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制造了“人祸”？

是谁制造了“人祸”？

文/　谷成   伯强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于是，毛泽东于　1959年2月27日　——　3月5日　，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1958年11月21日　，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又讲到：　　

“我再一次唱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你们现在说得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做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别人的冒进。”（大家一定要注意思考这里的你们是些谁？）　　

看来，当时的毛泽东远不是后来的人说得那样“一言九鼎”。在万般无奈情况下，毛泽东在　1959年4月29日　选择了给各级干部写信。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加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制宜，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准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多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造，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际做不到而又勉强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收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这完全是同志式的商讨，毫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毛泽东的这封《党内通信》，反对浮夸风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大跃进是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大爆发，而浮夸风是“上面”的瞎指挥。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那些大刮浮夸风的人也根本不是屈从了什么毛泽东的所谓“压力”，而是积极主动的始作俑者。　　

毛泽东为纠正“五风”，曾写过四封《党风通信》，其中有一封就是写给四川李井泉的。毛泽东要求省委书记下去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直接写信告诉他。毛泽东对李井泉说，只要你来信，我一定回复，可是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话说到这种程度，压力大不大？可是李井泉就是不听。毛泽东的话他不听，但是“上面”那些人的话他倒是坚决照办了，竟然敢于不向全省传达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信，无怪四川农民对他恨之入骨。　　

还有，自毛泽东逝世后，反对他的人一直用“专制独裁”对毛泽东进行攻击。我们可以看看　1961年9月29日　，毛泽东给当时的中央常委们写的信，其中有这样的内容：　　

“……此问题，我在今年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种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　　

信中说的“此问题”，指如何解决农村中的平均主义、怎样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存在于分配，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忽视了不同小队的差异，挫伤了农民积极性。毛泽东的打算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信中提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指的是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他们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毛泽东的批示是“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换言之，毛泽东是肯定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在中央会议上批转这个材料，希望能在全国推行。但是“结果没有被通过”。为什么？只可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的中央领导不赞同，于是这个切合实际的做法被搁置，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以后的事情了。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一书中回忆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的情况也提到：　　

“……毛主席的谈话是从当天（　11月22日　）下午他找各大协作区组长谈话说起的。看来毛主席对下午的会议很有感触，他跟我们谈话时仍处于亢奋状态。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我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量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　　

……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　2万公里　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　2万公里　，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假如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　　

……毛主席说，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不要责怪下面。　　

……毛主席这次谈话，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后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　　

毛泽东还是只能“屈服”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当所有大区的负责人都表态支持高指标。如果当时毛主席真的“专制”一点，“封建家长”一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不是能更早的得到纠正？历史不能假设，可惜毛泽东当时没有去“专制”，当多数人都不同意“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时候，他只能接受；当多数人都坚持冒进高指标的时候，他只能说“领导承担责任不要责怪下面”。　　

大跃进饿不死人，“穷过渡”“浮夸风”会饿死人。毛泽东从1958年春到1959年春一直反对穷过渡和浮夸风，警告这样会饿死人，甚至吓唬中央会饿死几亿人，但是说了不算，没人执行。　　

有道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从毛泽东本人后来一直到庐山会议，作的自我批评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之初，即使有过一些“头脑发热的言论”，那么也有无数可靠的材料证明，到了10月份，面对一个个高指标、高速度，毛泽东就心存疑虑，即派吴冷西、田家英外出调查，随后他也亲自走出红墙，并要求人们不要搞浮夸。　　

1958年10月后，毛泽东几乎每到一处，都要求人们实事求是。有时，还对自己在大跃进之初的某些“过热”情绪作自我批评。然而，尽管他的反浮夸、冒进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愈来愈严厉，但收效不大，这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一再发出严厉的警告。　　

当我们今天打开历史卷宗，有一个典型，最令人难忘。这就是被毛泽东不幸言中的“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即河南省的“信阳饿殍事件”。这在当时，是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影响极其恶劣。　　

前文已提到，河南省的吴芝圃是当时全国浮夸、冒进的第一人，并且固执己见，一意而行，多次把毛泽东的正确批评当耳旁风。到了1959年，终于在信阳地区酿成“饿殍”大祸。　　

　1958年9月16日　至18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　　

　9月24日　，《人民日报》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报导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七里营公社、修武公社（全县一社）和遂平公社党委的汇报”。由此，遍及河南全省的浮夸、冒进获得了支持。不久，吴芝圃一跃而成为河南省的一把手，当上了省委书记。其后，吴芝圃便更加地“浮夸”和“冒进”。　　

