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二、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其中规定：“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装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5]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在河东处于南北两敌的夹击之中。北敌是沿黄河一线布防的国民党军邓宝珊、马鸿逵、马步青等部，南敌是从会宁、静宁、固原一线由南向北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各部及东北军王以哲、何柱国等部。北敌处于防御状态，北敌处于进攻态势，且向北推进迅速。

　　（一）、从档案文献中来看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的真相

　　1、关于红三十军渡河问题。

　　根据中革军委《十月作战纲领》的安排，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红三十军到靖远附近造船。

　　本来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十一月十号间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但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对河东红四方面军构成严重威胁，于是张国焘等人加快了渡河准备工作的进程。

　　十月十八日，张国焘与朱德联名致电军委：“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可开始偷渡，我们决二十日早去打拉池。”十九日，军委回电：“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6]

　　十九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二十号开始渡河，朱德、张国焘二十号去打拉池。[7]

　　十月二十四日十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朱德、张国焘“详商”“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等有关作战事宜。[8]

　　红三十军是十月二十四日夜成功强渡黄河的。我们看到，红三十军渡河前，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曾电告中革军委，军委回电只是说要他们备足必要的船只，保证渡河成功，并没有反对他们渡河，并且在二十四日十时毛泽东、周恩来致彭德怀电报中提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的要求，因而我们认为中革军委虽然没有直接下达红三十军渡河的命令，在南敌进逼之下，红三十军匆忙渡河确实也不能排除避敌的因素，但是鉴于红三十军渡河前已经报告了军委，并得到军委的认可(军委不过是担心渡河不成功对渡船的数量提出疑问)，因而红三十军是奉军委之命过河还是能够说得过去的。

　　2、关于红九军渡河问题。

　　红三十军开始渡河后，在南敌迅速推进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按原定计划仍以三个军渡河，还是暂停渡河，集中兵力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这集中体现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

　　十月二十四日十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与张国焘见面时提出：“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9]

　　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毛泽东首次提出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电报。因为彭德怀二十四日已与张国焘见面，因而，当天张国焘就知道了中央的这个意图。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就当前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这一建议红军总部于25日以158号电令批准。 [10]

　　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已经知道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仍然于二十五日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按原定计划要求红九军渡河的建议。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是一致的，而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产生了重大分歧。

　　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红四方面军各军指挥员：“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11]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的批准，仍然在指挥红九军渡河。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12](据彭德怀说，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发后才给他看的，是“阴谋的强奸式的”[13]，因而这封电报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我们看到张国焘在得知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情况下，仍然批准红四方面军主力(包括红九军)渡河，显然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同时，我们从电文中也可以看到张国焘有使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向西退却的迹象。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一)以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两岸头卢塘、三眼并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击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之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对南敌不须多加抵抗，如在若干天内逐渐集结于打拉池南北地区，对敌则坚壁清野，诱其深入;对我则构筑阵地，鼓励士气，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

　　(三)一方面军之主力于四方面军两个军控制河西枢纽地带后开始行动，以突然手段占领金积、灵武地带。徐、陈拨造船技术队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属之，迅速造船，准备渡河。

　　(四)在南敌确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此时整个战局进入以北面为重点之第二步，而以四方面军之两个军与二方面军之全部防御南敌，如何盼复。”[14]

　　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重点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对三个方面军的作战事宜作了部署。由于红九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军，因而为了击破南敌，让红九军暂留河东。要河东红四方面军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协助红三十军在河西行动，以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主力来击破南敌。在南敌确受打击，停止北进后，红九军再从中宁渡河。这样我们看到，中央要红九军进行渡河的条件是在南敌确受打击，停止北进后。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红九军处于击破南敌的需要，显然是不宜渡河的。

　　可是我们看到，最终红九军却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下不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反对开始了渡河行动。在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并命令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与二方面军以打胡为中心[15]，在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后，再以一个军渡河。

　　十月二十六日一时半，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乙、等二三日如真(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16]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对红三十军、红九军在河西的行动作出了部署，在击破南敌，南敌无北进之意后，再以红四方面军一个军西渡。这显然是中央对红九军渡河后所作的认可，而并非中央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

　　可是这封电报在徐向前回忆录中作为中央要红九军渡河的命令，我们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九军虽已开到河边，但不得不待命行动。部署变来变去，我们很着急，只好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二十六日一时半，中央军委又电令九军过河：‘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17]

　　这段回忆让人感到颇为费解。

　　本来，按照原定计划，红九军是紧随红三十军渡河的，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如果不能停止南敌就无法进行宁夏战役，因而中央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红九军留在河东，暂不渡河。这是在敌情发生变化后，为了确保宁夏战役的顺利执行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在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也已经知道中央的这个方针[18];十月二十五日，他们也已经知道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指示。[19]徐向前承认此前已“令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这里让我们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徐向前、陈昌浩在确已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并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情况下，还要让红九军的“机关人员先过一部分”呢?这不是公然违背中央的命令吗?

　　为了击破南敌，中央在十月二十五日的电报中明确要求红九军必须留在河东。可是，随后不久(还不到一天)，在南敌尚未击破，敌情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突然改变决定，又命令红九军西渡黄河，中央变化的依据是什么呢?这从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我们再从电报的内容看，这封电报并没有命令红九军渡河的文字，而只是对红三十军、红九军在河西的行动作出了部署。

　　我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本来中央是为了击破南敌才命令红九军留在河东的，但是鉴于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在九军渡河已经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改变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命令，认可了红九军渡河的事实。因而我们说徐向前将红九军造成渡河事实后中央认可红九军渡河的电报当成中央要求红九军渡河的命令是不妥当的。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本来在预定计划中是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红九军紧随渡河，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已经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的施行，因而中央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明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不顾中央的命令，仍按原定计划命令红九军渡河。在中央得知红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从大局考虑认可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批准的红九军的渡河行动。

　　因而我们说红九军不是中央命令渡河的。这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违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没有执行中央要红九军留在河东的命令，却在造成了红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后，被中央认可的行动。

