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26，是伟大的日子

今天，6.26，是伟大的日子

61年前的今天，1965年6月26日，是什么日子呢?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讲到全国医务工作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后很生气，批评说：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

脱离群众。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1966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这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这个指示在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是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戴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四清”运动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

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在数年内，新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以医疗卫生人员数量来做一个对比，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长汇报工作时，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笔者查询了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写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1964年底，全国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176.7万。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47.9万，护师、护士22.5万。

根据东北财经大学楚廷勇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到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共有赤脚医生四百七十七万余人，卫生员一百六十六万余人，全国实行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90%以上，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健，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做到“哪里有人，哪里就有医有药”。形成了合作医疗与农村“保健站”及庞大的“赤脚医生”队伍一起成为解决我国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三件法宝。当时中国民众的健康指标由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一跃成为拥有最全面医疗保障体系的国家之一。世界卫生组织为此给予了极高评价，把中国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并积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荐中国农村卫生工作经验。】

【由农村选拔出来的、经过卫生部门培训的“赤脚医生”免费向农民提供医疗和预防服务。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从而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在医疗保健方面缺医少药的问题。......农民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世纪30年代是34岁，到70年代末提高到68岁。

在乡政府领导下，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群众和医生共同筹资建保健站。......保健站挂牌治病、巡回医疗，医生分片负责所属村民的卫生预防和医疗工作。】

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1974年出版(再版)的《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里面是包括杨振宁、陈省身、吴健雄、顾毓琇等美籍华人科学家对新中国的观感。其中有一篇美籍华人著名学者王浩的文章《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他说：

【特别奇怪的一点是医药健康方面，中国不但相对地比美国要进步，而且绝对地比美国合理而普及。就具体的例子说，中国已根绝花柳病，医生在不同地区的分布远较美国平均，工作妇女生育有五十六天的休息期。赤脚医生和美国医生协会的垄断成一个显明的对比。此外医药的价格比美国低得太多了。】

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年出版(再版)的《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中的《离别三十七年后回到中国》(作者：吴健雄，袁家骝)：

【当我们在山区一个医院内，受心电图检查时，忽然发现心电图的仪器，小巧美观，原来是由上海一家医疗仪器厂用半导体设计制成的，现在巡回医疗队或者赤脚医生可以很方便地随身携带着。这在国外还不多见呢!】

人民日报1969年6月21日第4版《为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作出贡献 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帮助驻地群众培训赤脚医生，普及合作医疗和中草药，改变了当地缺医少药的状况。贫下中农说：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解放军就是好》：

【现在，这六个县基本上实现了赤脚医生队队有，并且普遍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有依靠。】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张春桥狱中家书》，1991年2月18日张春桥写给小女儿的信：

【“当今世界上，靠“自我”的似乎越来越多。农村里，一个农民得了病，过去还有人管，现在就要靠自己。公费医疗也在“改革”，改来改去就是在工人自己出多少钱上打主意，还说这是一大进步。据说现在住院的多了，因为住医院还是公费，而门诊“自我”要负担百分之二十。真不知道决策者们打的什么主意。上海的住房改革方案报上已登了，据说颇有“特色”，多数人赞成。我看不出特色在那[哪]里，不过是按“国际惯例”也就是把西方现行的办法改头换面地搬过来罢了。有人称赞深圳在工资改革、人事改革、住房改革方面取得了成功经验，这倒使我明白了所谓“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怎么回事了。你们都是在新中国长大的，不了解旧中国的具体情况，摆在你们面前的往往是你们不大了解而又被迫适应它的事，这也只能靠你们“自我当心”在落水以后再学游泳了。我相信，经过这十几年的熬煎，你们会越来越适应，越来越聪明起来的。”】

