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及其基本原理（下）

《费尔巴哈论》解说第四章第二节

第二十二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揭露了那种把国家看成是社会发展中决定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为什么有人会把国家看成是一个脱离社会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并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呢?这除了有一定的阶级根源之外，还有着它认识论上的根源。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它把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这一面过分夸大了，从而忽略了国家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那一面。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虽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持不是消极的、被决定的东西。相反，它对经济基础说来，还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它能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它能用自己的各项政策去干涉社会生活，去影响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给施米特的信中在谈到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反作用时写道：“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国家权力可能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那时事情就会发展得较快;国家权力可能逆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那末它在现代每个大民族那里经过一定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国家权力可能阻碍经济发展进程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93页。]

国家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设立的机关，是统治阶级用来对付自己国内外敌人的工具。因此，阶级斗争中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被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必然要发展为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以至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由于阶级斗争中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所以国家政权常常由一个阶级的手中转入到另一个阶级手中，再由这一阶级的手中转入到那一阶级的手中。这种情况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国家好象一个可以被抛来抛去的皮球一样，它是可以脱离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并决定社会变化发展的东西，而忽略了国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忽略了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并不是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夺取政权不过是为了解决经济利益的必要手段罢了。由此可见，政权问题虽然是阶级斗争中的根本问题，但是究竟是哪个阶级和哪个阶级在争夺政权呢?它们为什么要争夺政权呢?政权最终要落到谁的手中呢?这又完全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于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于与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的阶级力量的对比。因此，不管国家在社会生活中起多大的作用，它也决不是脱离开社会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并决定社会发展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学家，除了古罗马历史学家亚毕安之外，其他的学者几乎都没有察觉到政治斗争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亚毕安在他的著作《罗马史》中谈到古代罗马共和国中为什么会发生斗争时，曾经正确地指出过：这些斗争是由于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引起的。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其他的历史学家，则根本不了解被压迫阶级为了使自己在经济上获得解放，首先必须使自己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不了解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总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因此，他们才夸大了国家的相对独立性并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潭。

总之，把本来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国家，夸大为绝对独立的东西，并进一步把它说成是决定经济发展，决定一切的力量，这就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根源。

第二十三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揭露了那种把法律看成是社会发展中决定力量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根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法权，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知道，法权不是别的，它乃是被抬高到法律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法律决不是什么独立存在的东西，它是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法律不能维护那不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无产阶级的法律不能维护那不利于无产阶级的经济关系。由此可见，法权是不能脱离开社会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的，不是法权决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倒是社会经济关系决定法权的性质和内容。

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和法律学家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只看到一种经济关系如果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便是不合法的，因而也是不允许存在的;相反，一种经济关系如果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那末它便是合法的，因而也是许可存在的。因此，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首先要考虑这种活动是不是合法的。这样，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得出结论说;不是经济决定法律，而是法律决定经济。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没有进一步考虑考虑为什么某一种经济关系能够被法律所承认，另一种经济关系则不能被法律所承认，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法律对经济的依赖关系。因此，恩格斯指出，在这些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和法律学家那里，“国家法和私法被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独立的历史的发展”。

既然按照历史唯心主义者的观点看来，法律是不依赖于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的，是不依赖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那末法律本身究竟是怎样发展的呢?按照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看来，法律是通过把自己内部有矛盾的地方、不系统的地方，逐渐加以改进，使它尽量没有矛盾，尽量系统化的办法，向前发展的。

为什么资产阶级学者会把法律看作是脱离开经济基础而独立存在，并决定经济发展的力量呢?这除了有它的阶级原因之外，当然还有它认识上的原因。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他们过分夸大了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只看到法律代表着国家的意志，因而有着无比巨大的权力，它既能承认某种经济关系，也能否定某种经济关系，而没有看到法律本身又是被经济关系、被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所决定的。这种只看到事情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片面地夸大法律的作用，从而认为法律是可以脱离开经济基础，脱离开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而独立存在，并能决定社会发展的观点，就是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认识论根源。

第二十四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说明了哲学和经济之间的联系。

恩格斯在考察了国家和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后，接着就来考察那些跟经济关系距离较远的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哲学这种社会意识形态，虽然与社会经济之间的联系较比疏远，但是它和社会经济条件之间也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哲学，它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不过它和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不同，它是用自己的特殊形式，即用世界观的形式去反映社会存在就是了。