　　3、关于红五军渡河问题。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本来是要河东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的。但是在红九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要求红四方面军在河东的红四军、五军、三十一军留在河东共击南敌，在南敌击破后再以一个军西渡。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20]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时，中央及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21]

　　在这两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在红三十军、九军渡河后，中央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共击南敌。

　　十月二十九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萧克、周纯全、王宏坤、陈再道并朱德、张国焘：“已令五军今晚派一个营在二十里铺，两营迫近城东及东北口监视靖远敌，到三十一日二十时止，决当夜该团主力移三角城河东。三十一日晚以后，靖远附近及二十里铺无部队。五军余部控制靖远河北岸及三角城一带，尔后待命向一条山进。北岸船只今晚全移三角城。”[22]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实际上有调动红五军过河的趋向。

　　十月二十九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五军主要任务要在靖远东北牵制毛、王，不能全部过河。”[23]

　　这个时候，朱德、张国焘认为红五军在河东有牵制敌人的任务，不同意红五军这个时候全部过河，消弱河东防御力量，致使毛、王两军长趋直进。

　　十月三十日七时，彭德怀发布关于海打战役的部署：“五军主力在靖远以东附近，一部在黑城子附近吸引毛炳文部向靖远前进，至必要时转至三角城、打拉池之间与四军联络。”[24]

　　我们看到，在海打战役部署中，红五军是作为牵制力量使用的。也就是说，当时红五军实际上是已经被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作为战役的机动力量投入了战斗。

　　十月三十日十时半，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五军在靖远警戒，已令渡到三角城，同时将新(疑为“所”—引者注)有船只下开三角城左岸。”[25]

　　这个时候，红五军实际上已经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进行了渡河，这显然就改变了十月二十九日电报中五军“不能全部过河”的命令。

　　十月三十日十六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26]

　　从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指出河东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与红一、二方面军共同进行海打战役，又一次明确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五军)必须参加海打战役。

　　十月三十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五军三十日晚布(部)署如下：一团位北湾，一团位中和堡，一团位确子湾，军部率一团位三角城内，以两个营在三角城对岸向靖远活动，掩护打拉池右翼侧。以三角城为后方，并竭力将河右岸阵地控制，主力位吴家川，维护后方交通。四分之一兵力位确子湾、中和堡，向北湾活动并固沿河警戒;四分之二兵力集结三角城及南岸休整。沿河一带人密粮多，很可解决五军物质困难。”“五军确急须休整，现不能担负更重要任务。五军报告两营控制靖远东北地区至多二三日，敌人迫近急须收过河。”[27]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红五军大部已经渡过黄河，但是还有两个营留在河东靖远东北地区对敌人作短时间的牵制，一旦敌人迫近就渡过黄河。

　　这样我们就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改变了中央及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含红五军)和红一、二方面军的部队共同击破南敌，在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以后，再让一个军渡过黄河的计划。

　　有人说，红五军是由于南敌迅速推进，情急之下才不得不渡河的，这是军事常识问题，不足为怪。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们看到，在红九军西渡后，按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五军)本来是要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击破南敌的。既然要击破南敌，红五军大部应该布置在河东，而不是在河西。这样在南敌迅速推进下，位于河东的红五军大部是向东转移最为便捷，而不是西渡黄河。

　　根据我们前文引用的资料可以看到，红五军大部实际上已经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渡过了黄河，而留在河东的仅是红五军余部担任警戒任务和看守渡船。这样在南敌迫近渡口的时候，红五军才能够从容渡河，撤到河西。我们从红五军全军渡河前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上就可以看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主张西渡。因而我们认为有人以军情紧急为由说红五军不得不西渡是没有说服力的。

　　我们知道，红九军渡河后，在击破南敌前，本来中央是不同意河东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再继续西渡的。虽然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一再要求下，中央于十月二十九日一度同意河东红三十一军渡河，[28]红三十一军直属队也已经渡过了黄河，但是鉴于海打战役的需要，在朱德、林育英、彭德怀等人的斗争下，红三十一军又掉转头来参加了海打战役。中央同意，在击破南敌之后，红三十一军再从中卫渡河，[29]而并非要求红五军西渡黄河。

　　由此看来，红五军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西渡黄河的。在红五军西渡问题上，不但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也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因而我们说红五军奉中央命令西渡黄河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从以上所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红三十军在渡河前报告了中央，是在中央允许下渡河的(仅是对渡船数量问题提出疑问)。红九军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令其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渡河的。在造成渡河的既成事实后，又是经过中央认可的。我们当然不能把中央事后认可九军渡河的电报当成中央要求九军渡河的命令。红五军则是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渡河的。不论是红九军，还是红五军的渡河都是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对南敌作战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而且也成为后来导致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的重要原因。

　　由此看来，除红三十军以外，红九军、红五军就不能说是奉中央命令渡河的。我们的这个判断还可以从陈昌浩“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留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有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30] 的回忆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因而有人不顾当时渡河的复杂情况，笼统地说红四方面军一部是奉军委命令过河的，这就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因而是错误的。

　　（二）、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严重影响到宁夏战役计划的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在对待南敌的作战方针上及攻占定远营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红四方面军单独向甘西退却，从性质上是执行东进路线，还是西退路线。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如果南敌推进到靖远河边，进而与北敌打通，不仅红军渡河会化为泡影，而且宁夏战役的实施也会遇到极大困难，甚至变为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欲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不顾敌情的变化，仍然按照《十月作战纲领》中规定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进行宁夏战役之规定，甚至不顾河东敌情的严峻，红一、二方面军作战的困难，又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这样围绕是以击破南敌为主，还是继续渡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从性质上是执行东进路线，还是西退路线。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产生分歧的重要表现。

　　(1)关于作战方针的分歧。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对实施宁夏战役构成严重威胁，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并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31]

　　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在与朱德、张国焘见面时，要协商“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32]

　　这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早提出的击破南敌方针的电报。我们看到，张国焘和徐向前、陈昌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已经知道中央欲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致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作战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33]

　　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一次明确提出击破南敌的方针。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健而领导之。”[34]

　　我们看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海打战役前夕再一次重申击破南敌的方针，可是张国焘却命令红四军和红三十一军撤出战斗，最终导致海打战役流产，宁夏战役被迫中止，红西路军形成。

　　由以上所引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早在红四方面军开始渡河时就已向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击破南敌的方针。但是在中央确立这个方针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什么态度呢?