参考消息1969年10月31日头版

眉题：日本医生赞扬我医疗卫生工作的巨大变革

副题：医务人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创造出了震动世界的种种奇迹

文章正文：

【【本刊讯】日本精神—神经科专门医生青木熏久，在《日中文化交流》十月号发表一篇文章，题为《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变革》。摘要如下：

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是不是真正为工农大众服务，这是一个两条路线发生激烈斗争的大问题。毛泽东主席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在解放初期，工农劳动人民的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另一方面，医院和医科大学又都被资产阶级、地主和上层阶级出身的学者、医生所占据。在......的资产阶级路线的影响下，医疗卫生事业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遭到了抵制。由于资产阶级的医疗卫生路线反对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的医疗路线不和资产阶级医疗路线激烈斗争，就不能够发展，这是容易想像得到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但是这一光辉指示到文化大革命发起后才开始执行。一九六八年三月，解放军一个医疗单位从女农民张秋菊的腹部割除了重达九十斤重的巨瘤。这一巨大的卵巢囊肿的手术施行成功，是无产阶级医疗路线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胜利。张秋菊是个农民，全身泥土气息，资产阶级医生没有为她治病的热情，任其腹中的肿瘤越长越大。

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是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彻底转向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转折点。

从中国最近的医疗事业的现状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中国正把医疗和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到五亿人民的农村中去；

第二，遵循毛主席“预防为主”的教导，动员群众，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清除蚊、蝇、鼠等五害运动，“赤脚医生”在这方面担任了重要的保健的工作。

第三，中国的医疗卫生路线也在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靠群众的力量采集民间草药，就地设制药工场，务使医疗用品自给自足。同时还积极推广针灸等民间传统疗法。

第四，在普及的基础上力求提高。文化大革命期间，从贫下中农挑选了一部分人培养成“赤脚医生”，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实践，逐步提高技术。“赤脚医生”还不断推动保健工作和培养保健员。在都市，各工厂还从工人当中抽调工人成立“红色工人医务人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红医班”)。这些工人在各大医院学习，逐渐成长为新型的工人医疗队伍。他们照常劳动，有病人时就立即治疗。这种医疗型式和日本的医疗专门化、医疗权力由极少数人操纵的情况相比，中国的新型医疗制度是合理的。中国医疗事业的走向大众化值得我们重视。

中国的医科和专门学校的招生工作，主要就是以“赤脚医生”和保健员为主。这和毛主席对大专学校教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所说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也是完全相符合的。由于“赤脚医生”的思想和作风都好，他们的医疗技术就能迅速进步，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卑贱者最聪明”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在农村实行了三级所有制(生产大队、生产队、社员)的合作医疗制度，使个人的医疗费用负担非常轻微。

中国的赤脚医生的影响还不仅于此。在跟随中国测量队到坦桑尼亚协助修建坦赞铁路的“赤脚医生”，积极为当地人民开展医疗工作，他们的态度、工作作风和技术的优秀，受到当地舆论一致好评。中国的“赤脚医生”，在海外新兴国家已经发生影响。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在中国大普及，才创造出了用针灸医治聋哑、小儿麻痹后遗症等难治疾病的种种奇迹。在城市医院里，全身百分之九十八面积三度烧伤的垂危工人也被救活了。这些都是医疗人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怀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作出的震动世界的先进事迹。

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走上了为大众服务的道路，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原载十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4日第1版《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载《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一九六○年六月统计，全市十个县二千五百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三千九百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

一九六三、六四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三百多人增加到二千三百多人。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四千五百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一点八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二万九千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

在斗争中，川沙县江镇公社也成长了一批“赤脚医生”。江镇公社位于东海之滨，全公社二万八千多人。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他们培训了十九名卫生员，各大队建立了卫生站，并且选拔了六个卫生积极分子，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又回公社工作。但是，一九六一年前后，他们同样被一刀砍掉了。一九六三年，在中央一定要消灭上海郊区某种传染病的指示下达后，江镇公社重建卫生网，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都选拔了业余卫生员。一九六五年开始培训“赤脚医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这支队伍进一步成长起来。

