然不能因为《十月作战纲领》中有红一、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进攻宁夏的计划，就简单地认为中央是同意红军主力向河西发展的。

　　有人根据《十月作战纲领》中中央有让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的计划，而西路军恰好也是三个军，就主观地认为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直接将中央《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与西路军的兵力组成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由于南敌迅速推进，河东形势的突变，中央为了贯彻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确保河东根据地，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反复说明不击破南敌，无法进行宁夏战役计划。在执行击破南敌的方针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还是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安排继续渡河;具体表现在红九军、红三十一军、红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上。

　　这样我们看到，在南敌猖狂进攻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进攻。这不仅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而且也是巩固河东根据地的需要，坚持东进路线的必然要求。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希望全军西渡，取得接济后再返回头来消灭敌人。这样他们就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和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信心，反而把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

　　从中央电告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击破南敌无法进行宁夏战役计划，以及徐向前、陈昌浩又提出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都建议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来分析，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积极主张渡河显然就流露出西退的迹象。如果红四方面军一旦全军西渡，红军就有一半以上的兵力到了河西，给河东根据地的巩固带来极大风险，这显然背离了中央的东进路线。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击破南敌方针问题上的分歧，就透射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因而在研究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时，就应该把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作为研究的支点。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也体现出两条路线的斗争。

　　据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显示，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还是希望河东红四军、三十一军西渡归还建制的，而且也是他们最先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但是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表现出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张国焘与中央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了向西退却的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就指挥西路军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此间电报还映现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有建议红军主力西渡的提议。

　　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同时也考虑到其他复杂的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批准了西路军西退的决定。而这时西路军右路前锋已经到达凉州，直逼永昌，左路红九军也已到达古浪。

　　在西路军河西转战期间，河东红军占当时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二，西路军占三分之一。西安事变前后，河东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从东进路线的要求，还是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以及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红军已经不可能再向河西派遣兵力。同时，苏联能否及时提供援助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难以左右的。

　　正是基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建立根据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

　　在这五条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中，中央正是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立足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状况，着眼于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巨大差异，同时也鉴于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才做出了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的指示。要依靠自我奋斗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只有消灭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要消灭敌人，必须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立根据地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是贯彻依靠自我奋斗在甘西立足的两大根本性举措，而不要向西深入过远，保持东边回旋余地，河西不利时，可以返回河东，则是为西路军一旦在河西难以立脚，能够便于返回河东留下的后路。

　　可是我们却看到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真正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一开始轻视马家军，后来又信心不足，寄望于外力援助。

　　他们设想首先西退，在获得苏联的援助后，再返回头来消灭马家军，同时又深受西退路线的影响，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多次要求河东红军增援西路军，没有将西路军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这样也就难以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没有消灭敌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情况下，西路军是不可能真正贯彻中央将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的指示的。这就给西路军在甘西的生存带来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又因为西路军领导人深受西退路线的影响，将西路军进到高台、临泽一带，远离河东，先后三次放弃了东返的机会，特别是在高台陷落后，西路军失败的阴影已经显露的情况下，又没有果断决策离开河西，返回河东，才最终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必须向河东发展。为此，在红四方面军西渡期间、向西退却问题上以及在河西转战期间多次拒绝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军主力西渡的建议，维护了我党的根本利益。

　　这样我们通过对西路军在甘西转战历程的回顾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真正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因而才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从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分布和河东河西的敌我力量对比出发，从维护河东我党的根本利益着眼，河东已经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局限才导致他们不仅多次要求河东红军增援，而且还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没有确立依靠自我力量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的决心和信心。在形势不利时，又不愿离开河西，最终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悲剧。

　　我们只有从东进路线与西退路线的斗争，红军在河东河西的兵力分布状况，河东河西敌我力量对比的差异出发，通过对红四方面军西渡、西路军西退和在甘西转战历程的分析，才能揭示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击破南敌问题上却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存在严重分歧，他们又为什么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主张红四方面军西渡;

