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第一篇 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篇

第一篇

西婆罗洲华人历史篇

第一章．婆罗洲（Borneo/Kalimantan）的渊源

在婆罗洲南部，华人的贸易活动在砂劳越整个所谓“黑暗时代”（1580年—1840年）里，仍然持续下去。到了19世纪中叶（1850年后），有数千名华人已散居在三发和坤甸一带。关于这批华人，他们就是来自首批移居砂劳越的现代华人。

婆罗洲Borneo包括现在的砂拉越（Serawak）、沙巴（Saba）、文莱（Burnai）以及印尼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西、东、南、中四个省份。

与北加里曼丹交界的是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称之为西加省），根据2004年登记，西加人口约4.073.304人，占全印尼人口1,85%。华人人口约一百万左右，坤甸潮州人为多，卡江梅县客家人为多，山口洋多为河婆、陆丰客家人。

加里曼丹名称的来源，在亨特（J.Hunt）的文章中记载过加里曼丹的来源是一种土生的酸果叫Kalamatan，因之称之为Pulo Kalimantan。但是有位名叫马勒（S.Muller）说婆罗洲的马来文名称Borneo，是原字梵文的Bhurni，意思是“土地”或“国家”，这就是外国人意识中的婆罗洲（Borneo）。

在中国的《梁书》（502年—566年）最早提到婆利；《隋书》二十四史（589年—618年）和《旧唐书》（618年—906年）也提到婆利（婆罗）之名，意味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知晓和提及婆罗洲，已有人踏上这神秘之洲了。（在坤甸市博物馆至今尚存有一口直径约60公分的花纹铜锣，据考古专家指证，是中国在三世纪的古物。不过当时的中国人来婆罗洲只是经商，直到六世纪才有人定居，据悉，远离西加海岸线四百多公里外的彬路（Nanga Pinoh）早在十世纪就有华人定居。）

《东南亚华人史（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作者Victor Purcel在其书中论述引起华人移居南洋的各种历史问题。他认为下南洋的华人都是来自广东、福建和广西省。大都是客家、福建、潮洲人，迁移的原因是中国人口压力、经济困难与战争所造成。

中国明朝皇帝朱元璋从1371年开始三十年海禁，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以防外国的入侵。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永三年）明成祖放宽海上禁令，命宦官郑和率领二百四十多海船以和平使者环航行东南亚，在下西洋期间已与印尼爪哇岛（Pulau Jawa）、日惹等有商业来往，这说明了15世纪初，中国丝绸之路便与东南亚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广东等地的华人为了实现富财梦想，挑战非常危险的海洋航行，终于到达东南亚的新陆地即南洋群岛，人稀物产丰富的新发现，吸引中国内地华人越来越多地移居婆罗洲。

荷兰人于1595年才第一次派远征商船队赴东方开辟商场，1602年3月20日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简称VOC）成立，1608年，荷兰人在婆罗洲设立第一商站（factory）并以殖民者姿态征服和占领各国各苏丹王国。

18世纪期间，婆罗洲与中国的贸易活动越来越频繁，中国丝绸、印花棉布（Chintz），白棉布（Calicoes）与印尼胡椒、香料等大量进行交易，华人来到文莱、马辰（Banjarmasin）、坤甸（Pontianak）等地区的人数越来越多。

商贸方面集中在马辰（Banjarmasin）和坤甸（Pontianak）二地。荷兰人和华人之间因贸易利益发生激烈的竞争，1712年荷兰人与马辰苏丹签订的胡椒合同，却被华人船只运走了，因此说明华人当时在贸易方面的优势。

三发苏丹发现西婆罗洲广阔的森林地带，隐藏着丰盛的矿产资源，虽然本地的马来人（Orang Melayu）和达雅人（Orang Dayak）已先开采，但他们缺乏先进技术与方法。（最先由喃吧哇土王（Penembahan，地位比苏丹略逊）招请华工在百富院开采金矿，获益颇丰，消息传到三发苏丹）三发（Sambas）苏丹了解到华人对开采金矿业有特殊的能力和较先进的技术，于是便通过文莱商人雇来了有经验的华工开采金矿，苏丹从中获得了极大的财富。

这消息传开了，很多中国人追求南洋寻金梦，最初他们来到婆罗洲文莱（第一位三发苏丹名叫黄刚，明朝大将，出使文莱后不返，后来娶了文莱公主，做了驸马，并且皈依伊斯兰教，改名苏莱曼，得到文莱苏丹首肯，寻找新疆土，辗转到了三发境内，决定在三发河汇流处开疆拓土，奏明文莱苏丹并获得加冕后举家迁徙正式立国。从此，每一位三发苏丹登基，必须千里迢迢到文莱，得到文莱苏丹加冕，才能正式登上苏丹宝座。迄今为止，三发苏丹后裔都知道他们的远祖是姓黄的中国人，而且还提拔姓黄的华人当宰相），后来他们必须跟招引他们来的三发苏丹老板干活，因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携带家属是不适宜的，因此都是男人只身先来闯天下，他们为了工作方便就定居在靠近达雅乡村的工作地点，久而久之便同当地达雅女人通婚同化了。

1740年前，中国下南洋的华人，对这块人稀物产丰富的西婆罗洲的优越性产生兴趣，他们跨越砂拉越水路直达三发市属下西宜宜（Seminis）、移民也有直接从中国飘洋过海来到西婆罗洲，沿着百富院（Sungai Duri）、载下港（Sungai Raya），来到山口洋（Singkawang）海岸的尾栅（Mui cha）、寨面（Pangkalan batu）、文岛宜（俗称温肚泥Selakau）登岸。泊岸地点有的在邦戛（Pemangkat）、木关（Mukuan）、沙泊（Sebauti）、义罗（Ledo）、哇哩（Sebalau），沿三发（Sambas）河向各地区登陆，山口洋一带来的客家人大都是揭阳市隶属的揭西镇河婆客属区来的。

在鹿邑（Montrado）曾发现一块基碑，上面刻着“乾隆十年”（1745年）的文字，证明在这时期那里已经有华人的足迹了。

1761年因为三发苏丹的税赋日渐加重，并且还强制华人矿工的粮食和日常必需品都必须向苏丹采购，经过多年奋斗，公司员工觉得自己的力量已逐渐强大时，开发矿场的华人便摆脱三发苏丹的控制，以自力更生为原则，团结和组织从中国来的华人，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挖掘金矿和种植地，由新客组成的华人社会，脱离中国王朝统治也不受本土国家的控制，形成独特的有组织有领导的法制体系政体。

1652年至1654年，荷兰的海上贸易与英国颁布的《航海条例》发生冲突。一连发生三次战争，第三次荷英战争爆发于1672年至1674年，荷兰获得胜利，英国被迫停战。1799年12月31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布解散，由荷兰政府直接参与侵略活动与殖民统治。

《1824年迎合条约》，又称《伦敦条约》，英国与荷兰在伦敦签订的条约，主要目的是解决这两个欧洲国家在东南亚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纠纷。此条约大致上影响了后来马来西亚与印尼二国领土的范围，也决定了新加坡往后的命运。造成荷英两国的管辖权互相调换，在爪哇英国的总督莱佛士爵士（Gubernur Jendral Thomas Stanford Raffles）迁徙到荷兰管辖的新加坡、马六甲；爪哇管辖权交由荷兰的高级海军将领督波托（Pieter Both）接任，英国将邦加勿里洞（Bangka Belitung）及苏门答腊（Sumatra）交给荷兰管辖。荷兰乘此机会扩大管辖范围，更深入婆罗洲进行财富掠夺。19世纪把殖民势力扩展到了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当时不叫印度尼西亚），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尼西亚。

19世纪，荷兰殖民政府踏上西婆罗洲，他们对西婆罗洲金矿公司产生兴趣，高延（JJ.M.de.Groot）著的《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和梵雷斯（Van Rees）先生的《打劳鹿》书中，荷兰学者和政府官员，以他们自己的角度评论和证明了这一事实。“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华人从中国迁徙而来，一路上与生命作赌注，西婆罗洲华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他们以艰苦朴素殊死搏斗精神，维护华人村社制度，融洽团结当地民族，它讲述一段华人从中国迁徙来婆罗洲的坎坷史。

第二章．西婆罗洲华人村社制度的兴起

第1节．华人社会最独特的组织形式——村社或公司制度领导

无论是兰芳公司还是和顺公司，从他们内部组成还是外观上都还不足够条件成为国家的形式或者共和体，国家应该有完整的行政机构、领土的划分和行使主权，由中央机构实行各区的统一领导。华人矿业公司还未具备成立国家的条件，领导层只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和村社发展的需要，设立各种福利机构和简单的领导形式，以保护在远离祖籍国的情况下，能自立独特地生存下来。

这些华人拓荒者是从北婆罗洲迁徙而来，或是直接从中国来的移民，他们大部分是广东省的客家人、福建人及潮州人，他们习惯与同乡族群居住在一起，他们来到异地和不同宗族的人相处，不同团体和公司的园工、矿工一起生活，由于村社与家族生活的密切关系正如家长制，华族族群中有超出群体的领导智能的，便被公推为村社最高的领导人，他们以中国王朝统治的操作经验，运用到村社社会中，形成有领导的村社。

公司总的领导人是大哥，他具有最高威信与号召力，其次是老大或尾哥，他们各自团结在各领导人周围，形成一个坚固的堡垒。村庄是他们的保护神，只要他们碰到困难或经济方面周转不来，他们周围的人将会给予帮助，因此无形中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形成一个村社团体，他们每个人都对公共福利具有高度的热忱，这种独立的村社就凝结成坚固团结的精神力量。这种极独特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终于在这个华人地区形成和发展起来。

公司制度是一种自治群体，领导人从中国帝王乡政中学习了处理政治体系，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处理领导与人民、政权与民族关系，掌握政治与军事问题等，他们尽力保护村社利益，为村社服务。

迁移来的华人在他们定居处，坚持中华文化是一项不忘本质的重要一环，他们与达雅人通婚是为延续中国血统，但他们不忘集金建立华校，让后代继承中国风俗习惯，传承中华文化。中国华人跟达雅族人的通婚，也使两族关系搞得很融洽，因此他们能够在人生地不熟的荒山密林的异邦中定居下来，还能坚持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

第2节.  第一个经济大阵营"和顺公司"

