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农民战争-Ⅰ

《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在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撰写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农民战争史，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

他分析了16世纪上半叶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和根源，高度评价了这场反封建战争的历史作用和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积极性，并通过对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1849年革命的比较研究，总结了这两次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主要教训。

恩格斯批驳了把德国农民战争的原因归结为神学之争的错误观点，指出：“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 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他在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6世纪的市民阶级同他们的后代即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一样，在革命的后期背叛人民，出卖革命，从而使革命遭受失败;此外，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也是导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追溯德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赞颂德国农民战争中涌现的大批杰出人物，要求德国工人阶级发扬先辈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在这里，恩格斯将历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使史学研究自觉地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从而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夏秋。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中的资料。恩格斯这部著作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上，1852年1月1日-1853年2月1日在纽约《体操报》第3-20号上转载。《德国农民战争》在恩格斯生前曾多次再版。德文第二版于1870年4月2日-10月15日在《人民国家报》第27-83号上连载，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单行本;德文第三版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

恩格斯1870年2月为《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撰写了序言，发表在1870 年4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27、28号，并载入第二版单行本;1874年7月他 对第二版序言又作了一些补充，全文载入第三版单行本。

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发表20多年来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变化，指出无产阶级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成长，并作为一个阶级独立采取行动;德国工人运动的最迫切的首要任务，就是唤起农业无产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恩格斯在对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进一步指出，德国工业的突飞猛进，已经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德国工人运动具有两大优越之处，一是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二是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用高昂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德国，“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 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现在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要保持这一光荣地位，他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加倍努力，特别是领导者有责任透彻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认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

《德国农民战争》曾由钱亦石译成中文，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 版，1938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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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农民战争

恩格斯

1870年第二版序言

[本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写作时间是1870年2月11日前后。序言在该书第二版问世以前曾刊登在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28号上。1874年恩格斯又对序言的内容作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于1875年收入该书第三版。——编者注]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对刚刚得逞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6杂志第5-6两期合刊上。我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希望重印这部著作，于是我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指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他那部书虽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真实的史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后来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指1848-1849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中的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编者注]的最优秀代表之一。[在《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第三版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指明那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n(争论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部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的缺陷。相反，就当时来说，这部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通过对这场斗争的历史进程的简要叙述，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指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可以阅读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斗争-Ⅳ | 精选好文)。这一著作写于1850 年1月-11月1日，是一篇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的连载文章。——编者注]，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国1525年革命[指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将其忽略。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机会“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制，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机会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的战争，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这一礼物。但是，资产阶级还不善于统治，它在一切方面都显得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旦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迅猛增长，财政赤字不断公布，国家支出逐年增多，资产者已在议院里占据多数，非经他们同意就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借债——但是，他们驾驭国家的权力何在呢?还在几个月以前，当财政赤字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认为，政府准许他们给政府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1860年5月15日，普鲁士议会应政府的要求，就1861年6月30日前为军事部拨款900万塔勒“用以临时保证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并增强其军事实力”一事举行投票。投票结果有31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这表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已对政府改组军队作了让步。——编者注]

我并不想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编者注]。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些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始终刻骨铭心地牢记着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各种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指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这三个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尚未并入普鲁士，直到1870年才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编者注]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

在这全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的权力。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编者注]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强硬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做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意志的属地?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这一点早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始终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掩盖。

至于“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 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编者注]双方从那时起已经讨论得令人生厌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种狭隘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德国的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东西。几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经营自由等等，全都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接受的范围，这些改革甚至没有获得西欧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指19世纪60年代在普鲁士实行的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对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得不到特别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经营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70年代，1870年6月11日法令才规定允许建立合股企业而无须事先获得许可。——编者注]。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就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份证等各种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兴旺。尽管这些进步还赶不上英国以至法国在同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真正地、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车上了。在15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乞求援助，而如今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 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而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已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的时候，资产阶级今天要在德国舒舒服服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不可能了。

