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真正的“大风流”？——从胡适嘲讽《蝶恋花》说起，看所谓“大师”的格局与偏见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今天咱们不论别的，咱们来聊聊人，聊聊历史，更要聊聊这历史迷雾背后的人心向背。

最近啊，后台总有年轻的同志问我：“子珩墨老师，现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吹捧胡适，说他是温润如玉的君子，是民国的大师，甚至还有人拿他来拉踩咱们的毛主席。您怎么评价胡适这个人?”

听到这个问题，我心里其实是五味杂陈的。怎么评价呢?若是照本宣科地讲历史书上的定义，大家听着也乏味。评价一个人，尤其是评价一个被捧上神坛的“文化偶像”，我们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漂亮的场面话，更要看他在关键时刻做了什么，看他在私底下是如何对待那些不如他的人，看他灵魂深处的底色到底是什么。

今天，我也不跟大伙儿掉书袋，咱们就拿一段真真切切的历史公案，拿一个听起来挺好玩、但细琢磨极具讽刺意味的小故事作为切口。咱们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大家自然就能看出来，这位胡适之先生，他的人品、他的格局，究竟是个什么成色。

故事的时间，得回溯到1959年。

那一年，新中国已经成立十个年头了。而曾经声名显赫的胡适，此时正身处海外，过着寓公的生活。那一年，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照理说，作为昔日的北大同事，作为一个文人，看到故人的作品，即便政见不同，起码的文学鉴赏力总该有吧?

但胡适是怎么反应的呢?他在日记和对友人的谈话中，下了一句极其刺耳的评语。他说毛泽东的词：“真的有点肉麻!”甚至还大放厥词，说那首后来被无数中国人传唱、让无数人落泪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是“没有一句通的”!他还特意加了一句，说这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言语之间，那种酸葡萄心理，那种不屑，简直要溢出纸面。

为了证明自己这个观点不是“瞎喷”，是为了显示自己严谨的学术态度，胡适还特地干了一件事——他去找了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这一幕想来真是有趣。胡适拿着那首词，像个抓到了学生错别字的教导主任，急匆匆地跑到赵元任那里求证。结果，他得到了一个令他心满意足的答案。赵元任从音韵学的角度告诉他：这首词的押韵确实存在问题，严格按照韵书，哪怕是用湖南方言来读，也是不完全押韵的。

这下胡适高兴坏了。他仿佛抓住了什么不得了的把柄，他在心里，甚至在口头上认定：你看，我就说吧，毛泽东连基本的押韵都不懂，连旧体诗的格律都搞不清楚，这根本就不行嘛!

同志们，咱们先按下这个“押韵”的技术问题不表，后面我会专门给大伙儿说道说道这其中的门道。咱们先透过这个现象，来看看本质。

这一件小事，看起来是文人之间的“切磋”或者“相轻”，但实际上，它暴露了胡适这个人骨子里一种极其深刻的傲慢。这种傲慢，不仅仅是文人的酸腐气，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阶级偏见。实际上，胡适本人是一个阶级观念极重的人。这一点，不需要我多说，咱们看看他的朋友圈就一清二楚了。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适结交的是些什么人呢?那是徐志摩，是梁实秋，是当时社会最顶层的名流，是喝过洋墨水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家里有矿、手头有钱的富人阶级。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呢?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是喝着咖啡，看着云彩，感叹人生几何，那是讲究穿衣打扮，讲究麻将打得雅不雅致。

在他们的那个圈子里，才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份”，是“格调”，是那股子脱离了泥土腥气的“贵族范儿”。正是因着这种阶级观念，当年的胡适，对于那个身穿褪色蓝布大褂、操着一口浓重湖南口音的青年毛泽东，是根本瞧不上眼的。

咱们把时钟拨回到“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那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也是阶级落差最明显的地方。

那时候，胡适是谁?那是留美归来的博士，是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北大最年轻的教授，风光无限。他在北大讲坛上挥斥方遒，台下坐着的是仰慕他的莘莘学子。

而那时的毛泽东是谁?他是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助理员，说白了，就是个临时工。他的工作是登记报纸、管理图书。