最有影响力的第一个经济大阵营是鹿邑（俗称打捞鹿，Montrado）地区组织的“和顺公司”，是西加华侨开采金矿业最古老的发源地。由14个公司组成统一总领导“和顺公司”。

1776年前，山口洋（Singkawang）、拉拉（今称孟加映，Bengkayang）、鹿邑一带华人已经陆续成立了开采金矿公司，如大港公司拥有五百人，大屋公司有三百人，下屋有两百人，结联、三条沟、新八分即新屋，每个公司约拥有矿工八百人。

1776年，14个开采金矿公司逐渐发展壮大，于是14公司开会决议联合组成“和顺公司”，推举谢结伯为“和顺公司”第一位首领。

14公司是：

1776年，14个公司组合总称“和顺十四公司”,简称“和顺公司”。

和顺公司各届总领导人名单：

第3节．西加华人矿业公司的黄金时代

自从和顺十四公司成立以后，谢结伯大哥领导矿工，西加华人村社带来极富庶繁荣的黄金时代，新开采的矿区为数颇多，经济上获取很大的盈利，这样一方面华人推动了婆罗洲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华人又可把所获得的一部分财富寄回给自己祖国的亲人。

华人矿工艰苦耐劳，从早摸黑在金矿区挖掘淘洗，从事其他民族难于支撑的苦工。他们还把广阔的荒山野地开垦辟成良田、蔗园、果园，树胶园、胡椒园、甘密园等。

他们有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经济能力，他们把广大的森林地带变为丰富的金矿出产地，淘出了致富的金矿。

根据华侨史料记载，鹿邑忠臣庙有一块石碑刻着“一八零八年和顺”字句。还有根据和顺公司遗留下来的钱币铸有14个字，以原来14家公司名称的头一个字组成。后面刻有“广东通宝”字样。这可能是仿中国钱币铸造的华侨公司发行的钱币。

14个公司在开采工作上各自独立为政，有各公司的领导人负责个矿工事务，只是把各自的公司改为“会”以区别。和顺公司的议事职务是对外联络和处理比较重要的事情。基本上他们专心搞经济事业，政治气氛不浓厚。为了处理公众事情，他们在鹿邑设立“和顺厅”，公推一位大哥作为整个和顺公司的总领导人，一位文书协助处理一切事务，习惯上叫“大厅先生”或公司先生。各14公司派遣一位代表驻厅，叫做“厅主”，有月薪和其他利润。厅主与大哥形成一个和顺议事会，先生的地位只是行政人员，其次还有会计、抄写员和厨师。

和顺公司大哥的职务除了处理和顺公司内部事务外，还要催取税务，沽价和监督一切支出，如碰到重要事件则需征求14个厅主的意见，共同商讨做出决定。许多重要的地点、码头、碉堡，如山口洋、载下港等地都有木栅，每个木栅有两位栅主，栅主负责征收“入口税”。栅里的守卫队人数不一，平时只有两三位。

在战争时期，推举一位军师和副军师，形势紧张的时候，许多市内的小贩、农民和矿工等都奉命集合去打仗。军队的主要兵员是矿工，据估计，大港的战斗人员最少有3000人，在战斗中薪水和吃穿由和顺厅支付，战斗胜利还有奖金，击毙敌人军官奖金二两黄金。所有后方人员不准宰猪或酿酒，目的是跟前方战士同甘共苦，另一方面是预防粮食缺乏。

为了使虽不同姓氏和宗族从中国来的新客都能在异地互相照顾，发挥互助的精神，所以全部来西加的新客都必须经过发誓和歃血为盟参加组织，即饮滴在酒杯中手指头的血，如此便成为异姓兄弟。这种组织就形成凝结的一个村社，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有组织的群体。

《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作者高延在书中对华人公司制度的论点是：“即那些几乎都出身于普通农民的中国移民，有能力建立组织良好的自由国度，那些国家的体制具有最严格的共和精神、秩序纪律与政策，他们拥有独立的立法与币制；常常要应付马来君主以及自己人之间的互相冲突；就像国对国那样与强大的荷印政府进行谈判，并长期武装民众与荷军对抗，一言蔽之，从未有人能够追溯公司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即它的一切制度、组织结构、统治方式，从而进行完整详细地分析……”

从这论点中说明了西加华人的村社有着严肃的纪律性，能建立像国家体系的各种法制，村寨有军队的守护，能代表公司与正式国家谈判，这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第4节．为保卫村社制度反抗荷兰殖民者

1792年三发苏丹获得东印度公司的协助，打败了喃吧哇土王扩展势力的企图。就在这时期华人人数大增，战争后三年，拉拉（今称孟加映，Bengkayang）组织了12个公司。这些公司是：1．元和公司，在乌拉由（Melaju）靠近沙霖斯（Salinse）；2．赞和公司，在沙霖斯；3．应和公司，在六分头，靠近沙霖斯；4．惠和公司，靠近加老梭（Kerasau）；5．升和公司，在兴纳里（Sinali）；6．双和公司，在沙坡（Sapo）；7．下屋公司，在下屋。以后加入了大港公司。

三发苏丹怕华人人数增添对自己不利，于是开始严厉限制华人。当时苏丹每年的黄金收入约五百两，等于当时币值三万五千荷盾，还从日常生活必需品中得到盈利，如铁器、布匹、米粮、盐和鸦片。他禁止华人私存土枪、火药，最后命令达雅族头人负责监督。此严厉限制的结果，苏丹的税收反而逐渐减少，当然经济收入就下降了。

荷兰殖民者非常垂涎中国华工所取得的财富，他们想尽办法夺取华工们的硕果，带回他们的国家，增进他们统治者的财富。荷兰统治者无理剥夺和对华人酷爱的村社制度进行武力消灭，当然这种独裁统治必然引起西加华人强烈的反抗！

因为华人极力反抗取消华人村社而代之为殖民统治，荷兰统治者不得不承认：“这种公司制度已使许多人为之丧生，使荷兰政府耗资百万，尤其在今年政府给公司民众带来了不公平的殊死搏斗。正是这种公司制度使婆罗洲金矿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它为人类增添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使这海岛变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总之，这些华人政治社团是我们政府与那个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间的重要联系环节，他给我们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带来繁荣与财富。公司只是一种保护形式，使成千上万人的财富源泉，而今它却是战争、放火，死亡与对无数生灵难于言状残害的根源。”（《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

1822年，荷殖民军借口维持治安，派遣军队开进庐末，把统治者认为违法的4家公司驱逐离境，想霸占当地华人的四公司：1．大港；2．坑尾；3．新屋；4．满和，人们称“和顺四公司”，大港人马退回鹿邑。

1823年2月18日，和顺四公司召集大会，认为荷兰得寸进尺，侵犯和想统治华人公司。公司决定进攻驻扎拉拉的荷军，虽然前段时期他们公司内部发生矛盾和分裂，发生争斗，造成流血事件，但是在面对荷兰外国侵略者的时候，各矿区华人能够抛开内部发生过的冤仇而团结起来，拿起武器的华人工农商武装部队浩浩荡荡向鹿邑进发。

1823年2月26日，公司武装大队人马从鹿邑出发，在西哇哩（Sibalei）筑起大型山寨，但这次进攻因双方武器装备悬殊，四公司组成的华军只是矿工起义，各方面都没有荷军军力强大而宣告失败，退守在鹿邑。荷军乘胜追击，和顺议事厅被焚毁。

1824年，荷军只特许坑尾的妇女自由出入，同年向仅存的四公司发起突袭，四公司人马在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悄悄带着金和财产撤退，荷军又进攻色哇劳并霸占鹿邑四公司，经过这场战斗，拉拉、庐末一带地区的华人，全部被驱赶出境，这些地区华人辛苦开发的矿场全落入荷军手中，荷兰殖民军以得胜者姿态，统治这一带地区，掠夺中国人用血汗所取得的硕果。

1825年，兰芳公司派出几位代表，到鹿邑请求捐助，援助喃吧哇（Mempawah）华人去袭击荷军。和顺公司接受了请求且马上派出五百人，开往喃吧哇，荷军运用土炮和土铳，和顺公司的援兵终于无法抵抗，五百人中生还的不上两百人。和顺公司又为了复仇，重新招募兵马两千人，开往喃吧哇，但因为瘟疫流行而病逝六百人。

当时有意制造分裂者传言说，兰芳公司要乘鹿邑人马空虚而进袭矿工司，因此鹿邑人马马上撤回，决定跟兰芳公司算账，后来鹿邑和兰芳公司双方在和谈中取得和解，认清有人想中伤造谣，分裂华人反荷力量，于是他们化敌为友，加强团结。

1830年，和顺公司因形势影响而缩小只剩下三个公司，即：大港、坑尾和新屋。

厄尔（G.W.Earl）于1834年访问婆罗洲，目的是要同华人建立贸易关系。荷兰人和马来人劝他不要去，认为华人的集结地是一个危险地带，他不听劝告，有个人陪同他去，他对这次出行感到满足，他说，坤甸和三发各有华人的聚集地，相距90英里，他去了位于两地之间的打劳鹿（鹿邑）一行人抵达打劳鹿时，受到华人的殷勤招待。

厄尔说公司给人的印象是，华人对地方的治理井井有条。沿途偶尔看到的房舍，是为了人客下榻而兴建的。打劳鹿镇由单独一条长约四分之三英里的街道所组成。“其客长之私邸”在街道的一端，距离市镇不远，是一座形状独特的大型建筑物。虽然当时下着大雨，客长和市镇的头人们依然身穿上好衣服，在庭院的大门迎接来客，并鸣三响礼炮，以示隆重欢迎。翌日，厄尔与头人们会面，并讨论是否可以同新加坡打开直接贸易的途经。厄尔对于客长的政治才干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当地的政府组织，他认为极适合这个华人社区的客观形势。他强调这个公司具有绝对的独立性，既不受中国皇帝的管辖，也不受荷兰人的统治。

他认为荷兰对贸易的垄断手段，将破坏华人蓬勃发展的经济，使华人村社遭受毁灭。四年之后，罗啻（了oty）和波罗满（Pohlman）这两位教士访问打劳鹿镇时，印证了厄尔预言。人口大幅减少，只剩约一万人。