与先前所有的统治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恰恰在于：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统治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都只会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一定在各地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并且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 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已经向德国资产阶级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将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父。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串通一气并达成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贩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会战。——编者注]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等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工业师傅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期间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斗争之后则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20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的发展也还没有超出1525年的水平。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者、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短工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已 经取得胜利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粕，他们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些社会渣滓极易被人收买，非常厚颜无耻。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上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衷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徭役。既然资产阶级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把这些人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有的是佃农。这些人的情况多半与爱尔兰的情况相同。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大都承受着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压力，因而就像佃农依附地主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能获取很少一点劳动报酬，而且这种劳动报酬由于年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短工相对立的。那些有益于工业工人的措施，也必定有益于农业短工。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指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大会于1869年9月6-11日举行。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是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 按大会议程进行讨论时就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发表了意见，发言记录被保存了下来。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代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编者注]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转变为共同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着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进行的经营，而且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存在着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短工，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选入国会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比他们更加贫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清楚地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2月11日 前后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准备付印时，对自己在1870年2月为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作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收入1875年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恩格斯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编者注]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会战。 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编者注]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指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德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这里套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的名称，以此强 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与此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各省的普鲁士化。——编者注]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可以加快这个运动的速度。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结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容忍这些结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整个德国西北部地区几乎都归普鲁士管辖。姑且不谈普鲁士的天赐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赐王权134而在道义上遭受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君主政体的重心确实已经显著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增加：首先有400万德意志人被直接兼并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 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宜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一达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编者注]被间接兼并进来。[指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获得胜利后，并吞了汉诺威王国、黑森一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部分领土。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的17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盟协定，此后不久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协定。这种联合形式为 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做好了准备。——编者注]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胜，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 和符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确定下来。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德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1870年 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一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 日，德意志帝国正式宣告成立。——编者注]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越出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界限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动摇了普鲁士国家大厦的整个基础;容克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从1840年起日渐腐朽的君主政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是君主政体维持着这场斗争中的均势。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势必会彻底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政体。关于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二篇第26页及以下几页[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99-302页。 ——编者注])已经进行了分析。在那篇著作中，有一点我没有必要加以强调，而在这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不得不下决心清除自己的无数封建残余，并牺牲容克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以最温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缓步前进!”[1813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编者注]的旋律中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指根据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柏 林版第661-714页)在普鲁士实行的行政改革。——编者注]

它废除单个容克在其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乡绅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这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在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开始于1808-1813年，并在1848年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世界保持宁静，而我们大家又能长寿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将在1900年亲眼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废除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法国大革命在1792年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逮捕了国王路易十六，推翻了君主制。代表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开始掌握政权。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在巴黎召开，宜布废黜国王，22日又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编者注]

废除封建制度，从肯定方面来说，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贵族特权废除到什么程度，立法也就资产阶级化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微小让步都描绘成为资产者所作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才从国王那里争得的让步，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向政府作某些让步。而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全部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小邦分立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经营自由等等，准许迁徙自由而使资本可以无限制地支配德国的劳动力，对贸易和投机实行保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听任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政府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便使旧的警察权力仍然十分有效地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物。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渐进的社会解放。当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显示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从1869年以来，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编纂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的德国史上，施皮歇恩、马斯拉图尔和色当等地会战[施皮歇恩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几次大会战之一，发生在1870年8月6日。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败了法国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福尔巴赫会战。马斯拉图尔会战，也称维永维尔会战，发生在1870年8月16日。在这次会战中，普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梅斯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编者注]的隆隆炮声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其重要性远远不及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曾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即波拿巴主义的战争挑衅[当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同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谈判时，法国政府要求普鲁士作出保证，永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继承西班 牙王位。威廉一世拒绝作出这种保证，并于1870年7月13日将谈判情况电告奥·俾斯麦。俾斯麦有意删简了电文，并使之带有对法国挑衅的口吻，然后公诸于众。于是拿破仑第三于1870年7月19日正式向北德意志联邦宣战。——编者注]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激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欢欣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从1870年9月21日起，在每期报头上都刊有如下口号：“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不要任何割地!惩办波拿巴家族及其犯罪同伙!”——编者注]，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战争的荣耀，还是关于德意志“帝国壮丽辉煌”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始终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出色地经受过这样严峻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迫害。《人民国家报》[《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于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致使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更换，但报纸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编者注]通常总是有三四个编辑同时被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党内每个稍微著名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查抄、解散集会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这一切手段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集会被解散了，人们随后就会举行两个新的集会;横暴的警察常因人们坚韧顽强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与本意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源源不断地给它招来了新的战斗力量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义上的优势，特别是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粗野蛮横之徒。同时工人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并深知自身优势的最好的证明。这样一种在历史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斗争，必定会取得伟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九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六，当选的人中有监禁期刚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是现代工人运动史上迄今独一无二的现象，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 “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 。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形势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现在还无法预先断言。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着这个地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履行在这个地位所应尽的职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虽然在1月份投票赞成社会党人的选民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构成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村居民中宜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仍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如果德国工人将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出乎意料的严峻考验或者重大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 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