　　② 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按原定计划继续渡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河东敌情变化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是什么态度呢?

　　徐向前回忆道：“二十三日，我们令三十军渡河。同时，向军委及红军总部建议，为打开河西战局，四方面军至少应以三个军以上的主力渡河，南拒兰州北进之敌，北进一条山及五佛寺，西控永登、红城子一带，以便有力策应一方面军的渡河行动。拒阻南敌的任务，请从兄弟部队中抽一部力量，协助四方面军完成。”[35]

　　我们看到，徐向前在渡河前虽然基本上仍按照《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来安排红四方面军渡河，却又突破了《十月作战纲领》的要求。因为在这个纲领中是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的，另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阻击南敌。在徐向前的回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三个以上的军渡河(这里已经显露了红四方面军全部西渡的苗头)，河东阻击南敌力量不足，从兄弟部队去抽调，这样就突破了纲领的要求。当时红二方面军已经全部用于阻击南敌，如果兵力不足就只有从红一方面军用来攻宁的部队中抽调了。从红一、四方面军所处的地理位置上来看，红一方面军所处的位置便于攻宁，而红四方面军所处的位置却便于阻击南敌，为什么陈昌浩、徐向前建议便于阻击南敌的红四方面军渡河，而让便于攻宁的红一方面军南下来阻击南敌呢?联系到他们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这一事实，除了避战，保存实力的考虑外，便不好作别的什么解释了。

　　陈昌浩回忆道：“此时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晚)，九军、五军急向北开进，四军、三十一军扼阻大路。敌人急进之下，指部本总部命令，随九军、五军渡河，三十一军也准备渡河(直属队大部已渡河，随后又开返河东)。我们渡河后，在中和堡约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间接到毛主席电报：‘河西只要一个军，指挥部带两个军仍过河东准备夹击敌人。’”[36]

　　从陈昌浩的回忆看，当时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是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而不是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渡河的。从毛泽东要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两个军返回河东可以看到，九军、五军过河是违反军委作战意图的。

　　十月二十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红军总部，就当前行动提出如下建议：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这一建议红军总部于25日以158号电令批准。[37]

　　据前文的分析可知，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十月二十四日就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于二十五日以158号电令批准徐、陈建议的时候不仅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知道中央让红九军留在河东的意图。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在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情况下，却仍然继续贯彻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以158号电令批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命令[38]，我们就不能不说徐向前、陈昌浩仍然是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而对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持消极态度了。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取得物质后，再以主力回击深入之敌，那就更有把握了。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指红三十一军渡河。—引者注)”[39]

　　我们看到，在红三十军、红九军过河后，张国焘甚至连海打战役也不愿意执行了，要红三十一军渡河。

　　十月三十日，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并王明：“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40]

　　中央无奈之下，将张国焘的这种态度电告共产国际。

　　由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得知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不仅仍然继续坚持《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攻宁之规定，甚至还有所突破，意图抽调宁夏战役计划中红四方面军阻击南敌的部队西渡，显露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苗头。

　　由以上我们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方针上的分歧可以看到，鉴于当时河东红军受到南北两敌的夹击，而南敌推进迅速，又是运动之敌，一旦南北两敌打通联系就会对宁夏战役的实施构成严重威胁，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欲进行宁夏战役必须首先击破南敌的作战方针，要求河东红四方面军主力与红二方面军集中力量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其前进，解除实施宁夏战役的后顾之忧。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表现出不同意见，不仅仍然在按照原定计划继续渡河，还要抽调红四方面军阻击南敌的部队西渡，这样就使军委不得不使抽调红一方面军攻宁部队南下来阻击南敌。

　　(2) 关于对击破南敌态度的不同。

　　作战方针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双方在击破南敌态度上的不同，下面我们来分析这个问题。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对南敌不仅是抗击而且要击破的方针。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他在与朱德、张国焘见面时，要协商“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41]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朱德、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待敌前进时消灭其三四个团，即足以停止南敌矣。”[42]

　　十月二十六日一时半，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封(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43]

　　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44]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时，中央及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的时候。”[45]

　　由以上所引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南敌急速推进的情况下，认为只有击破南敌，给南敌以歼灭性的打击，才能停止南敌，为宁夏战役创造必要条件。

　　② 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主张迟滞南敌，为渡河争取时间。

　　在南敌迅速推进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十月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三十军渡河尚未成功，对自会宁突进之敌就进行部分决战而掩阻之。”[46]

　　同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四方面军为完成渡河任务，必须对北进敌以有力迟滞。”“(四方面军)在郭城驿或蒋家大路以南，须准备与敌决战，企图消灭敌之一部，这样才能争取渡河之充裕时间。如靖远附近渡河机会已失去，四方面军亦须于打拉池、郭城驿、靖远间迟滞敌人，打拉池以东不便敌人大部队行进，我军据海原附近地区与敌决战。”[47]

　　我们看到，决战不是为了停止南敌，而是为渡河争取时间。如果渡河不成功，就要利用有利地形，与敌决战，这是为了自身安全和寻找新的渡口的需要。

　　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动，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力能迟滞会、定前进之敌……”[48]

　　我们看到，在南敌迅速推进之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抗击、迟滞南敌，而不是击破南敌的方式，这样也就难以停止南敌进攻。之所以对南敌有时要采取部分决战的方式，不是为了停止南敌进攻，而是要为渡河争取时间。

　　(3) 对红四方面军渡河与阻击南敌兵力分配上产生的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作战方针上的分歧，必然要表现在红四方面军是按原定计划仍以三个军渡河，还是暂停计划执行以击破南敌为重点。这不仅表现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而且也表现在红三十一军、红五军及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问题上。

　　① 关于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渡河问题。

　　根据前面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在红三十军渡河问题上，虽然张国焘在加快渡河，但是毕竟在渡河前报告了中央军委，在红三十军渡河问题上，军委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而我们说红三十军渡河是经中央军委同意的。