1837年坑尾、新屋合并入大港，和顺公司仅存大港一家，其势力除鹿邑以外，远达孟加映。（十二公司已并入坑尾和新屋，以后迁往砂拉越的第一批矿工人员）

1839年至1843年，和顺公司在扩充势力时，侵犯了达雅族的矿区，又受马来首领的煽动，当时许多华人被杀害，于是华人不得不进行反抗。

1850年，郑宏继任甲必丹，郑宏碰到许多困难，华人从星加坡偷运各种货物进鹿邑，当年最著名的商运领导人为林三安，于1854年6月12日被荷军拘捕，被控暴动首领，于1854年10月24日被判处死刑，头颅割断后，在鹿邑枭首示众，为时15天。

1850年，乌乐的霖田公司或庐末的十五分公司跟三条港联合，荷殖民政府挑泼苏丹，打算把华人的矿场封闭占为己有。于是大港联合两公司并入和顺公司加强力量，因此又形成“和顺三公司”。

第5节．1950年邦戛象嘴之战

1850年7月，和顺公司是西婆罗洲势力最强大的公司，荷兰人为了抢夺和顺公司的经济领导权力，它们发生过多次冲突，华人认为只要落入荷兰之手，它必对这块地区的华人施苛捐杂税，暴政与剥削，因此华人极力维护公司与村社利益，这一带的矿产和农田还未落入荷兰人统治之手，他们还没能从华人手中夺取公司权益，然三发苏丹国已处在荷兰人的控制下了。

1850年，打拉鹿有位名叫Tiang Ping的华人，他不是甲大(华人领导人)，是打拉鹿副专员的顾问，他想勾结荷军以获取利益，率团到巴达维亚（雅加达）向荷兰政府表示投诚，当他回去后被民众赶出昔邦，认为他把公司出卖给荷兰人。公司的人马为了保护公司便驻军邦戛等地，以防荷兰对和顺公司的进攻，因此Tiang Ping特派人去坤甸报告求助，并向荷兰提供了邦戛的具体防卫情报，荷兰人乘势派兵向邦戛进军。

和顺公司的华兵驻守邦戛象鼻山（Gn. Panbongan），山上筑有华人的堡垒，华军分布在邦戛一带坚守阵地，以阻止荷军进攻。

在Tiang Ping的带领下荷军从象嘴山南岸登陆爬经象山，然后由山腰（今圣母娘神庙处），反操守军堡垒的背后，居高临下向堡垒守军的背后炮轰，把和顺公司的守军打个措手不及。虽一直坚守在山上，但因军事上的悬殊，最后全军覆没。

1953年第四校校舍做戏院改建装修时，还发现堆积如山的骷髅。此可证明上述事件属实。1966年后该校舍已被当时的军事掌权者铲平，改建印尼军需处。

桑克氏（S.H. SCHAANK）著《打劳鹿公司》一文中道：“邦戛的Panbongan山，当地人士叫做‘象鼻’，而邦戛山叫象山，邦戛的下面叫做象尾（或作双尾）山形像巨象，故名，1850年跟荷兰作战，便是在这地带。”⑻证实了这里的邦戛山，西加华人曾与荷兰殖民军打过非常英勇的一仗。

梵雷斯（Van 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 Taikong en Amir》第132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i（指Padri战争，也叫米南卡堡Minangkabau战争，1803年到1837年间发生在在西苏门答腊的巴噶鲁拥Pagaruyung王朝管辖地区，长久不能镇压后，米南卡保的传统首领要求荷兰人帮助打败想要实施伊斯兰教法的Padri派系）人的战士们干的。”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 Courant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Tijdschrift（第339页）说：“我们从邦戛的婆罗洲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三百人，负伤五百至六百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四百人，参战的四千人中就有一千二百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

巴达维亚（雅加达）军事部1850年9月24日给总督的报告说：“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我军战士，被战争激怒了，开始了一场受难华人难忘的屠杀，那些无法逃命的战败者，都被我们的战士砍倒了！”《打劳鹿》

抗击荷军失败后，剩余的残军沿三头椰逃往乌洛港边的沙灵郎村，再从那儿乘船逃向乌洛港上游，先到上游的斯尼尼村，那儿原来有华人开采金矿，于是一部分就在那里长住下来，另有一部分继续逃到与西加交界处的沙劳越石隆门新山，成为流散帮，以后在砂拉越历史上记载，一位西加金矿公司的矿工迁砂拉越，成为领导石龙门起义的领导人，他就是刘善邦。这是后话，我将讲叙述这段故事。

总结这次象鼻山的失败除了武器悬殊以外，最重要的是在打拉鹿（鹿邑）出了一个叛徒名叫（Tiang Ping），向荷军告密，带领荷军偷偷摸入，

在高延这本书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Tiang Ping，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作者怀疑Tiang Ping这个人就是化了名的邦戛华人所流传的顺口溜“郑甲大卖江山，卖的就是邦戛山” 。

“郑甲大”，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提到荷印政府非常赞赏他，并且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可见他对荷兰人提供绝对性胜利的作战计划是非常有功劳的，高延说：“此人在1850年—1855年的纠纷和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1883年他在打劳鹿首府还是一个有权势的长者，1857年的《暂行条例》第55款证明了，他不是像东万律甲大那样的首领，他只不过是打劳鹿副专员的顾问，辅助管理。”说穿了就是荷兰的特务走狗！

第6节．为坚持村社制度与荷兰殖民统治展开游击战

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是和顺公司所领导的华兵与荷兰统治者的决一死战！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可是他们为保护华人村舍还坚持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形式进行地下斗争。和顺大港公司与荷军也曾在鹿邑一带作战，被荷军击退。但大港和顺公司人马不甘投降，当他们听到荷军进迫鹿邑时，便结队退入森林地带。许多矿工在廖二龙率领下，重新组织起来，很快地又编成坚强的队伍。他们招收队员，深入乡间。

当年荷军在鹿邑筑有一座坚强的堡垒，抗荷宣传者甚至跑到鹿邑荷军堡垒附近进行宣传。他们的勇敢以此可见。他们到鹿邑宣传说，荷军进占鹿邑，不久将自动撤出。另一方面还指出荷政府的横征暴敛，激起华人反荷的情绪。他们的势力凭着“义气”、“团结”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根据秘密团体的记载，在那里几乎全体包括德高望重的华人都成了会员，每人交费1盾9钫。万一农民队伍被打退，他们便分别捐款，或运输粮食，接济森林里的抗荷队伍。表面上愿做荷政权的“顺民”，暗地里却进行抗荷工作。如果抗荷游击队要反攻，他们便作内线，队伍撤退后他们又恢复日常生活。1854年鹿邑的情况使荷殖民政权感到束手无策，他们继续和荷兰军周旋作战。

1854年7月25日，荷军进迫，为了赶走荷殖民军，华人把打劳鹿首府化为一片火海，使荷军完全得不到收获。接着沙令斯、拉拉等乡村也被毁尽，当华军被击败，首领被囚禁，碉堡被拆除，没了粮食后，他们以秘密方式进行殊死斗争数月之久，重新通过秘密会社将华人联合起来。总厅倡首发难，各公司成员万众一心，全力抵抗荷兰军队。即使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却仍然团结在首领周围反抗侵略的荷兰人。

大港首府打劳鹿被荷军占领后，那些参战的公司马上放弃旧名称，组合成“九龙公司”，但这组织又被解散，他们重新再起一个名字“义兴公司”，从落入敌手文件中，几乎所有的图章都写着“义兴公司”字样。

直到1884年，西加鹿邑大港公司人马以及其他华人，他们还不甘心自己辛苦经营的矿场全落入荷兰殖民主义之手，他们不甘受荷殖民统治和迫害而组织秘密会社，虽然遭到多次斗争的失败和残杀，但他们英勇不屈，还继续进行反荷活动，荷兰殖民军认为是叛军罪犯分子，一直追捕他们。

2007年12月18日，作者从雅加达回乡即西加坤甸之际，拜访一位名叫贝金孟的朋友，他是百万突人，75岁，他叙述当时10岁时曾听一位80多岁的老人魏德兴和郑召伯谈他少年时代参加反州府（反井根）事件的经过，当时所谓反州府就是反抗荷兰政府。

1914年（甲寅年），张石义是井根人，是井根事件的领导人，为了反抗荷兰他们使用最简单的武器即火药、枪、刀、标等跟敌人拼，他们分两条路：第一条路线是从路下横进军到打拉鹿（鹿邑Montrado）。第二条路线是从山口洋上20公里经百万突（Pakucing）进军打拉鹿，百万突附近是荷兰军队的驻营地，华人联合达雅族人进攻荷兰军，荷兰军用枪炮回击轰炸反州府军，反荷华军进行激烈战斗，在敌我武器悬殊的情况下，最后被击败，分散逃跑，张石义逃到砂劳越，这是当时印尼西加著名的抗荷“反井根事件”的资料。

华人反抗荷兰殖民主义者，其实苛捐杂税并不是他们暴动的起因，主要是当荷兰殖民政府将取消公司自治权的时候，消息马上震动了华人，造成十分不安的气氛，他们马上设置碉堡。荷兰的两个巡查员被杀，华人不能容忍村社自治被摧毁，就如自己的国家被侵占变为沦亡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当村社被取消时，西婆罗洲人口马上减少，他们都携带妻儿回中国去了，有的迁离到砂拉越。因为没有华人村社，他们便失去了日常生活的保障。

虽然村社制度被荷兰殖民者破坏了，但是西加各地的华人对村社制度的影响直到现在还存在，他们为了能够互相关照，一般社会上都有社会福利组织，如雷公会、互助会，还有各姓氏的福利会，丧事喜事、客家会馆、潮州会馆、福建会馆等都有各自的组织，他们特别热心于社会活动，他们也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自己的会员。

苏哈多几十年来废除了中华文化，不准华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不准用华语进行沟通，但是西加华人能坚持自己的姓氏和中华文化，最难得的是在西加特别是家乡话潮州话、客家话永远流传，这是村社制度对西加华人的深刻影响。

百年以后西加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至于荷兰军对华人扣上的帽子甚感疑惑，究竟谁侵略谁？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历史上记录着婆罗洲华人祖宗，在荷兰人未发现这块婆罗洲的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此安家落户，种植开采矿业，建立自己的民主自由的和谐村社。

荷兰军人奸商来后这一切被打乱了，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影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者使出铁腕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的沧桑史和血泪史。他们侵占和抢夺华人的财富，用军力把华人赶走，还把这些维护自己利益的华人扣上“罪犯”，这逻辑如何成立？荷兰人用军队侵略别人的国家，侵占别人的财产这才是真正的罪犯，对华人扣上“罪犯”这个名词必须平反！那些在抗荷战斗中牺牲的华人，应该写进印尼抗荷历史中，作为英勇的捍卫国家与家乡的烈士。