恩格斯在这里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发展当作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从十五世纪中叶起，欧洲开始进入了一个文艺复兴的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十五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资产阶级虽然反对中世纪的哲学，但是它还没有创立出自己独特的哲学来，作为自己反对中世纪哲学的理论武器，它只是复兴了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如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等哲学，来适应它反封建斗争的需要。这个阶段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滂波那齐、达·芬奇等。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在十六世纪的时候。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特殊的哲学，即资产阶级自己的哲学，从此资产阶级在反对中世纪哲学的斗争中就有了自己的理论武器。这一阶段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布鲁诺、伽里略等。

从表面上看来，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中的哲学，好象是古代哲学的简单恢复，但事实并非如此。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城市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小市民上升为大资产阶级的结果。所以恩格斯才说：“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在本质上，也是城市发展的产物，即市民发展的产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哲学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哲学的发展并不是被抽象思维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而是被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这种情况我们不仅从十八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和法国哲学家身上可以看到，而且从十九世纪黑格尔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中，例如英国的休谟和法国的狄德罗等，他们既是哲学家也是经济学家。十九世纪黑格尔的哲学，正如我们在学习本书第一章的时候已经知道的，它也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总之，这些情况都向我们表明，哲学和经济不是没有联系的。

第二十五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说明了宗教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指出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宗教的产生和变化都是被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

在下面三段中，恩格斯非常详细地考察了宗教的问题。恩格斯之所以要较比详细地说明一下宗教问题，这并不是因为宗教问题特别重要，也不是因为恩格斯对宗教问题特别感兴趣，而是因为费尔巴哈在这个问题上谈得特别多，所以恩格斯也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多谈一些。恩格斯指出，宗教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乍一看来好象和社会经济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它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是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随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但是，过去的人们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不把社会经济条件当作决定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力量，他们往往把思想体系当作决定这些社会意识形态的力量。他们只看到思想体系改变了，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也要随之改变，而没有进一步看到思想体系的改变又是被什么因素所决定的。例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代替了封建的思想体系之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就根据自己的要求，对现存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一一进行改造，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代替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时，更加如此。这种情况就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是被思想体系决定的，而不是被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下面恩格斯就用宗教本身发展的历史，具体地说明了宗教的产生和变化是怎样被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在原始社会中原始宗教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中，人类还是自然的奴隶，而不是自然的主人。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感到软弱无力，不能战胜和克服自然给他们带来的饥饿、野兽、雷电、疾病等种种灾祸，再加上他们思维简陋，语言贫乏，不能科学地去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因而就错误地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被一定的神灵所支配的。管太阳的有太阳神，管风的有风神;管雨的有雨神，管山的有山神，管河的有河神。这些神灵不但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而且还有为所欲为的威力。如果人们尊崇它，便会得到幸福;如果人们轻蔑它，就要降临灾祸。这样，在人们的思想中就出现了善神、恶神等原始宗教的观念，在人们的活动中就产生了对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行为。

总之，生产力的低下水平，原始人的幼稚思维，就是原始宗教产生的原因。所以，恩格斯才在这里指出：“宗教是在最原始时代从人们对于自己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极愚昧、极模糊、极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

原始社会中的宗教是一种对自然现象的崇拜。在原始部落中，流行着一种图腾制。所谓图腾，就是一种用来庇护氏族的动物的名称。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之下分为好多氏族，每个氏族又都以一定动物的名字，如蛇、狠、熊、鹿、袋鼠、骆驼等来命名，并用它作为自己氏族的象征。每一个氏族对于自己用来命名的动物，不仅不能杀害，而且还要用各种方法去保护它。别的氏族集团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氏族集团的允许，是不能随便猎取这种动物的。显然，这种图腾制，实际上就是保护当时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动物，使它不致被人们杀得干干净净。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制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宗教和经济不是没有联系的，原始宗教不仅是经济条件的产物，而且它还反转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