弗 ·恩格斯写于1874年7月1日

一

德国人民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产生过能和其他国家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国人民也曾表现出韧性和毅力，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韧性和毅力会创造出极其辉煌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历时两年的斗争过去以后，目前几乎到处都是一片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是很合时宜的。自从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已经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同我们今天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我们将会看到，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暴烈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仅仅在局部地区，即在奥登林山、黑林山和西里西亚才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期德国的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经相当繁荣。城市行会手工业已经取代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工业，并且已经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从事生产。粗毛呢和亚麻布的织造这时已经成为固定而又分布很广的工业部门;就连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经在奥格斯堡织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那些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工艺品生产部门，例如金银加工业、雕塑和雕花业、铜版雕刻和木板雕刻业、武器锻造业、奖章制作业、旋工行业等等，也都蒸蒸日上。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编者注]和印刷术的发明。商业也同工业齐头并进。汉撒同盟[汉撒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的贸易同盟。中世纪德语汉撒(Hansa) 原意为“行会”或“协会”。从12世纪起，该同盟是北德意志商人与英国和佛兰德进行贸易的协作式联合组织;13世纪末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同盟。同盟的中心在吕贝克;同盟的宗旨在于垄断东欧北欧同西欧的转运贸易。该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前半期，15世纪末开始衰落，1669年解体。——编者注]垄断海上航路达百年之久，从而确保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虽然从15世纪末起，汉撒同盟由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已经开始急剧衰落，而且当时已经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但是，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以及黎凡特的一切产品的庞大的集散地。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富饶繁华的中心。原料开采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经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人们不仅开垦了大片的荒地，而且种植了染料植物以及其他引进的作物，对这些作物的精心栽培，使农业普遍得到了有益的促进。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国境内，文明的景象仅仅散见于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就是这几个中心，利益也极不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点。南部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同北部毫不相同;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那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的全部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隆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一些较小的城市远离内河和通商大道，被排斥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继续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艰难度日，很少需要外来商品，也很少输出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同外界保持较为广泛的接触，才会产生新的需求;农民群众从来不曾逾越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他们的视野也从来没有超出与此相应的地方范围。

在英国和法国，工商业的高涨促使各种利益在全国范围内联结在一起，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在德国，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结合成利益集团，因而造成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就固定了下来。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维系整个帝国的纽带松散了，直属帝国的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直辖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同诸侯或皇帝对抗。帝国当局对自己的地位已经失去信心，它惶惑不定地摇摆于帝国的各种势力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它企图像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尽管采用了各种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结果也只是维系住奥地利的世袭领地[当时的奥地利世袭领地指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部分，即奥地利公国、克赖因、施泰尔马克、克恩滕、蒂罗尔和所谓的前奥地利。前奥地利原文为Vorderosterreich或Vorlande，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1491年建立的奥地利边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德国西南部地区。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即是奥地利边区政府。——编者注]，除此之外一无所成。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最后赢得胜利而且稳操胜券的人，就是在四分五裂局面下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在地方和省区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即诸侯。同这些诸侯相比，皇帝本人日益变得像一个普通的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个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除了原有的阶级之外，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阶级。

从上层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且已经掌握大部分主权。他们自行宣战与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邦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吞并其余的帝国直辖市和男爵领地。他们对这些城市和男爵领地实行集权，而对帝国当局却主张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经十分专横，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收赋税和搜刮钱财;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即使在等级会议执行这种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通常也总是依靠骑士和高级教士这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而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由于生活奢侈和宫廷耗费日增，由于要供养常备军，还由于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因而对钱财的需要日益迫切。赋税重担有增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而免去了这个负担;于是整个赋税的重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既落到诸侯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到农奴、依附农以及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骑士的佃农身上。[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主要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与其略有区别。依附农通过世袭租佃方式依附于封建主的土地，已经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徭役与农奴差不多，仍然很重。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形式，他们都可能同时是依附农。——编者注]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就实施间接税;财政上用尽心机巧立名目，以期填补国库亏空。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愿意借贷，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值，一切都以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拿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来做交易，然后又强行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把反对派的任何一种图谋都用来作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勒索和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诸侯通常谋取收入的财源。甚至连司法也是诸侯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看的货色。当时的臣民除了承受上述负担之外，还得满足诸侯属下的官吏的私欲，总之，他们实在尝够了这种“慈父般的”政府所赐予的恩泽。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层贵族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中层贵族不是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降入下层贵族的行列。下层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没落。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陷于贫困，只靠从军或担任文职为诸侯效力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还有较少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在发展，步兵作用日益增大，火器已经得到改进，这一切使骑士这种笨重的骑兵在军事上失去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的手工业者一样，骑士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了多余的人物。骑士等级对金钱的渴求，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走向毁灭。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城堡里的生活变得日益奢侈，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竞相炫耀豪华的风气越来越盛，武器和马匹的价格越来越高，而骑士和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根本没有增加。专为掠夺和勒索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尚勾当，都日渐变得十分危险了。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杂捐和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同诸侯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更加刁钻。农奴们被榨尽最后一滴血，依附农则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目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土地税、接租费、死亡税[死亡税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经死亡的农民的份地和财产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编者注]、 保护金[保护金是封建主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保护”或法庭“辩护”所 获报酬而征收的税项。——编者注]等等，都不顾一切原有契约的规定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专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农民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出来。