第7节．总结和顺公司斗争的经验教训：

荷兰军政方面：

1．荷兰当局有国家供应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先进武器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杀伤能力。

2．荷兰有国内庞大的经济支撑，以侵略国的形式向他国人民进行武力镇压，以掠夺他国的财富来增加它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收入。

3．荷军是正规兵，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

西加华人军政方面：

1．西加华人军队只用简陋的自制武器或刀、竹竿、木棍，与荷兰军的先进武器相比相差悬殊。

2．华兵只是华工及农民编制的军队，他们在对付强大侵略者的时候，才从各工作单位聚集而来，没有正规军队体系。

3．没受过正规军人的训练，打仗只凭热血和义气。

4．公司内部不团结，各自为了私人和公司利益，尤其是后期公司一部分领导人，勾结荷殖民政府来对付抗荷同胞。这是历史上不可忽略的导致华人抗荷失败的原因之一。

5．没得到当时中国政府和外界力量的支持，并且受到荷军恶毒的离间计，得逞后逐一蚕食，彼此没有很好地团结和支援，孤军作战顽抗荷军，最终失败。第三章．西加刘善邦在砂拉越的英雄事迹

刘善邦是西加一位矿工，但在砂拉越历史上却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勇反殖事迹。为什么西加矿工竟在砂拉越历史史迹上，被沙砂越人民誉为反殖英雄被敬奉永世，而在我们印尼却很少人听过他的名字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着我寻找根源。

刘善邦祖籍隆丰罗庚山人，公元1802年出生，公元1821年到西加印尼坤甸和三发一带参与金矿业，后因事故于公元1830年到鹿猛并向北移动来到石龙门茅山（帽山），先组义兴公司，后在茅山建大本营，成立十二公司以开采金矿业为主，其时业务范围扩大到短郎，燕窝山、乌梭、砂南坡、新绕弯等地。十二公司之名盛及广间。

最近许多砂拉越学者在探索刘善邦这个历史人物究竟是否存在？引起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议。刘海丰著《寻找刘善邦》著作中，逐一引证各历史专家的论据，研究者对刘善邦身份有各种不同论证，但是对石龙门华工起义这一事件都认同。这一时期的华工起义在砂拉越历史上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因此引起学术上的重视，因为当时没有事件的档案记录，只靠口头传说，当然会引起怀疑，如何确认和考证刘善邦这人物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刘善邦究竟是谁？他与西加矿工有什么关系？他在历史上得到什么评价？是不是要再作新的评估？站在什么角度评估他，对他的存在作出如何的构想？这是西北婆罗洲华人研究者的挑战，也是一项非常有趣的讨论话题。

为了研究刘善邦这位传奇人物，首先必须回到西婆罗洲历史去寻找刘善邦，为什么呢？因为刘善邦的事迹就是从西加金矿公司缘起。1777年西婆罗洲就已存在两大阵营的村社制度，一是东万律罗芳伯的兰芳公司，二是鹿邑的和顺十四公司。当时只有西加鹿邑的和顺十四公司里其中才有十二分公司，这里就排除了罗芳伯的兰芳公司，仅从鹿邑的和顺公司资料中去寻找探讨十二公司刘善帮邦的存在。

十二分公司是和顺公司的股东之一，由14个公司联合形成一个和顺公司，他们的总厅是在鹿邑，第一任大哥是谢结伯，他们有完整的领导系统，以处理公司内外之事务。大港的势力最大，大部分是陆丰、惠来的客家人，十二分公司又称大义公司，地点靠近鹿邑桥头。

和顺公司于1776年成立以后，经过风风雨雨的艰难发展过程，有过辉煌的黄金时代，但也经历了坎坷历程。1808年因公司间矛盾频频发生争斗，面对各公司利益间争斗的艰难时期，大多数营业陷于停业状况，十二分公司也因此合并到坑尾和新屋，坑尾新屋公司乘机扩充矿场。坑尾公司包括“寨面”“路下横”“福律”“坑尾”，大部分属广东惠阳人。

从历史资料中可以梳理出一个事实，在1837年西加矿工就有第一次大迁移砂拉越，原因是由于经常发生公司的冲突，另一方面金矿公司的生产盈利越来越少，于是必须找新的矿场。

根据《打劳鹿公司·桑克氏著》叙述，1837年，十二分、坑尾、新屋、三条沟、兰芳公司联合将进攻大港和顺公司。和顺公司领导人温官寿大哥秘密调查后，在他们联合进攻前一天，大港大军人马300人另有和顺公司军队的支援，秘密开往福律。另一队开往寨面（Pangkalan Batu），放出风声说要收割，但实际上是要进攻造反者。

十二分、坑尾等公司人马共500人，接知大港和顺公司军队已到，他们仓皇逃走，大港和顺公司军队借此机会强迫各公司交出主犯，抓捕20多人，并向犯错者罚款，随后新屋和坑尾的人并入大港，大部分坑尾和十二分的人离开鹿邑，移民戴燕（Tayan），另一部分人士前往三发尾端的坝罗（Paloh），靠北婆罗洲边界，以后再集体迁移到北婆罗洲（砂拉越）。

1837年迁移的人是首次移民砂拉越的西婆罗洲十二公司矿工，其中也不排除十二公司领导人刘善邦，率领一群华工离开和顺公司转移砂拉越，辗转来到砂拉越境内的一个小镇新山，由于当地金矿产量不高，加上前来投靠的华工人数日增，刘善邦等人只好再另寻金脉，最后他们在石隆门附近帽山发现金矿，于是便在此开采金矿。根据他们的开采金矿技术，很快这批矿工便发现在砂拉越边境即石龙门这块宝地，就在此安了家。

前西婆罗洲十二公司矿工迁移到砂拉越后，根据长期以来的村社经验和自力更生的原则发展经济，开辟农园和开采金矿，重建家园，把西加鹿邑桥头客家农村的习俗，华人的凝聚力和村社制度建设等，又在砂拉越薪火相承，继续发展。他们也把原有的老十二公司组织形式和领导模式，落实到新的矿业公司和农村，沿袭和传承西加人的奋斗精神，公选出一位村社领导人，重新调整和发展壮大。连英国及傀儡统治者都意想不到，这伙华人又在砂拉越成家立业，并重新组织十二公司，重建统治者害怕的华人村社。

1850年，西加人流传着抗荷战士逃向砂拉越就失去音讯没了消息，究竟他们又在异国经历了什么遭遇呢？很少西加人了解这失去的历史，从收集到的资料中可以再衔接历史的鸿沟。

迁移砂拉越的西加来客，除了1837年的十二公司这股矿工外，另外还有1850年，西婆罗洲华工在邦戛象鼻山作战失败后的抗荷部队幸存的华工战士，他们向西米尼Siminis金矿区撤退。荷兰政府继续追捕撤退的抗荷华人，并宣称他们是叛军罪犯，为了避免被捕，100多名抗荷勇士再撤退到砂拉越边区。

石龙门西加矿工接收并欢迎抗荷勇士加入石龙门十二公司，这两股矿工在西加都有开矿和组织能力，他们有反抗殖民军的经验，他们的会合加强了矿工们的力量，结成亲密战友。当时西加人把逃到砂拉越的抗荷勇士称为流散帮，以后是不是因此而被砂拉越人当作刘善邦这一传奇人物？还待砂拉越历史学者的研究。

1841年9月24日，詹姆士·布鲁克（James Brooks）成为砂拉越新拉惹（国王），统治古晋及三马拉汉省范围内的地区。在布鲁克王朝初期，砂拉越河上游，从巴都吉当地区以上的左手港流域，直至石隆门到砂拉越印尼边境山区，皆归十二公司管理区域。石龙门的矿工以理缴税务，双方在十年期间一直维持良好的关系，不受布鲁克王朝的控制。

十年后，詹姆士开始怀疑十二公司少报人头税，而影响布鲁克王朝的税收利益。除了严禁十二公司内的社会党组织以外，还禁止十二公司直接从外国进口鸦片、酒及其他生活必须品，十二公司也不能直接向外国输出黄金及其他本地产品，这条例导致双方关系正式决裂。

最初布鲁克王朝对西婆罗洲迁移来的石隆门华工，想造反和攻打古晋的谣言有所防备，但时间一久，布鲁克开始松懈下来。刘善邦帮主、王甲将领看准时机对古晋发动袭击，以王甲为军师的六百人敢死队，其中包括从西婆罗洲来的抗荷勇士，摸黑对古晋发动攻击。

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攻打詹姆士的王宫，另一路攻打王宫不远处的炮台。此举惊醒了熟睡的詹姆士，詹姆士被迫爬过窗户，潜游过砂拉越河到对岸的马来村庄寻求协助。马来社群领袖拿督邦达派人划船护送詹姆士到三马拉汉，再转往成邦江的鲁巴河，寻求查尔斯的协助。在半途巧遇正开往古晋的军舰“詹姆士号”，詹姆士登上军舰，与查尔斯的军团会合，策划反攻古晋的刘善邦。

敢死队杀死了被误认为是詹姆士的英国官员尼古勒特斯（H. Nicholetts），便收兵，而另一支攻打炮台的敢死队也取得全胜，古晋落入刘善邦十二公司控制下。王甲等人很快知晓詹姆士还未死的消息，除了稳住在古晋英国人和当地马来领袖的心以外，王甲军师也下令通缉詹姆士。然而，在圣公会大主教麦陀尔的提醒王甲，王甲表示愿意以十二公司的名义写信与手握重兵的查尔斯言好，双方互不侵犯。

第三天，王甲军师率众撤回石隆门以部署抵抗詹姆士的来犯，在途中遭遇詹姆士和查尔斯军队包围，经过一场激战，王甲军师壮烈牺牲。刘善邦迅速率领华工撤退至新尧湾，即现在友兰路的山丘最高点筑起第二道防线。詹姆士久攻不下，派出使者讲和，刘善邦信以为真。詹姆士突然发动夜袭，没防备的刘善邦终于遇难，百名华工被杀。刘善邦死后，詹姆士率众攻击帽山，华工妇孺老少逃进山洞而全被杀害，此山有巴勿山洞Gua bau而得名，十二公司华工起义就全面失败了。