不仅宗教的产生是被经济条件所决定的，而且以后宗教的发展也是被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中，人们都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组成氏族，若干氏族结合成为大氏族，若干大氏族再结合成为部落。在各个有血统关系的氏族、大氏族、部落的内部，人们之间是有着共同信奉的神，有着共同的宗教信念的。以后，随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各个原来以血统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逐渐瓦解了。这时氏族又分成了许多大家族，而且这些大家族又日渐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以后，各个独立的家族又联合在一起组成了农业公社。但是，这时候的农业公社，已经和过去的部落不同了。它不是一种在血统关系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组织，而是一种在经济和地域关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组织了。随经济条件上的这种变化，原始社会中的宗教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原来氏族之间大家共同信奉的神，这时就因为各部族所处的地域和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渐渐变成了各个部族自己所特有的神了。恩格斯指出，在比较神话学中曾经研究过的雅利安人宗教观念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每一个个别部族在自己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所形成的神，只是各部族自己的神。这个神只是在本部族内部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离开了这个部族，在别的部族中，它就不起任何作用了。不仅如此，而且这些部族神的命运也是被该部族的命运所决定的。该部族存在，这个部族的神也就存在，该部族不存在了，这个部族的神也就不存在了。总之，原始社会中不论宗教的产生或宗教的变迁，都是被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奴隶社会中宗教发展的情况。自从奴隶制度在古希腊罗马确立起来以后，国家就代替了氏族部落，经济也渐渐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罗马经过二百多年的武力扩张、统一了地中海区域、建立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以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的联系也逐渐增多了。在这种经济条件下，宗教也发生了相适应的变化，原来的民族神就逐渐被世界神所代替了。原来各个民族只承认本民族的神是存在的，现在随着各个民族之间在经济上往来的频繁，人们又逐渐承认其他民族的神也是存在的了。再往以后，人们不仅承认其他民族的神是存在的，而且认为那些经济发达的民族，他们的神也是强大有力的，也是值得崇拜的，于是他们不仅供奉本民族的神，而且还供奉其他民族的神。宗教发展的这种趋势，就给世界性宗教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下面恩格斯说明了新的世界宗教，即原始基督教是怎样产生的。恩格斯指出，新的世界性的宗教，决不是靠皇帝的一道命令就能够建立起来的，它是在过去宗教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恩格斯指出，原始基督教是在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派哲学)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

什么叫东方神学呢?它在原始基督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些什么作用呢?东方神学就是指太阳神教、犹太教等宗教中的一些神话传说，这些传说都为原始基督教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材料。为什么说特别是犹太神学在原始基督教的产生上起了很大作用呢?因为在过去，民族神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而犹太教却第一次打破了民族神的界限，并宣布犹太的民族神是唯一强大的神。例如，在犹太圣书中，就屡次提到埃及、腓尼基以及其他地方虽然都有神的存在，不过这些神都没有犹太神强大，都不必去供奉它。这样，犹太的民族神就变为以后原始基督教的世界神的前身了，犹太神学中耶和华教义的圣经，也就成为原始基督教的圣书了。

什么叫庸俗化的希腊哲学呢?它在原始基督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些什么作用呢?庸俗化的希腊哲学就是指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派、新斯多葛派哲学等。斯多葛学派是公元前三世纪由芝诺在雅典所创立的一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古斯多葛派、中斯多葛派、新斯多葛派三个时期。古斯多葛派的代表有克利齐普(公元前280—205年)等，他们追随在赫拉克利特之后，有着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新斯多葛派是以后在古罗马兴起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有塞涅卡、埃皮克蒂特、马尔克·奥勒留等，他们抛弃了古斯多葛派的唯物主义因素，而宣传禁欲主义、精神忏悔、顺从命运等宿命论和唯心主义的观点。所以恩格斯就把罗马的这种新斯多葛派哲学叫作庸俗化的希腊哲学。为什么说特别是新斯多葛派在原始基督教的形成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呢?这除了他们承认神的存在，提倡克己禁欲之外，还与他们提倡世界主义有关。他们主张打破种族的界限，打破城市的界限，把人都看作是世界的公民，而不看作是个别国家个别城市的公民。所有这些，都为世界宗教的形成，作了必要的准备。