毛泽东通过别人的反复调查，以及自己的调研，很快发现了吴芝圃的问题。为了大跃进事业和关心干部，毛泽东及时对吴芝圃进行了劝诫和批评。这些劝诫和批评，现在能查到的，有这样几次：　　

——1958年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吴芝圃汇报后，指着窗外光秃秃的山头说：“你一年能搞成绿化？我不信。”　　

——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毛泽东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泽东说：“试试看……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到武昌后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1958年，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实现四化（即：粮食达到四、五、八；水利；除四害；“扫文盲”），毛泽东在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会后又把吴芝圃叫到武汉说：“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最后毛泽东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就说：“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　1959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指出：“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而吴芝圃却吹嘘“1958年夏季粮食产量223亿斤，平均每人达150斤以上”，“1958年全省每口人分到1500斤左右的粮食”，高调门为他的高征购打下了基础。　　

由于吴芝圃的“左”的错误，终于导致1959年11月信阳地区发生饿死人事件。　　

且看“信阳事件”的前前后后：　　

1958年—1959年前后，吴芝圃实行“左”倾蛮干、高估产、高征购，大刮浮夸风、“共产风”，将信阳地区遂平县一块亩产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斤。随后，又“浮夸”出信阳地区西平县城关公社亩产小麦7320斤的更大典型。　　

这些典型，都是他们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谎报的，并且明令禁止人们说真话。谁要是说他们作假，就挨批斗。在此高压下，浮夸风越刮越大。但是，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这年，全信阳地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大面积欠收和无收。在这样的情况下，浮夸风还是未收敛。浮夸者为显示跃进成绩，谎报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全区预报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　　

国家当然是按大丰收的标准征购粮食。结果在对全区农民的“明夺强抢”中，上交了国家16亿斤，包括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如此一来，秋收刚过，全区很多地方群众就没有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这下罪名更大了，凡外出逃荒要饭的被批判为破坏“大跃进”。热衷于浮夸者还组织人在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出逃荒，还在全区展开大规模反瞒产运动。同时地区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处理。（历史怎么如此惊人地相似？）　　

信阳事件直到1960年初报知中央，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这是当时的一起“务虚名，而得实祸”的典型的事件。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委相继派人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虽然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　　

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批示是：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　　

刘少奇主持了当时信阳事件的处理。　　

随即，中共中央和中南局迅速组成工作组，分别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任领队赶赴信阳。当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幸存者愤怒控诉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之流残酷无情地“反瞒产”，“堵外逃”， “截信件”，活活将人逼死的罪恶。　　

1961年2月，毛泽东、党中央决定调整河南的领导班子，调广东省委书记文敏任河南省委常务书记，调湖北省委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调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刘建勋到河南后，带领河南省委先抓救灾，首先保证中央给的钱、粮食、救灾物资确实送到5000万民众手上。接着，外出找粮，千方百计争取兄弟省市无私援助，同时不遗余力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灾自救，终于使得河南的灾区群众得以度过生死攸关的关口。　　

不过吴芝圃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什么严重的处分。在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但是1979年，吴芝圃获得了平反。　　

这就是信阳事件，真正把人活活饿死的全国也就信阳等几个地区，这些地区主要是人为的原因，是少数草菅人命、极端官僚的干部和恶霸所为。　　

毛泽东从“信阳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不是什么地方都是形势一片大好，会有信阳地区这样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阳事件，必有小信阳事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毛泽东由此认为：有必要展开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信阳事件促使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四清”运动，直至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19日　，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3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郑州大学造反学生。并号召“炮打司令部”，在河南省引起很大反响。因此才有　1966年12月24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只有对屈死的人民无限的爱，才会对官僚恶霸无比的恨。对于这场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坚决支持，旗帜鲜明。　　

1958年至1959年间出现的浮夸风在全国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像河南信阳事件却是极端的典型个案。　　

评价毛泽东的晚年，不能回避“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因为这三年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中国人民最艰苦的三年。　　

1958年7月黄河中下游洪水相当于60年一遇，山东、河南受灾74.08万人，淹耕地20.3万公顷。8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这年冬季，全国掀起了比1957年更大的兴修水利工程，征调了大量的粮食。　　

有人为了证明三年困难时期是虚构的，提出了1959年—1961年“风调雨顺”的说法。事实是，195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少雨，受旱面积大，时间长、程度重，全国受旱面积50710万亩，成灾16760万亩，是建国10年来旱情最重的年份。春季粮食减产，并直接影响到秋季作物的耕种。部分地区开始闹饥荒。另一方面，1959年部分地区开展的水利建设工程，并不比1958年小。　　

