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任何思想都开始于现实生活，哲学亦不例外。形而上学虽看似远离日常，却在深层束缚并影响人的生存。它与具体科学同源，最初均服务于人类的生存斗争，只是科学聚焦于解释具体现象，而哲学始终试图探寻现象背后的“最终原因”，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诉求，正是找到这一“绝对第一的原因”，以确保人类生存的确定性。

古代朴素世界观中，人们将水、火、土、气等自然物视作宇宙本原，甚至敬拜火神、太阳神;可当人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现自然物可被人力掌控后，便转向实体、存在、无等更抽象的概念，试图从这些范畴中寻找“绝对第一因”。但在对第一哲学与神学的思辨中，“主客对立”这一不可调和的矛盾逐渐显现：近代哲学用主客关系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对“第一因”的直接追寻，前期侧重客体，笛卡尔之后转向侧重主体，可康德之后的“主体极端化”反而掏空了主体自身，最终哲学走向“绝对同一”或“绝对精神外化”，现实的丰富性被遮蔽。黑格尔哲学虽能梳理过往思想的生成逻辑，却将未来归于“绝对精神的支配”，人沦为被动接受者，主客对立的困境不仅未解决，反而回到了原点。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本质上是对“以主客体二元论为基础的所有形而上学”的批判。但需明确的是，批判形而上学，不是要否定形而上学本身，而是认清形而上学的来源。任何一种思想都源于人的现实生活，形而上学的各类体系，本应是感性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观念的系统化总结;而非反过来，让现实实践屈从于脱离感性、脱离生活的抽象形而上学框架。

马克思曾以笛卡尔为参照，笛卡尔的物理学以物质为唯一实体，建立在对外部对象的感知之上，是唯物主义的;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却脱离了这种“感知根基”，将自然界与人的思想观念割裂。这种矛盾在当时很普遍，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既是唯物主义者(在具体领域遵循物质规律)，又是形而上学哲学家(在根本层面坚持主客分离)，而这正是传统唯物论与观念论的共同局限——二者都从“主客体关系”出发考察认识过程，却始终未能突破二元对立的框架。

康德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时期，观念论逐渐占据主导，它从主体(精神)出发，将包括感性在内的一切都抽象化为精神范畴;传统唯物论虽承认物质的客观性，却仅从“直观形式”“客体视角”理解感性，完全忽略了主体的能动性，导致物质与精神始终处于割裂状态。正是为了克服这种“要么偏向精神、要么偏向物质”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费尔巴哈才提出以“感性”统摄二者：在他看来，“感性”是天然连接物质与精神的桥梁，它既关联着人的肉体感知(对应唯物论所强调的物质基础)，又包含着人的主体体验(对应观念论所关注的精神维度)，本应能打破“主客分离”的僵局，让认识回归人的现实感知。

可遗憾的是，费尔巴哈最终未能真正把握“感性”的本质，他违背了“思想源于现实生活”的根本逻辑，将“感性”理解为观念型的东西，而非现实的、实践的感性，导致“感性”被重新精神化。这一偏差让他走向“爱的宗教”，把“爱”视作某种神秘力量赋予人的东西，而非在实践过程中体会到的情感，最终仍未跳出形而上学的框架。

这一逻辑延伸到思想学习与实践中，便指向一个核心认知：当我们学习一种思想的时候，不是要盲目认同它或全盘否定它，而是判断它是否有助于我们的学习或生活实践。一切知识的根基不在外在于人的抽象体系中，而在我们自身的实践体验里，一种思想是否有价值，关键看它是否符合我们的感性需求，是否能指导我们更好地参与现实生活;而非要求自己削足适履，去迎合某个外在于自己的集体、观念或者思想体系。只有始终以“感性实践”为原点，既认清形而上学的来源，又以实践需求衡量思想的价值，才能真正跳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让思想回归服务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