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述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

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2页。——编者注]马克思还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

这部著作是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就动笔撰写的，马克思把它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显然含有讽刺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改行帝制。1851年12月2日，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步他的后尘，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称这次政变“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7页。——编者注]。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载。最初计划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他在扉页和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 。

1869年，这部著作由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定了原文，把书名更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写了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批判了维·雨果和皮·约·蒲鲁东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的唯心史观，强调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必须联系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指出他的这部著作旨在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三版。恩格斯对第二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并为第三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

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同年1月7日-11月12日分32节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连载。这一年还在法 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版，1894年出版了俄文版。

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版译出的，并收入了恩格斯为1885年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对1852年版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著作1930年由陈仲涛译成中文，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书名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40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柯柏年翻译、吴黎平校订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六

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日历的无情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是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是议会制共和国还是波拿巴，而且意味着，是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厄里斯的金苹果，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45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以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利的。

和这些明确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威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威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威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自己的投票是枉然的，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宣布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有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还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

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 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时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1幕第2场。 ——编者注]。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配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一再认可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加以考虑)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君主国曾轮流优先代表的那些利益之间的竞争，复活两派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这个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在废除两个君主国的情况下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者王权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王权。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同一顶王冠下面称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完全和地产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不会因此就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是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突出地位而自我膨胀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现在(1852年2月)又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的对抗和竞争。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尝试，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尝试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幕间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的迷信暗送秋波，这种尝试现在已经变成大型政治历史剧，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做票友戏，而是把它搬上公开的舞台。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19世纪50年代尚博尔伯爵住在威尼斯。——编者注]，再从威尼斯奔到克莱尔蒙特，又从克莱尔蒙特奔到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在他全家族的支持下”, 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里耶、贝努瓦 ·达济和圣普里跑到克莱尔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现为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那么它们的利益就会互相排斥，而不会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么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获得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100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自愿退让，向正统派让权，忏悔地从新教国教后退到天主教国教。这种后退甚至不可能把奥尔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诞生时所占据的通向王位的台阶。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莱尔蒙特那里去为融合游说，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对七月革命的悔恨，表现了对资产者王权和资产者所拥有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 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做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引退为前提，那么，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先辈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传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尝试，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和解越是近于破裂，支持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争吵。[指复辟时期正统派营垒中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让·维莱尔主张谨慎从事，而达尔图尔伯爵(1824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茹·波林尼雅克却不顾法国局势的变化，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府邸。——编者注]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所领导的那些疲于斗争的奥尔良派;这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对宪法进行修改，目的在于把国民主权的完整行使权还给国民。”

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对修改的有278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明支持议会的少数，表明议会少数的决议是具有约束力的。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不是曾经使宪法服从议会多数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议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而宪法表明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不依靠多数”的统治;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只要它本身还继续存在，宪法就不可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可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而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波拿巴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效劳;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因此，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拟订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狂热，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固守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中的一段话作了最贴切的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债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及其在行政权每次获胜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 称 ：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对秩序党那些所谓的代表的胜利当做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理解为不只是那些国债的大债权人和大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公共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人容易兑现的国债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债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国债同旧国家一齐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对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争吵不休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 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肆无忌惮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激烈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景气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政体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做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没有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先后召开会议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刊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以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

