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社会下失业和劳动力成本问题——对市场调节失业和小农经济蓄水池理论的批判

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得以发展起来的基础，是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因为大规模失业将削弱工人阶级的谈判力量，压低劳动收入份额，使利润率保持高位。因此，尽可能保证一定的失业，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这表明，失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顽疾。在这里，劳动收入总额完全有可能在失业的条件下增长，但是只要劳动收入总额的增长不及GDP的增长快，劳动收入份额完全有可能下降。

而以温铁军为代表的小农经济论者认为，依靠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韧性来吸纳市场经济排斥的劳动力，可以很好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农业资本主义进化的可能性。

此外，自由主义者承认失业是必然存在的，也就是常说的自然失业率。但是自由主义者认为，失业恰是资本主义调节自身经济的方式，而不是顽疾。换句话说，失业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灵活调整的方式。

何为廉价劳动力?——自由主义与小农经济派的解释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是自由主义、小农经济派的观点，其问题的关键在于廉价劳动力的理解上。只有明白了廉价劳动力，才能明白为什么市场经济不可能依靠周期性的失业来调节经济，也不可能依靠小农经济吸收市场上过剩的劳动力。

在自由主义的观点看来，廉价劳动力就是低工资的劳动力。按照自由市场的观点，只要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也正是因此，自由主义认为只要依靠市场经济的失业调节机制就可以使资本主义具有灵活调整的可能性。当社会上工资上涨过快导致利润率下降时，企业向市场排斥出劳动力来使工资下降，使利润率状态高涨。

在小农经济的观点看来，来自农村的、加入城市工业化的工人（也就是农民工），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因为这些工人一方面进城打工，另一方面在农村有土地、有房子、有农村社保和教育，从而可以在农村种地卖农产品获得农村土地经营收入、居住在农村自建房降低住房成本、在农村公立学校上学和到农村公立医院看病减少教育、医疗支出等等。这样一来，资本家能够做到支付给农民工更低工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维持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在经济繁荣但是劳动力市场过剩的情况下，这种方式能够形成低成本的劳动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劳动力回流至小农经济的农村能够吸纳市场经济排斥的失业人员，解决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失业问题。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两个观点本质上都有其错误之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在于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小农经济派则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农村经济的渗透与统治。

三种失业人口类型与劳动力成本——政治经济学的解释

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失业人口，也就是相对过剩人口分为三种类型：流动的过剩人口、潜在的过剩人口和停滞的过剩人口。而这三种类型代表着不同历史条件和生产关系下产生的失业。

流动的过剩人口接近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失业，也就是这类失业的产生是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工业技术变革，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扩展，这类失业最终会解决。这一失业的产生需要两个条件：

1.劳动者完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并受劳动力市场支配

2.资本主义必须进入大规模工业化时代。

其中，条件1是为了和潜在的过剩人口相区别，而条件2是为了和停滞的过剩人口相区别。之所以要点名条件2，是因为只有在条件2成立的情况下，失业才具有周期性，因为假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就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这个时候失业就不再是周期性失业，而是永久性失业，而我们这里叙述的永久性失业对应于后面的停滞的过剩人口。

流动的过剩人口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大规模工业化条件下产生的，劳动者生活在城市，其住房、医疗、教育等等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成本都相较于农村小农经济时期的劳动力成本更高。因为离开故乡的劳动者不得不在城市买房、要在城市看病、子孙后代要在城市上学、需要城市的社会保险。这就意味着，在劳动力成本抬升的情况下，吸纳劳动者就业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资，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上涨，否则劳动者就会陷入失业状态。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将完全颠覆周期性失业调节经济的观点。

潜在的过剩人口接近小农经济派经济学家提出的失业，也就是这类失业的产生是因为其一方面归属于小农经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归属于城市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部分。这一失业的产生必须存在两个条件：

1.小农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

2.劳动者部分进入城市工业化时代。

潜在的过剩人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失业人口，而是由于小农经济相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效率低下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就是说，之所以小农经济能够吸纳就业并不是因为资本真的在繁荣时期需要那么多人就业，在衰退时期要那么多人失业。而是因为小农经济没有采用先进的技术、要保证家里人就业（不可能像资本家那样把家人当雇佣工人开除出家庭）以及农户更多是让更多的家庭劳动力，比如说生更多的孩子来提高总体产量。而这种过剩人口也就是经济学上常说的“隐性失业”。这种隐性失业的产生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小农经济的渗透，迫使小农经济无法在完成劳动者的再生产，只能顺着资产阶级的大棒驱赶着向城市输送自己的廉价劳动力。请注意，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占据主导地位条件下的小农经济，这与后面论述的外围国家的小农经济有很大不同，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外围国家，小农经济实际上不能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