　　由于南敌推进迅速，中央确立了要进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要求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明令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我们却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令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造成红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后，中央又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因而我们说红九军是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造成了渡河的事实后，又被军委同意了的渡河行动。

　　在红九军渡河后，中央又明令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在击破南敌后再由一个军渡河，可是我们却看到在击破南敌前红五军却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命令过了黄河。因而我们说红五军是奉张国焘的命令渡河的。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三个军渡河问题上，只有红三十军是渡河前经中央军委同意的，红九军、红五军渡河是违背中央军委击破南敌作战方针的。

　　② 关于红三十一军渡河问题。

　　我们知道根据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四日致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的请示电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158号电令，准备在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红三十一军、九军随后跟进的。[49]

　　因而，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50]

　　十月二十六日十七时，朱德、张国焘电示：“同意你们布置”。[51]

　　根据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在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十月二十四日电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三十一军)过河的提议前，已经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徐向前、陈昌浩在执行张国焘批准的158号电令时也已知道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但他们还是置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于不顾，继续按原定计划令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三十一军)渡河。

　　在红三十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以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52]

　　在红九军渡河后，十月二十六日二十一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53]

　　我们知道，红三十军渡河后，为了贯彻击破南敌的方针，中央要红九军以外的一个军渡河是以红九军留在河东为前提的，但是在红九军渡河后，这个前提已不复存在，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含红三十一军)留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共破南敌。

　　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毛泽东、周恩来，提议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红四方面军均全部渡河。[5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仍然置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于不顾，不但继续坚持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红三十军、九军，三十一军)渡河，而且还进一步要求红五军、红四军渡河。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三十一军即开大小卢子，准备待命渡河，四军主力应在郭城驿、蒋家大路线牵制敌人。”“中革军委认为必须由四、三十一两军在打拉池线与敌决战时，三十一军即开打拉池。如明晨八时前毛、周无回电，三十一军即宜开河堡口渡河。”[55]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三十一军即随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56]

　　这样我们看到在红三十一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徐向前、陈昌浩是一致的。在红三十一军渡河问题上，张国焘在争分夺秒，向中央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请示。

　　十月二十八日十九时，朱德、张国焘致电河东红军各部：“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主力接三十一军后集中小水、打拉池，五军即照二十八号五时徐、陈来电，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57]

　　这封电报与上封电报是针锋相对的，上一封电报迫切要求红三十一军渡河，而这一封电报则是要求红三十一军参加海打战役，击破南敌。如果再联系到十月二十七日五时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并毛泽东、周恩来关于执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电报，[58]我们看到同样以朱德、张国焘名义拍发的电报，意见竟是如此不同，以致于截然相反。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在执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问题上产生严重动摇，如果再联系到张国焘的一贯作为和朱德自北上以来的主张进行分析，我们也不能不说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中存在着严重的斗争。这种斗争才是以朱德、张国焘名义发出的电报出现前后矛盾的决定性因素。

　　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59]

　　从这封电报中看到，中央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是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作出的决定，如果联系上文所引用的电报，我们就可以看到红三十一军渡河，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中央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是不得已的。因为在朱德、张国焘电报中说如果十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前没有收到中央电报，红三十一军就开始渡河。因而中央在十月二十九日拍发这封电报时，红三十一军实际上已经开始了渡河。中央是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不同意了三十一军的渡河行动。

　　十月二十九日十九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萧克、周纯全：“据毛、周电令，同意三十一军立即渡河，接九军后跟进。”“四军即由我们直接指挥，仍开打拉池，配合一、二方面军打胡敌。”[60]

　　张国焘迅速命令红三十一军渡河，河东就只有红四军配合红一、二方面军击破南敌，这样击破南敌的重任就主要由红一、二方面军来承担。

　　十月二十九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萧克、周纯全、王宏坤、陈再道并朱德、张国焘：“接朱、张二十八日十九时命令，决集中一、二、四方面军主力于海原、打拉池一带消灭南线进犯之胡、毛、王部，并令三十一军火速开打拉池，四军一部在原地迟滞敌，主力跟三十一军向打位池进。”[61]

　　朱、张二十八日十九时命令，[62]是要集中三个方面军进行海打战役，是要贯彻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本来在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的要求下，中央已经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可是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却又表示执行朱、张二十八日十九时命令，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直接的档案文献资料依据，但是我们从其他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判断出这可能是红军总部中朱德、彭德怀、林育英的斗争所致。

　　通过我们对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的考察可以发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红三十一军渡河的主导力量。虽然在原定计划中是要红三十一军渡河的，但是由于南敌推进迅速，在中央确定击破南敌的方针，特别是红九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仍然在按原定计划继续要求红三十一军渡河，并且一度付诸于实施。这就违背了中央在红九军渡河后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重要指示，也就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要求下，同时也是得知红三十一军已经开始西渡的事实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三十一军的渡河行动。

　　③ 关于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和河东三大红军主力西渡问题。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和河东红军三大主力西渡问题。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向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若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63]

　　由前文我们知道，这封电报是张国焘盗用彭德怀的名义联署发出的，实际上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徐、陈二十四日电提出红四方面军要以三个以上的军渡河，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不仅同意徐、陈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以上的军过河的建议，而且实际上默许了红四方面军还可以全军西渡。这就与中央的要求产生了矛盾。红三十军渡河后，中央原先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但是在红九军渡河后，又命令红四方面军剩余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在击破南敌后，再以一个军渡河，而留下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抗衡南敌。中央始终没有同意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

　　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

　　“甲、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力，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力能迟滞会、定前进之敌，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

　　乙、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6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在得知中央南破南敌的方针后，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而且还令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直属部队过河。从电报中红四方面军五个军的分布态势看，三个军渡河，一个军看守渡口，一个军在阻击南敌，显示出全军西渡的迹象。

　　十月二十六日十七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布置”。“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你们应以一部在靖远下游陡城堡、东海一带，收集渡河(船只)，控制这些渡口，虎豹口船只将来也可同夜赶到陡城堡，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该处渡河。”[65]

