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拥有无数优秀的歌手，然而一开口却都是小资的无病呻吟

这几年刷短视频、刷音乐平台，经常看到一些年轻歌手，嗓子干净，技巧成熟，制作精良，一听就知道是有天分的人。

然而等到歌词一出来，却永远绕不开小资式的“无病呻吟”情绪：青春爱情、城市孤独、日常迷茫、细碎烦恼、轻盈忧郁。

影视作品亦是如此，摄影讲究，调色精致，演员演技在线，镜头语言不缺专业，但讲述的故事总是悬浮在中产的意识里：创业失意、婚恋烦恼、都市漂泊、自我挣扎，像套着模板的流水线批发。

越是看得多，就越觉得可惜。可惜的不仅是个体的才华，更是整个时代——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却没有能力孕育出真正有力量的文艺。

这种普遍的小资腔调并不是偶然，而是由整个社会结构塑造出来的。

文娱行业的创作者几乎全部来自城市体面阶层，他们的生活经验、情绪来源、价值体系，天然带着“小资化”的印记。

他们感到的痛苦大多来自个人层面：自我怀疑、感情不顺、职场倦怠、城市失重感。而这些东西，被当成了“普遍情绪”包装、放大、推送，最终成为市场的主旋律。

但真正的现实，不是这些轻盈的迷茫，而是沉重的阶级重力。

文娱系统不愿触碰真正的现实，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本质上不是记录生活，而是“管理情绪”。

它的任务不是带人思考，而是让人沉默;

不是让人面对矛盾，而是转移矛盾;

不是让苦难结成集体意识，而是让苦难碎成无害的情绪碎片。

资本偏爱小资文学，是因为这种内容最安全。

它足够伤感，但无关立场;

足够忧郁，但不追问现实;

足够细腻，但不会造成动员;

足够有共鸣，但缺乏方向。

一旦艺术表达从个人痛感上升到结构痛感，从情绪问题转向阶级问题，它就不再是“内容”，而是一种潜在的组织力量。

资本对这种力量保持本能的警惕。

因此整个文娱系统都有一套“隐形过滤器”。在这一套过滤器里：

痛苦可以说，但不能说得太深;

迷茫可以有，但不能牵扯制度;

苦难可以拍，但必须美化成“人间烟火”;

底层可以出现，但只能作为“戏剧性背景”;

阶级可以暗示，但不能真正指出;

压迫和剥削必须被遮掩成“生活不易”。

今天的文娱，不是缺表达，而是缺真实;

不是缺技巧，而是缺立场;

不是缺情绪，而是缺方向。

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本身就带着无法被包装的力量。

工厂十二小时流水线，两班倒;

外卖员摔车却不敢停单;

码头工人凌晨三点拖着半麻的身体继续干;农民工在工棚里喝着最便宜的酒;

乡村青年背着债离开家时沉默得可怕;

老人与孩子留在村里互相依靠;

学生在补课与焦虑之间疲惫地挣扎。

这些场景不需要修辞，它们本身就是时代最锋利的语言。

真正的人民生活天然带着组织性：一旦被表达出来，就必须追问它的根源，而追问根源意味着触碰权力、触碰结构、触碰整个时代的底部逻辑。这正是资本拼命要阻断的部分。

因此无产阶级难以进入文娱系统，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艺术”，而是因为系统本身被设计成排斥他们的存在。

文娱行业所要求的表达方式、叙事逻辑、话语体系、审美框架——全部服务于安全表达、情绪消费，而不是现实主义，更不是历史现实主义。

无产阶级的声音太粗粝、太深、太危险，它们带着真实的重量，而不是经过资本过滤的轻盈“治愈”。

创作者要写苦，也必须写成“自己一个人的苦”;要写累，也只能写成“心累”;要写压迫，也要包装成“生活对你不公平”;要写阶级，也必须变形为“成长烦恼”。

资本会用尽一切方式，确保所有的痛感都被个人化，而不是结构化;被消费掉，而不是被组织起来;被审美化，而不是被政治化。

于是形成一个奇怪而荒诞的局面：

最懂生活痛感的人没有表达渠道;

最不懂生活痛感的人却垄断了全部话筒。

今天有很多嗓子好、技术好、镜头好的人，

但没有立场、没有视野、没有阶级之眼。

于是只能拍青春，唱爱情，讲怀旧，玩“小情小爱的小资悲伤”。

有才华，却无方向;

有表达，却无人民;

有技巧，却无灵魂。

这个时代看似喧嚣，但实际上缺乏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声音。

人们之所以对今日的文娱感到失望，是因为它美得太轻、痛得太浅、拍得太干净、唱得太绵软，所有的情绪都像被削去了锋芒，只剩下“可悲但无害”的柔软。

真正有力量的文艺，从来不是从技巧开始，而是从立场开始;不是从市场开始，而是从人民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