刘善邦牺牲后，刘善邦等人被布鲁克王朝和后来的英殖民政府定位为“受社会党徒煽动，起而反抗政府的叛徒”，直到1989年才被砂拉越州政府平反。

民间华人为了纪念他，在新尧湾建立了一座刘善邦庙。

事件已过150多年，但历史的遗迹和物证还在。石碑上还刻下：“……为了让后人了解先人血泪史实，建立刘善邦英雄纪念碑对华社族群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敬希我族同胞严肃看待历史和传承壮举。”

“善公创业开天地，茅山青史万古存”

另外在巍然屹立的旗杆亭内的一块碑文，也同样记载着刘善邦的历史史迹，最后写道：“……这旗杆墩是一百七十年前华工武装起义反对英殖民统治的铁证，对先贤的血泪遗物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和保护。”

在旗杆前边有一个碑文记载着：

“开山始祖，反殖烈士

刘善邦英雄纪念碑

壮志永垂不朽”⒆

刘善邦以及石龙门起义的军师王甲，是砂拉越19世纪时期反抗殖民主义及其傀儡政府的英雄人物，此事件已过170多年的历史，虽英雄都已作古，但是英勇的砂拉越华工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光荣事迹是不可抹煞的，不论是流散帮一伙还是刘善邦、王甲留下来的历史，有着西加、北加华人血肉交融的光辉历史，对于传承华人艰苦朴素、坚贞勇敢的大无畏精神的史迹，都必须予与保护和传承，作为砂拉越华工奋斗的史实写进砂拉越历史的一页。

第四章、兰芳公司的兴起与荷兰的殖民统治

第1节. 兰芳公司年册

18世纪华人公司中最有影响力的第二个阵营是东万律Mandor的“兰芳公司”，是以罗芳伯为首而维持最久的金矿开采业。

《兰芳年册》由兰芳公司最后一任首领刘阿生的女婿叶湘云编撰，送给1880—1883年在西婆罗洲首府坤甸（Pontianak）担任中文翻译的高延J. J. M. De Groot。

兰芳大总制从1775年起延续到1884年，一共有12位总长。

第2节.罗芳伯建立兰芳公司的黄金时代

罗芳伯，1738年出生于广东省石扇堡大岭社。他是一位求知欲很强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他的梦想施展他的智慧，毅然离开家乡，1772年经老隆、羊石、虎门出海，乘民船结伴南下直达西婆罗洲坤甸。

罗芳伯来到西婆罗州之前，坤甸已经拥有商业贸易公司“聚胜公司”“四大家园”“兰和营”“山心公司”等公司。

据称在离开家乡之前，罗芳伯已成婚，并育有一子。但南来时，他没携眷同行。后来，他在婆罗洲跟一名达雅女郎结婚。这位异族夫人，在罗芳伯领导兰芳公司的过程中，在经济困难、处理公司内部事务和与异族搞好关系问题时，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罗芳伯是一位坚强不屈有气魄，是成功华人的偶像！在婆罗洲华人历史上，已给予积极的评价。在整个婆罗洲华人历史长河中，东万律兰芳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

罗芳伯以自己所学得的知识付之于实际行动，以他的聪明和魄力领导从中国来的华人，以自力更生为原则把荒山变为农业生产地，提高农业生产知识，发展金矿业，开辟各地的交通路线，扩大各地甚至国外的经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鼓励创办学校，在东万律开办“兰芳公学”，保持中国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军事方面，因为他们所处地区周围是陌生的民族，为了确保管辖区人民的安全，以捍卫他们的村社而组织军队。青壮年都需参加军训，平时经商、务农做工，战时扛枪打仗，还设有兵工厂。

西加东万律（Mandor）的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逐渐扩展，他们包括来自中国各宗族和不同团体，甚至有上千达雅人参加他们的兰芳公司，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村社领导，在凝聚的组织下以寻求保护，避免遭受外来的攻击。又由于他们对村社制度的热爱，使他们能够通过协商途径，将许多小公司组成联盟。罗芳伯领导的兰芳公司村社制度，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Veth教授援引一位在婆罗洲观察华人的作者说：“古人善于移民，但我们这个时代，谈到殖民不应忽略华人。看看他们在那困难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罗洲——处于该岛所有沿海地带马来人与散居内地土著的压迫下，还是通过勤奋努力有规律的定居下来，建设了相当大的村落，开垦了大批土地，并且克服了后来我们接管时设置的种种障碍。在丝毫得不到祖国政府的保护、没有任何资本的条件下，仅仅凭着机智与事业心创造了富裕的生活，并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给中国的亲人。他们与土著妇女通婚，却能让后代接受自己的风俗习惯。无论村庄大小，他们首先注意到建立学校，要在华人中寻找文盲，只能白费心机。况且，他们并没有校监，也没有政府资助！多么令人惊异的民族，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⑿

我们可以从外国历史资料里，阅读到婆罗洲华人在外国人眼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勇敢坚强，勤俭耐劳，即使荷兰学者、或其他外国人研究婆罗洲华人历史证明，印尼华人能自力更生，能适应极艰苦的环境，能融入各民族而建立友好关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传承中华文化。

第3节.兰芳公司华人村社制度

华人村社制度对新开辟地是不可缺少的组织，村社制度是互助的主要支柱，他们每人都有会社誓言与规章，其中有关保持团结、保护弱者、帮助每个会友是结盟的宗旨。有这紧密的村舍管理制度，因此他们的村社生活都井井有条，毫不凌乱。

当罗芳伯从中国来到西婆罗州时，东万律还没受到荷兰殖民主义的统治，一切法律和公司体制都由他一手制定。

以下是“兰芳公司”在罗芳伯领导下的村社自治制度的结构：

（1） 总厅一位大哥是最高领导人；总厅副头人；尾哥；老大。各矿厂设伙长、财库等负责人。

（2） 选举制度：总厅大哥每4年进行一次普选，大哥一定由梅县（嘉应州）人负责，副头人由大埔人负责。属下各地的头人也是有嘉应州人选出，而且必须从中国来的，当地出生的华人不能当选。

（3） 法制管理制度：重犯者如命案、叛逆之类则斩首示众；争夺打架以打藤条、坐脚罟（坐监牢）；口角是非责以红绸大烛。他们犯上较严重的案件，由全公司的长老、老大、组成村社法庭进行审案。只有极少的人命案送往官府，但即使村社对犯人处死刑官方也不过问。

（4） 税收制度：开金湖的人居多，也有耕种、做生意、技艺等，他们也有税务，开金湖者交纳货币，耕种者纳米烟钱，做生意者出口货没抽饷，入口货就要抽饷。

（5）管辖区：东万律是兰芳公司首府，万那（Ngabang），沿海有喃吧哇（Mempawah）、松伯港（Sungai Pinyuh）、乌山（Peniraman）、蜘蛛港、淡水港（Sungai Purun）、水册（Sungai Purun Kecil），坤甸新埠头（Kampong Baroe）等地。从坤甸沿卡江（S. Kapuas）到中游有戴燕（Tayan）、勿廖（Merliau）、上侯（Sanggau）等地。

哥罗特写道：“总长几乎对各种大问题，皆须于次级官吏磋商”。公司头人和地方领袖有权推举和罢免次级官吏，这显然促使他们在整个公司里处于最有权势的地位。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公司的权力乃由乡村起，一层一层委托上去，不是源自最高当局，由上而下。

当选的官吏在各自管辖的区域内，负责维持法纪与秩序，并处理各种纠纷和违法事件。各拓殖地的会议，由族长主持；地区层次和公司层次的会议，则由官吏主持。对于重要事项的裁决，事先须与公司头人磋商。抢劫、谋杀和政治罪行的案件，则由公司头人和其他官吏组成的栽判厅提审。提审地点在东万律公司总厅。

从罗芳伯直到江戊伯大哥再任，是不受荷殖民者的控制也不属中国的附属国，他们以特殊的统治姿态，在异国独立行使权力，从1776年始，此45年的蓬勃发展是兰芳公司的黄金时代。

第4节.受到荷兰殖民主义控制的兰芳公司

从1811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大哥开始走坡下路，没像罗芳伯领导华人社会中所获得最高尊严，以最高指挥者姿态发号施令，团结四方聚结的华人。接下来的领导者宋插伯开始屈服荷兰人，接受荷兰的殖民统治。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50块金块，换取在境内万诸记（Banyukei）升荷兰国旗。从此，这非常受国际评价的罗芳伯兰芳公司落入荷兰之手，受到荷兰侵略者的支配，以打击和夺取婆罗洲华人公司的最可靠工具。

1821年起，荷兰人才能打破华人的封锁，深入占据了婆罗洲东南部地区，作为荷属东印度的部分殖民地，逐渐抢夺和控制婆罗州华人的经济主导权。第六位总长刘台二受到巴达维亚（雅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物质权益的诱惑，与殖民统治者合作，甚至为了个人利益，帮荷政府逮捕抗荷的工人兄弟。

1822年政府特使Tobias与De 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袭击在坤甸的荷兰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刘台二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他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感谢公班衙受职颁爵。缎大王大喜，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他甚多抚慰，奖励了他。还给了刘台二Kapitein Demang的头衔“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年初，由民政长官Hartmann安排了一次随同刘台二甲太到巴达维亚旅行（Vath，第2卷，第411页），目的是以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他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25年因矿区问题，兰芳公司与当地马来人和武吉人发生冲突，荷兰还是暗中支持马来人，以至东万律两次受挫。刘台二请求和顺公司支持，得到和顺公司的大力支持，可是刘台二竟暗中搞鬼，有意乘和顺公司人马空虚想偷袭和顺总厅，和顺人马得知后马上撤回，后来在谈判中才得到和顺公司的谅解。

1834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Kapuas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年刘阿生任甲太，1850年鹿邑太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地方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协助荷兰公班衙攻击太港公司。于是命令筑栅，制造军火以堵太港。太港民众不敌荷兰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把抗荷人士逮往坤甸交给荷兰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见第28页）：“这位甲太（指刘阿生）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

Krosen荷兰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

第5节.总结兰芳公司的经验教训

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必须以客观和批判态度进行分析。从以上荷兰执政者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兰芳公司领导人是为谁服务？刘台二和刘阿生甲太对荷兰的恭维态度，当然得到荷兰政府的赞赏，虽然当时他们意识到跟荷兰人打仗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他不让他的民众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对婆罗州华人来说，刘阿生是站在敌对方以对付抗荷的华人，他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使兰芳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领导人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助长敌人威风，灭了抗荷的志气。