前面我已经指出 ，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宁而自己也得安宁，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破坏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宜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要求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从事宣讲和写作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以便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的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 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战斗!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而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却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共鸣。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经济学家》杂志。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宜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到1851年 12月27日，当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 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星而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出口比1850年减少了;3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仍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政体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伦敦工业博览会是1851年5-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编者注]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而在英国则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大繁荣和生产过剩的两个年头，这种生产过剩本身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生产过剩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平均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而原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生产过剩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完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每次在工业循环中都会造成的那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的年度商业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人们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25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宜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无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以恐怖告终! ”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债权人急躁情绪的日益增长，使得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这些债权人发觉，每当太阳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临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行在反对他们的人间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1851年5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同，而《国民议会通报》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欢聚的狂宴上， 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所欲言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利剑出鞘，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相片一样已染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宜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这些消息的报道总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满脑子都是这个观念，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当这个政变终于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方面受到没有预料到的袭击。不管波拿巴怎样泄露秘密，不管国民议会怎样事先完全知悉内情，这个政变都是会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里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昂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证实自己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的斗争中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把纯系摆样子的托里尼内阁当做完备的内阁接受下来，以此来庄严地承认这个失败。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一个这么软弱的内阁竟要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都不通过议会，一切事情都违背议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阁员们就提出了一项以此为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阁员们的紧急提案，而在11月13日以355票对348票否决了这个法令本身。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联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躯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提出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确认，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力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108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提出的市镇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镇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最低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废票。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议的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议会迷德文原文是parlamentarischer Kretinismus，直译为“议会克汀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首先使用这个术语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后来他们用这个术语泛指欧洲大陆醉心于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编者注]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在9月15日巴黎的新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波拿巴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把那些女商贩和女渔贩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女渔贩的实际力量等于17个卫戍官);在议会总务官法案提出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到了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博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的骚扰，那么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圆形剧场里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成为国民公会的党徒，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却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躬屈膝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指波拿巴派的将军圣阿尔诺率军摧毁巴黎街垒的炮击声。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后，巴黎曾爆发了一次共和派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立法议会左翼议员和工人联合会秘密组织的领导人。12月4日夜，在镇压这次起义时，波拿巴派的军队不仅用大炮摧毁了共和派构筑的街垒，还向路旁行人和窗口、阳台上的观望者任意射击。一些资产者的楼房，包括萨兰德鲁兹的房屋也遭到破坏。——编者注]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长期国会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该国会于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奥·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 政后将其解散。——编者注]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2500万法郎，用100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昂将军，用15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个士兵，他像贼一样夜间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绑架走，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各处墙上张贴广告般的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到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I.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

II.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 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会同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III.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尝试修改宪法，企图实现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大吹大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个生存空间为所欲为，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社会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失败了，而议会制共和国、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覆灭，同样，纯粹的共和国、资产者共和派的共和国也已经覆灭。”——编者注]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可怕前景贴现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一切运动，它自己的一切社会运动也遭到了国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道“Fuge, 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 “Fuge，tace，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艾·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编者注]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理。无须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采用了议会制共和国这一成熟的形式。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话后面是这样写的：“二月革命的最近的目标是推 翻奥尔良王朝和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当政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到1851年12月 2日才达到这个目标。这时，奥尔良王室的大量财产，即它的影响的物质基础，被没收了。二月革命后人们所期待的，在12月以后出现了，自1830年以来那些以自己的大喊大叫弄得法国精疲力竭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撤职、放逐、缴械、嘲笑。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执政的，只是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它的其他派别形成一个王朝反对派和一个共和主义反对派，或者完全站在所谓合法国土之外。只有议会制共和国把商业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吸收到它的国家范

围里。另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商业资产阶级排斥了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只有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让七月王朝和正统王朝联姻并 把财产统治的两个时期合而为一。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阶级的享有特权 的部分将其统治隐匿于王冠之下，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在联合了它的所有的构成部分并把它的帝国扩展为它的阶级的帝国之后，赤裸裸地露出头角。因此，革命本身首先必须创造一种形式，使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得到最广泛、最普遍、最彻底的表现，因而也可以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直到这时才执行了2月宣布的对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即法国资产阶级中最 有生命力的派别的判决。它的议会、律师协会、商业法庭、地方代议机关、公证处、大学、讲坛和法庭、报刊和书籍、行政收入和法院诉讼费、军饷和国债，它的精神和肉体都被击溃了。布朗基把解散资产阶级自卫军作为向革命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曾经在2月阻挡过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在12月从舞台上消失了，万神庙又重新变成了普通的教堂。曾经把资产阶级制度的18世纪的发起人神圣化的魔法也同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后形式一起破灭了。当基佐得知12月2日的政变成功时，他宣告：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也就是说：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而完全的灭亡。

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拯救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 ——编者注]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从而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项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正式登记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后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个街口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对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记忆犹新，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兵痞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来反对国民自卫军自己!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 ”——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样，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只是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的权力。”—— 编者注]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 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样，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掘得好，老田鼠![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编者注]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运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的任务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中央集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让它喘不过气来。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行政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这时它的首脑不再需要天赋，它的军队不再需要声誉，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便可以合法存在。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感，这个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让它喘不过气来。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以为法国争自由作为借口，那么第二个波拿巴已不再可能以让法国受奴役作为借口。”——编者注]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辜负了农民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 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 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议会，国家支配社会。”——编者注]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而且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的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1851年12月共和派在巴黎举行了反对波拿巴政变的起义。外省农民、小城镇手艺人、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也纷纷起义。反抗波拿巴的运动波及 法国东南部、西南部和中部20多个省，将近200个地区。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起义很快就被警察和政府军队镇压下去了。马克思在这里把波拿巴当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共和派运动采取的报复措施，同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当局迫害所谓蛊惑者的行为作了类比。——编者注]

