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三、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行动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1、北攻宁夏

　　2、东返河东

　　3、西退甘西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三）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向西退却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四）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1、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2、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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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西路军是奉中央军委打通国际联系的命令向西退却的，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行动方向上面临三种选择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及直属部队过河后，根据河西的地形，东面、南面有黄河相隔，这样在行动方向上就面临着三种选择：北攻宁夏，西退甘西，东返河东。

　　1、北攻宁夏。

　　在河东南敌与北敌打通，河东红军向东转移的情况下，仅靠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宁夏进军，确实有着势单力孤之嫌，处于不利地位。对此徐向前曾回忆道：“如我们单独北进取定远营，通过腾格里沙漠至少需四天以上的行程，部队缺粮、缺水，缺骆驼，很难完成任务。而且，苏联的军用物资何时到达那带，还是未知数。我孤军深入该地，取不到援助物资，就有被宁马封锁和消灭的危险。”[97]彭德怀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也说，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以袭击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98]我们从徐向前的回忆和彭德怀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认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是不适宜单独北攻宁夏的。

　　虽然导致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北攻宁夏不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积极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渡河造成的，同时在他们渡河期间也不时流露出西退的动机。但是在南北两敌已经打通，河东红军向东转移的情况下，从这种现实出发，我们也不能不说单独由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北进攻宁夏确实是不利的，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当时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没有向宁夏进军也是可以理解的。

　　2、东返河东。

　　在返回河东问题上，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认识到：一是是否失去了返回河东的渡河条件;二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否愿意返回河东。那么，当时到底是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失去了渡河的条件，难以返回河东呢，还是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根本就不愿意返回河东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从渡河条件上来说，我们现在尚未发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难以返回河东的切实有力的证据。

　　程世才曾回忆道：“红三十军两个团占领五福寺的第二天，忽然接到总部电报，命令我们大量收集船只，准备回陕北去。……回河东，去陕北是我们衷心盼望的，所以接到电报后十分兴奋，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收罗了大船七只，小船十余只，同时将对岸情况也作了些调查。不料第二天上级又来电报说，船只不要了，并命令我带领部队返回一条山。……渡河以来，红三十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整整一夜我没有睡好，有很多问题困绕着我：北进宁夏的计划应该放弃，可是为什么东进陕北与中央会合的计划又撤销了呢?‘五马’主力十三个旅在我们周围，胡宗南的一个补充旅随时都可赶到，我军面对着压倒优势的敌人，在这片地瘠贫困，没有群众基础的狭小地区，能够长久地呆下去吗?”[99]从程世才的回忆看，当时是存在渡河条件的。河西部队没有返回河东不是失去了返回河东的渡河条件，而是当时上级领导放弃了返回河东的行动。这个上级领导不是张国焘就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但我们可以肯定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

　　十一月十一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还在询问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100]十二日也同样询问张国焘“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01]，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提出的在西路军返回河东方面已经失去渡河条件的有力证据。他们实际上避开了中央的这个询问，却要求西路军向西行动。徐向前、陈昌浩于十一日电告中央“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指西路军向西退却—引者注)，完成任务”[102]，而张国焘也于十二日电令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你们应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103]从电报中我们看到，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避开中央对他们东返征求意见的询问，是极力主张西路军向西退却的。

　　我们还可从红四方面军在渡河期间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作为来看，他们也是不愿意返回河东的。我们知道，在河东南敌快速推进的情况下，他们匆忙令红三十军渡河，而后不顾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又要红九军渡过了黄河，直至提出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的要求。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之所以消极对待中央击破南敌的方针，匆忙渡河的原因还是为了避开南敌的打击，为了保存红四方面军。这样好不容易渡过了黄河，在河东形势仍然严峻，尚未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斗争形势仍然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又怎么再会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返回河东呢?与其那样，还不如留在河东，何必冒着风险匆匆忙忙地西渡黄河呢?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不愿意返回河东的。

　　我们从前文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对中央向他们询问返回河东有何困难的电报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出他们是不愿意返回河东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徐向前的回忆中看到他们对东返是持反对态度的。[104]]

　　这样我们既没有发现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返回河东失去渡河条件切实有力的证据，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不愿意返回河东，因而我们说在没有失去渡河条件的情况下，他们却不愿意返回河东，这是他们自动放弃了返回河东的机会。