1799年罗芳伯因病在东万律去世，墓葬何处迄今仍还是谜，据说有八处之多。后人建的纪念坟墓就在东万律，直到如今还保存完好。1965年前，坤甸市的罗芳伯副厅还耸立在Tanjung Pura大路旁，1965年九卅事件后已被苏哈多政府拆掉，兴建为DUTA银行大厦。罗芳伯正厅位于坤甸新埠头（Siantan）的伯公沟，这座位于卡江畔的正厅不幸遭祝融光顾，只烧剩旗杆墩，后来在原地建了一间关公庙 。在淡水港也有罗芳伯厅，一支十多米高的罗芳伯时代留下的旗杆还屹立在神庙前，诉说百年的历史见证。

因为山口洋、孟加映、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反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才能继续再延长，1884年第十位总长刘阿生逝世，荷兰当局接管兰芳公司，1888年荷兰殖民地政府将兰芳公司的土地转让给数名土著统治者，宣布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1912年，荷兰政府正式宣布，西婆罗洲为荷兰殖民帝国的部分领土。最后彻底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西加。

坚强不屈、典型、有特色的西加华人，几百年来为印尼西加开发了广阔的处女地，把荒山变为良田，开采金湖，发展西加经济。当荷日侵略者向印尼西加人民实行各种手段进行侵略的时候，他们马上组织起来为捍卫印尼的独立自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政治角度剖析华人反荷反日斗争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不愧是英雄，因为印尼西加华人是印尼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其他各友族血肉相连，溶成一体。从西加华人反荷抗日斗争的史实中，印尼政府应该承认和鉴定当时西加华人对推动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贡献。

印尼华人现在已完全觉悟到我们生于斯死于斯，思想上已真正意识到印尼是自己的祖国，必须融入主流社会，积极参与印尼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活动，就如先辈们过番来印尼那样自己当家作主，好好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五章、探讨有关“戴燕国”

有人写道：“吴元盛在婆罗洲建国，王位世袭，存在的时间是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历4代国王70年”

《婆罗洲华人史》作者James写道：“除了兰芳大总制以外，尚有戴燕国（Tayan大院）之成立。这个王国纯粹是为了罗芳伯手下最能干的副官吴元盛将军而建立的。吴元盛统治下的戴燕，有如一个封建国家”。

戴院是一个封建国？

作者的祖父梅县人，19世纪时也因黄金梦离开家乡来到南洋，在卡江Sungai Kapuas的大院森林开荒种植甘密园，获得非常可观的利润，三两年回国一次，把赚到的钱带回中国，支持家乡的亲人。

大院是一个小岛，市中心大多是梅县客家人，人口也不过100多。

记得大约二十世纪50多年代，大院还保存村社制度形式，在罗芳伯时期，大院是他的管辖区，罗芳伯委任一位客家华人封作老大，他是大院地方代理人。大院人都非常尊敬这位老大，老大娘是作者家常客。各地区直到上侯等地还保留罗芳伯当年一手制定的村社自治领导，领导人都是客家人，直到老大逝世没人接替。

根据高延JJ.M.de Groot《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书中记载：“沙坝港口一带唐人不敢在此来往，为了打通此港路，罗芳伯派张阿才前往高坪开仗，罗太哥引兵接仗。后来不安分子的头班芝兰使打退至万那，万那又不安分了。罗太哥又攻打新港，筑寨六处，把班芝兰使打围困在核心，相持九个月。罗芳伯军挖地洞直到大寨地下，摇动了寨柱，惊吓了寨里的使打连夜逃跑，后来使打特请坤甸士丹向罗芳伯要求愿立和约，以三八为地界，士丹用竹劈开刻字，插为地界，以后就不再有扰乱了。”他这里指的是通往大院的路，过往客常受到侵扰，罗芳伯便下令派兵以恢复自安。

作者记得小时候，大约1957年代，作者之兄长和一些年轻人，因听说附近有罗芳伯军队的作战地洞，非常好奇，便结队去探索，回来后满身是泥土，他说确实见证了在大院几公里处有个地洞，地洞的很多地方已经倒塌，但是还有一段还完好，他们爬进洞里面，看见罗芳伯兵遗留下来的破盘残刀等，好的盘碗都被人拿走了。

相传大院出现过叛乱，寨主挑拨当地人发起种族事件，华人在这一带居住和路上很不安全，为了平定骚乱事件，镇压坏寨主的胡作非为，让大家安居乐业，罗芳伯派军师吴元盛率领军队到大院，不便在陆上行动，于是准备进行地道战， 因此挖掘地道，在这寨主没防备的情况下来个突击。，地洞很长，地洞直接挖到寨主王宫下。后来即将完成之际，不料却挖到王宫底下摇撼了王宫的柱子，吓跑了寨主，后来向罗芳伯求和，从此不敢再扰乱华人了。这是大院人的口头传说，但是不曾听说吴元盛建戴院国的故事。

据吴元盛后代提供的手抄本族谱中，并没有提到吴元盛在婆罗洲建国一事，更遑论王位世袭了。事实上，吴元盛只是罗芳伯的一员大将，成功平息大院之乱后，受命长期驻扎该地，保证地方绥靖。吴元盛后人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坤甸三兴公司担任家长（主管）的吴钦楼，就是吴元盛的嫡传苗裔。

第六章、日本法西斯对西加人民大屠杀的史实

1941年12月19日中午日军飞机九架轰炸西加坤甸市，坤甸市民两千余人被炸死。1942年1月27日日军在西加里曼丹邦戛Pemangkat登陆。当时陆军成员是从中国沦陷区抓来当兵的壮丁，所以对华侨还有同情心，但同年8月他们全被日军撤离，由海军接替。日本法西斯开始执行世界上最残酷的统治手段，执行严格的经济统治、贸易统治、教育统治、思想统治、生产统治、言行统治、吃饭统治等等。总之以统治为控制一切手段，使每一个人都得听他的指挥。

1942年由贝震寰、刘云天、李道夫、陈强、谢水金、吴金乡6人发起。在山口洋秘密商议后开始联系各地抗日力量，酝酿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西婆罗洲的抗日军：

①．由原荷军少校巴帝辛及黄春枝领导的荷印散兵、荷印保安军散兵。在三发中游山区及山口洋郊区农村隐蔽，约两百多人：

②．李石祥、彭传旺原抗日自卫团部分成员，包括华侨青年、教师、店员、工人及华印中上层人士等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③．由中国国民党山口洋直属支部主任李华照、黄聚安领导的反日活动：

④．北加人伍禅、林立信、陈绍棠等在西加领导的抗日组织。

1942年底正式成立“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总部设在山口洋市，主要负责人有：陈强、李道夫、徐宜陶（徐行）、刘云天、谢水金、贝震寰、吴金香、贝翰香、邬松风。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宗旨是：建立武装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者；收容和保护抗日分子。

日本为了达到其完全统治的目的，1943年10月23日下午三点开始向华族和印族首领以及偷收外国新闻的嫌疑分子进行逮捕，1944年1月24日逮捕华侨统治会和印尼人统治会全体职员，统治会会长华侨首领之一的黄业纯先生以及各侨领侨贤商人，大家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

有位赴死宴逃脱者名叫廖亚洲，他是山口洋瓷器工厂的厂主，1944年8月12日早晨在家里被捕，13日载到坤甸来，当在山口洋坤甸途中时，就下决心跳车逃命，认为没生还的希望，但是同伴多方劝阻。

8月15日正是中秋佳节，数百人每人只准穿件背心，一条短裤，头包着，手缚着，各有刑犯号码，被叫号码上了车，直到午夜汽车约走了一小时，向飞机场方向前进。廖亚洲挣脱绳子跳出汽车，逃过了刽子手的血腥屠杀，其他的华人全都遇难。这是一位死里逃生的生还者讲述日本杀害华人的铁证。

东万律有一个历史史迹，历来已有华人居住，内地大部分是达雅人，过去有过坚强的华人村社堡垒，罗芳伯最初在此建立了自力更生的华人村社，直至今天罗芳伯墓地还依然巍然屹立，这里代表着华人的尊严。日本选择了这座尊严地为埋葬印华人士的地方，是对华人的严重打击。先杀众贤达士，目的是杀了龙头华人就变成了无首之龙，无能为力，无法反抗它的残酷统治了。

据称日军投降之前，在邦戛海口对面有一座山形状像狮球，所以称为狮球山，日军有一艏舰队插满树枝，像似山，能移动的山在狮球山活动，联军察觉，日舰船被轰炸。

1945年8月6日美军轰炸广岛，1945年8月9日美军轰炸长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1945年9月26适当联军军官澳洲第九师团团长，厄斯狄将军来坤甸的第二天，贺南信和李清华受东万律华人之托来坤甸报告：在荷兰未建成的飞机场境内发现骨髅骸骨无数。

27日早晨华商总会会长黄业良，特派记者许行和黄静安先生前往报告地点视察，下午四时到达东万律，在一片矮青（灌木）处发现骨髅无数具，这里有印尼苏丹、印尼知识分子等的遗体，他们把骷髅叠成堆，在鲜红的旗帜下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西盟的武装队伍先于英奥联军之前，缴了日本军队之械，成立了“华印治安委员会”维持当地的治安。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荷兰想乘苏加诺等民族战士，刚接过政权还未统一全国，以至西加还限于真空无政府状态而卷土重来，想再度统治印尼。

许行先生等还把散沙一般的华族团结起来，与荷兰殖民者争夺战，他们组织华侨社团“中华公会”，并乘真空时期，推动和合办了华侨学校，团结大家，才有今天的潮客大团结。

在东万律直到现在还竖立着被难者烈士墓，在收藏牺牲者的相片室里罗列着被杀害的华人领袖、苏丹等领导人及牺牲者的遗照。在罗列相片室外的侧旁挂了一张指路牌，写着“Jalan Kematian”即死路，后面有日本的屠场埋人坑，这一切都证明了日本法西斯屠杀印尼西加各族人民的铁证。

西加华人对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西加下一代的华人，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他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联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战，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一页。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西加东万律立碑，确定6月28日为西加人民被日本屠杀的“被难者哀悼日”。在这一天西加以及各地各族人民及被难者家属将会到东万律向被难者哀悼致敬。