　　我们看到，张国焘同意徐向前、 陈昌浩就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的请示，同时也对红四方面军在河西的行动进行询问，并提出了一些要求。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国焘还是有执行宁夏战役意向的。但从张国焘提出“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来看，当时至少是准备红四方面军四个军西渡的。从下文“四方面军后卫将来从这里渡河”来看，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了。

　　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毛泽东、周恩来：

　　“甲、敌如先知我已渡河，估计其企图一面增兵兰州，施行拦头政策，一面从西南方向向我压迫，飞机朝夕扰乱。现船只十六只，船钉用完，不易隐蔽，西岸掩护部队至少需三个团，如渡河时间延长，渡河点恐有被敌切断，船只有被敌破坏之可能。

　　乙、为了迅速实现宁夏战役计划及便利迎接一、二方面军渡河起见，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一个军对待兰州之敌，四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

　　丙、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

　　丁、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均难完成，甚至根本影响战役计划，望重决速示，万勿坐失良机。我们已至大卢子，三十军除一个团今晚渡河外，余部已全渡河，二十七师一部及军直明晨前可渡河。”[66]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提议红四方面军不论执行宁夏战役与否，均应全部过河。如果需要红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就要迎接红一、二方面军渡河，与红一、二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如果红一、二方面军能够单独进行宁夏战役，红四方面军渡河后就要向甘西行动。

　　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而且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还要求红一、二方面军西渡，甚至还流露出红四方面军单独向甘西进军的苗头。这就违背了中央的计划。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在红九军过河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红二方面军，甚至还要抽调红一方面军南下，集中力量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此后，红四方面军再调一个军渡河，留在河东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抗衡南敌，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则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在占领宁夏，获得国际援助后，再去进军甘西。

　　由此看来，中央不仅不同意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也不同意红二方面军西渡，中央不同意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原因还是因为如果这样做就是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必然会失去河东根据地，而这恰恰违背了中央东进路线的要求。这样我们看到，中央执行宁夏战役是以不丧失河东根据地为前提的。在占领宁夏前，中央也是不同意向甘西进军的。

　　十月二十八日十三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于)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们打胜仗的时候。[67]

　　在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中央是希望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的。这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红四方面军单独向甘西退却的行动。这封电报强调指出，现在战机有利，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与红一、二方面军联合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十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并徐向前、陈昌浩：

　　“估计敌人必系齐头并进，我军又须迅速取得定远营和宁夏地区。一方面军此时须集结同心城，准备向金积、灵武进。二方面军此时必须得到休息机会。四方面军主力须迅速取得宁夏、定远营。

　　我们对具体部署有如下意见：

　　(1)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该三个军至少以三个团扼守一条山、大卢塘阵地，对两马。指部即率两个军以上兵力，迅出中卫，先头精干一个师袭击中卫附近要点，以便接引主力进入中卫以东地区，消灭马鸿逵部;迅以一个军出定远营。五军暂位三角城一带休整，将来可移到五佛寺、中卫间休整。四军即在郭城驿、打拉池线迟滞敌人。

　　(2)一方面军迅集同心城，将来与四方面军主力在金积、灵武地区，隔河会合。如有必要，一方面军即以一部或主力渡河，配合四方面军完成基本任务。

　　(3)二方面军仍在海原地区活动，将来移到适当地点休整。”[68]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计划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三十一军过河后向中卫、定远营开展行动，红五军也渡过河，在五佛寺、中卫间休息，这样红四方面军四个军就渡过了黄河，只留下红四军在河东迟滞敌人，张国焘就将击破南敌的任务甩给了红一、二方面军。在南敌的快速推进下，留在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自然首当其冲，击破南敌的任务就必然主要由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来承担。在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西渡的情况下，张国焘仍在要求红一方面军渡河配合红四方面军完成任务。不知张国焘是否想过，如果南敌北进，一旦河东红一、二方面军顶不住南敌的进攻，南敌与北敌打通，又如何进行宁夏战役呢?

　　据张国焘回忆，为了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能够渡河，他曾要求徐海东派人侦察渡口，徐向前、陈昌浩也曾给他拍电报要求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西渡黄河，不过是由于国民党军已封锁渡口，失去渡河的机会才作罢。[69]

　　实际上，直到十一月四日，徐向前、陈昌浩还在致电朱德、张国焘：“建议四、三十一军成一路，可令其过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护的消耗战，于决战时则分散牵制，似不能鼓起指战员的灭敌雄心。” [70]

　　从上面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红三十军过河后，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面对南敌的迅速推进，当中央提出击破南敌的方针，明确提出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要求后，他们竟然按原定计划继续命令红九军渡河。

　　在中央获悉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渡河的行动，但是明令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和红二方面军必须击破南敌，停止南敌的进攻。可是随后徐向前、陈昌浩于二十七日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从而使河东击破南敌遇到很大困难，中央才不得不调动抗击北敌的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南下作战。

　　由于这时红三十军、红九军已经西渡，红五军当时正在黄河两岸看守渡口，随时可以全军渡到河西，而红四军正在河东前线阻滞敌人。因而这个时候要求全军西渡就首先体现在红三十一军的渡河上。

　　我们知道，红九军渡河后，从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看，在击破南敌之前，中央是不会同意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中的任何一个军西渡的。同时，从宁夏战役计划的部署看，中央是要求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与红二方面军联合抗衡南敌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央是反对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当然也没有要求红二方面军西渡。不论在击破南敌前，还是在击破南敌后，中央都是反对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这样我们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背离了《十月作战纲领》中关于红军三大主力的兵力部署要求。

　　由此可以看到，在红九军渡河后，中央本来是不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的，但是在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的反复要求下，同时也鉴于红三十一军已经开始了渡河的行动，中央才不得不同意红三十一军渡河。海打战役前，红三十一军最终也没有渡过河去的主要原因据现有史料判断还是因为朱德、林育英、彭德怀的斗争所致。

　　由此我们认为，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在红九军渡河问题上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而后提出的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当然包括红三十一军、红五军西渡)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违背了宁夏战役计划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兵力部署要求。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的迎接红一、二方面军渡河的提议，实际上表明他们有要三个方面军共同西渡黄河的意向，而这恰恰是张国焘西退路线的要求，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