　　这样我们看到，在北攻宁夏，东返河东均已被否定的情况下，西退就成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唯一选择。

　　（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进行了三个回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行动。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一个回合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背靠黄河，三面环敌，同时在河东敌军也随时有可能西渡黄河的情况下，从自身安危计，向北、西、南三面适度拓展，扩大战略纵深，是必要的。

　　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行动方针请速示，因一条山、五佛寺在地理、生活、敌情各项估计，都不容许我们争取较久时间。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105]

　　从这封电报中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首先向中央提出在河东主力不能迅速渡河的情况下，向大靖、平番、凉州行动的建议，并向中央陈述了向西行动的原因。这实际上是河西红军战略行动方向的重大改变，也就是由预先北攻宁夏，转向西退甘西。

　　十一月二日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106]

　　在宁夏战役尚未放弃，河东也未击破南敌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并没有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而是指示他们北攻宁夏的方向仍然不变，但是为河西部队安全计，可以向三面扩大占领地区。

　　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107]

　　考虑到河西部队背靠黄河，面对甘青二马，同时河东主力又难以及时西渡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红军可以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扩大战略纵深，但明确要求一条山、五佛寺必须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这是要求河西部队要守住渡口，不隔断与河东的联系，以便于在情况不利时随时可以返回河东。由此可以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意河西红军西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不隔断与河东的联系，以便在西进不利时可以随时返回河东。

　　十一月四日八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 “现地区粮难、资材缺，敌据堡寨，须分兵围困，而敌骑四出活动，我又不能分兵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108]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向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提出放弃景泰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凉州地区退却的建议。这一提议显然违背了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他们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及五佛寺渡口留一部扼守的指示。

　　十一月五日十四时，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有三十一、四军来接通你们。”“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取决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09]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向西退却的建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十一月三日二十二时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及五佛寺留一部扼守的电报也同时发给了张国焘，在张国焘知道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却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向西“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 “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这显然就违背了中央的指示。这样我们看到，在宁夏战役尚未放弃的情况下，张国焘就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由北攻宁夏调整为西退甘西，率先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打开了西退的“闸门”。

　　由此我们看到，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具有不同意见。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向西退却的动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保持景泰一条山地区和五佛寺渡口的情况下向西退却，而张国焘却命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可以放弃渡口，“不受一切牵制”地向西退却，率先打开了向西退却的“闸门”。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斗争的第一个回合。

　　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二个回合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接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十一月五日十四时批准他们向西退却的电报后，不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他们在景泰一条山地区及五佛寺渡口留一部扼守的指示，于十一月六日迅速制定出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于当日上报军委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纲领中规定：“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战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110]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主旨是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上由北攻宁夏转为西退甘西，从兵力部署上由红一、四方面军共取宁夏变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单独向西退却。这个战役计划是在中央没有明确表示放弃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十一月五日十四时对他们西退的授权制定的。从这个战役计划的制定看，徐向前、陈昌浩显然执行的是张国焘的西退命令，而不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命令。可是他们却在这个战役计划的纲领中说“遵军委电令”，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怪乎是为了说明他们的西退是遵军委命令行事的，以使他们制定的西退计划披上合法的外衣。

　　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于十一月六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战役计划已读悉，我们同意，希望照此执行。”“你们即在甘北、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大大扩大行动区，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回蒙革命团体政权机关和游击队等，必要时你们自己提选人员组织地方党和政权机关。”[111]

　　我们看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于当日就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且要求他们可以进一步扩大行动，授权他们建立地方党政机关。

　　十一月六日十七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决将三十军在一条山、景泰、五佛寺一带部队，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锁罕堡线，便击敌。” “五军沿河北岸部队明(七)日全撤收，拟于十日到达大拉牌，九军、三十军、直指均约十日向目的地出发。”[112]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开始调动部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了。

　　十一月七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以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靠前。”[113]

　　这是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又一次摧促徐向前、陈昌浩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根据张国焘十一月五日十四时授权西退的电报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迅速予以批准，而且还进一步摧促徐向前、陈昌浩要迅速执行，而徐向前、陈昌浩也开始调动部队准备实施《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却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没有立即批准，而是采取了暂时搁置的态度。中央没有立即批准，就进一步表明中央对他们的西退存在顾虑，因而才对他们的向西退保持慎重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中央对他们在这个战役计划中打着军委旗号而实际违背军委意图的西退行动表示不满。

