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2

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1

砂拉越人民抗争大事(1826- 1990年)编年史 连载12

反新老殖民 争独立自由(10-2)

(77 )1952年“印尼人民解放军”武装人员事件

1952年8月5日的晚间11时 (就在英殖民地当局频频出招，钳制左翼政治思潮的蔓延时，)五名(四男一女)自称是“印尼人民解放军”的华裔武装人员，借用群众的车(车主邓氏32哩人，过后被捕，遣返中国)，突然出现在巴都吉丹巴刹，并开口向当地的店主们“商借”一万元现款，店主们在凑集了八百元予他们后，这批来历不明的武装人员，在镇上逗留至凌晨二时许，方乘坐一部车子离去，继程朝西连的方向前行。他们在途经设立在晋连路27哩警察局前边的路障，被站岗的警员喝令停车接受检查时，突然向趋前的警员开火，当场枪杀了一位名叫纳都的伍长，和重伤另一位警察伍长布让，过后飞车突围而逃。此宗“勒索”和“袭警”案，究竟是何方神圣所干，七十年后的今天尚是个谜 ，但英殖民地政府却逮住这个良机，藉此大肆镇压国内日渐活跃的左派政治运动。

(78) 1952年英国将“紧急法令”伸延至砂 并大逮捕

8月8日 即是在三天后，英国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纳，便宣布砂拉越的第一省(现在的古晋和三马拉汉省)进入“紧急状态”，且在第二天便把在马来半岛实施了五年的“紧急法令”，伸延到砂拉越来实施，还从新、马调派大批军警到砂劳越驻防，一时间古晋弥漫着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气氛

1952年8月9日 “紧急法令”被伸延进砂拉越的第二天，警方便风驰电掣般逮捕了28名华小校长、教员与左派社团领袖(包括新尧湾中华公学校长陈士民、何和珉、古晋中华中学学生蔡思忠、乌梭中华公学校长李树芬和奴诺农民黄华等人)，其中17人被驱逐到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等地，最终回到中国。被逮捕的还有 易艺武、陈庚成、张纲、王美蓉、刘雪兰、张震璜、杨和昌、李国强、马振武、杨展谋、李贵、魏梧与杨蕴耀等，包括6月初逮捕的诗巫中华中学校长的伍禅等共38人。同年11月、12月分两批被强制驱逐出境，前往中国。 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左翼团体也在砂拉越进入紧急状态后陆续解散了。

( 所谓的“紧急法令”，是英国海峡殖民地政府，于1948年为了镇压马共的武装斗争而制定的，在严峻的法令条文下，人民被勒令交出他们的猎枪等武器，同时法令规定任何人士若非法携带或使用枪械、火器或弹药，将在相关的法令下被提控，而一旦罪名成立将被判死刑。

而且法令也授予辅政司、省、县长和警方更大的权力，可以行使武力驱散五人以上的任何集会、逮捕可疑的“作乱份子”，甚至将“共产活动”频繁的“红区”，列为所谓的保护区(新村)，以管制民众的自由进出，从而达到把公众和“动乱”隔离开等。1960年正月，紧急法令经过增删后，易名为“内部安全法令”，进一步强化了当局的保安控管权力，且藉此大肆逮捕可疑的左派份子。)

1952年8月13日 砂拉越情报部公布：政府 特别设置“邮箱5000号”，以便民众提供一切有关紧急状态的署名或匿名秘密情报。此P.O.Box 5000，迄今尚在沿用。第三省省长怀特8月14日，还发文告称：相关信件开阅后，即将该信件打字存档，正本随之销毁;提供情报之人士，政府保证不必出庭对审。

8月15日 政府公布《1952年紧急条例管制道路及江河之命令》

1952年8月16日 殖民政府 援用“不需要人士法令”，把包括伍禅夫妇、何和珉、陈士民和李树芬等在内的17名进步人士解递离境，经由香港遣返中国

8月16日 政府依据1948年《警察法令》开始招募各族青年男女参加辅警队(当时古晋只有35名辅警，诗巫及美里只有各一小队辅警)，进行军训和发给枪支。辅警享受於警察同等待遇。