世界性的宗教，即原始基督教产生以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根据教会史的材料，现在基督教的形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现在基督教的这种形式是在它成为国教以后，即从公元325年在尼克亚城举行了第一次宗教会议以后才出现的。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基督教的条件，确立了基督教在政治斗争中的组织基础和策略基础等，以使自己能够适应国教这个称号。但是在基督教产生后的二百五十年中，它并没有成为国教，它的形式当然也和今天基督教的形式不同。基督教在它未成为国教之前，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可以姑且不去管它，但是，基督教在它产生以后的二百五十年中，毕竟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一般的宗教变成为国教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基督教自它产生以后，就适应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着的。

下面我们再看看封建社会中宗教发展的情况。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封建等级制的影响，基督教也采取了和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的宗教形式——封建教阶制度。象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下面有公卿贵族一样，在教会中教皇就是最高的统治者，在他下面也有各级的教会、各种高级的和低级的教士。象封建制度下皇帝就是最大的封建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各种国税都必须交纳给皇帝一样，教皇也拥有大量的土地，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普通教会的税收也必须献给教皇。象任何封建主的国家都拥有镇压人民的监狱法庭一样，宗教除了从精神上麻醉人民之外，还设有宗教裁判所来屠杀和迫害那些具有科学思想和反对宗教的进步人士。

随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阶级也逐渐强大起来了。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就出现了一种与天主教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基督教——新教。这种新教产生以后，它就随着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开展而逐渐壮大起来了。在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的时候，法国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法国南部亚尔比城一带，工业、园艺、商业都非常发达。这一带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对教会征收重税不满，于是就摆脱了天主教而加入了亚尔比城一带的新教，并进行了反对天主教的斗争。结果罗马教皇联合了法国北部的封建主，组成了十字军，把它们镇压下去了。

由此可见，新旧教的斗争决不是什么单纯宗教问题上的分歧，而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一种表现，不过这种斗争不是通过直接的政治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宗教斗争形式表现出来的罢了。

为什么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一定要采取宗教斗争的形式出现呢?为什么资产阶级一定要单独搞一个新教去与天主教对抗呢?这是因为宗教在封建社会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政治、法律、哲学等都成了神学的附属品。在这种条件下，要想掀起一个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如果不采取宗教的形式，不利用宗教的旗帜去组织群众、动员群众，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此外，恩格斯还指出，在反封建的斗争中，那些无产阶级的先驱，如城市平民、零工、仆役等的力量也壮大起来了。随无产阶级先驱力量的成长，新教本身以后又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市民温和派，一派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平民革命派。

总之，封建社会中宗教的变化——不论是基督教本身分裂为新教和旧教，还是新教本身分裂为市民温和派和平民革命派——都是被封建社会中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

第二十六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指出不仅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是被经济条件决定的，而且宗教的改革运动也是被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最初出现在法国亚尔比城的新教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由于新教本身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它是不可能被扑灭的。相反，它一定要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渐渐由地方性的斗争扩展成为全民族规模的斗争，并将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斗争的胜利，而最终战胜旧教。恩格斯在这里举了德国和法国宗教改革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先看一下德国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

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欧洲的商业资本发展起来了，德国的封建制度越来越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了，因此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也就越来越尖锐了。

我们知道，罗马教会在德国的剥削行为是非常厉害的。他们用拍卖教会官职和拍卖赎罪证的办法来剥削人民，因此在人民中就掀起了反对罗马教会的斗争。1517年当教皇阿里第十的代表推彩儿在萨克林拍卖赎罪证的时候，德国维吞堡大学神学教授路德(1483—1546)就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起来反抗，并宣布其反对拍卖赎罪证的九十五条理由。于是，在德国就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

由于路德是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利益的，因此德意志各邦的贵族就看中了路德，想利用他作为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工具。我们知道，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爆发了两次政治起义：一次是1523年的下级贵族起义，另一次是1525年的农民起义。第一次下级贵族的起义，结果是失败了。第二次伟大的农民起义，也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没有支持农民，最后也失败了。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这次革命运动中也遭到了失败。在这次农民起义中，路德最初是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讨好的，以后他就出卖了革命，并帮助德国的王公贵族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恢复了天主教的仪式，使之成为为专制帝国服务的反动工具了。