日本军逮捕而牺牲的西加各地华人先贤领导人名列：

第七章、孟加映抗荷烈士   彭娘保

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向全世界宣读独立宣言。苏加诺等民族解放战士刚接过政权还未统一全国，以至西加正处于真空无政府状态，荷兰殖民者想乘机卷土重来，蓄意再度统治印度尼西亚。

印尼西加华人积极响应苏加诺总统宣布独立的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向卷土回来的荷军展开不懈的斗争，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他们先后在万那Ngabang、拉力Darit、邦加宁Pangkalin、喃吧哇Mempawah、三发Sambas等地发动人民，反抗荷兰卷土重来的侵略行为。

西加一个小城镇拉拉（孟加映，Bengkayang）的爱国青年，积极地投入了抵抗荷兰卷土回来的斗争。1946年11月的一个晚上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如何对付荷兰重返执政的问题。

这一天晚上，他们决定以长刀和竹尖进攻荷兰的办事处，很快他们占领了电话局、警察局、军部、荷兰殖民政府公署，扣留荷兰长官、军警首长、荷籍神甫多人，同时在荷兰公署落下蓝色荷兰旗，庄重地升上印尼红白旗。

2013年8月20日，我在孟加映采访了彭娘保的小儿彭记生，现年69岁，刚好是45年出世的，当他爸爸牺牲时他不满两岁。他听他的奶奶说，彭娘保是一位很勇敢也很负责任的青年，孟加映的保家卫国斗争就是他领导的。华莪（Sanggau Ledo）爱国青年为了响应和支持孟加映的斗争，便要求孟加映的彭娘保上去华莪载他们下来，当时彭娘保的妈妈劝他不要冒险，因为这项任务很危险，但是他也知道这项任务对刚独立的国家有多么重要，因此他坚持要去执行。第二天，彭娘保驾驶一辆汽车来到华莪，午夜他满载二十多位华莪青年，准备与孟加映的青年人并肩保卫印尼独立运动。

山口洋荷印殖民政府，得到孟加映叛徒的报告说有人造反了，第二天晚就派了荷兰军警秘密去孟加映。因为当时消息不通，晚上彭娘保满载着华莪青年从华莪来到孟加映市郊坝角，这时已是午夜，要过桥之前，彭娘保非常机警地下车查看村里的情况，有一个村里人原来是通敌者奉命特地等他，在桥边拦住他，告诉他村里安全无事，你可以平安驶进去。他听了以后便信以为真，相信了叛徒的话向桥冲了过去，当时荷军已在坝角的大桥附近埋伏，二十多位抗荷志士遭到荷军猛烈扫射，彭娘保的表弟跳进河里急速沿河逃生，跑回家向他家属告知，彭娘保的亲人赶紧跑过去，只见除了两位受伤以外，其他的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士都牺牲了，彭娘保也中弹壮烈牺牲了，他们为印尼独立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第三天下午，山口洋荷殖民政府长官，军、警长到孟加映视察，并向市民通告说局势已经平静下来，希望市民恢复日常生活。第四天，市面上已经恢复平静，市民重新开店，学校恢复上课及其他一切活动。收复了政府公署、电话局、警察局，释放了被扣留的荷兰政府长官及荷籍神甫等人。孟加映市区再次落入荷兰殖民主义的手。

彭娘保当时只有卅二岁，遗留下两男一女，还很年幼。由于彭娘保太太和其亲属的要求，当地华人把彭娘保遗体安葬于孟加映华人义山坟场。苏加诺宣布正式独立并收复被荷兰统治的印尼各地区后，印尼政府已得知彭娘保的英勇事迹，苏加诺政府把彭娘保列入印尼保家卫国的烈士，便想把彭娘保遗体移到山口洋烈士墓，遭到彭娘保家属的谢绝。

1965年9.30事件前，孟加映市区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每逢国庆日、警察日、建军节、烈士节等，都会到彭娘保坟墓前献花以表对先烈的敬重和怀念。但是，很遗憾现在只能看到一块木柱，放在墓地上，没有墓碑，除了家人已没有人到此向烈士默哀了。

我问彭娘保的儿子，为什么没插墓碑？只一个土坟?他的儿子彭记生不敢有太多的解释，因为在苏哈多统治下哪里容得下华人烈士或英雄?他草草解释说，要让他爸爸安息，不要去动土了，虽然连名字都没有，但他的事迹已被印尼政府记载了下来。苏加诺总统封彭娘保为印尼抗荷烈士，并在山口洋戏院（新戏院）背后的路取名Jl. Phang Nyan Po，苏哈多统治时期以彭娘保华人命名的路，被改为Jl. Tabrani H Ahmad，过去孟加映的一条大路也被取名为彭娘保路，现在也改了名字。

1945年华族抗荷烈士渐渐被人遗忘，他们的事迹也已在印尼历史中消失，但是，他们为祖孙万代所作出的贡献永垂不朽，从这许多的历史资料中证明，中国人不是只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活着，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也能为自己居住国家的利益作出无私的奉献。彭娘保等维护国家独立斗争而牺牲，他们也必须写入印尼独立斗争历史的一页。

西加华人对荷兰侵略者的反抗，深深地影响了在西加生存的华人，他们传承了上代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对西加华人进行武力迫害和屠杀的同时，西加华人随即联合其他族群如达雅族或马来由族等，组成一个反日大同盟，组织抗日同盟军坚决进行抗争，写下了西加好男儿英勇斗争的史实。

西加华人曾为印度尼西亚独立展开流血牺牲的抗日、抗荷斗争，这历史决不可抹煞，它是印尼历史的一部分，今天独立的印度尼西亚，有印尼华人流血牺牲的功劳，但愿印度尼西亚人民能高度评价先烈，记住他们。印尼政府应正视历史，为印尼华人忠于印度尼西亚的这一段史实，写进印度尼西亚历史的一页。

第八章、1960年邦戛火灾事件旧事重提

邦戛（Pemangkat）是印尼西加里曼丹省（西加）第三大城市，有次于坤甸的第二大海港。17世纪前中国侨民有的从邦戛海港来到邦戛、三发、喃吧哇、坤甸等地区定居，他们在此进行经商种植开矿等活动，融入和顺14公司的华人村社社团，把山口洋邦戛华人团结在和顺公司的周围，1850年邦戛象鼻山，就是一个出名的公司华工组织抗荷部队与荷兰进行战斗，结果因人力和武器悬殊坚持到最后牺牲了五百人，全被荷兰在象鼻山所杀，所以在《印尼西加里曼丹华人史》有抗荷军被杀的记载。

1960年，邦戛市区华人一万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乡下华人多以务农为生，饲养禽畜，少部份经营乡间的零售小商。市镇华人大都从商也有各行各业，一般上华人的生活算得上是小康社会，只个别较有钱。

华侨社团有很多组织，有客属、潮州、闽南、互助会、老人会等团体，由中华公会统一领导，华侨教育事业也正蓬勃发展，凡有华人聚居的乡村都有华校，中华文化得以传承。1941年日本侵占印尼期间，日本海军先占领邦戛，再向山口洋推进。为了响应抗日斗争，邦戛许多华人参加由贝震寰、刘云天、谢水金等组建的“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

1957年印尼颁布向外侨征收“外侨税”法令，每户每年1500盾（相当华侨小学教师3个月、或普通店员5个月的薪水）妻子750盾，每位小孩375盾。同一年，再颁布989号条例，限令1958年起，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人子弟不得在华侨学校就读，同时不准在乡村办华校，1959年下半年，印尼政府颁布总统10号法令，规定居住在县级以下的外侨不允许经营零售小商。还多处发生逼迁事件，华人的生活处境实在是非常困难。

1960年2月1日（农历年初五），凌晨一点，邦戛突然发生大火，直到六点烧了六百多间房子，整个邦戛区的住房、商店、菜市场、学校、戏院等，烧死一个人，把邦戛夷为平地。如此一来更是雪上加霜，失业、贫困正笼罩着邦戛华人。华侨流传着哀叹面临“三死”的选择：“留在印尼等死，到台湾送死，回中国会做死。”难民们认为做死作中国鬼也甘愿。在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华侨，便派船来接被逼迁没生计的华侨回中国。

1960年1月1日，条例实施的第一天，邦戛多间商店来了不三不四的印尼人清点财物，宣称商店由他们接管经营，待卖了商品才归还货款。这简直是明目张胆抢夺华侨的财产！1960年2月1日邦戛就遭遇大火灾了。好大的火势，水龙浇泼水都没用，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它烧成平地。是失火还是人家纵火？直到现在还是个谜。

邦戛火警都引起各地华人的关注，为了帮助失去财物的邦戛难民不挨饿受冻，西加华人尤其是山口洋华人同舟共济捐赠大米肉菜，中华公会发挥了很大的领导作用，各地的慰问赈济源源不断。

邦戛中华公会主席梁启琅，秘书余北河，社会福利股股长张慕平，译员黄其发、服务员卢志坚、贝仲敏等对拯救邦戛火烧事务做出了贡献。

第4天成立救灾工作委员会。梁启琅、黄汝雄任正副主任，秘书贝仲敏，主要负责与坤甸和山口洋中公联络和调查邦戛华侨受灾情况。2月中旬委员会成员到达坤甸，与坤甸中华公会主席林勤海，秘书张世诚汇报情况和商讨事务。

中国总领馆要他们做好遣送回中国的浪潮，向印尼政府送《请愿书》。

《请愿书》的内容是：

“我们世代为建设繁荣当地做出贡献，但我们不幸遭灾了，政府的政策法令和这场火灾使我们无法继续居留，瞻前顾后，只有回中国一途，要求：

1．印尼政府遣送受灾华侨回中国；

2．若无法实现此愿望，要求准许中国政府派船到邦戛港口接灾侨回中国；

3．简化一切手续（当时，离境手续很繁杂，填许多申报表，要打60多个手印）；

4．免去一切税务（离境须交外侨税、货品出口税等）允许火灾中救出的财物免税放行；

5．要求印尼政府保证灾侨顺利离境，安全回到中国。”

签名愿意遣送回中国者邦戛灾侨有六千多人，向印尼政府呈交。

1960年3月5日，中国驻印尼总领馆毛欣禹领事偕随员兼翻译陈文献到坤甸，召集西加各地中公负责人前去会晤。在郭圆君家下榻。

3月6日，坤甸中公正副主席林勤海、许雄伟，张世诚秘书，山口洋林德山，三发刘良杰等西加各地侨领（多是中公主席）邦戛余北河和贝仲敏，共十几人，在郭圆君家汇集聆听毛领事做具体布署。