1953年1月9日 洪思庆、翁绍纪、蔡美士及两名小孩於被捕，当天即被强押上飞机，遣去中国。

(79)1953年文铭权成立进步教师会与同学会

1953年1月，文铭权与 郑祝聪(前述“10.29大罢课”中的被捕学生领袖，其因此入狱一段时间)、王馥英(文铭权的妻子)联络陈绍唐、洪茂达、阮春涛等人组织成立了进步教师会(原名砂拉越人民教育研究会，简称 教研会，后称进步教师会)。教研会第一届领导人是：主席：陈绍唐，组织：郑祝聪，宣教：文铭权，经济：阮春涛，财政：谢细妹。他们有组织有领导地在华校的教师中开展左翼宣传工作，派进步青年到农村学校教书并开展农运。

同时期，文铭权、王馥英联同“10.29罢课”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黄纪作、张荣侨(张荣任之弟)、张可久 组织成立同学会，继续开展学运工作。经过进步教师会和同学会的活动，逐渐消除了先前因10·29罢课斗争影响的消极情绪，团结和培养了一批新的积极份子。这为较后成立砂拉越解放同盟准备了干部和群众基础。

(80) 1953年英殖提出三邦在行政与经济领域合作

1953年 英殖民地当局提出将英属北婆罗洲三邦 (砂拉越、汶莱、北婆罗州) 在 行政与经济领域合作。

1954年，殖民地政府设立了三邦共同最高法院。在冷战思维及其战略指导下，当年英国没有停止过思虑如何体面的从东南亚撤退。而在它撤退后，这些地区不会落入亲共或共产党之手，所以把几个殖民地摄合起来的设想，都在考虑的计划内。

(81) 1953年 砂拉越解放同盟诞生

1953年7月 砂拉越解放同盟 (砂盟)在马共抗英同盟的帮助和指导下成立。成立时，由张荣任和文铭权领导。

1954年3月 张荣任从新加坡前往印尼西加里曼丹省与文铭权接头，他秘密潜回了古晋与文铭权一同领导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活动，吸收了一些原砂拉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比如张荣侨)入盟。 同年10月，张荣任离开砂拉越到印尼(张荣任到印尼后曾在马来亚共产党党刊《觉醒周刊》的编辑部工作)后，文铭权负起领导工作。砂盟成立后，即开展统一进步教师会和同学会的工作，及后来的民族工作。砂盟建立的初期，有出版机关刊《民主》，后改为《民族独立》。砂盟规定干部和盟员必读的马列著作和革命书籍与组织文件。砂盟还进行定期秘密小组学习会，也有举办大组学习班。文铭权就曾亲自在大组学习时，对整十个学员讲解哲学课程，参与的学员都认为获益不浅。 盟成立后，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学运和培养干部，并输送到工、农等各方面的革命工作中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盟”于1955年3月30日，在古晋中华中学发动并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有六百多位学生参加的，反对不合理教育制度的长期罢课斗争，并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场罢课斗争的胜利，对盟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从此盟的工作得到了新的有力发展。从1953年盟成立后，在盟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推动下，从学运到农运、又到政党和民族工作，砂拉越的革命运动开始全面而蓬勃的发展起来。

砂拉越解放同盟是砂拉越先进青年的革命组织，它的最低斗争目标是争取砂拉越的自治独立和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最高的斗争目标是为了实现砂拉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砂拉越解放同盟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实行在民主的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盟员必须服从铁的纪律，也有个人的自由民主。

(82) 1955年全砂拉越华商大罢市

1955年1月1日 全砂拉越华商大罢市，抗议殖民地政府大幅度提高营业税。

事件的缘起是1954年12月，英殖民政府突然宣布从1955年1月开始大幅度提高商业牌照税。这将给华商和广大消费者带来沉重的打击，因为增税的比率，诚足惊人，有的超出五倍、十倍，更有者达两百倍。各地华商、商业团体，包括古晋中华商会、树胶出口商公会、京果商公会、联商公会等市内各商号，联署上书总督请愿;诗巫各社团、古晋马来国民协会、林梦、成邦江、民丹莪、泗里衔等地中华商会，纷纷要求取消增税。