德国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斗争的开展，个别地区的宗教改革活动，也随之渐渐扩展成为全民族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了。同时，由于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十分强大，加上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以才使第一次大规模的宗教改革运动遭到了失败。

下面再看一下法国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

加尔文(1509—1564)是十六世纪法国的教会改良家。他代表着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当时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加尔文主张把教会的制度改革一下，使它具有民主的、共和的形式，并企图在日内瓦建立一个在宗教支配下的神政的共和国。显然，加尔文的这种主张是符合当时进步资产阶级要求的。因此，加尔文的学说就成了当时革命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统治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也就成为日内瓦、荷兰、苏格兰等地共和党人的旗帜了。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在瑞士、荷兰、英国等国家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它使荷兰从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它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在1455—1485年时进行了第一次大革命，就是历史上所讲的红白玫瑰的战争。在1640—1660年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又进行了第二次大革命。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加尔文宗教外衣的掩盖下进行的。在英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第二次伟大斗争中，他们就是把加尔文的教义作为自己现成的战斗理论的。1642年克伦威尔在加尔文教义的旗帜下发动了“清教徒革命”。这个革命首先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发动起来，以后农民和城市贫民也群起参加，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在1649年1月把英王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处以死刑，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一直维持了十三年之久。但是在1689年查理二世的时候，英国的资产阶级又举行了一次新的政变，即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谓的“光荣的革命”。这次政变最后是以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贵族的妥协而结束了。由于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妥协，英国教会的面貌也随之改变了。1689年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之前，英国国王是兼天主教教皇的，加尔文主义是没有被完全承认的。但是资产阶级和贵族妥协之后，不仅加尔文主义得到了承认，而且英国国家教会也和原来的样子不同了，它涂上了一层浓厚的加尔文主义色彩。在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之前，旧的国家教会，只许庆祝天主教的礼拜日，而根本不允许庆祝加尔文主义的礼拜日。但是自从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之后，英国国家教会就改为庆祝加尔文主义的礼拜日了，一直到今天英国所庆祝的还是加尔文主义的礼拜日。

法国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与社会中的经济条件、阶级关系分不开的。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没有成功，加尔文的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获得成功，就因为德国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而法国当时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已经成长壮大起来了。它也说明宗教的斗争归根到底还是被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由于新教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不管它暂时还是多么弱小，但它的力量总是不断壮大，由地方性的斗争进入到全民族的斗争;不管它暂时遭到怎样的失败，最终它总是要胜利的。正象恩格斯在本段一开始所讲的：“新教派的异教的不可根绝是同日益加强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

第二十七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不仅宗教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宗教的改革运动是被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就是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的时候，利用不利用宗教外衣也是被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

如果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加尔文主义宗教外衣的掩盖下取得胜利的，那末法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利用宗教的外衣，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加尔文主义最初在法国的影响是很大的，不管法国政府对它如何进行迫害，那些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宗教上受压迫的阶级还是纷纷加入新教，因此新教的人数也就日渐增多。1559年有七十二个教会聚集在一起接受加尔文的教义，并把宗教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克理尼的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法国的统治者也向这些新教徒及其领袖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经过八次战争，最终法国统治者向新教让步，并在1598年颁布了南特谕旨，其要点是：第一，新教徒可以作官;第二，新教徒可以在其原有的礼拜地点进行礼拜;第三，不可以强迫新教徒的子女受天主教的教育;第四，指定几个城市作为保护新教徒的根据地。

但是，以后的法国统治者却渐渐由对新教的让步而转入对新教的进攻了。1628年他们收回了新教徒作为根据地的城市，1629年又颁布谕旨对新教徒大加攻击。1685年法王路易十四又把南特谕旨中所规定的新教徒的各项权利完全取消了，并采用暴力镇压的办法去对待新教徒，还纵任天主教教会去压迫新教。自此以后，新教在法国就由合法的组织变为非法的组织了。新教徒们有的屈服于天主教了，有的被驱逐出境了。法国统治者对新教的迫害其结果如何呢?其结果就使资产阶级的革命抛去了宗教的外衣，而直接采取了非宗教的、纯粹政治斗争的形式。