1960年春季大旱，全国受灾率0.253，成灾率0.107，受灾人口率0.116，全国为重旱年。1960年粮食产量减少到2870亿斤，比1957年少1030亿斤。　　

其实从历史上看，位于季风区的中国一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依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统计，“中国每6年有一次农业失败，每12年有一次大饥荒。在过去2200多年间，中国共计有1621次大水灾，1392次大旱灾，很多时候旱灾和水灾同时出现”。以黄河为例，这条养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民国以前的2500年间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真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一个以农业为主要谋生方式的民族，是无论如何对付不了如此密集、暴烈的天灾的。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收成也有限，能挣个温饱就不错了，一遇凶年，转眼间就会衣食无着，难以为生。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地出现，人们时常遭受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灾害的发生和影响。　　

当然，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除了天灾的原因，人为因素也是存在的。主要是大跃进开始后，一些领导干部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了高指标而进行造假，大范围出现粮食亩产万斤的虚假报导，进而影响到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导致对经济情况做出错误判断。另外，对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突发情况（中苏关系恶化，提前还债）造成的灾难预计不足。这样就出现了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困难时期，是在新中国历史上老一代人们至今难以忘却的一段岁月。那不仅是因为当时全国人民度过了一段最困难、最艰苦的日子，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群众对困难的态度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三年困难时期，尽管人们过了一段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的岁月，但那时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有什么怨恨情绪吗？有“饿着肚子骂娘”的吗？社会上有抢劫、杀人、强奸、贪污受贿等犯罪问题吗？有卖儿鬻女、卖身的现象吗？有社会运乱、治安恶化情况吗？非但没有，社会还十分安定。在这方面人们至今回顾起来还有一种赞叹之情。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正反映了三年困难时期所具有的实质性问题：　　

第一：当时群众生活虽然很苦，但却没有超过解放前的那种程度。刚刚从旧中国过来的人们都亲自经历过解放前的那种痛苦生活；那时穷人们挨饿受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饿死人等是一种经常和普遍的现象，老百姓的生命从来是猪狗不如；只有共产党来了才真正把贫穷百姓当人看。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求翻身所带来的好处广大群众在50年代都亲自感受到，新旧社会对比，孰优孰劣，人们心里很清楚。要说经济损失，同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大萧条相比，三年困难也并不在其劣。　　

第二，那时生活虽然艰苦，但社会是公平的。“不患寡就患不均”，这虽然并不是一种先进的社会理念，但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是保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的最好方式。相反，在一个财富分配不均，有人挥霍有人挨饿，“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社会里，人们心理和精神上所受的歧视和伤害决不比肚子的饥饿更容易承受。当时包括居住在中南海的国家领导人都对吃粮和生活用品限量供给，他们也同样节衣缩食，过苦日子。就是最高统帅毛泽东也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吃肉、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同全国人民一块承受饥饿。历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既是善良的、能忍耐的，但也是具有反抗精神的。处在当时的困难中，假设共产党不与人民同甘共苦，假设社会上有少数人奢侈挥霍，那么老百姓能够忍受吗？社会能安定吗？不会的。　　

第三，人们清楚地看到：大跃进失误完全是在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的群众运动中，在全党上下探索如何建设劳动人民新生活方式中出现的，它丝毫不带有任何权力斗争和谋私成份。更不是由少数精英所设计的。大跃进的失误过程是那样直接、公开、简单而又真实地坦露在广大群众面前，因而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大多少群众所理解。“公生明、廉生威”，当时经济形势虽然恶化，但全党全民的精神支柱并不虚弱，人们对共产党一心为公的观念没有动摇。人们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形势会很快好起来。　　

事实也是如此。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极其严重后果很快就被党中央发现了。毛泽东从1958年底就开始提出纠“左”和批“五风”，以后反复要求各地对农民的“一平二调”必须退赔。1959年党中央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对开展生产救灾、注重群众生活安排、解决缺粮和度荒等问题下达了一系列指示。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党中央加强了全国粮食的统一管理和调拨、采取向灾区人民发放救济粮、号召开展节约用粮、调整城乡供应标准、实行“瓜菜代”等措施；要求城乡各行业注重劳逸结合、增加休息时间等。这对于克服困难、缓解饥饿起了很大作用。　　

落木纷披，凛长松之独立；颓波浩渺，屹砥柱于中流。正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这个历史重任，结束了中国作为“非正常国家”的历史，用坚强的国家力量，通过新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救灾，大兴农田水利，农民合作互助，才在一次次自然灾害面前减少了损失。　　

（恨资节选自 谷成  伯强著《毛泽东的光辉晚年（下卷）》，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