当局接到来自各地要求、请愿后，却不做让步或减税。因而各地华商对政府态度甚为不满，纷纷发出要以罢市抗议的舆论。

1954年12月末，各地商会决定发起罢市斗争，1955年1月1日至10日古晋、诗巫、泗里街、民丹莪首先掀起罢市运动;美里、民都鲁等地于1月7日到9日罢市三天。一时全砂各地市面萧条，交通中断。迫使当局无奈而取折衷办法，相应削减税务，以平民愤。

(83) 1955年3.30反殖民教育罢课斗争

1955年3月30日 第一省古晋中华中学展开全校约七百名学生的罢课斗争，教师们也同情学生，宣布罢教三天， 反对英殖民主义教育和反对反动校长黄中廑无理压制学生的各种进步活动。公开领导罢课斗争的代表是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负责争取家长和社会人士支持;杨柱中、黄纪晓、洪楚廷、蔡珠娥、陈金美，则暗中团结和协调各班同学。由于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经过三个月的坚持不懈努力，相关当局接受了学生们的要求：解雇了反动校长黄中廑，全体同学无条件复课，这场3.30罢课斗争取得辉煌的成绩，为砂盟培养了大量干部。

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立，使左派学生势力一改“10.29罢课”后的颓势，在校园内再度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师生间的大小冲突事件，也渐渐的频繁起来。这是因为自五十年代起学生数量大幅增长，使得师资短缺的问题日趋严重，于是当时的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与殖民当局教育部的华校视学官胡熙德便直接从香港征聘教员前来执教。然而部分南来执教的香港教员，无论在私生活上还是教学态度上都极具争议，经常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加上校方不断推出各种措施，钳制左翼学生的校外活动，双方的关系日益紧张，达到了爆发冲突的临界点。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自上任一年多以来便致力于募款筹建新校舍的校长林郁初，被有心人扣上了亲左的“红帽子”，最终于1954年的第一学期结束时宣布辞职。校董会则委任从香港招聘来的教员黄中廑(其人为前中国国民党党员)接棒，然而在他才刚准备上任时，便因绯闻事件而在校园里闹得满天风雨。当时黄中廑的房东愤然向中华中学校董会主席王观兴和副主席郭锡逢作出投诉，指控黄中廑调戏其妻;不久后校园便出现打倒黄中廑，直斥他为“大色狼”的标语，但黄中廑还是在视学官胡熙德的力挺下登上了校长宝座。此时一直试图透过学运来拓展社会运动的砂拉越解放同盟领导层，原有意借黄中廑的丑闻事件发动罢课，但即将毕业的高三班级同学首先表示反对，而包括黄纪作在内的部分学生领袖，则以10.29罢课的前车之鉴，认为当时的条件还不够成熟，更援引毛泽东的理论，强调罢课应该在“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条件下展开，方能达到最后的胜利，故砂拉越解放同盟最终对黄中廑的上任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黄中廑在1954年下半年上任后，便大幅更换行政老师的阵容，大玩办公室政治，但其却对校内老师的教学态度不加治理，因此在左翼学生的带头批斗下，师生间冲突不断。而性格暴躁的黄中廑，渐渐也表露出他独断专行的蛮横作风：1955 年3月刚开学不久，初二乙班投诉数学老师蔡永棋的教学方法不当，十分难懂，要求校方敦促其改善。校长黄中廑接到投诉后，便指示教务主任朱渊明前去处理。没想到朱渊明对学生的要求置之不理，反而狠狠地训了学生一顿，引起了学生们的公愤。把事情搞砸的朱渊明自知众怒难犯，就在学生们的谴责声中狼狈地跑回了办公楼后向黄中廑报告称这班学生“目无法纪”，必须予以严厉处罚。黄中廑便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来压制学生，宣布一口气开除班上四名被指“带头滋事”的学生领袖。