有史料记载，毛泽东求知若渴，他不仅在图书馆工作，还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去旁听北大的课程。有一次，毛泽东在听胡适讲课时，因为对某个观点有疑问，或者是深受启发想进一步请教，便鼓起勇气提了一个问题。

结果呢?遭到了胡适的拒绝。

当然，咱们说话要公道。胡适拒绝回答，确实有一部分客观原因。当时的北大规矩森严，有规定说，非学籍身份的听众，也就是所谓的“旁听生”或者“蹭课党”，只能缄口不言地听讲座，没有资格在课堂上提问。这规矩是为了保证教学秩序，倒也无可厚非。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态度。

胡适是在得知毛泽东是“非注册学生”，是个图书馆管理员之后，才断然拒绝回答其问题的。那种拒绝，不是温和的解释，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漠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想坏了规矩”，更深层的意思是：“你一个管理员，有什么资格跟我探讨学术问题?”

这里头，没人可否认的是，胡适并不像杨昌济先生那样独具慧眼，欣赏毛泽东这块璞玉。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胡适眼里，毛泽东多少是有些“不上台面”的。

咱们再来看一组数据，这组数据比任何形容词都更有说服力。

当时，胡适在北大的工资是多少?一个月300块大洋!300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在那个年代的北京，一块大洋能买几十斤米，几块大洋就能维持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计。胡适一个月的工资，足够买下一座小四合院!

而毛泽东呢?他在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工资，是一个月8块大洋。

300对8，相差了近40倍!

这种巨大的经济鸿沟，必然带来心理上的鸿沟。某种程度上，胡适瞧不上毛泽东，和今天一个在大厂拿着月薪20万的高管，瞧不上一个在门口送外卖、月薪5000的小哥，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在胡适眼里，我是精英，你是底层;我是导师，你是听众;我是制定规则的人，你是要守规矩的人。这也不能全怪胡适，毕竟人的认识是受环境局限的，当时的毛泽东，起点的确太低，低到让那位高高在上的“博士”看不见他的光芒。

但是，同志们，历史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和巨大的反转。

当年的胡适，哪怕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这个在红楼里默默整理报纸、衣着寒酸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会成为改天换地的新中国的创立者!他更想不到，这个被他视为“没喝过洋墨水”的土包子，日后会写出气吞山河的诗词，还会出版诗集，并且让远在海外的他，还要掏钱买来读!

咱们回到1959年，回到胡适读诗集的那一刻。

当胡适拿到那本《毛泽东诗词》的时候，他的心态摆正了吗?没有。他是依旧带着当年那种“不太瞧得上”的心情，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向那些诗词的。

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证实偏差”。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有成见的时候，你看到的每一个细节，都会成为佐证你成见的证据。胡适就是这样。他是带着找茬的态度去看的，那自然是哪里都是毛病，哪里都不顺眼。

所以，他看到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他看到了押韵的问题，他兴奋了，他觉得自己赢了。可是，胡适千算万算，漏算了一点：他手里拿的那本毛泽东诗集，实际上是个盗版!

这在当时也不奇怪。两岸隔绝，信息不通，他在海外买到的书，很可能是书商根据报刊拼凑的，或者是转手多次的翻印本。买到正版，确实较难。

他在评《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时，显然并不知道，在正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里，毛泽东专门为这首词写了一个备注。这个备注，恰恰就是针对押韵问题的!

毛主席的备注是这么写的：“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这一句短短的备注，可谓是千钧之力，直接打了胡适的脸!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一句的韵脚在传统的韵书中是不匹配的，我知道一个是平声一个是仄声，或者一个是这部的韵一个是那部的韵。我懂!我都懂!但是，为了表达这首词的内容，为了情感的宣泄，为了意境的完整，这两个字“不可改”!我宁愿牺牲形式上的完美，也要保留内容的真挚!所以，“只得仍之”，我就这么用了，怎么着吧!

同志们，这就是境界的差别啊!

在胡适眼里，规矩是死的，人要服从规矩。写诗填词，首先得合辙押韵，平仄对仗严丝合缝，哪怕意思差点，形式不能乱。这就是典型的“学院派”作风，形式主义害死人。

而在毛主席眼里，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当形式束缚了思想的飞扬，当格律限制了情感的爆发时，那就打破它!这种“不改”，恰恰是不拘一格，恰恰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不是“不懂”，这是“大懂”，是超越了技法层面的“大道”!