　　也才能够真正明白西渡后，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返回河东持消极态度，极力主张西退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因何持犹豫和谨慎态度，经过反复考虑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同时也就会理解在河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为什么一再指示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要把西路军在河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即使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复要求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也没有同意他们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甘西发展的提议，甚至也难以满足他们从河东派兵援助的要求。这样也就清楚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为什么没有能够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不要依靠外力，要将在甘西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的重要指示，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反而却多次要求河东援助，在河西处境危险时又不愿意离开甘西的原因。

　　我们还要从事物的主要矛盾及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研究西路军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红四方面军主力是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的吗?西路军是奉中央命令为执行打通国际联系的任务而西退的吗?西路军在甘西转战期间失败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一句话，西路军形成、西退及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事物发展的诸多矛盾中，其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那么，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乃至西路军在甘西转战失败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根据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原理，我们只能从内因上来寻找这个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只能存在于我们党和红军内部，也就是我们党和红军内部的矛盾是导致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乃至在甘西失败的主要原因。从对当时文献资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主要矛盾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找到事物的主要矛盾后，我们还要进一步找到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乃至在甘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一方所决定的。那么，在这个主要矛盾中到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处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还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呢?只要我们准确界定了处于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一方，也就找到了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西路军西退的主要推动力量，找到了西路军在甘西失败的主要原因。那么，由谁来承担西路军失败的主要责任也就一目了然了。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期间，在红三十军渡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没有表现出重大不同意见。

　　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明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但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中央得悉红九军开始渡河后，才同意了红九军的西渡，却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击破南敌。

　　这个时候，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提出不论是否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都要全军西渡的建议，当时红三十军、九军已经渡过黄河，红五军已撤到河边在看守渡口，红四军在前线抵御南敌，因而这个时候的西渡就主要体现在红三十一军的渡河上。正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复要求下，同时也鉴于红三十一军已经开始西渡的事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三十一军的渡河行动。

　　但是鉴于海打战役的需要，在彭德怀等人的斗争下，红三十一军已渡河的直属队才又返回河东。三十一军折返东进，参加海打战役。在战役发起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却命令红四军、三十一军撤出阵地，使红军丧失歼敌的良机，从而导致海打战役的流产。这样南敌迅速推进，河东红军向东转移，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收兵过河，宁夏战役计划被迫中止，红西路军最终形成。

　　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我们看到最先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向西退却的建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他们在保留景泰一条山阵地和五佛寺渡口的情况下，向西适度展开。而张国焘却要求他们向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打开了西退的“闸门”。

　　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授权，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予以暂时搁置。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批准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

　　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曾就西路军东返和西退问题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鉴于西路军已经将西退的行动付诸于实施，同时他们又执意要求西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向西退却的历程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和西退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次要地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往往是在他们付诸实施后才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行动。

　　在西路军甘西转战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为西路军的安危作出了重要指示。从前文我们阐述的这五条重要指示看，只要西路军领导人认真贯彻执行这些指示，西路军本来是不至于失败的，更不会出现后来近乎全军覆没的结局。

　　中央指示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要依靠外力，要把在河西战胜敌人的立足点放在自我奋斗上。西路军领导人不论是对河东援助，还是对苏联援助，都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没有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的缘故，也是由于对苏联援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缺乏清醒地认识。

　　因为根据东进路线的要求，由于河东关系我党的根本利益，因而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当时西路军的兵力已经占了红军兵力的三分之一，同时，在西安事变前后，河东的敌我力量对比要比河西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河东是难以为河西提供援助的。

　　作为一支担负独立战略任务深入处线作战的部队的指挥员，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这本身就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路军领导人是难以执行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指示的。

　　正是由于西路军领导人没有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决心和信心，因而才没有能够执行中央要求他们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指示。

　　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古浪保卫战中红九军的巨大损失，还是永昌、山丹期间的“一字长蛇阵”，或者高台保卫战中红五军的巨大损失，均与西路军领导人的战术指导失误密切相关。