这一举动马上引起初二乙班的强烈反弹，他们除了集体坐在教职员办公室所在的民德楼前方的广场上静坐抗议外，还列队步行到校董会办公室，要求校董会出面指示校方收回无理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但是因为这些要求未获得各方的接受，初二乙班便首先开始罢课，随后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给予支援，局部性的罢课开始在校园中蔓延开来。

为了能让学生们有一个应急的准备， 曾参加过10.29罢课的高三班学生领袖黄纪作召集各班学生代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众人推选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等作为学生代表，向校方和校董会提出交涉。同时砂拉越解放同盟主持成立了一个六人小组 (成员为文铭权、王馥英、黄纪作、黄纪晓、赖介元、陈金美) 作为领导学生维护正当权益的斗争机构。孰料校方不仅没有妥善处理学生的请求，还由黄中廑拍板决定开除黄纪作等学生代表。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于是在1955年3月30日，全校性大罢课爆发，是为三?三〇罢课斗争。

1955年3月30日，古晋中华中学全校约千余名学生中，只有不到百人到校上课，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罢课斗争。罢课学生在校外分几个地点分组自行学习，由高年级同学指导低年级同学上课。他们除了学习课本之外，还学习政治课，举办各种座谈会和体育活动。学生们还深入民间到群众中开展宣传工作，他们组团下乡到晋连路一带的农村体验生活，在帮椒农采收胡椒等热火朝天的劳动实践中锻炼自己。学生代表们成立了罢课学生委员会，由黄纪作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另九名来自各班级的代表，统一指挥罢课行动。学生委员会下还设有两个行动小组，以黄纪作、叶存厚和陈胜新等人为首的小组负责与校董会和校方谈判，并争取校内本地教员、学生家长和社会大众的支持;另一个小组则以杨柱中、陈金美和洪楚廷为首，专门负责团结各班同学，安排高年级学生为低年班学生在校外补课等事宜。

在罢课期间，由左翼学生组成的古晋中华中学篮球校队照常出征，并于第三届古晋篮球锦标赛中荣获亚军。

在三三〇罢课斗争中，黄纪作等砂拉越解放同盟高层，吸取此前10.29罢课的教训，强调罢课行动必须在“有节”的情况下进行，也就是制定清楚明晰的斗争目标，统一诉求并有节制地投入斗争;不可重蹈10.29学潮的覆辙，把斗争诉求无限上纲，甚至喊出“打倒英帝国主义”，“争取砂拉越自治独立”等政治口号，以致模糊了斗争的焦点。

为了达到“针对目标、打击要害”的“有节”战斗策略，从一开始砂拉越解放同盟所领导的学生领袖便定下了此场斗争所要争取的最低底线，即迫使校董会开除校长黄中廑、收回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取消学校压制学生学术研究和健康活动的不合理措施与改善教学方法的四大目标，而在达到目的之后，罢课行动就必须立即停止。

因此，相比10.29罢课的杂乱无章，四年后的三?三〇罢课就显得更加进退有序。在罢课中学生代表们充分发挥统战策略，成功争取到校董会、家长和社会大众的普遍同情与支持。自三?三〇罢课爆发后，英国殖民当局的教育部便不断向校董会施压，要求从速平息罢课。然而因为学生委员会和校方的互不让步，几次谈判皆不欢而散收场，但尽管如此，学生代表们始终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倒是坚持开除学生代表的校长黄中廑，不仅态度强硬，还不时指责校董会偏袒学生，最后更拒绝参与会谈，这使得很多校董渐渐开始支持学生委员会。