也就是说，小农经济尽可能保障就业、较少使用先进技术的性质使得小农经济能够吸纳就业，因为小农经济往往以小规模生产为主，技术带来的规模效益不大，并且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调节并不完全受劳动力市场调节，形成了小农经济条件下能够吸纳就业的独特优势。但是，这里的小农经济不代表就是农村经济，不是说，只有保持农村经济，就可以形成依靠农村经济吸纳劳动力的体制优势。恰恰相反，在农村走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小农经济的逐渐消亡将逐步失去这一体制优势，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农村。在利润驱动的逻辑下，农业技术变革和劳动力市场调节农村劳动力将是农村经济的常态。而这是小农经济派没有注意的问题。

而停滞的过剩人口则是小农经济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都没有关注的事实，它恰恰是资本主义抛弃大规模工业化而产生的。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瓦解或是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且已完全被整合进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大量劳动者一方面不得不被排斥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被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在土地上无法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抛弃大规模工业化使得大量的劳动者无法得到就业机会，这时的资本主义只需要集中于少数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比如石油工业和金融业。

停滞的过剩人口分别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化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美国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使得美国工人阶级不得不面临失业威胁，只能进入非正规的就业市场，从事极不稳定的社会工作。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停滞的过剩人口的产生是因为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体表现为，当地占有土地的封建地主与外资共谋引进先进技术，排斥农村劳动者，并将其农产品出口至国外谋取高额利润，但是这种高额利润只会转化为个人消费而不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当然，还有封建地主自己经营土地的情况，但是后面我们会知道，这些劳动力并不能自由流动，不能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

当我们理解了政治经济学关于失业人口的三种分类，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小农经济派的经济学家的错误点在哪里了。

农村廉价劳动力——政治经济学的再诠释

基于上述对三种失业状态的讨论，我们可以讨论政治经济学中廉价劳动力的具体问题了。

首先，廉价劳动力并不是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想的那样是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供大于求。而是只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小农经济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才是能够使资本主义正常稳定发展的条件，因为只有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才是真正廉价的，并且这样的劳动力能够在经济危机期间回流至农村吸纳就业，这样的工人在政治经济学上称为半无产阶级。但是一旦小农经济消亡，原本的城乡半无产阶级转化为农村的农业工人阶级和城市的工人阶级，这时的工人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这时，由于缺乏了小农经济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和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高涨，这时，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条件下要吸纳劳动者就业的成本必然是高昂的，也就是表现为劳动收入份额的高涨，这必然会威胁利润率的高涨，失去利润率导向的市场经济最终会走向崩溃。

其次，廉价劳动力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先前说到，农村廉价劳动力的产生是在小农经济在农村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小农经济带来低成本优势和吸纳就业功能的原因有两个：较少的技术进步和就业保障。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可以长期存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必然走向瓦解。第一，小农经济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必然使一部分农民破产，另一部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胜出，成长为农业资本主义企业；第二，背负着就业保障魔咒和无法实行技术进步的小农经济最终敌不过农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规模化竞争和渗透；第三，广大的小农经济分散化经营和竞争使农民在城市资本主义企业面前的议价能力低下，价格长期不涨将使农民不可能在保持小农经济；最后，农民需要从城市工业中获得化肥、种子，但是由于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并没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所以这些生产成本的上涨最终会让小农经济无法存续下去。

最后，农村廉价劳动力短缺问题无法依靠国家干预来解决。一些对国家干预抱有期待的人觉得，既然市场经济的周期性机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国家的有形大手一定能够解决。无论是有形大手，还是市场的无形大手，其前提都得是恢复利润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固然可以通过减税降费、建设福利体系来解决。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使农村廉价劳动力增加，反而加剧了廉价劳动力的短缺和利润率低下降。

第一，减税降费虽然从财政支持的方式提高了利润率，但是利润率的上涨却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引起利润率下降，而利润率下降导致经济增长下降，这就意味着持续性的减税降费不仅在长期上最终失效，而且很可能使国家陷入财政危机。而建设福利体系看似依靠国家手段把劳动力成本从企业转移到国家，但是建设福利体系首先要税收足够，大量的税收会挤压企业利润。