　　在没有消灭敌人的情况下，是建立不起根据地的。不建立根据地，不能通过歼灭战消灭敌人，西路军是没法在甘西生存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坚定地执行中央依靠自我力量战胜敌人的指示造成的，而其根源还是因为深受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所致。

　　中央实际上是希望西路军在靠近河东的地方建立根据地，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便于在河西不利时能够返回河东。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有了确切的时间后，再前去接收。这就是十一月十八日中央致西路军电报中要求在永昌、山丹地区暂时留住一个时期的原由。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致西路军电报中同意西路军领导人相机向西发展，可是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日，西路军领导人却命令西路军全军向西退却。

　　退一步说，就是西路军在河西难以集中兵力，打不成歼灭战，建立不了根据地，那么西路军还可以返回河东啊!高台陷落后，西路军还有一万四千人的兵力，虽然红九军、红五军遭到重创，但是红三十军主力尚存，当时存在着东进的有利条件，但是西路军领导人却又以东进有敌重兵阻挠为由放弃东进转为西退，困守倪家营子，耗尽了西路军的实力后，最终被打败。

　　这样我们看到，在西路军甘西转战过程中，西路军领导人并没有真正落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作出的关于西路军安危的重要指示，西路军在甘西的行动是西路军领导人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起主导性作用。从两条路线对西路军的影响上来分析，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影响着西路军的行动。

　　通过以上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转战失败的历程的回顾，我们看到是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起着主导性作用;从两条路线对西路军的形成、西退及在甘西转战失败的影响来看，是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在起着决定性作用。

　　七十五年过去了，西路军悲壮的征程早已化为历史的烟云正是离我们逐渐远去，但是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却充溢于天地之间，在我们的军史上熠熠生辉，永放光芒。西路军虽然受到张国焘路线的严重影响，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所致，但是西路军斗争的历史是光荣的，西路军精神是伟大的，西路军留给我们的经验是丰富的，教训是沉痛的。

　　我们今天就是要通过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特别是锁定导致其形成、西退及失败的主要原因，使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不要在将来重演。这是我们对他们最好的怀念。而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只有为西路军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才能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挥员的革命斗争精神，才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因为一旦摘掉了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就难以发现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如果没有揭示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也就难以汲取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这会使长眠在河西的七千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即使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也会抱恨终天，难以瞑目。这也就是我们进行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写作这篇文章的原因。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随后，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一千八百人西渡黄河，又向甘西进军。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高山大漠之间浴血奋战了四个多月，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最终失败。其余部四百余人历经千辛万苦，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引下到达新疆，成为西路军唯一保存下来的成建制的力量。

　　西路军失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指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1]此后，由于张国焘叛逃中共，处于党和军队团结的考虑，西路军问题就搁置起来，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有一些人提出了西路军研究问题上的新观点。他们认为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中央军委命令为执行宁夏战役西渡黄河的，又是奉中央命令为打通国际路线向甘西退却的，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中央战略决策失误所致，张国焘路线与西路军没有关系，从而修正了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这种新观点得到一些当事人的支持，已经写进了党史与军史，成了当今西路军研究中的主流观点。

　　那么，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定性是否正确呢?新观点又有没有道理呢?

　　我们看到，新观点与《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的阐释恰恰相反，是矛盾的。在一定条件下，真理与谬误虽然并存，却泾渭分明。或者是中央一九三七年三月决议中的观点是正确的，或者新观点是正确的，二者必居其一。

　　下面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以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对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西路军西退直至甘西转战失败的过程作一历史的考察，探究西路军失败的真实原因。

　　一、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在的不少西路军研究者，总是回避在西路军形成、西退直至在河西转战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之间的斗争。如果回避了两条路线的斗争，顾然有利于为西路军摘掉张国焘路线的帽子，却难以找到西路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导致西路军研究走向歧途。那么，这两条路线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又是什么呢?