　　这样我们看到，根据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十一月五日十四时的授权，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此采取暂时搁置的态度。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批准上彰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就构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退问题上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西退却问题上进行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将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后，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当即予以批准，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暂时予以搁置。

　　在这种情况下，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名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高级领导干部致电党中央并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114]

　　我们看到，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四方面军高级领导干部主张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这显然是提高了河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领导级别。应该说，在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孤悬河西，河东红军向东转移，暂时难以执行宁夏战役的情况下，为河西部队安全计，需要向西适度拓展战略纵深，为了行动的集中统一，提高领导机关的声誉和影响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等七名高级领导干部主动提出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河西只有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而没有兄弟部队，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称而已，由他们向中央请示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可以看出他们是主张向西进行独立行动的。因为如果他们要求返回河东而不是向西退却的话，是没有必要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的。只有向西退却，独立开展行动，处于向西开展新局面，创立根据地，建党建政的需要，才有必要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和授予新的部队番号。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他们此前上报的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而中央却予以暂时搁置的处理来分析，可以说他们这次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的提议，是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强化了向西退却的信号，恰恰又一次表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向西退却。

　　由于河东形势的变化，宁夏战役计划暂时难以执行，于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十一月八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河东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分别向南、向北行动，而后转战到黄河岸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当视情况或者东进，或者回返陕甘，或者南下直鲁豫，到达鄂豫皖，再转回西北，用一至两年完成之。“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115]

　　这个新计划中央尚在征求意见，还未做出最后决定。后来由于河东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和西安事变爆发，结果没有施行。在这个计划中，决定河东红军要转移到外线作战，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在河西创立根据地，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从这个计划看，中央开始考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并将他们的提议纳入战略计划。处于慎重考虑，中央还在征求意见，尚未批准他们向甘西退却。

　　十一月八日二十时，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李特等七同志：“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付，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116]

　　这是一封征求意见的电报。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基本上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的提议，不过是从《作战新计划》中整个红军的分布及行动方向上将河西部队称为西路军，领导机关称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仅仅是改变了名称而已，领导机关的组成人员及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均照他们的来电批准。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于十一月十日专门就这个问题致电征求朱德、张国焘的意见，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于是十一月十一日十时，中央及军委正式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管理军事、政治和党务。”[117]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同意他们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是不是就意味着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呢?我们认为还不是这样。因为前文引用的档案文献资料显示，中央同意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在确保景泰一条山地区和五佛寺渡口的情况下，可以向西占领永登、古浪一线。这样处于西退行动的需求，同时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也初步吸收了徐、陈的提议，因而从大局考虑，从西路军的安危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授予了他们西路军的番号，同意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但是并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这就表明中央虽然有同意西路军西退的意向，却尚未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十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你们现到何处?情况如何?”“请考虑并电告下列各点：(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118]

　　在电报中，毛泽东、周恩来首先关切地询问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西路军现在所处的位置，遇到的情况如何?然后就东返和西退征求他们的意见。看来，中央对这个问题是慎重的，只有在征求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后，才能就他们的西退做出决定。

　　如果是中央要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的，应该在先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后，再授予他们西路军番号，同意他们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而不是在授予番号，同意他们组织军政委员会后，再去就西退与东返去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并非出自于中央的决定。

　　西路军西退，标志着西路军行动方向的改变。这不仅关系到西路军的安危，也会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此事显得格外慎重，在征求徐向前、陈昌浩意见的同时，还要征求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意见。

　　十一月十二日十五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甲 河西徐、陈所部现进到何处?情况如何?乙 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119]

　　我们现在虽然尚未发现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复电，但是我们根据张国焘在此事上的一贯态度，从逻辑上判断他是同意西路军西退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于十一月十一日向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所发出的征求意见的电报，十一月十二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红军总部：

　　“指挥部全部及八十八师今集大靖附近，……八十九师全部今早出土门。我(九)军主力位干柴洼，截击松山敌一部，经红凉山到古浪。”

　　“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我力量估计，我们可以单独行动，完成任务。”