　　(4)在抢占定远营方面产生的分歧。

　　是由红一方面军还是红四方面军占领定远营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重要分歧。

　　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由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占领定远营。

　　我们先看下面的档案文献资料。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并贺龙、任弼时、徐向前、陈昌浩：

　　“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并堡、大营盘、大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击战略要地之定远营。”[71]

　　这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了由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以一个军袭击定远营。

　　十月二十六日一时半，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72]

　　由于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提出红九军渡河后必须攻占定远营。

　　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不应以一方面军去占，不便利，又失时机。”[73]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强调红九军必须攻占定远营，并讲了之所以由红四方面军而不是红一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的原因。这实际上是要求彭德怀在河东通过与张国焘的斗争来执行中央的这个决定。

　　十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九及三十军速赴河岸西，向中卫、定远营扫荡前进。”[74]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原先计划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击破南敌，而由红四方面军西渡两个军中的一个军占领定远营。但在红九军渡河后，又命令红九军必须占领定远营。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要求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的。

　　② 张国焘主张由红一方面军来占领定远营。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档案文献资料。

　　十月二十四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一方面军主力最好于结冰前在宁夏地区渡河，抢占定远营。”[75]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明确提出红一方面军占领定远营。

　　十月二十五日十六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电报提议：“一方面将来主要在金积、灵武、中宁、中卫段渡河，以从五堆子渡河为次要，必要时可从五佛寺渡河。”“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76]

　　据彭德怀说，这封电报是张国焘发后才给他看的，是“阴谋的强奸式的”[77]，因而这封电报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从电报中可以看到，张国焘要求红四方面军重点控制五佛寺渡口，而他又认为从五佛寺去取定远营“似不便”，这实际上是说不宜由红四方面军从河西去取定远营。张国焘认为“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当时红一方面军主要集中在宁夏附近，这实际上是建议红一方面军去占领定远营。

　　由此我们看到张国焘是希望由红一方面军去抢占定远营的。

　　由以上我们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攻占定远营，而张国焘却要求红一方面军去取定远营。这就说明在是由红四方面军还是红一方面军来攻取定远营的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产生了严重分歧。

　　(5) 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甘北(西)发展的迹象逐渐显现。

　　本来，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渡河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但是我们看到在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他们签署的电报中却流露出向甘北进军的迹象。

　　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十月二十五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并报毛泽东、周恩来：“宁夏甘北地区广大，人烟稠密，物资丰富。”“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边区，实行停止内战，准备出师东北抗日，大大扩大红军，高度巩固部队，尽一切扩大力量，争取广大回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学习与发扬我三十军英勇坚决战斗的模范。”[78]

　　按照中央宁夏战役计划的要求，红四方面军渡河后，是要向北攻占宁夏的。可是我们从这封电报中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却流露出向甘北发展的意向。

　　十月二十五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在谈到红军三大主力的行动纲领时指出：“根据中央军委历次关于战略方针指示，我三个方面军在这一时期以占领宁夏地区，扩大甘北活动地区和尽量巩固陕甘宁赤区以及维持扩大活动地区，吸引胡、毛、王、关诸敌于西兰大路一带，接通远方，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公开形成为战略目的。”[79]

　　彭德怀说这一封电报是“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80]因而这封电报并不代表彭德怀的意见。我们从这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在红军发展方向上，除了占领宁夏地区，又增加了向甘北地区进军的内容。这样就与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出现了不合。这是一个严重的动向。

　　我们从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徐、陈提议不论红四方面军是否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四方面军亦需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死守均较妥当。”[81]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徐、陈有使红四方面军向甘西退却的动机。

　　从以上所引用的三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在红三十军渡河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在继续按照中央要求占领宁夏地区的同时，又流露出向甘北发展的意向。这种意向在河东南敌快速推进，与北敌打通，河东红军主力向东转移，红一方面军暂时不能渡河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最终演变成向甘西进军的实际行动。

　　2、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分歧的历史评析。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对待南敌作战方针上的分歧，不仅鲜明地表现在对待南敌是采取击破还是迟滞的战术措施上，而且也表现在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上。在是由河东红一方面军还是河西红四方面军来攻占定远营问题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重要分歧。与此同时，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签署的电报中却不时流露出向西退却的动机。那么，从今天的角度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待他们之间存在的这些分歧呢?

　　我们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河东南敌迅速推进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作战方针上。这一分歧直接关系到对南敌采取的战术措施、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分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电令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要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否则一旦南敌与北敌打通，就会给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这实际上就是说欲进行宁夏战役就必须首先停止南敌，停止南敌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必要条件。只有击破南敌，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才能够停止南敌。而要击破南敌，就必须对红四方面军在黄河两岸的兵力部署暂时作出调整，集中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这样我们看到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进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

　　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为了击破南敌，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的命令于不顾，仍然在按原定计划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在红九军渡河后，不顾中央作出的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击破南敌的指示，仍然主张红四方面军继续渡河，直至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这样就将河东击破南敌，抗拒北敌的任务推给了红一、二方面军。由于南敌是运动之敌，推进迅速，在红四方面军继续西渡的情况下，为了击破南敌，中央就不得不抽调准备渡河实施宁夏战役的红一方面军南下作战，来填补由于红四方面军相关部队渡河后在抗击南敌方面形成的空缺，这样不仅劳时费力，贻误时机，而且还消弱了对北敌的抗衡，严重影响到红一、四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尽管我们从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当时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这样做是打着配合红一、二方面军进行宁夏战役的旗号来西渡的，这就不禁使我们产生疑问：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南敌猖狂进攻，中央指示要击破南敌的关健时刻，他们却命令红四方面军迅速渡河，他们为什么不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集中力量和南敌进行决战呢?如果一旦阻止不住南敌，南北两敌打通，又如何实施宁夏战役呢?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担心如果南敌猖狂北进，一旦与北敌打通，南北两敌联合起来就会给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的中止，因而才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

　　那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一旦难以停止南敌就会对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会导致宁夏战役难以实施的判断是否正确呢?