毛领事指示坤甸、山口洋、邦戛三地成立“协助政府遣侨工作委员会”（筒称遣委会），确定山口洋作为接侨港口。

最后，毛领事宣布接侨船《海皇》轮将于3月15日到山口洋，只能停泊三天。

正副主任 ：梁启琅、黄汝雄

秘书 ：余北河

登记股 ：贝仲敏

抄写股 ：由一批教师、学生组成，协助灾侨填申请表。

五人评议小组 ：蔡开、陈兴郎、苏启明、余北河、卢志坚（前三者是潮州、客属、福建同乡的代表人物，后2者是中公的驻会人员）每批归国灾侨由这小组按“贫困灾侨先行”原则评定。

第一次中国派接侨船来了！消息不胫而走。灾民雀跃欢呼因祸得福。3月18日第一艘接侨船“海皇”号载了第一批邦戛灾侨六百人从山口洋出发回国。第二、三批人数增加至七百人，分别是“大宝康”和“海皇”号。第四批租到一艘吨位更大的挪威船“福英”号，959人灾侨回国。第五批“大宝安”号，没有载满七百人）通过统计，邦戛回国灾民约三千六百人。

五批船都由山口洋起锚，到汕头登岸。灾侨绝大多数安置到广东、福建五个华侨农场。

几十年来西加华人尤其是西加邦戛华人，牵挂着这批被中国政府接回去的邦戛难民，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自己老家，投奔遥远的祖国，这是对命运的一个赌注。感谢中国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对受难侨胞伸出援助之手，使苦难彷徨中的回国华人感到无限温暖，他们被安置在各个工作岗位，得到中国政府的关照，使他们能安心地生活，还培育了不少国家建设人才，对中国社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部分摘录贝仲敏资料）

第九章、浅评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

东万律兰芳公司与鹿邑和顺公司对西加政治和经济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我已经在《试论近代史上印尼西加华人的几个问题》一论文中分析了有关印尼西加华人从中国南来的历史和所作出的贡献。

罗芳伯发展兰芳公司这段时期里，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在罗芳伯领导下那种坚强不屈的气魄。他是成功的华人的偶像！在历史上已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不等于说兰芳公司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都很顺利和完美无瑕。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谈起，邦戛是兰芳公司的堡垒不是和顺公司的，荷兰是1886年才攻下邦戛的，那么邦戛战役是兰芳公司所领导的了。基于这一点我想与大家再迈进历史纸篓中找寻答案。

1811年宋插伯当兰芳公司的大哥，Nahuys先生在1819年1月16日文件中提到他批准宋插伯缴纳五十块金块，换取在境内Bancukei升荷兰国旗。1822年政府特使Tobias与De Ttuers中校修建通往东万律的军事通道，以更方便控制东万律华人。因为宋插伯对荷兰人的妥协和合作引起华人的不满，以至他被免职。

同年东万律华人不甘被荷兰殖民主义者控制而袭击荷兰在坤甸的堡垒，刘台二极力反对袭击计划(Veth,第2卷，第116页)， 1823年宋插伯被免职后，他被任命为公司首领，并与东万律首府的其他头人陪伴政府特使到坤甸接受《兰芳公司甲太》封号，并授予甲必丹称号。

刘台二到加拉巴（雅加达）见缎大王（荷印总督），感谢公班衙受职颁爵。缎大王大喜，因为刘台二极力反对东万律华人攻击荷兰在坤甸堡垒的计划，因此荷印殖民地总督给了他甚多抚慰，奖励了他。还给了刘台二Kapitein Demang的头衔<受尊敬的华人>称号。

1824年初，由民政长官Hartmann安排了一次随同刘台二甲太到巴达维亚旅行(Vath,第 2卷，第411页)，目的是以盛情招待来收买他，让它能感受到荷兰人的威力。

1825年因矿区问题，兰芳公司与当地马来人和武吉人发生冲突，荷兰暗中支持马来人，以至东万律两次受挫。刘台二请求和顺公司支持，和顺公司满口答应并派兵五百开往喃吧哇，英勇的援兵无法抵抗荷兰的轰击，生还的只剩两百人，为了报复，和顺公司又再召人马两千名，东万律人马也参加战斗，但因瘟疫死了六百余人。可惜刘台二却又暗中搞鬼，有意乘和顺公司人马空虚想偷袭和顺总厅，和顺人马马上撤回，后来双方在谈判中得到和顺公司的谅解。

1834年刘台二陪同坤甸副专员Ritter作了一次旅行，到Kapuas上游隆重考察。旨在促进内陆贸易的开展。

如果公司首领有越权的现象，就可能受到群众斥责遭受罢免。民众认为刘台二多次与荷兰勾结，结果被华族民众逮捕，免去甲太之职。

1848年刘阿生甲太任大哥，1850年鹿邑太港公司人马反抗公班衙即反抗荷印政府，刘阿生甲太奉缎里斯麟Resident（荷兰官员）,名叫维利Willer之命，要助公班衙以拒太港。于是命令筑栅，制炮火以堵太港。太港民众终不能敌公班衙，退至不离居Prigi，他们说要从万那退往砂劳越。刘阿生闻言马上带六百余人马，到不离居逮住抗荷领导人，缴其军械，送往坤甸交给公班衙处理。

从《东印度殖民地政府报告》有关当年的记载：“这位甲太与反对政府体制改革的各种阴谋进行了无数的斗争，他的威严防止了公开的反抗，并且无需我们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想想刘阿生的影响力，虽然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却不仅没有发生反抗他的内乱，反而能让自己的公司兴建堡垒对付那些同胞，用武器守着边境四年之久，甚至在1854年下半年，刘阿生指挥部把被我们军队赶过东万律北境的六、七千大港民众全部缴械，并捉获他们的首领”Krosen少校移交职务的备忘录中说：“刘阿生甲太是特别值得推荐的人。他循规蹈矩，以令人称道的方式治理这个地区，他对华人有无限的权威，成功地进行我们政府所要求的某些必要的改革，两年来他多次证明了自己对政府的忠诚，只要有他当首领，东万律可以高枕无忧的交给华人首领管理”。

打拉鹿（鹿邑）也有一个为荷兰政府服务，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名叫Tiangping，荷兰方面也还没调查到这称呼是否正确？

作者本人怀疑他就是叛徒郑甲大，在《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一书中荷印政府非常赞赏他，并且几次提到他的名字。“此人在1850 年--1855年的纠纷和战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直到1883年他在打劳鹿首府还是一个有权势的长者，1857 年的《暂行条例》第55款证明了，他不是像东万律甲太那样的首领，他只不过是打劳鹿副专员的顾问，辅助管理。”说穿了就是荷兰的特务！

另一说明：“Tiang ping 在1850 年的邦戛之战后，他作为大港的代表，率团到巴达维亚向荷兰政府表示公司愿意投降，返回打劳鹿后众人将他赶走，因为众人指责他将公司出卖给荷兰人。他本人多次和我谈起这件事。”《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

有关Tiangping 神秘人物的出现，我认为Tiangping就是化了名的郑甲大。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证明邦戛之战究竟是什么战斗？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还是和顺公司所领导的？虽然那是我们上辈人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的研究者，必须以客观和批判态度进行分析。正如刘台二和刘阿生甲太对荷兰的恭维态度，当然得到荷兰政府的赞赏，虽然因为当时他们意识到跟荷兰人打仗注定要失败的，为了他的地位和公司利益着想，于是他不让他的民众卷入这场战争。但是对西加华人来说，刘阿生是站在敌方对付抗荷的华人，他对抗荷起了负作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即使公司内部有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大声疾呼援助正处于危难中的同胞，但是其领导人刘阿生还是以强硬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同胞。

从刘台二和刘阿生的立场看，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一个结论，这场战争不是东万律兰芳公司所领导的战斗，兰芳公司与邦戛之战是两回事。

我在学士论文里分析了有关邦戛象嘴山之战的情形，Van Rees先生在他的著作中(“Wachia Taikong en Amir”第132页)这样描写1850年8月11日的邦戛战斗：“尽管敌人伤亡很大，但在当天的战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锐气并未被挫伤，他们掌握一般土人所不能模仿的严密战术，清晨的战斗表明大港人在野外在城郊同样坚持抵抗，昨晚的夜袭就是这些勇气不亚于Padrie人的战士们干的。”巴达维亚军事部在1850年9月24日给巴城总督的报告中(见1850年9月28日及其后的Javasche Courant与Tijdschrift voor Nederlandsch Indie,1853,第2期，第324等页 ) 更直接描述了此战斗：“敌方的抵抗是如此顽强和难以置信，……应该承认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前述Tijdschrift（第339页）说：“我们从邦戛的婆罗洲华人身上，认识到他们是勇士，他们以狮子般的勇敢捍卫刚刚占领的战略地点。原先人们估计敌人死亡300人，负伤500-600人，但后来根据华人自己的说法，阵亡人数达400人，参战的4000人中就有1200人伤亡。这是多么惊人的比率”！

从诸多的证明中可以肯定，邦戛之战是1850年，大港人就是和顺公司的首领所领导的抗荷之战！鹿邑和顺公司于1854年被荷兰宣布解散，可是他们还进行游击战，并以秘密组织进行地下斗争。

根椐1856年《殖民地报告》：“当时炉末Lumar发生矿工骚乱事件，他们不满失去往日的独立，在1856年4月11日夜里袭击了我们的驻军，Mekem少尉和一些士兵阵亡。作为报复，很多华人被处决和放逐。”

从此邦戛、山口洋、孟加影等地的华人村社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已被荷兰殖民主义者使出铁手所控制和统治。这是和顺公司和邦戛人民坚强不屈的沧桑史和血泪史，相信西加华人都会铭心记住先辈们艰苦的创业史。

因为山口洋、孟加影、邦戛一带华人激烈的反荷斗争，所以在1854年荷兰殖民主义者就迫不及待地结束了华人的村社自治制度，继而统治了北区的华人。而东万律兰芳公司后继人因与荷兰妥协，才能继续再延长三十四年之久，至1888年荷印政府乘刘阿生逝世，马上解散东万律兰芳公司，最后完全彻底地结束了西加华人的光辉历史，统治全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