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依然照耀中国

有个外国记者叫斯诺，写了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在书的末尾，他写道：“我可能是见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 这本书好就好在不是事后的追述，而是1936年陆陆续续地记录下来了，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所谓的一个名义上的统一，其实都是地方上军阀各自为政，在延安上的这一群人，从人马来说，算是最弱的了，斯诺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到了坚定的信仰，但是他离开时，仍然不免担心，说，“或许就此是最后一面了！”

很多事后补写的历史，作为读者来说，看的非常轻松，觉得这些人应该是天命所归，因为他们聪明、有智慧、有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信念、愿意去牺牲做一项伟大的事，那就应该会成功的。而现实并非如此，当时国际上的进步组织多的是呢，失败的更多。斯诺来的时候，在国民党政府的报纸上看到的信息是，“那里的人，只不过是几千个吃不饱饭的土匪而已。”

斯诺为什么去了延安，我认为是“失望之后的好奇”，失望指的是，他看到的中国太穷苦了，在1929年的时候，居然发生乞丐为了争夺食物而互相残杀，所谓的农民，和麻木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内外交困，日本侵略者又到处烧杀抢掠，而中国国内又没有一股力量来挽救这亡国迹象，这样的中国，还有未来么？

先是失望，后是好奇，这个好奇是来源于宋庆龄，斯诺是1931年和她认识的，宋庆龄说，你了解了中国历史之后，你要相信，中国在最危难的时候，总会有英雄出现的，现在就有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他们在陕北！斯诺随后向宋庆龄表达访问陕北的意愿，后者不仅支持其计划，还通过华北地下党促成与延安的联系。

我们用事后诸葛亮的说法，觉得那一群理想主义者都是神人，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当时所有人都前途未卜，不知道革命的火苗是否能延续下去，而且还在尝试不同的路线，甚至引起内部的一些争论，有很多悲观，有些悲观的情绪还来自于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大人物呢！

毛主席可能是从头到尾最坚定的人，我说的是外在的表现，可能他内心也有脆弱的一面，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啊，你要是表现出来，岂不是大家都动摇了？1930年的时候，毛主席给前线的将领写了封信，批评了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地一种悲观思想，这封信后来发表的时候，名字标注的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说这封信要是1940年写的，那含金量就没那么高了，那可是1930年啊，红军都陷入绝境，随后遭遇了“攘外必先安内”，接下来为了保存力量，只好“长征”，其实就是为了突破“围剿”，用普通人的话讲，是“为了活命”，但毛主席比较乐观，说坏事也是好事，绝境之后必有新生，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从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到了1936年长征结束，期间遇到的事情都是险象环生，赤水突围，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不过最终还是突破了围剿，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实现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结束。

长征大军，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沿途补充兵力1.7万，到长征结束仅剩5.7万人，有不少于16.6万名红军将士战死或失散在长征途中。就这样一支队伍，若是没有铁血一样的理想，请问谁还能坚持的住呢？1935年，过娄山关的时候，突围险胜，毛主席随后写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斯诺就是好奇，这群人是不是铁打的，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呢？于是斯诺就决定去陕北，跟斯诺一起去陕北的还有两个人，但这两人没有和斯诺一起回来，留在了陕北。一个是马海德医生，是一个外国人，另一个是斯诺在燕京大学教授新闻的学生王汝梅，后来参加革命化名为“黄华”。不过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他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而隐去的，这都是新中国建立了之后，才说出来的。斯诺生命的最后，周总理派出医疗专家小组赴国外为他治病，带队的医疗专家组长和提供保障的外事领导人，也正分别是马海德和黄华。

斯诺到了陕北之后，那地方太穷了，但是人都很乐观，很有意思，比如国民党用飞机投放那种悬赏令，彭德怀就召集人把这些纸张捡起来，钉起来给同志们做本子用，还用这些纸张印教材印书，结果一本书的正面是“悬赏令”，反面是学习教材。里面写的好多人物故事，除了毛主席的外，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陈云、林伯渠和刘志丹等人的故事。

书中写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这样的，“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我在一刹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书中并不是讲大道理，更不是喊口号，那时候谁知道将来是怎么样呢，就是了解他们成长过程中有趣的事情罢了，这本书好就好在没有“神话”，斯诺只想让他们的故事被需要的人熟悉，比如也写到了普通女同志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妇女替我把一捆书搬到楼上，使我吃惊的是，她竟能拿起由三个小伙子才勉强抬起的箱子。当我和她交谈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原来就是红军的一个女战士。”

写到吃饭的时候，毛主席爱吃辣的，他也劝别人吃辣，说吃辣的人，革命的劲头比较足，还列举国外的如俄国、法国人也吃辣，因此具备有革命精神。结果当场有人反驳，说意大利人也爱吃辣椒和大蒜，然后毛主席笑笑认输了，说自己的理论不成立！

在延安这个地方，他们一边搞生产、一边战斗，是红军的常态。就是这样窘迫的环境，但是他们还乐呵呵地搞精神需求的建设，在那儿有阅览室，经常举办唱歌、打球、体育比赛，常常搞话剧演出，他还写到，“这儿有扫盲班，红军都是有文化的人，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有文化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传单等。”“除了学习文化外，红军战士们还可以进行战术推演，复盘之前经过的一些战斗。一个房间内有专为研究军事战术而设的一角，有土制模型。微型城镇、山岳、要塞、河流、湖泊和桥梁，都建在这些角落里，他们上这些课是军事训练的一部分。”

令斯诺吃惊的是，如果组织上有钱了，会把钱给士兵们花，有数的钱可以发挥到最大作用。而国民党那边，他看到的却是，有了钱之后，集中给长官们花。这一点上，陈嘉庚印象也很深，他在重庆和延安各自吃了一次饭，看毛主席喊送信的战士坐下一起吃，就断言未来天下一定是红色的。陈嘉庚回来是为了抗日捐款的，在重庆的时候，招待他的费用花了八万元；而在延安的时候，招待他的只有两菜一汤，他事后却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看来陈嘉庚比斯诺看人更透彻一些，斯诺虽然被这里的乐观主义感染，但是他仍然认为，力量太薄弱，未来是堪忧的。

这本书是斯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写下的，当时很多人都是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群人的，很多普通人并不知道革命最终是否可以成功，更不知道何时可以成功，即便是最同情他们的人，都认定这群人最终会走向覆灭，连斯诺都觉得，初见之后，可能就是永远无法再见了。

那是最坏的时代，也是人类群星闪耀的时代，这本书在1937年出版，也算是在漫漫长夜中见到一丝光明了，在斯诺的书里，这里在白色恐怖下，充满了人类的希望和生命的活力，一群理想主义者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前仆后继的牺牲中，最终为中国人民走出来一条路，想起了陈乔年烈士的一句话：“就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