正是因为这种态度，毛主席写出来的东西，从来不存在什么“华而不实”。大家读读毛主席的诗词，哪一句不是大白话?哪一句用了生僻晦涩的典故?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这都是群众的语言啊!但是，这大白话到了他老人家笔下，那就是“一句顶十句”。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每一句都哲理深刻，引人深思，每一句都像重锤一样敲击在读者的心上。

反观胡适，他能那样去挑剔《蝶恋花·答李淑一》，只能说：第一，他当真是买错了书，没看到那个备注;第二，他也太为了挑毛病而挑毛病了，他的心胸被偏见塞满了。

另一方面，这件事也从侧面反映出：胡适此人，虽然名气大，但他其实并不懂得真正的创作，尤其是那种源于生命、源于斗争、源于大爱的伟大创作。

那么，有同志要问了，胡适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倡导白话文，为什么说他不懂真正的诗词创作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胡适虽然是个思想家、文学家，在理论上头头是道，但他在诗词创作上的实战水平，着实一般，甚至可以说有点“蹩脚”。

这很容易理解。咱们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人，讲起新闻理论、讲起小说结构来，那是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但你让他真正去写一篇新闻稿，写一部小说，他写出来的东西往往干巴巴的，没法看。这就是典型的“眼高手低”。胡适就是这类人：理论水平可以，开风气之先可以，但是实际创作能力就不行。

也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自己不行，对自己没底气，胡适才在发现毛主席诗词的所谓“问题”后，不敢直接下定论，而是要专程跑去找赵元任去求证。这就好比一个蹩脚的画手，看到大师的画法跟教科书不一样，赶紧去问美术老师：“老师，他这笔是不是画歪了?”

那么，胡适的诗词创作水平到底如何呢?咱们不搞人身攻击，咱们拿作品说话。

我们从胡适曾经创作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蝴蝶》，便可见一斑。这首诗是新诗的开山之作，历史地位很高，但艺术水准嘛，大家品品：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同志们，老实说，读完这首诗，你们想笑吗?

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大白话确实是大白话，通俗确实是通俗。但是，这也太像儿歌了吧?甚至连儿歌都不如，像极了打油诗。而且，大家琢磨琢磨这其中的意象。两只蝴蝶飞上天，一只飞回来了，另一只觉得孤单也不飞了。这就叫诗?

这首诗里，透露出的是一种小家子气，是一种无病呻吟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什么飞回来?因为怕孤单。这种情感，是脆弱的，是琐碎的。

再看胡适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也就是后来被改编成著名歌曲的《希望》(又名《兰花草》)：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夜夜不相忘。 但望花开早，能将夙愿偿。 满庭花簇簇，添得许多香。”

这首诗确实比《蝴蝶》要好，朗朗上口，情感也真挚。但是，咱们仔细分析一下。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一个人养花的闲情逸致，写的是盼望花开的焦急，最后把花移到暖房里细心呵护。

这依然是典型的文人雅趣，是庭院里的悲欢，是书房里的感叹。这首诗被认为是胡适写得最好的一首诗，但其诗作水平，也就止步于此了——精致、细腻、个人化，但也狭隘、平淡、格局小。

这样的作品，自是无法和毛泽东的诗词相提并论的。

咱们来看看毛主席写“寂寞”是怎么写的?“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蝶恋花·答李淑一》) 同样是写离别和思念，胡适是“天上太孤单”，毛主席是“万里长空”，是“忠魂舞”。一个是蝴蝶的自怨自艾，一个是改天换地的烈士英魂。

咱们来看看毛主席写“花”是怎么写的?“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卜算子·咏梅》)“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胡适是在暖房里养兰花，一日看三回，生怕花不开了;毛主席是在悬崖百丈冰的严寒中赞美梅花，是期待漫山遍野的烂漫。

一个是温室里的花草，一个是风雪中的劲松。一个是小我的期盼，一个是人类的解放。这就叫格局!这就叫云泥之别!

明明自己水平不如人，明明自己的诗词拿出来都略显寒酸，为何胡适还敢如此批评毛泽东呢?为何还敢说“没有一句通的”呢?

