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业的存在状况是阶级剥削程度的指示器

娼妓业绝非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或某种必然存在的“古老的职业”，而是根植于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现象。其规模、形式、公开程度，直接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程度、贫富分化的状况以及维护这一剥削关系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道德、文化)的形态。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短数年间便成功禁绝了延续数千年的娼妓制度，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一旦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基础，娼妓业是完全可以被根除的。

——写在前面的话

今天谈一谈娼妓业的问题。

我们知道，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都深植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之中。而娼妓业，这一绵延古今中外数千年的社会痼疾，当然也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道德、风俗问题，其存亡发展情况总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阶级结构、上层建筑紧密相连。正如革命导师们所指出的，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包括卖淫，都是私有制和阶级压迫的必然产物。因此，娼妓业的存在状况就如同一个社会的体温计，能够清晰地反映出社会内部阶级剥削的真实程度与形态。

一、娼妓业的本质

娼妓业是私有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其产生与发展，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确立和巩固息息相关。

娼妓业是私有制下女性被物化和商品化的极端表现。在私有制社会中，生产资料为少数人所占有，绝大多数人不得不依靠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来维持生存。对劳动力的剥削本质就是对劳动者身体的剥削，而这种剥削的极致就是由劳动力商品化进一步变为身体的商品化——血液、器官、肉体(生育价值和性价值)的商品化(“代孕”是个人自由?错!这是人吃人!)。而私有制社会中，阶级压迫往往与性别压迫相交织，由于体力劳动能力上的天然弱势，部分女性，特别是失去生产资料或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其身体便被异化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被迫进入“性市场”进行交易。这并非源于女性的“堕落”或“天性”，而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所导致的生存压力使然——男性剥削阶级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财富和权力，不仅剥削男性和女性的劳动无产者，也以购买女性身体的方式实现对女性无产者的额外剥削。(劳动的辛勤的男女们联合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女性受剥削的根源)

娼妓业是阶级社会巩固其统治的辅助工具。一方面，它为剥削阶级的纵欲提供了合法或半合法的宣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家庭财产继承制度稳定的作用——将非婚生情感与财产继承隔离。另一方面，它分化瓦解被压迫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团结。它将女性的苦难个体化、道德化，转移了对于造成贫困和压迫的根本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视线。(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向“底层互害”说不!)

因此，娼妓业绝非简单的个人道德问题或某种必然存在的“古老的职业”，而是根植于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现象。其规模、形式、公开程度，直接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程度、贫富分化的状况以及维护这一剥削关系的上层建筑(包括法律、道德、文化)的形态。

二、新中国前三十年消灭娼妓业的伟大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为在中国大地上铲除娼妓业这一剥削制度的毒瘤提供了政治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短短数年间，便成功禁绝了延续数千年的娼妓制度，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旦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基础，娼妓业是完全可以被根除的。

旧中国娼妓业的历史背景

中国娼妓制度有着非常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至明清时期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在封建制度下，娼妓业是社会等级制度的组成部分，妓女被划入”贱籍”，与奴婢等同，成为被法律明文规定的低等人。这种制度性压迫使妓女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形成了恶性循环。

在资本主义经济影响下，近代中国娼妓业得到进一步发展。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通商口岸和租界渗透中国，破坏了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破产农民和灾民涌入城市，而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许多女性因贫困被迫卖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畸形发展中，劳动者同时受到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而女性则成为被剥削的重灾区。根据解放初的调查，“生活所迫”是广大妇女沦为妓女的最直接的原因。(《涤荡污泥浊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社会问题的治理》)

1917年，有个叫甘博尔的英国社会学家，曾对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比例做了一个调查。其中，上海和北京名列第一第二位，分别是1:137和1:259。而北京的总人口大约是81万人，上海的总人口大约是255万人。这使得旧上海的妓女总数成了世界之最。甘博尔的数据仅仅是登记在册的公娼，如果根据鲍祖宝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问题》一书，算上私娼，大约每20名左右的女子，就有一位是娼妓。剔除老妇人和幼女，这个比例更为惊人。而按照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上海解放初期的社会改造》的记载，解放前夕，上海市全市登记注册的妓院有800余家，登记公娼5000余人，未登记注册的妓院1200余家，私娼2万余人。情况可以说是触目惊心!

消灭娼妓业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

旧中国的娼妓业繁荣，是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重压迫下，农村破产者和城市贫民(尤其是女性)求生无路的残酷写照。新中国通过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亿万农民，包括农村妇女，获得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从根本上消除了因农村破产而被迫卖淫的主要来源。随后，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逐步将私有经济纳入集体经济和国营经济轨道。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实行“统包统配”的劳动制度，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就业保障。严格的户籍和人口流动管理，虽然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确实有效限制了无序流动，压缩了地下性交易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建立，意味着资本逻辑的退场。追求利润率最大化的资本驱动被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发展目标所取代，这使得将人的肉体作为商品交易的“市场”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土壤。

消灭娼妓业的上层建筑保障：无产阶级专政

新生的人民政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这一政权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与旧的社会剥削制度彻底决裂。毛主席所发出的“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的号召，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世界的坚定决心。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不是简单地驱散或惩罚妓女，而是将她们视为“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姐妹”，采取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根除妓源”的综合治理方针。在具体方式上，因地制宜，无论是北京以雷霆万钧之势一夜封闭所有妓院的“北京方式”，还是天津循序渐进“寓禁于限”的“天津方式”，亦或是上海分批收容、妥善安置的“上海方式”，都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力量在铲除剥削制度残余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正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通过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公安、司法)和深入的社会动员(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结合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教育(诉苦运动、阶级意识启蒙)，新中国不仅摧毁了娼妓业赖以生存的剥削经济基础，更重塑了社会风气和价值观。 “劳动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新的社会共识。人民政府不仅仅是消灭娼妓业的存在形式，更是对被收容的妓女进行免费医疗(治愈性病)、文化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并帮助她们就业或组建家庭，使其从“旧社会的鬼”转变为“新社会的人”。