1685年加尔文主义虽然在法国遭到了失败，但是这时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前驱者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运动却蓬勃开展了。例如，法国自由思想家培尔(1647—1706)在当时就很活跃，法国的名作家伏尔泰(1694—1778)也诞生了。由于资产阶级已经开始成熟壮大，由于法王路易十四对新教的迫害，因此这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丢掉了宗教信仰的旗帜，打起了人类理性的旗帜，抛掉了宗教的神秘外衣，采用了纯粹政治的形式，而公开进行反封建、反基督教的斗争了。这时参加政治活动出席国民大会的资产阶级，再不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新教教徒了，而是完全去掉了宗教外衣的自由思想运动的代表者了。以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就是在没有宗教外衣掩盖的条件下，取得彻底胜利的。

如果说过去的宗教还起过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掩护外衣的作用，还能为进步阶级服务的话，那末自从法国大革命以后，它就再不能为任何进步阶级的革命活动服务了，它完全变成了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了，完全成为剥削阶级手中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烟了。凡是踏上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没有一个不利用宗教来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工具的。例如，封建贵族是利用天主教，上了台的资产阶级是利用理性教，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是利用梵蒂冈。至于地主贵族们是不是真正信仰天主教，资产阶级是不是真正相信理性教，这倒不一定。因为他们抬高某种宗教的目的，并不是因为自己非常相信它，而是因为这种宗教能够帮助他们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上述情况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资产阶级革命在前一个阶段为什么要利用宗教外衣，在后一个阶段为什么又抛弃了宗教外衣，这并不是被宗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而是被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经济还不够发达，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资产阶级还没有创立出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来的时候，就必然要利用当时社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来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也日益壮大，并有了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再利用宗教外衣的必要了。

第二十八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总结了前面几段的内容，指出社会意识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仍然是被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恩格斯指出，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它们在自己的发展中，都要继承前代的思想成果，都要在前代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能脱离开旧的思想传统单搞一套。宗教如此，哲学、艺术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是可以脱离开社会物质条件，即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而独立存在、独立发展的。相反，我们由前面几段中可以看出，在宗教的发展中，虽然有着先后的继承性，但宗教的产生、发展，都不是被宗教本身所决定，而是被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所以恩格斯在这里指出：“这些传统观念中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一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来决定的。”

恩格斯在这里所制定的经济关系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原理，是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但是在恩格斯写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一著作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又出现了一些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人们，他们庸俗地解释经济条件决定意识形态的原理，他们否认意识形态对经济生活的反作用。所以以后恩格斯又在1890年10月27日给施米特的信中，把经济决定意识形态的原理进一步加以发展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不仅说明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而且进一步说明了经济关系是怎样决定意识形态的。我们知道，经济决定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说某种经济关系能够凭空地创造出某种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来。相反，经济关系对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只表现在，它决定人们用什么方式去对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进行加工、改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所讲的：“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它却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96页。]

第二十九段

在这一段中，恩格斯总结了第四章的内容，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

恩格斯指出，上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被历史发展的本身所完全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是哲学中的伟大革命，它给社会历史领域中的一切唯心主义观点以致命的打击，使社会历史领域中第一次出现了唯一科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都有这样一种狂妄的企图，他们想把一切具体科学的内容全部包括到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内，把自己的哲学说成是科学之科学。例如，他们哲学体系中的自然哲学部分就是各种自然科学的总和，历史哲学的部分就是各门社会科学的总和。这样看来，哲学在他们那里并没有自己专门研究的对象，它是以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这样，在实际上他们就是否认了哲学是一门有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独立科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之后，就结束了这种作为科学之科学的旧哲学。自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之后，哲学再不是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了，再不是没有自己专门研究对象的学问了，它不再研究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具体规律了，这些具体规律都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去研究了，哲学只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的辩证规律了。因此，恩格斯在这里指出：“这样，对于已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就是研究思维过程本身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自然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都不是根据自然和社会本来的面貌，而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想象去观察和说明世界的。恩格斯指出，不论在自然界或社会历史领域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用事物之间的本来联系去代替过去哲学家们头脑中所幻想出来的联系。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在哲学领域中，完成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哲学的发展就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从此，一切旧哲学就全部终结了，一个崭新的、唯一科学的哲学在世界上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