下层贵族和其余各个等级也同样不能和睦相处。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贵族企图使自己直接从属于帝国，直属帝国的贵族则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同诸侯不断发生冲突。僧侣当时表现得高傲狂妄，他们在骑士的心目中已经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羡慕僧侣拥有大片庄园，羡慕他们由于坚持独身和遵守教规而积累 起来的财富。[在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的情况下，产业通常因后代继承而脱离教会掌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下令禁止娶妻以后，产业脱离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随之消失。——编者注]骑士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向城市借债，他们靠 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抓获人质、收取赎金来维持生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就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影响。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的垄断。在知识领域也出现了分工。新兴的法学家等级把僧侣从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这部分僧侣从此也就成了多余的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日益变得无所事事、愚昧无知。但是，这些人越是显得多余，其人数也就越是增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僧侣中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教权等级构成了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教士。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在其他诸侯手下以封建主身份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采取了更加无耻的手段。他们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还玩弄一切宗教上的刁钻伎俩，除了用严刑拷打来威胁，还用革除教籍和拒绝赦罪来威胁，此外还利用忏悔室来玩弄形形色色诡谲的花招，总之是要从他们的臣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经常乐于使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了通常的封建贡赋和地租以外还要征收什一税[什一税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捐税，由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其收成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一。通常情况下，是对非粮食作物征 收小什一税，而对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18世纪末至19世纪什一税逐渐被废除。——编者注]，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于是他们便求助于其他各种手段，通过制造灵验的圣像和圣徒遗物、组织超度礼拜场、贩卖赦罪符，从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物，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教士及其人数众多的、随着政治煽动和宗教煽动的扩大而日益强横的修道士打手队伍，不仅引起了人民，而且也引起了贵族的切齿痛恨。只要他们还直属于帝国，他们就总是诸侯前进的障碍。脑满肠肥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他们的修道士走卒的奢侈生活引起了贵族的忌妒，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种生活的耗费;他们的奢侈生活越是同他们的说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民就越是怒不可遏。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的封建教权等级，不能分享教会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不大有人过问;虽然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十分重要，可是在当时却远不像兵营内的修道士警察活动那样不可缺少。因此，他们的报酬就少得多，其薪俸多半都很菲薄。他们出身于市民或平民，生活状况同群众十分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为僧侣，还是保持着市民和平民的思想感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间只是例外，而在传教士中间却很普遍。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平民和农民的代表，并为此而牺牲在断头台上。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指向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公捐”即帝国税，是15-16世纪德意志封建国家的一种捐税，其征收形式是将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在一起，直接向农民征收。——编者注]，即帝国税一样，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用教会税去支付罗马教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德国由于僧侣人多势众，因此这种教会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征收得更加认真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后新任者要向教皇交纳上任年贡[上任年贡是14世纪以来教皇要求征收的一种贡赋。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须向罗马教廷缴纳一次性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当于恩赐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编者注]时，就更是如此。随着需要的日益增长，搜括钱财的新花样也相继发明出来了，诸如贩卖圣徒遗物、收取赎罪金和庆祝费等等。大宗钱财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加的沉重负担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感情，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感情，贵族们在当时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关市民[城关市民指中世纪居住在原城区界桩以外的居民。城市往往为提高防御能力而给他们以公民权。——编者注]中发展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城市贵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他们独自操纵市政当局，并占据一切城市官职。因此他们不仅管理，而且也侵吞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世代沿袭的、得到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不仅用各种方式剥削城市公社，而且也剥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谷物和钱币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强行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城市森林和牧场的一切权利逐步取消，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谋取私利;他们擅自在大路、桥头和城门口设置税卡，还征收其他捐税;他们利用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和司法权做交易。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恰恰相反，城市派往乡村的官吏，全都出身城市贵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表现出贵族的残酷和贪婪，还带有官僚制度下的精细苛刻作风。通过这类手法聚敛的城市收入，竟听凭这些人极其随意地掌管。市政财务账目纯粹是官样文章，草率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要想了解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权阶层，在当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私囊，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848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数不胜数的侵吞诈骗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城市贵族处心积虑地取消城市公社在各个领域的权利，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权利。直到后来，当这些老爷的欺诈行径变得穷凶极恶时，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期至少要掌握监督市政管理的权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个行会之间争斗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受到帝国以及同他们结盟的各个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出身于城市贵族的市政会成员便通过巧取豪夺，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独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期，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新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在城市中，反对城市贵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在农民战争中态度都十分鲜明。