贫下中农需要这样一支新型的医疗卫生队伍

“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以去年为例：在富队东滨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三百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一百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每次五分)及助产费(每次三元)为一百二十五元，大队实际补贴为七十五元。在穷队民利大队，“赤脚医生”的年收入为二百余元，其中劳动收入为五十四元，上交大队的出诊费、注射费为九十二元，大队实际补贴为六十一元。两个大队都有一千三百多人，平均每个贫下中农一年补贴“赤脚医生”四、五分钱。

“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新龙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病，先由一个流窜来的坏人来“看”病，几角钱的一针安乃近就骗走了十多元，而孩子的高烧仍旧没有退。“赤脚医生”主动上门，细心治疗，病家只花了三元多钱，病就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使贫下中农懂得：医疗卫生大权一定要由贫下中农自己掌握。由于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卫生战线的代理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医疗卫生路线，医院都设立在远离农村的城镇，就医不便，真是“救护车一响，家里一只猪白养”。一九六三年，陈湖大队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由于附近没有医院，病情恶化，送到上海医疗，住院一个月，小孩残废了，还花了三百多元钱。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大队又有一个贫农的孩子得乙型脑炎，“赤脚医生”及时发现，迅速施药，控制病变，并且亲自送进县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就好了，只花了二十元钱。“赤脚医生”在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中，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有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在大队的领导下，与贫下中农一起大搞粪水管理和饮水消毒，使蚊蝇大量减少，有效地预防了流行疾病。仅以流脑、乙脑为例，一九六六年为二百病例，今年几乎没有发生。他们的粪、水管理工作，受到前来公社参观群众卫生状况的人们的赞扬。同时，有了“赤脚医生”，贫下中农在医疗卫生方面更有发言权了。一个贫农病人由“赤脚医生”送到县人民医院就诊，那里的一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医务人员，把一支体温表放在他嘴里一小时零三分还不来取。这位贫农在“赤脚医生”的支持下，当场严厉批判了这种歧视工农的恶劣的医疗作风。

培养“赤脚医生”的途径

目前，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共有二十八人，分布在全公社二十一个大队，他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绝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子女，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只念过二年半书。

这个公社采用两种办法来培养“赤脚医生”：

一种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这里面有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文化大革命前夕，进行了一次完全“三脱离”的训练。当时，把旧医科学校的一套做法搬到了训练班，每天八节课，从书本到书本，大搞“正规化”、“系统化”。关门搞了一番训练，虽然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也侵袭了他们。有人买起了九块钱一本的洋书，在农村中挟进挟出，有的“赤脚医生”不想赤脚了，盼望进城穿起白大衣当“大夫”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了抗大式训练班。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训练班结束时，人人表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赤脚医生”。

另一种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方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赤脚医生”回到生产大队以后，贫下中农为他们提供了医疗实践的广阔天地。他们说：“我们就是要叫鸡毛飞上天。”在有些大队，小病大病都送给“赤脚医生”治疗。他们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人次左右的诊治机会。而在这个公社的一个专业医生，在医科学校读了五年，一共只接触了几百个病人。同时，由公社卫生院的“三同医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医生)和“包片医生”(包干二、三个大队医疗工作的医生)，或巡回医疗队医务人员的带教，使“赤脚医生”提高得很快。例如有一位“赤脚医生”通过医务人员的带教，已经能够单独对心脏病人进行诊断和施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发展。