归根到底，还是阶级观念导致的啊!

在阶级观念极深的胡适眼里，评价标准只有一套，那就是西方的、学院派的、贵族化的标准。在他看来：你毛泽东没有留过洋，没有博士学位，甚至还是泥腿子出身，是搞农运起家的。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懂诗词?怎么可能写出好东西?

这种执念，像魔鬼一样占据了胡适的大脑，导致了胡适对毛泽东的“疯狂打压”。哪怕事实摆在眼前，哪怕毛泽东的诗词已经气吞山河、折服了无数人，胡适也不愿意承认。他的心理活动大概是：“我必须拼命证明你‘不如人’，否则，我这个‘大师’的脸往哪儿搁?我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优越感往哪儿放?”

他批评的不是诗，他维护的是自己那摇摇欲坠的阶级尊严。

除了胡适外，大家去翻翻历史，当时的海外文坛，乃至对立阵营的文人中，没有一个人评价毛泽东诗词“如何不通”。相反，很多国民党的元老，比如于右任，比如陈诚，私底下对毛泽东的诗词那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连蒋介石，虽然嘴上不服，心里也是暗暗较劲，甚至想找人写诗把毛泽东比下去，结果发现手下人根本写不出来那种气势。

显然，问题不出在毛泽东的诗词上，而是出在胡适的脑子里。胡适的脑子里，有个地方打了结，一直没有疏通。这个结，就是“唯学历论”，就是“唯出身论”，就是“唯西化论”。

他一生都在追求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但他却看不懂中国大地上真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看不懂为什么那些他瞧不上的“泥腿子”能打败装备精良的军队;他看不懂为什么那个拿着8块大洋的图书管理员，能让亿万人民站起来。

因为看不懂，所以恐惧;因为恐惧，所以排斥;因为排斥，所以诋毁。

那个关于《蝶恋花》的肉麻评语，不过是胡适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失落感面前，发出的一声无力的哀鸣。

同志们，今天我们重提这段往事，不是为了要把胡适踩到泥里。胡适作为学者，在考据学、在文学史整理上，是有他的贡献的。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楚，作为“公知”鼻祖的胡适，他在人格和格局上的巨大缺陷。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和创作观：

一种是胡适式的：躲在象牙塔里，讲究格律，讲究出身，讲究雅致，关注的是个人的小悲欢，看到的是“两个黄蝴蝶”，一旦遇到不符合自己规范的事物，就斥之为“不通”，斥之为“肉麻”。

一种是毛泽东式的：站在黄土地上，扎根于人民之中，不拘一格，打破枷锁，关注的是国家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看到的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为了内容和真理，敢于对一切形式主义说“不”!

谁是真正的大师?谁是真正的英雄?谁的作品能穿透时光的阻隔，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热血沸腾?

答案不言自明。

《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虽然被胡适批得一文不值，但它却感动了整个中国，甚至感动了世界。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这哪里是肉麻?这是对革命伴侣最深情的怀念，是对牺牲者最崇高的致敬!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哪里是不通?这是革命胜利后的喜极而泣，是情感积累到极致后的总爆发!

当胡适在海外的小楼里，对着韵书斤斤计较某一个字的平仄时;毛主席正站在历史的巅峰，俯瞰着新中国的山河，挥笔写下时代的强音。

这就是燕雀与鸿鹄的区别。

所以，同志们，当下次再有人跟你们吹嘘胡适的“魏晋风度”，吹嘘他的“温和理性”，甚至拿他来贬低毛主席时，请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

告诉他们：一个连《蝶恋花》都读不懂、都容不下的人，他的风度是伪装的，他的理性是狭隘的。他的那些所谓学问，在真正的大历史、大境界、大情怀面前，不过是“兰花草”之于“昆仑雪”，不过是“黄蝴蝶”之于“大鹏鸟”。

历史是人民写的，也是人民评价的。胡适的那几句酸溜溜的评语，阻挡不了毛泽东诗词的光辉，反倒成了历史长河中一个可笑的注脚，永远地挂在了那里，供后人评说。

好，今天关于胡适和《蝶恋花》的故事，我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是子珩墨，咱们下次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