市民反对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比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这部分小市民的人数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多少不等。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

他们要求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机构(扩大的市政会、公社委员会)，去监督市政管理并分享立法权;其次，他们要求对城市贵族任人唯亲和少数家族独揽大权的状况加以限制，这种状况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也日益明显了。此外，市民反对派至多还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在市政会里担任几个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城市贵族中的心怀不满和潦倒没落的团体参加进来。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个行会中，这个反对派都占大多数。而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绝对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了同他们的后代门徒—— 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一模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了完全相同的成就。[1848-1849年革命时期，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他们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 (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代表所取代。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采用一部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调和政策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编者注]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的奢靡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采取措施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劣行径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的独立审判权和免税权，并且限制全体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以及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出现的人数众多的早期流氓无产阶级。一般说来，流氓无产阶级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而正是在当时，由于社会中封建制度的崩溃，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者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就大量增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一种行业、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是无数特权把持的禁地。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从来都没有像16世纪上半叶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一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第一部分参加了镇压农民的诸侯军队;第二部分参加了农民秘密结社和农军，在这里，他们随时都在产生涣散斗志的影响;第三部分参加了城市派别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一部分人，当时基本上还保持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开化了的流氓无产阶级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同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刚刚崛起但尚未发展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陷入贫困境地的行会师傅，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还同当时的市民社会秩序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驱逐的农民和被辞退的侍从人员，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没有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在当时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在行会特权还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最接近无产阶级;但同时也正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市民师傅。因此，这个由各种成分混合而成的人群，其党派倾向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派别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农民的起义才使他们成为一个派别，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要求和行动仍然几乎处处都以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紧紧依赖农村的一个明显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他们就要求确立城市手工业在农村的垄断地位，就不愿意免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 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反动的，他们为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所支配，从而为最近三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揭开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以致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成分比运动中的其他一切集团都暂居上风。这段插曲构成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最高潮，它的中心是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人物托马斯·闵采尔，可是这段插曲为时极其短暂。城市平民集团势 必垮得最快，同时，他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也必然表达得极其含糊，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缺乏牢固的基础。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这个民族中遭受剥削的广大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 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一个帝国直属贵族、一个主教、一个寺院，还是属于一个城市，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当做一件东西看待，被当做牛马，甚至连牛马都不如。 如果他们是农奴，那就得无条件地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们是依附农，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在一天天加重。他们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动;而他们在少量的自由时间里的劳动所得，还要用来缴纳什一税、地租、土地税、财产税、远征税(战争税)、邦税和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结婚，连死也不行。除了常规徭役以外，农民还要为老爷采集干草、草莓、越桔、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鱼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支配财产一样任意支配农民及其妻女的人身。主人享有初夜权。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法官等着一样，当时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加洛林纳法典，即查理五世刑罚法规，指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 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这是德国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刑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等。——编者注]中的那些含有惩戒意义的条款提到了“割耳”、“割鼻”、“剜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 “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这些尊贵的老爷或保护人随心所欲地用来对付农民。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权贵、僧侣、城市贵族或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从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无比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因此，我们在中世纪可以找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遍及各地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却一次也找不到。与农民对峙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他们相互结盟，严阵以待，这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就不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同其他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正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当这个民族中遭受所有其他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即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稍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这种状况远不像当时那样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造成了怎样的混乱，那么，对于那个时代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意图纷纭错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