从路易十四时起，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相反，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塞文是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爆发了农民起义，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由于新教徒遭受迫害而引发的这些起义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区直到1715年还有这类起义发生。——编者注]，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

议会制共和国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以教师和教士之间不断斗争的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打垮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镇长和省长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中农村居民公开把选票投给波拿巴。在他们看来，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现在只是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在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几句话：“对农民阶级实行优待本身有利于新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个新造就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区的全面伸延，是资产阶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编者注]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一句话：“如果说它首先受到优待，那么它也首先为封建领主的复辟提供了进攻点。”——编者注]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19世纪的进程中，封建领主已被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被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被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

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对它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 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由此可见，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这种“物质制度”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一句话，它是行政权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无数全能的官僚立足的基础。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均质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均质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均质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无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做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在拿破仑时期，这一大批政府人员不仅仅直接提供生产成果，因为他们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新形成的农民阶级做出了资产阶级在私人产业的道路上还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国家赋税是维持城市和农村之间交换的必要的强制手段，否则，小块土地所有者就会像在挪威和瑞士的部分地区那样，由于农民的自给自足而破坏同城市的联系。”——编者注]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能力。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来说，维护波拿巴的政权就成了饭碗问题，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刚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做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和拿破仑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波拿巴时期，地上警察的使命不是监视农民体制在城市里的敌人，而是监视波拿巴在农村里的敌人。”——编者注]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的[指正统派首领沙·蒙塔朗贝尔1850年5月22日在一篇演说中要求国民议会议员“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斗争”。——编者注]正好相反。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顶替者，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顶替者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勤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的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荣誉，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 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同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在1852年版中没有最后这两句话，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编者注]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西奈山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山脉。据圣经传说，摩西在西奈山上聆受了耶和华的“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编者注]，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 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在1852年版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12月20日和21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和执行法律。的确，法兰西民族在那些灾难的日子里犯了反对民主主义的滔天大罪。民主主义跪倒在地，每天祷告：神圣的普选权，求您帮帮我们!普选权的信奉者自然不愿意放弃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使他们成就大业，可以把第二个波拿巴变成拿破仑，把扫罗变成保罗，把西门变成彼得。国民精神通过选票箱对他们说话，就像先知以西结对枯干的骸骨说话：'Haec dicit dominus deus ossibus suis:Ecce，ego intromittam in vos Spiritum et vivetis.'‘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编者注]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专制或者无政府主义，它自然投票赞成专制。”——编者注]当清教徒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为巩固天主教 会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这次会议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威克利夫和扬·胡斯的教理，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并推选出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争夺教皇皇位的人。——编者注]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彼得·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行政权的自主的力量，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针对资产阶级，自命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原指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 社会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大约1850年初出现在法国的所谓社会民主派。——编者注]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 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在1852年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话：“因此，这些互相矛盾的行动的匆忙和草率，应该模仿皇帝的面面俱到和善于应对。”——编者注]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又没有建筑铁路的资本。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要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要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安排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半，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兴旺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要有抵押银行，以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斯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收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用于收买的设施。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润。莫尔尼先生的情妇L. 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I'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vol 有“飞翔”和“盗窃”两个意思。——编者注])，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更像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加尔都西会是1084年法国人圣布鲁诺创立的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因创建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该会会规以本笃会会规为蓝本，但更严格。修士各居一小室，以便独自专务苦身、默想、诵经;终身严守静默，只能在每周六聚谈一次;在每年的40天封斋期内，仅食面包和清水，有“苦修会”之称。——编者注]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编者注]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缀有标志级别的金银边饰的制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韦隆-克勒维尔[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韦隆博士为模特描摹出来的。——编者注]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总是给他如下的赞语：“C'est le roi des droles”，“这是丑角之王”。[这是雅·杜邦·德勒尔在《内部纪事》一文中对弗·基佐的称谓，该文发表在1850年12月15日《流亡者之声》第8期。——编者注]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家族拿来跟摄政时期[指法国奥尔良王朝的菲力浦摄政时期(1715-1723年)。当时路易十五尚未成年。——编者注]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对比，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 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话。”在1852年版中本段的结尾还有一句话：“卡托为了在极乐世界同英雄相会，宁愿一死!可怜的卡托!”——编者注]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同时又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不断翻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视线集中在他这个拿破仑的顶替者身上，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每天发动小型政变，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显得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容忍革命而使另一些人欢迎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造成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特里尔的圣衣是保存在特里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传说是耶稣受刑时脱下的。特里尔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编者注]的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的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