　　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因为当时中央正是从宁夏地区敌人力量薄弱这一现实出发才提出实施宁夏战役计划的，如果不能停止南敌进攻，一旦南北两敌打通，北敌获得南敌的增援，宁夏地区敌人的兵力得到空前增强，我军就会失去实施宁夏战役的先机，最终将会导致宁夏战役计划不得不放弃。我们从后来南北两敌打通后，河东红军向东转移，宁夏战役中止的史实中可以看到中央的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可是，为什么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没有看到这一点呢?难道是他们认识的局限吗?如果仅仅是认识的局限，当时他们没有认识到击破南敌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必要条件，那么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击破南敌问题上向他们指明了这一点后，[82]他们还是极力主张西渡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对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说渡河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产生质疑：

　　如果红四方面军渡河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那么在不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南北两敌打通，北敌得到空前增强，又如何实施宁夏战役呢?

　　如果不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那么从河西的地理状况上看，西渡黄河就是为了向甘西退却了。

　　我们还可以从如果难以击破南敌河东，河东红军的行动方向上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如果难以击破南敌，停止南敌向北进攻，在南敌的进逼下，河东红军将被迫向东转移，或者西渡黄河。

　　如果河东红军主力向东转移，远离黄河渡口，又如何能够渡河实施宁夏战役呢?如果河东红军向东转移，单靠红四方面军过河部队能够实施宁夏战役吗?我们从徐向前回忆 “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83] 中可以看到，单靠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是难以实施宁夏战役的。既然这样，那么他们西渡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宁夏战役就让人生疑了。

　　如果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在南北两敌业已打通，北敌得到增援的情况下，仍然会给宁夏战役的实施带来很大困难。由于河西地形独特，红军西渡后，东面、南面均有黄河天险相隔，河西红军只有向北进攻宁夏，或者向甘西退却两个发展方向。这样在向北实施宁夏战役出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也就不得不向甘西退却了。

　　从以上我们对河东红军主力不论向东转移，还是西渡黄河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的行动实际上潜藏着他们西退的动机。

　　定远营是实施宁夏战役接物攻宁的重要枢纽。可是我们看到，张国焘却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攻占定远营方面产生了重要分歧。张国焘要红一方面军去攻占定远营，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明令过河后的红九军必须攻占定远营。

　　鉴于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后，东、南两面有黄河相隔，只有向北、西两个方向可以发展。由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定远营攻击，既“便利”，又占“时机”，而张国焘却将攻占定远营的任务推给尚在河东的红一方面军，这实际上就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避开了向北对宁夏的攻击。在避开北向宁夏进军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也就只有向西退却了。当毛泽东得知张国焘要求红一方面军攻占定远营后，就敏锐地意识到张国焘有出凉州之意，[84]因而明确要求红九军必须占领定远营。这不仅是因为这样便利，而且这样也就可以把张国焘拉上宁夏战役的轨道，防止张国焘向西退却。

　　我们由此看到从张国焘要求由河东红一方面军，而非中央电令的河西红四方面军来攻占定远营，可以反映出他对待宁夏战役的消极态度，也反映出他有向甘西退却的动机。在攻占定远营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红四方面军是和红一方面军联合进行宁夏战役，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

　　从上文我们引用的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中也流露出他们具有西退的动机。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在击破南敌方针上，在是由河东红一方面军还是由河西红四方面军攻占定远营的安排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是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联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单独向甘西退却，从性质上说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

　　（三）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我们看到，在南敌快速进攻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定了击破南敌的方针，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命令红四方面军至少三个以上的军西渡黄河，直至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

　　虽然红三十军渡河前报告了中央，但是我们通过对档案文献资料的研究可以发现，当时张国焘在南敌快速推进之下，对红三十军渡河的心情是急迫的，希望红三十军尽早强渡成功，开辟一条西渡通道。

　　红三十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明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三个军留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击破南敌。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不顾中央的命令，让红九军开始了渡河。在中央得知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消息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

　　红九军渡河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明确要求红四方面军其余三个军留在河东，和红二方面军一块击破南敌。待击破南敌后，再以一个军渡河。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此时，红三十军、九军已经渡过黄河，红五军正在河边看守渡口，这时渡河的部队就集中体现在红三十一军的西渡上。红九军渡河后，从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击破南敌的命令看，在击破南敌前，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三个军继续渡河是违背中央击破南敌方针的。但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造成红三十一军西渡的事实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又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渡河要求。但是由于林育英、朱德、彭德怀等人的斗争，红三十一军已经渡河的部队又返回来参加海打战役，才没有渡过河去。后来，由于张国焘在海打战役的关健时刻，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出阵地，导致海打战役流产。这样南敌推进，在渡口附近的红五军才奉徐向前、陈昌浩之命收兵西渡，才导致了西路军的形成。

　　我们通过对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在南敌快速推进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希望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这不仅违背了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背离了宁夏战役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留在河东抗击南敌的部署，同时更是与中央的东进路线背道而驰的。

　　不论是红三十军，还是红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黄河问题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保持了高度一致，而屡屡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计划和指示相背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往往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行动后，从大局出发才不得不认可了他们的行动。

　　因而我们说在红四方面军一部渡河，西路军形成问题上，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处于从属地位。出现这个状况的原因还是因为红四方面军深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四）、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那么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又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根据以上我们对档案文献资料的考察，下面我们再来进一步分析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的东进路线与张国焘主张的西退路线的斗争及张国焘西退路线对红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张国焘不论是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还是主张河东红一方面军占领定远营，实际上潜藏着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的玄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东进路线认为红军主力必须向东发展，但是不排除在适宜条件下派出一个支队向河西进军。这是长征期间毛儿盖会议决议中关于东进路线的内容。[85]这个内容不论是张国焘还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都是知道的。因而从东进路线的要求出发，在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的条件下，从逻辑上来讲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应该知道中央是不会再同意河东部队西渡黄河的，但是我们却看到不论张国焘还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均不但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甚至流露出红一、二方面军西渡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主张红军主力向河西进军，这样我们就不能不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央的东进路线，而是仍然受到西退路线的影响。