第二，一旦实行福利体系，劳动者未来的就业就必须建立在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水平上，因为在农村廉价劳动力彻底短缺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议价能力上升，取消福利体系会引起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抵抗，甚至丧失政权的合法性，这一点曾表现为20世纪60－70年代从核心国家到半外围国家人民群众暴力和非暴力的革命斗争。如果要使工人阶级的就业在劳动收入份额低下的条件下就业，只能依靠制造大规模失业来解决，但是这意味着必须彻底放弃工业化为条件，也就是形成我们上述所说的停滞的过剩人口。但是这也要求资产阶级付出沉重的代价，并且如果无法找到新的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还是会爆发新的危机，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说。

停滞的过剩人口——资本主义的经济自残式的解决方案与灭亡

当流动过剩人口和潜在过剩人口消耗殆尽时，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失业基础被资本主义扩张本身所消灭，利润率下降引起工人阶级大规模的抵抗和资本主义秩序的崩溃。此时，资产阶级只有通过去工业化的经济自残，通过制造一场大规模的、永久的失业，来彻底打击工人阶级，也就是制造停滞的过剩人口。只是，这种依靠经济自残的方式打击工人阶级同时也使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属于是损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工人阶级被永久抛出了工业体系，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和资本聚集于少数的高端产业或不需要过多劳动力的低端产业。失去了国内工人阶级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面临如何获得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维持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统治秩序的稳定和拉拢小资产阶级作为同盟军的问题。在一问题表现为美国曾经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短暂打击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力量，但是随着经济法复苏，工人阶级在就业市场恢复的情况下仍然保证劳动收入份额的上涨并在1988年保持在61%的高位。在外围国家则表现为，工人阶级斗争的风起云涌迫使跨国资本逃离外围国家，而曾经有望通过工业化迈步进入核心国家之列的外围国家（比如亚洲四小龙）在金融风暴的摧残下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上述制造停滞过剩人口的过程发生在今天的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因此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同时也就是今天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要面对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说明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是如何解决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问题。

我们说到，即便是依靠停滞的过剩人口暂时打击了工人阶级，恢复了利润率，由于这一举措同时打掉了获得大量剩余价值的源头，这也是在毁灭资产阶级自身的统治基础。当然，在这里，外围国家和核心国家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对于核心国家来说，资产阶级不仅从国内获得剩余价值，还从世界体系中获取剩余价值以收买工人阶级，这也是核心国家福利体系的经济基础，而当核心国家制造失业时，实际上也只是消灭了原有对福利体系，也就是原来的阶级妥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核心国家没有阶级妥协。恰恰相反，阶级妥协仍然存在，只是这种阶级妥协相较于原来那种建立在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基础上来说，更弱一些。因为在这里，工人阶级的力量遭失业力量的打击而削弱。但由于核心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仍然可以从世界体系中源源不断地获取剩余价值，这就使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利用这些剩余价值以民主制度的方式统战本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拉拢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保持住资本集中于少数高端产业的工人阶级的福利体系。

然而对于外围国家来说，外围国家不仅没有能力从世界体系中获得剩余价值，反而是被半外围国家和核心国家获取剩余价值，这就意味着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尽可能维持阶级妥协，而是尽可能保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只要外围国家能够搭上半外围国家经济繁荣时期急需进口的便车，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就可以依靠出口行业带来的利润和财政收入维持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稳定、以民主制度的形式让小资产阶级参政议政（但不包括工人阶级），甚至在略有盈余之时给工人阶级一些小恩小惠，比如说拉丁美洲的左翼政党通过乘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快车，依靠将资源出口至中国来给予本国一些福利。总之，就算是资产阶级自身力量再怎么因为去工业化而削弱，也要尽可能在得到核心国家和半外围国家、国内小资产阶级的支持，确保工人阶级的力量得以削弱、工人阶级的反抗得以镇压。但与核心国家统治秩序稳定不同的是，外围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稳定高度依赖世界体系的经济和政治周期，一旦外围国家的资产阶级陷入经济危机（特别是由于半外围进口需求的下降导致外围国家出口的减少）、遭到核心国家或半外围国家的政治孤立和国内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就会使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陷入崩溃。轻则是政党的更替，重则是军政府上台和陷入内战，比如说拉美国家的左右翼政党的更替与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和美元周期密切相关，中东国家的稳定与美帝国主义的霸权息息相关，反映了这些外围国家在世界体系面前只能任经济周期和政治局势摆布的局面；亦或是工人阶级在参与社会运动但未掌握政治主动权时被外国势力所利用，比如说不少国家的颜色革命最开始始于人民群众为自身生存而斗争的朴素反抗，却在支持自由化的小资产阶级篡夺了政治领导权。不过在资本主义霸权处于稳定之时，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最终会由于核心国家支持外围国家的傀儡政权而终结。