　　“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扫清道路。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胁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在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永。”[120]

　　十一月十三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世才带八十九师今夜向凉州进，明晚袭城。九军主力已集红凉山，准备击松山、干柴洼来敌，海松带八十一团今夜袭古浪。八十八师主力位土门，二六三团今夜向古浪，配合海松动作。五军仍位大靖。”[121]

　　我们从这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到，西路军兵分两路：右路为西路军主力部队，其主力已经位于大靖、土门一带，前锋已经向凉州进发;左路红九军为偏师，主力已集红凉山，前锋已经向古浪进发。从西路军的兵力分布及发展态势来看，在中央尚未批准他们西退行动之前，他们已经开始执行张国焘批准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且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针对中央就东返问题对他们的询问，在电报中徐向前、陈昌浩避而不答，反而却对西退充满信心，豪情满怀，向中央表示依靠他们的力量可以单独行动，完成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这样他们就向中央明确表示了他们的西退意见。从后来西路军在甘西的征战历程看，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在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的提议行动的。

　　虽然得到了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西退充满信心的保证，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退问题还是心存疑虑的。因为尽管共产国际十一月三日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122]但是共产国际是否能够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呢?如果共产国际还是像以前那样表示从宁夏提供援助，但是在红军过河后却又突然表示停止提供援助的话，那将会给悬军甘西的西路军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样，十一月十三日，中央书记处才致电王明等转共产国际：“请你们切实无误的从新疆接济物品，并以准备情形迅即电告我们。”[123]

　　我们看到在这封电报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共产国际“切实无误”的提供援助，而且要求他们将“准备情形迅即电告”，这就是说中央不但要看共产国际能否确保从新疆向西路军提供援助，而且也要视他们就援助提供的及时与否来决定西路军的行动。同时，在十一月三日共产国际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的电报中说是要将援助运到哈密的，但是十一月八日中央对共产国际的复电中表示“你们除非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一千五百里荒无人烟的沙漠。”[124]

　　我们现在尚未发现共产国际的回电，但是从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向凉州进” “新疆接济正准备中”的电报中，[125]我们可以断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一定是收到了共产国际表示迅速从新疆提供援助并将援助运送到安西的电报，否则的话中央是不会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的。这个判断我们可以从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致西路军“远方货物是只能在约定时间送到安西的”电报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126]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中央对西路军西退是极为慎重的。

　　在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执意西退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已经显示出同意西路军西退的意向，但又是忧心忡忡的，对能否调回西路军是没有把握的。

　　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边船，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127]

　　我们从毛泽东的发言中看到，他对西路军向西进军是心存忧虑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时已经收到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中央十一月十一日电报的复电，知道西路军在中央尚未同意的情况下已经实施了向西退却的行动。从他说的“能否调回来还是一个问题”来看，显然对西路军能否听从中央的电令顺利东返没有信心。从他说的“最好是，向西的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还可以转向东”来看，这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徐、陈表示东返比西退更为困难，[128]他们又认为依靠自己能够在河西独立开辟一个新局面，同时鉴于红军主力要离开陕北，因而从维护红军团结的要求出发，毛泽东才说了这样的话。

　　这样，直到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才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你们向凉州进”。[129]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这时西路军右路主力已位于凉州、土门一带，其前锋已逼近永昌，而左路红九军已全军抵达古浪。[130]

　　我们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徐向前、陈昌浩上报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暂时搁置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却业已批准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徐向前、陈昌浩主动要求中央授权他们组织单独行动的领导机构和部队番号，在中央就东返和西退征求意见时，他们执意于西退，认为依靠他们自己力量能够完成建立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这样经过反复考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这就构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斗争的第三个回合。

　　（三）要正确认识和准确界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路军向西退却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前面我们通过对红四方面军一部渡河后向西退却的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最初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率先提出向西退却的动议，而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鉴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渡后，在甘、青二马的进攻下，背靠黄河，处境危险的实际情况，才同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保持景泰一条山和五佛寺渡口的条件下，可以向西适度展开，占领永登、古浪一线。而张国焘却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他们消灭马步芳部，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为此，可以不受一切牵制地独立去完成任务，必要时可以放弃五佛寺渡口。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就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行动问题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授权，迅速制定出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上报军委和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张国焘当即批准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催促他们及早执行这个计划，向西退却。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却对这个计划予以暂时搁置。这又一次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问题上的分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虽然同意授予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路军番号，批准组织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作战新计划》中接受徐、陈提议，初步决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这不过是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开始考虑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西退主张，具有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西退的意向，但还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西路军西退。可是我们看到，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情况下，徐向前、陈昌浩却奉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的命令于十一月九日夜开始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向西退却。[131]