　　从十月二十六日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红四方面军五个军的分布态势以及本日十七时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过河来看，他们显然是作好了全军西渡的准备[86]，随后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87]十月二十七日，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了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建议[88]，迅速得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批准。[89]这个时候，在贯彻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以及实施海打战役方面，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虽然曾一度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保持了一致，[90]但是最终还是被张国焘所破坏，没有能够贯彻落实到底。[91]究其原因，尽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红军总部的朱德、彭德怀、林育英等人的斗争，也有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全战役须掌握在你一人手里”的命令，[92]但是鉴于当时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同时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在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仍然存在着重要影响，因而最终也没有能够阻止住张国焘的行动。

　　根据前文的分析，如果不能击破南敌，阻止住南敌进攻，河东红军也有可能被逼着西渡黄河。一旦红军主力西渡，在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下，河东乃至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就会面临极大风险，我党就可能失去河东根据地。如果失去了河东根据地，国民党军队再沿河布防，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就会被限于河西，这样党的工作重心也就转向河西。而河西地区经济、人口、民情、地理环境的局限，又会使党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这样就不仅使我党远离抗日战争的前线，难以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为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会严重制约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未来抗日战争的岁月里难以得到发展壮大。

　　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反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进行宁夏战役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而不是放弃河东根据地，这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基础。正是这样，才在《十月作战纲领》中要求红二方面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用来抗击南敌。在南敌快速推进下中央又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指出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是进行宁夏战役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军事上的要求，同时更是处于保护河东根据地的需要，以防止国民党军占领河东，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局限于河西而失去发展前途，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能够随时向东发展创造的必要条件。这是贯彻执行党的东进路线的必然要求。

　　这样我们就看到，面对南敌的猖狂进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采取了不同的方针。一个主张击破南敌，一个主张西渡，避开敌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是由于他们对河东敌我力量对比及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的认识的分歧所致。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认为，根据河东敌我力量的对比状况，只要我军集中必要的兵力，利用敌军锐进，创造有利的战机，是可以给予南敌以歼灭性打击，停止南敌进攻的。同时，鉴于河东河西经济、人口、民情、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导致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只有占领河东，向东发展，才能不仅使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还可以承担起抗日战争的领导重任，使我党在政治上处于有利态势，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而且也会极大地推动民族解放战争的进程。因而只有击破南敌，停止南敌进攻，防止南北两敌打通，才能保持河东根据地在我手中，为宁夏战役的实施创造必要条件。

　　而张国焘的西退路线则不仅没有认识到河东河西在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发展中的不同作用，而且认为经过长征以后红军力量遭到严重消弱，因而红军主力应该向河西的甘肃、青海地区西退，以保全革命力量。这样在南敌的猖狂进攻下，他认为依靠河东我军的力量是难以击破敌人，停止南敌进攻的。因而他主张河东红军西渡黄河在获得苏联援助后，再返回头来击破敌人。[93]这样张国焘就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苏联援助上。这种不是依靠自我力量却将战胜敌人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苏联援助一旦不能及时获得，就会给红军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反映出张国焘不仅在与河东国民党军作战上信心不足，而且也缺乏在河东建立根据地的坚定信念。

　　面对南敌的猖狂进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主张给南敌以歼灭性打击，而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主张退却，西渡黄河，而将与南敌作战的任务留给河东的红一、二方面军，这显然是与国民党军作战及在河东建立根据地信心不足的表现。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击破南敌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反映出红四方面军是与红一方面军共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还是单独向西退却，而从性质上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执行的东进路线和张国焘西退路线的斗争。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命令红四方面军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急速渡河，是在张国焘西退路线影响下的行动。

　　2、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因素的影响。

　　我们通过考察发现，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影响在红四方面军西渡期间与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是有着重大不同的。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政治局北上方针，擅自率军南下，而且更表现在张国焘竟然另立“中央”，分裂党。这样就将张国焘路线中的军阀主义行为推向高峰。而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张国焘是在名义上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尽管采取了不少违背中央指示的行动，但他还是希望自己采取的行动能够获得中央的认可，以使自己的行动披上“合法”性的外衣。这个时候，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红四方面军多次违背中央指示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性方面。这也在客观上说明当时红四方面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是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到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南敌迅速推进对实施宁夏战役构成的严重威胁，确立了击破南敌的方针，但张国焘却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始终不愿执行命令”。[94]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以红九军为中心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留在河东，可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置中央的命令于不顾，仍然要红九军渡河。在中央得悉红九军已经开始渡河的既成事实后，才不得不同意了红九军的渡河行动。

　　后来红三十一军也是在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要求下，中央才不得不同意渡河的。不过是由于实施海打战役的需要，在朱德、林育英、彭德怀等人的坚持下，已经渡河的红三十一军先头部队才又返回河东。但是在海打战役实施的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命令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撤离阵地，造成海打战役流产，致使河东红军失去击破南敌的良机。[95]

　　在红九军渡河后，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河东三个军与红二方面军集中兵力击破南敌，而红五军则是在尚未击破南敌，又未经中央批准的情况下渡过了黄河。

　　在南敌进攻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确立击破南敌的方针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还曾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这不仅是消极执行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而且也违背了中央《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中关于红四方面军兵力部署的规定。[96]

　　由此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过程中，张国焘虽然多次违背中央的命令和指示，确实存在着独立性的倾向，但在形式上又是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进行的(也就是他们的行动力图获得中央的同意或认可)。这种独立性是张国焘军阀主义的变种，又与张国焘南下时的军阀主义有着重大区别。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渡河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存在着严重斗争。这种斗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维护中央东进路线的前提下，处于团结张国焘的目的，实行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同时张国焘也在形式上承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红四方面军渡河及调动问题上，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是处于从属地位。这种斗争具有路线斗争的性质，但是又与张国焘南下有着重大区别(形式上置于中央的领导之下)。

　　这样我们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斗争的整个历程来看，从他们对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的不同影响来分析，我们不能不说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虽然起着重要作用，却难以制约张国焘路线对红四方面军的影响，从大局计有时还不得不做出必要的让步。这样我们看到尽管红四方面军的行动违背了中央的东进路线和击破南敌的方针，中央也竭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是最终也没有阻止住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形动，导致了红西路军的形成。

全文详见：

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