　　（一）、两条路线形成的原因及其主要内容

　　长征期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进行了初步交锋，而后在毛儿盖会议上达到高潮。张国焘重新北上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东进与西退之间的争论又趋激烈，那么东进路线和西退路线是如何产生的呢?他们各自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从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要求出发，对河东与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的不同地位，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对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中国革命发展前景的认识分歧，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

　　由于河东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理环境远远优越于河西，同时占据河东又可以迎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向继续东进，承担起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重任。这就不仅在政治上为我党赢得主动，而且在军事上也使我党获得发展的契机。

　　而河西的经济条件、人口、民情、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着如果我党将红军主力置于河西，就会极大地限制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一旦国民党军队沿河封锁，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局限于河西，而难以向东发展。这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军事上均将我党置于不利地位。

　　同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形成此起彼伏的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浪潮，中国共产党要适应时代的要求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流砥柱，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对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河东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是没有理由的。

　　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认为我党发展的重点在河东，红军主力必须置于河东。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

　　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则是从红军三大主力转移后，中国革命所处的低潮出发，认为主力红军遭到严重消弱，对敌我力量对比作出悲观的估计，因而主张西退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青海、甘肃)去休养生息。

　　他没有意识到由于经过巨大的挫折和灾难，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正确的路线和适宜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会导致中国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这就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带来了发展壮大的契机。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承担起领导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领导重任，立足于自身，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将我党领导的红军主力置于河东，而置于河西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是错误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张国焘路线呢?张国焘路线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张国焘路线是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就是指另立“中央”呢?

　　（二）、从历史文献中来界定张国焘路线的准确含义

　　我们先来看长征期间张国焘擅自率军南下后，一九三五年九月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定中关于张国焘路线的阐述。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

　　“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首先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

　　“造成张国焘同志的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2]

　　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这个决定中，我们看到决定指出了张国焘路线的两个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路线产生的原因又分为两点：(一)政治形势判断错误。由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引起的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高涨估计不足，因而没有看到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孕育着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的良机。(二)敌我力量对比判断错误。由于三大主力红军相继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转移，革命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因而张国焘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处于悲观态度。由于这两个原因就产生了张国焘的退却路线。主张红军南下川康，而反对红军北上。

　　二是军阀主义态度。张国焘向党中央闹独立性，想依靠自己人多马壮，挑战党指挥枪的原则，来改造党中央。

　　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在延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在决议中再一次对张国焘路线作了阐述。

　　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

　　“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是在蒋介石主力的面前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地，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见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了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3]

　　我们看到在这个决议中，对张国焘路线也是概括了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悲观估计，否认中国革命走向高涨，而认为是处于低潮，夸大敌人力量，看轻革命力量，因而丧失在西北部抗日前线建立根据地的信心，而主张退往西部荒僻地区。

　　二是军阀主义。忽视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军权看得高于党权，用军队威逼中央，要改造党中央，擅自南下，分裂红军，直至发展到另立“中央”，分裂党。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的另立“中央”仅是他军阀主义的一种表现，而且是极端的表现，还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

　　我们再来看毛泽东对张国焘路线含义的阐释。

　　毛泽东说：“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 [4]

　　我们看到，毛泽东将张国焘路线的内容也是定为两大特点，一是退却路线，二是军阀主义。至于反党行为是和军阀主义一脉相承的，完全可以纳入军阀主义之中。

　　从我们以上引用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张国焘路线从性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它包括两大特点：

　　一是退却路线。退却有两个方向：一是南下，一是西退。退却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对政治形势估计的错误。没有看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会制约国共两党阶级矛盾的发展，从而带来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就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二是对敌我力量对比估计的悲观。夸大敌人力量，轻视革命力量，没有看到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敌我力量之间的能动的转换，因而主张脱离中国的主体区域，远离抗日斗争的前线，到偏僻的角落里去休养生息。

　　二是军阀主义。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命令，用军队去干涉党中央的决策，挑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另立“中央”不过是张国焘军阀主义发展的高峰，并不是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张国焘路线的全部内容。简言之，军阀主义的表现就是漠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消极执行党中央的命令，保持自己所领导的军队的独立性。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形成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同时从历史文献资料中来界定了张国焘路线的确切含义，这对于我们考察西路军的形成、西退直至河西转战失败的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详见：

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