　　在西路军开始向西退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又就东返和西退问题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徐向前、陈昌浩在十一月十二日电报中回避了东返问题，却对西退作出了信心十足的保证，表示依靠西路军自身力量可以独立完成创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的任务。从十二日、十三日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致中央的电报中可以看到，当时西路军右路前锋已抵凉州，主力在土门和大靖一带，而左路红九军主力位于干柴洼，前锋直达红凉山，进逼古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电报中分明看到，在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已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付诸于实施，西退行动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得到共产国际“确实无误”的从新疆提供援助，并把援助运抵安西的保证后，才于十一月十五日最终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而这时西路军右路的前锋已经越过凉州，直逼永昌，而左路红九军则已全军到达古浪县城。

　　既然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中央迟迟没有表态，但是又为什么最终又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呢?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导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向西退却上的原因是复杂的。本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向甘西退却表示忧虑，但是在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的执意要求下，西路军未经批准已经开始了向西退却的行动，处于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的考虑，苏联又表示从新疆提供援助，处于打通国际联系，开辟河西根据地的需要，又与中央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和东进路线没有根本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同意了西路军的向西退却。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主张的向西退却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主张的向西适度发展具有明显的不同。张国焘率先要求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可以不受牵制地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而且又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他十一月五日授权西退的电报制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这样就为西路军打开了西退的“闸门”。同时，我们也看到，不论从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行动方向的提议和东返、西退问题的选择上，还是从《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显然是消极对待中央征求他们东返的意见，积极执行张国焘的西退命令，热衷于西退。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导致西路军西退的主导力量，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则在西路军西退过程中处于从属被动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是在西路军已经造成西退的既成事实后才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四）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那么，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向西退却中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1、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西路军的向西退却，是在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执意要求下，打着打通国际联系和开辟河西新局面的旗号，经过十余天的反复斗争才最终确定下来的。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西路军西退前，曾就西退和东返问题征求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据徐向前说：“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在发言中列举了西进新疆的好处：(1)解决了西路军的战略靠背问题;(2)能拿到苏联援助的武器;(3)回过头来再打马家军，易如翻掌;(4)对河东红军和友军，能起到有力的鼓舞和策应作用;……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132]由此看来，徐向前、陈昌浩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是同意西路军西退的，认为东返比西退更为困难。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发现张国焘就西退问题的文献档案资料，但从前面张国焘放手让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向西退却和当即批准并催促迅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来看，他是支持西路军向西退却的。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渡河期间，在中央要求击破南敌的情况下，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如果一旦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抗衡南北两敌的重担就压在了红一、二方面军的身上，因而这个时候的西渡确实具有避战的考虑。在他们好不容易令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后，同时还在要求红四方面军留在在河东的两个军西渡的情况下，[133]他们又怎么会同意河西红四方面军部队东返呢?因为这个时候返回河东，在河东尚未打破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情况下，东渡部队势必还要承担起打破河东国民党军“围剿”的重任。由其那样，当初他们又何必急急忙忙地西渡呢?因而我们认为从他们处于避战的考虑才进行西渡，而河东又尚未打破“围剿”，这个时候东渡还要担负起与敌作战的重任来分析，他们是不愿意东渡的。

　　至于东渡有没有机会，我们从十一月七日徐向前、陈昌浩令河西红五军看守渡口的部队撤收来看，[134]他们已经主动放弃了河西渡口，隔断了与河东的联系。他们在中央征求东返意见的回电中，避而不谈东渡的困难，也就进一步说明不管东返有无机会，其码从他们心理上已经放弃了东返的要求。