但是，无论是核心国家依靠技术优势获取剩余价值维持自身稳定，还是外围国家乘上半外围国家的经济便车来实现合作共赢，都有赖于半外围国家依靠潜在过剩人口发展大规模工业化，一方面给核心国家提供剩余价值，以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得以维持，另一方面，为外围国家维持暂时的稳定提供出口需求。但一旦半外围国家的潜在过剩人口消耗殆尽，核心国家维持不了阶级妥协、资本主义霸权无法延续、外围国家陷入长期的混乱，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在核心国家的衰弱、半外围国家工人阶级的激烈斗争和外围国家长期的混乱中走向解体。

金融化带来的工业成本上升——无法返回的工业化

对于英美这样的核心国家来说，金融化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特征。应当说明，金融在产业资本利润率高涨时期曾经对产业资本发挥积极作用，在这个时候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并不是处于对立关系。但是随着产业资本利润率下降，金融的发展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并排斥实体经济，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对立，而我们叙述的金融化也是这种情况的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化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去工业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去工业化。金融化加剧资本主义去工业化的关键在于抬高劳动力成本和地租。

从地租上涨来看，大量金融资本进入房地产行业，以炒作房价来获得投机收益。房价高涨归根结底是地租的高涨。地租的上涨不仅推高了房价，带来民众生活的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力成本，还驱逐了因为地租上涨而无法获利的工业资本。

从与金融化伴生的私有化来看，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掌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资本家依靠对这些行业的垄断提高公共服务价格，推高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从去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失去就业和收入来源的民众不得不借债才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这反而意味着，要想让民众还清债务，必须要求民众有更多的收入，这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停滞过剩人口再讨论—外围国家悲观的工业化前景

就其表面上来看，许多外围国家的劳动力价格都普遍低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如说印度，而印度人口超过中国的事实让一些经济学家以为，印度或许会是下一个中国，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些经济学家忽略了停滞过剩人口的问题。

在不少外围国家，潜在过剩人口在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消亡。尽管这些外围国家存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外围国家卷入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没有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隔离开，反而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如说，曾经掌握农村土地的地主阶级要么把土地卖给外国资本，交给外国资本采用先进技术来经营，要么将农民驱逐出土地，经营世界市场需要的初级农产品并出口至国外，进行着21世纪的“圈地运动”。亦或是，外围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至国外，导致国内缺乏农产品供应，只能依靠进口国外农产品，这些低价的农产品在竞争中使小农经济的生存困境日益窘迫。当然，现实中不少外围国家的农民们在艰苦困境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好像小农经济能够成为蓄水池吸纳市场经济的就业。但是由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合谋在农村中起到重要作用，小农经济实际上沦为地主阶级用于出口初级农产品的工具，在这里，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通的限制实际上并没有使农村劳动力起到廉价劳动力的作用。

小农经济的日薄西山驱赶着农民阶级、城乡半无产阶级进入城市，这些人口的劳动力再生产在城市里完成。这说明，在大规模工业化的情况下，这些劳动力的成本必然使高昂的，这严重挤压了利润率，迫使外围资本主义去工业化，形成停滞的过剩人口，也就是今天不少外围国家中生活在贫民窟的工人只能在城市里非正规经济部门中的不稳定工作中苟活。换言之，在现如今外围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是由于停滞过剩人口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也很难有再工业化的可能。当然，我们这里所叙述的前提是在外围国家一方面存在大量未消灭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另一方面这种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这种生产关系有朝一日被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所取代，那么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工业化仍然是可能的。当然，在俄乌战争期间，俄罗斯为了尽可能减少西方制裁的压力，选择开启了再工业化计划，似乎再工业化在外围国家貌似是可能的。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停滞的过剩人口劳动力成本高的问题可能会使工业化的成果有限，而且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此实现局部工业化是可能的，对于整体来说，实现再工业化仍然是漫长而艰巨的任务。这样的情况也能在美国身上找到影子，美国曾经在奥巴马的领导下完成了对能源产业的重建，可见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全消灭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实现局部的工业化仍然是可能的。

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其从出生到坟墓无时无刻不依赖着失业，它因失业过多而生，也因失业缺乏而灭亡。无论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小农经济派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条件下，它们所提及的失业人口都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才存在的，缺乏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它们的结论就变成了谬误。当然，本文并没有讨论科学技术对于失业问题的讨论，但这更值得单开一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