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的死亡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从逻辑上反对资本主义母国
伊朗的“表演”确实是一场悲剧——它被困在了一个自己无法逃脱的逻辑里。这种困局,或许也正是许多试图在全球化中保持自主性的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深层拷问。
一切社会行为都是经济关系的演变,所以当哈梅内伊被炸死之后,我更倾向于从资本的逻辑去观察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让人丧气的结论——“资本主义国家无法从政治经济逻辑上反对资本主义母国”,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当一个国家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又试图在政治上挑战或脱离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秩序时,它就会陷入伊朗这种状态,一种西方文化下的二元对立逻辑之中。
一:经济依附与政治自主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是资本,而全球资本、技术与市场大多仍由美国主导。反美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必须与这个体系接轨,这自然会引入依赖亲美资本的“买办阶层”,也就是社会中的“亲美人士”。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想反对体系,却离不开体系的生存资源,而这是全球进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共同困惑,在别人的体系中,这股反美的动力从何而来?
“经济上的高度绑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绑定。”这是一个谁也无法改变的逻辑结构,所以才导致了伊朗这样首鼠两端的行为,他一边希望和美国搞好经济关系,一边又在国家利益上反美,但是甘蔗没有两头甜的,伊朗的遭遇已经说明了这一切。
从经济上来说,伊朗依赖美国的石油美元与结算系统,所以他的经济命脉在于石油。虽然受制裁,但只要想卖油,就绕不开以美元为核心的结算体系(SWIFT),或者与这个体系挂钩的替代品。只要还在使用“石油-货币”的兑换逻辑,就依然在美国主导的金融引力场中运行。
要想维护美国主导的经济关系中的资本利益,又想维护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这在逻辑上说非常困难,必须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给亲美人士才行。

二:意识形态的内生冲突
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确实与好莱坞文化等美国价值观深度捆绑。当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反美”,其民众却可能在消费和文化上向往美式生活。
这种文化上的亲美倾向,会反过来消解政治反美的群众基础,形成之前所说的“逻辑上说不通”的内部矛盾。
伊朗国内存在庞大的、渴望西方商品和消费主义生活的中产阶级。任何政权想要维持稳定,都必须考虑这部分民众的物质需求。这种经济上的依赖和向往,为“亲美人士”的存在提供了社会土壤。
也必然从现实逻辑中让渡一部分国家主权给美国,资本主义的母国,这也就是今天伊朗高层遭遇袭击的底层逻辑。
谁都看见亲美人士的存在有问题,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但是,在“内部豢养亲美人士”,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这其实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而不只是某个政权的愚蠢或虚伪。
而伊朗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的政治体制本身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有反美的最高领袖和革命卫队,另一方面又有通过选举上台、更倾向务实主义的总统和议会。
这种“二元体制”决定了它无法像俄罗斯那样,进行彻底的内部梳理,因为它需要维持派系间的微妙平衡。维护和资本主义母国的经济关系。
而俄罗斯之所以显得“内部稳定”,能摆脱这种矛盾,恰恰是因为它经历了一系列的“物理锻炼”。北约持续东扩,切断了俄罗斯向西走的幻想,使其在“反美”与“生存”之间,最终被迫选择了决裂,并完成了内部的强力整合。
相比之下,伊朗与西方仍保持着复杂的经贸、外交和核谈判关系,这些联系就是“亲美人士”生存的土壤。
三:政治上的“二元对立”是一种必要的“表演”
对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从属国来说:如果经济上无法脱钩,那么政治上强烈的“反美”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了一种必要的平衡机制。
而这也是“符合西方逻辑”的结果,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冷战以来的思维,习惯构建“我们vs他们”的二元对立。
伊朗的激烈反美姿态,恰恰为西方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对手”形象。这个形象反过来又成了西方内部凝聚共识、管控盟友的工具。双方都需要这个“对立面”来定义自己。
这种表演性的对立,虽然言辞激烈,但往往有底线。只要不越过某些红线(比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对抗就是可控的、可预测的。
它甚至成了一种独特的博弈方式:通过展示强硬来换取谈判筹码,通过“豢养亲美人士”保留沟通管道。即便为此承担更大的分险。
而真正的悖论是:在体系内无法真正的“反体系”
这是一个根本困境:只要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全球经济分工,这种“表演”就永远只能是表演。
伊朗的困境在于,它想挑战的是美国的地缘政治霸权,但从未真正挑战过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只要它还遵循资本增值、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规则,它就永远无法摆脱对“母国”的技术、市场和金融体系的依赖。
所以,我们看到的“首鼠两端”并愚蠢,而是一个处于资本主义边缘的国家,在试图挑战核心国家时,必然遭遇的结构性分裂。它的反美,是政治身份的宣誓;它的亲美,是经济生存的本能。二者在现实中无法调和,只能以一种矛盾和撕裂的状态共存。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朗的“表演”确实是一场悲剧——它被困在了一个自己无法逃脱的逻辑里。这种困局,或许也正是许多试图在全球化中保持自主性的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深层拷问。
结论:伊朗的遭遇告诉我们,亲美人士的存在是一把双刃剑,一边是有求于他们和全球资本体系的沟通,一边是为他们的存在承担变量的政治分险,从现实来说,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俄罗斯,其余的都千疮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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