另外非常好笑的是，在学生们展开罢课行动后不久，黄中廑就示意校内的教员“罢教”三天，甚至集体跑到石角镇去观光，想要借此展示自己的力量。此举激起了华社的普遍不满，而校董会也因此召见黄中廑要其说明情况。毕业自中国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黄中廑口才极佳，他在校董面前慷慨陈词了一个多小时，怒斥校董会袒护学生，使校方无法维持纪律与尊严，应负起学潮恶化的后果。此次的会议自然不欢而散，校方与校董会间的裂缝，也进一步扩大。

另外在学潮初期，黄中廑还曾试图拉拢学生家长，游说他们同自己站到一条战线上迫使学生们中止罢课，但他没想到很多学生的父母并不买账，比如学生领袖黄纪作的父亲，他老远从晋连路29英里路段处的老家赶到学校，在家长会上质问黄中廑，他们家纪作究竟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如果是坏学生，为何能得到学校颁发的奖学金，但如果是好学生，学校又为何要开除他?本来打算拉拢家长的黄中廑，被气愤的家长追问得难以招架，只好草草宣布散会，这也说明在发动罢课后学生委员会向家长和社会大众所做的大量宣传工作，比如印发说明罢课原委的传单等，已取得很大的成效，将他们争取到了与罢课学生相同的战线上。

转眼间三三〇罢课斗争已持续近三个月，古晋中华中学校董会承受了来自殖民当局与社会的强大压力，学生们也决定 于5 月 13 日到校举行大规模集会，将抗议斗争升级。于是校董会便求助于刚从英国考取律师资格回沙捞越的杨国斯，邀他出面斡旋。于是杨律师首先会见殖民当局教育部官员，建议成立一个中立的调查小组，深入校园调查学潮起因，再设法妥善处理各方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殖民当局停止以警力介入校园事务，避免再节外生枝。英国殖民当局采纳了杨国斯的建议，委任他出任调查小组主席。杨国斯召集了学生委员会的代表和校长出席听证会，学生领袖黄纪作等人准时赴会，有理有据地阐述了罢课的导因以及学生的诉求，倒是校长黄中廑的刻意缺席，使他居于不利的位置。调查小组接着召见教员来核对学生的说法，经过多番查证，他们确认学潮是因校长黄中廑在教务上处理不当所引起，事后其又拒绝和学生坐下来商讨解决之道，以致学潮恶化，在加上他的个人行为有欠检点，调查小组遂建议罢免黄中廑的校长职务，收回开除学生代表的成命。

而在1955年5 月 13 日上午，约千名学生分三组从不同方向进入古晋中华中学，极有秩序地在操场集合进行集会示威;为了尊重校董会避免引来殖民地军警镇压的劝告，集会只进行了一 个小时就宣告解散。这次集会促使校董会采取果断解决办法， 通过 13 个华团的力量，校董会宣布自行解雇校长黄中廑，取消其对学生的处罚。殖民当局教育部则无奈社会各界压力，只好就此作罢。5月16日，全校学生回校上课，三?三〇罢课斗争圆满落幕。而在这场学潮冲击后，很多学生都已参与过不同形式的学习小组，校内的革命气氛空前高涨，学生们还先后成立了协助校董会建校委员会、维护华文教育委员会、文艺研究社等各种文化活动团体。

经过10.29和3.30两次学运斗争，影响了古晋社会各界对殖民地社会的关注，促进了各界人士对政治的关心。而经历学运斗争锻练的许多学生在离开学校后，纷纷进入工会、农会、公开政党，深入到各地开展群众工作，最后成为北加里曼丹革命运动的旗手。

(84) 1955年印尼万隆 第一届亚非会议

1955年4月18日 周恩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会议中，公开呼吁海外华侨争取旅居地的公民权，纠正了东南亚地区华人把中国视为祖国的“侨民心态”(中国是海外华裔的祖籍国)。

(85) 1955年 反对英殖民部教育津贴白皮书运动

1955年6月，英国殖民部依据伍德(E. W. Woodhead)所做的《伍德报告书》(Report up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and Conditions of Service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in Sarawak)，于1955年6月通过《砂拉越教育津贴白皮书》(On Financing of Education in Sarawak)，颁布 《津贴章程》[Great Code?(Regulation)?of 1956]，宣布自1956年1月起给予学校津贴补助，由政府负担学校教师的薪俸，并由政府与学校董事会共同分担学校的基本建设费用。