为什么旧社会将人变成鬼，新中国却能把鬼变回社会主义新人呢?正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人的解放，致力于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这一点，同一切剥削阶级存在的社会将妇女视为玩物和商品的本质形成了天壤之别。

新中国前三十年成功消灭娼妓业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当一个社会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并由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和坚强领导时，当这个社会消灭了剥削阶级与剥削制度时，娼妓业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就必然能够被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三、改革开放后娼妓业复生且难以根除的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同时也必须正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曾经被消灭的娼妓业在改革开放后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并成为一个难以彻底根治的社会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正是由于娼妓业与阶级剥削的内在关联，需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中寻找答案。

经济基础：私有制经济成分与市场机制的引入

改革开放后，私有资本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带来了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意味着资本逻辑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的回归。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当资本进入娱乐、酒店、旅游等行业时，在缺乏有效监管和强大道德约束的情况下，极易将“性”作为资本增殖的稀缺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正如马老师所说“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影响下，以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为特征的卖淫现象愈加普遍和露骨”。国人众所周知的曾经的东莞“莞式服务”与港澳台资本的关联，便是资本驱动下性产业化的典型案例。一些地方一度存在的“黄色经济”对GDP的贡献，更是暴露了改开初期，在资本逻辑导向下，局部地区对资本非道德行为的默许甚至纵容。(自由的穷人是资本家最大的财富——货币的资本化III劳动力的买和卖【《资本论》读书笔记(12)】)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调竞争和效率，对资本增殖率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全部动力，而资本增殖来源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马老师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相对过剩人口规律，在改开后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复现了。

在农村，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民收入远低于城市收入，不得不进城成为廉价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女性，在城市化进程中更加难以获得平等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性别工资差距、女性农民工就业困境等，构成了部分农村底层女性被迫或半被迫进入性产业的“社会推力”。(《逆行人生》，拍得很好(2)——过剩、内卷与失业)

而在城市，随着私有化浪潮席卷大地，工人“大下岗”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阶级悲歌。如果在国企职工之外加上所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10年中，人数从1.4亿下降到7000万，减少了约一半。工人阶级被突然大规模地赶出工厂，成为失业者，成为了彻底的无产者，然而，社会低保一时间并未能跟上(《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再加上有曲婉婷母亲这种发工人血汗财的败类，使无数下岗工人的生活在短时间内陷入无法为继的绝境。在这样的绝境下，从1998年开始，广州、东莞、厦门、丽江、大理、海口等城市的风月场所里，开始大量充斥南下挣钱的东北女人，以及寻欢作乐的北京高官、山西/内蒙煤老板、东北矿山老板……如果不是家庭破碎、求生无路，工人阶级又怎会选择如此尊严被碾压、被践踏的生存方式呢?

当合法的、有尊严的谋生途径变得狭窄时，非法的性市场便有了潜在的劳动力供给。

上层建筑领域的挑战：权力腐败、执法困难与意识形态退却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对上层建筑提出挑战，而上层建筑的调整往往具有滞后性。

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是娼妓业难以根除的重要原因。一些地方官员将色情业视为“改善投资环境”、“繁荣地方经济”的筹码，对涉黄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暧昧态度，甚至充当其“保护伞”。东莞扫黄历史中就大量涉及官员的腐败问题，如果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就可能被资本俘获，为剥削性产业提供庇护，从而扭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本质——资本是化生的。

法律执行面临挑战。虽然我国法律明令禁止卖淫嫖娼，但在实践中，面临着执法成本高、取证难、运动式治理难以常态化等问题。当前，新时代下，执法行为虽已规范，但选择性执法、地方保护主义等人为因素依然可能干扰法律的有效实施。

意识形态领域的退却。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随之涌入，侵蚀着很多人的价值观。商品经济环境下滋生的消费主义文化，将一切关系(包括身体和性)都打上商品的烙印，再加上某些公知利用其文化霸权对性产业合法化地不断鼓吹，这些未性交易的滋生提供了文化土壤。(解放思想，摆脱资本主义思想囚笼——由小红书中美大对账所想)

因此，综合来看，改革开放后娼妓业现象的复生与顽固存在，其根源正在于私有制经济成分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阶级剥削的死灰复燃。

四、在继续革命中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困境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结论：娼妓业的存在与否、其规模与形态，精准地标示着一个社会内部阶级剥削的存在与否及其严重程度。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娼妓业是公开的、制度化的或高度产业化的，这是由其阶级剥削本质所决定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功实践结合当前阶段娼妓业的死灰复燃表明，阶级剥削是娼妓业的土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娼妓业是完全可以被根除的。

要想最终在中国乃至全世界彻底铲除娼妓业这一阶级剥削的毒瘤，恐怕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列毛主义，坚持对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不断地去瓦解使得剥削制度得以复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如此，我们就一定能够最终使娼妓业这一阶级社会的耻辱标记成为历史的陈迹，实现恩格斯所展望的“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那样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那样一种崭新的社会关系才真正能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