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那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拔好培养对象。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有一个大队放松了对“赤脚医生”的教育，结果她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嫁给了一个富农的儿子，垮掉了。而近邻一个大队的“赤脚医生”，家里经常为她进行忆苦会、讲用会，生产大队吸收她参加大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中心组学习，使她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统治，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医生百般歧视“赤脚医生”，阻挠他们成长。明明他们早已会用的药物不准用，明明他们早已能开的处方不准开。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夺回了公社卫生院的领导权，打破了上述种种条条框框，为“赤脚医生”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镇公社二十八名“赤脚医生”的业务培训，只有公社卫生院一个城市来的某医专毕业的医生具体负责。几年来，他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感情，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不仅要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自己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事实说明，入门不难。例如有个没有经过集训的“赤脚医生”，通过自学和“兵教兵”活动，业务能力提高很快，曾单独治好过胸膜炎病人。后来，他参加了一次短训，进步的速度甚至比其他“赤脚医生”还快。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在贫下中农教育培养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中来、到贫下中农中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经过二年多的实践，“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有了显著的提高，他们普遍能使用近一百种药物，诊治近一百种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针灸行针一百多个穴位，还能够医治麻疹、肺炎、胸膜炎等农村常见重病。有些“赤脚医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胜过了这个公社卫生院里某些从学校出来又没有实践经验的医生。例如：一个自称读了近二十年书的医生，把阑尾炎诊断成普通肠胃炎，结果耽误了病人，恶化成腹膜炎；后来，请来了“赤脚医生”，由他迅速确诊，才避免了生命危险。

这一点，还能从公社卫生院两位年龄差不多而经历不同的医生的对比中看出：

一个是主要学习外科和内科的某医专毕业生，死读书五年，一副近视眼镜从三百度升到了六百二十五度。参加工作四年了，但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急得手足无措。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另一个医生，贫农出身，只有初二水平，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的除害防病卫生积极分子，由公社送到县卫生学校学习十个月，后到公社卫生院，工作几年后，又经七个月的外科进修。目前，在医疗设备较差的情况下，能够进行疝修补、绝育等手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他已成为公社卫生院革委会的负责人。

这个鲜明的对比，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整个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赤脚医生”在技术上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有一个大部分亲属都在上海市区的“赤脚医生”，近两年没有离开过大队。大队里有一位患瘫痪症的七十多岁的贫农老大娘，大小便常常拉在身上。“赤脚医生”每天都爬到她的床上，帮她打针，换洗衣服。老大娘感动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真好!要不然，我老死掉了人家也不知道。这个囡比亲生囡还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到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的一些问题。江镇公社的贫下中农体会到：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必须搞好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为：

(一)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贫下中农谈起公社里两个同时担任“赤脚医生”的青年：一个后来被保送到嘉定半农半医医专学习(高中毕业才能入学)。这所学校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XXX抓的重点，向学生灌输了大量修正主义毒素。三年下来，这位“赤脚医生”成了白面书生，平时回家跟贫下中农都不大说话了。她不愿回本公社工作，更不愿回本大队当“赤脚医生”了。另一个只念过两年半书，经过三年的斗争锻炼，提高了政治觉悟。她更加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农村医务工作，说：“我药箱里药用少了，比家里米缺了还着急。”在医疗技术上，后者也超过了前者。贫下中农感慨地说：“教育不革命，就算是我伲送去的囡，也要出修正主义!”他们认为，医学教育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把“老三篇”和《实践论》、《矛盾论》作为必修课；要贯彻理论联系实践的原则，学生应该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进行学习。

(二)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毛主席最近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贫下中农认为，“赤脚医生”在农村里滚上二、三年，再进医学院校学习，这个办法好。贫下中农高兴地说：“以后医学院校招生，我伲要把‘赤脚医生’送去，学几年后再回来为我伲服务。”江镇公社在各生产队选拔了一百四十四名不脱产的卫生员，主要由“赤脚医生”带训。带出来以后，“赤脚医生”多了，就可以抽出一部分人去医学院校学习一、二年或二、三年。

(三)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贫下中农认为，当前，医学最主要的是普及，也要提高，但必须沿着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向去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贫下中农还认为：“赤脚医生”中除了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这样做，既有利于原来的医疗卫生队伍的改造，又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赤脚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