白皮书表面上是缓解民间办学经费困难，改善教师待遇的举措;实际上却是通过津贴来达到控制华校和削弱校董会权力的目的。

白皮书一出笼，就引起华社的关注。砂拉越解放同盟通过学运、工运和华团的力量，发起了反对白皮书的斗争。首先古晋中华中学校友会致公开信给中华中小学校董会，吁请校董会站稳维护华教的立场，反对白皮书中危害华教前途的条例。

古晋中华中学、诗巫中华中学、美里中华中学、泗里街华侨中学的学生们通过发表告社会人士书，上街分发传单等方式来对白皮书中的不合理条例表达反对，提出修改意见。诗巫中华中学和泗里街华侨中学的学生还先后举行一天罢课，以示反对白皮书和维护华教的立场。

7月29日 泗里街华侨中学学生发生罢课是反《教育津贴白皮书》事件。随后，美里中华中学学生在1956年2月29日，事缘于抗议一位老师对学生不当处罚而引爆罢课。

9月2日，古晋十三个华人社团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反对白皮书中不合理津贴条例的决议。与此同时，诗巫、泗里街等地的文教团体也纷纷起来反对不合理的条例，要求修改津贴章程。

(86) 1955年 砂拉越先进青年会("O”)成立

1955 年下半年 砂盟成立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代号"O”)，有力地推动农运，工运等方面工作的发展。1950年代的中学生出生于二战及战后，历经社会艰辛，普遍具理想和敢于斗争，他们不满殖民当局的奴化教育政策。那时，在美里的中华中学，泗里街的华侨中学，诗巫的卫理中学、中华中学、圣心中学华文部 (初中)等，也都为保卫华文教育，先后开展罢课或学潮，在砂拉越掀起一场广泛的学生运动浪潮。

砂拉越先进青年会是一个群众性先进分子的组织，为实现砂拉越彻底独立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大批学生中的积极份子在被吸收入会后，受到了了更严格更有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入会必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迅速地被培养为砂拉越解放同盟的干部。

从此，砂拉越解放同盟便通过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去推动和领导学运、农运、工运、公开政党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统战以及民族工作等各条战线的工作(实际上出于保密需求，砂拉越解放同盟自1959年起便不再吸收新成员，而只在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组织中招收成员)，又把在各条战线的工作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吸收进砂拉越先进青年会，随着〇员的不断增加，各条战线的工作便不断地发展，砂拉越先进青年会的组织也就随之发展壮大。

砂拉越先进青年会虽然是外围组织，但也是一个组织极其严密的秘密组织，拥有严格的入会标准和纪律要求。加入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和加入砂拉越解放同盟一样要面向马恩列斯毛五大革命导师画像宣誓，

入会誓词如下：

我XXX，砂拉越人民的中坚分子，砂拉越先进青年会会员，谨此在导师和组织面前庄严地宣誓。

我参加砂拉越先进青年会，完全出自个人的志愿和抉择。我将彻底、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利益，遵守纪律，执行一切决议。我保证为砂拉越民主和自由的彻底实现，我一定坚决地紧紧跟随着组织和中央。

我一定尽最大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之教育群众，努力提高自己和群众的政治和思想水平，以便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一份子。

没有任何称号是比革命者更加光荣的了。我一定以实际行动保持这个称号。为了组织和伟大的事业，我毫不犹豫地贡献出我的一生，我绝不半途退缩，不怕任何艰难危险，任凭残酷的虐待和殴打，绝不投降，我保证不论何时何地，不向敌人屈服。我一定尽我所能维护和捍卫组织的严密，甚至献出我的生命。

我将沿着马列主义光芒照亮的大路上奋勇前进!

此誓

宣誓人XXX

监誓人XXX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