　　我们再从河东河西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上进行分析。河东是国民党中央军，河西是甘、青二马。两相比较，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认为那个战斗力更强呢?我们从当时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签发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是轻视马家军的。徐向前后来也承认“我们过黄河后，轻视马家骑兵，这是我们的错误。”[135]陈昌浩也认为当时西路军没有东渡是因为害怕河东国民党中央军，认为马家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才向西退却的。[136]因而我们认为，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从当时河东河西的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来看，河东的国民党中央军的战斗力显然强于河西甘、青二马，因而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应该避实击虚，向着敌人力量薄弱的河西而不是敌人力量强大的河东发展也有把握取得胜利。

　　这样我们看到，从他们执意于向西退却而不愿意返回河东来看，他们确实是对在河东消灭国民党中央军信心不足。正是由于这种信心不足的悲观心理，同时又鉴于对河东河西敌人力量对比巨大差异的认识，才成为驱使他们放弃东返，执意于向西退却的强大动力。

　　我们看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执意西退的。从徐向前、陈昌浩十一月十二日致中央的电报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十一月十日致中央的电报中有关于河东红军主力行动的建议。[137]十一月十日的电报现在尚未公布，因而我们还难以知晓他们在这个电报中关于河东主力行动的具体建议。但是我们从该电发出前后徐向前、陈昌浩关于红军主力行动的一贯态度来分析，从逻辑上判断他们应该是建议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当然我们的这个判断尚有待于该电公布后的验证。

　　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是希望红四方面军全军向西退却的，直到十一月四日他们还在要求红四军、三十一军西渡归还建制。[138]如果红四方面军全军向西退却，实际上就是红军主力向西退却了，最起码是在红军兵力的分布上超过了河东。我们再联系到他们对河东河西国民党中央军与甘、青二马实力对比差异的认识，由此产生的在河东战胜国民党中央军信心的不足而采取的避战行动以及热衷于向自认为虚弱的甘、青二马盘踞的河西退却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显然受到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

　　2、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张国焘路线中军阀主义因素的影响

　　我们看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退问题上确实向中央发出了请示电，同时也将执行西退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中央，中央也最终同意了他们的向西退却。如果我们单纯从这几点上来看，似乎他们是执行中央的命令进行西退的。我们通过对业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不过是采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西退问题上的几个片断，还远远没有反映当时斗争的复杂状况，更没有反映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和矛盾的时候，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命令还是张国焘的命令。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向西发展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要求在不隔断与河东联系的情况下，也就是保留景泰一条山地区和五佛寺渡口的条件下，向西适度发展。而张国焘却要求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可以放弃渡口，向西退却。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出现分歧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却根据张国焘的命令制定了向西退却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上报军委和总部。在《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已被张国焘所在的红军总部批准，而尚未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就已将这个计划付诸于实施，开始了西退的行动。鉴于西路军已经开始了西退的行动，同时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又表示可以独立完成任务，共产国际也表示可以及时从新疆提供援助，因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最终不得不同意了西路军的西退行动。

　　由此我们看到，在西退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显然存在着严重分歧。在未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张国焘就擅自批准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的向西退却。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徐向前、陈昌浩却执行了张国焘的命令。不论是《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还是实施，都表明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积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而消极对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指示和命令的。因而我们说，在西路军向西退却问题上，虽然在形式上看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是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但是他们在西路军的向西退却问题上却时时表现出独立性。他们是在造成西退的既成事实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才从大局出发不得不同意了他们的西退行动。这反映出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呈现出张国焘军阀主义的若干色彩。但是这与南下又有着重大不同，也就是这个时候他们不过是在形式上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而已。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西路军西退是在张国焘路线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西路军的向西退却虽然报告了中央，但是他们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尚未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西退的行动。我们再联系到张国焘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南敌进攻下迫切要求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来分析，他们要求向西退却的意向是明显的，坚定的。张国焘西退路线的影响，使得张国焘及西路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在东返和西退问题上毅然选择了西退。他们选择西退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河东河西国民党军队实力对比的差异，因而他们才决定向国民党军队较弱的方向河西退却。虽然徐向前、陈昌浩采取的西退行动希望获得中央的同意，但是在中央与张国焘在西退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情况下，他们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制定出西退计划，又在中央尚未同意的情况下开始了西退的行动。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是他们独立性的重要表现，仍然呈现出张国焘军阀主义的若干色彩。这也在客观上说明西路军尚未置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

全文详见：

碧血黄沙 白骨青山——关于红西路军问题的历史考察暨红西路军失败七十五周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