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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老右最爱的所谓理性人、孤立的个人的观点

北大经济系编 2025-09-19 来源:赤竹隐客|微信公众号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宣传这种观点只能起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和模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反动作用。

马克思一开头就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生产对再生产其他环节居于首位的观点是贯穿《导言》的一个基本观点。

人们为了进行生产,就必须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否则就不能实现生产过程。所以,生产从来是社会的生产,进行生产的个人从来是社会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 ——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第6页)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不能科学地规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把抽象的个人即孤立于社会生产以外的猎人和渔夫,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从孤立的个人开始的,社会不过是孤立个人的总和。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利己主义。人类原始生活本来是孤立的,只是为了满足各自的个人利益,才产生了交换。交换是人们在利己主义基础上相互帮助的最好形式。因此,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孤立的个人追求私利的活动结果。李嘉图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斯密的这一观点,认为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结合起来的,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都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社会也就会得到最大的利益。因此,李嘉图和斯密一样,主张个人经济应当完全自由。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所谓孤立的个人的观点,分析了产生这种观点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马克思指出,在任何时代,人们都不能脱离社会而单独进行生产。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第7页),如从属于氏族、公社等。因为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工具极为简陋,人类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很小,如果不结成一定的关系,个人如果离开集体,就无法战胜猛兽,维持生存。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似乎可以独立活动,而把社会关系当作达到私人目的的手段。但事实上,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由于生产的高度社会化,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和发展了。因此,“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第7页)。

斯密和李嘉图的这种孤立的个人的观点,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资产阶级思想界流行的观点,它不仅反映在资产阶级经济著作中,而且反映在哲学、文学、历史和政治学等著作里。《导言》里提到的法国启蒙学者、哲学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英国小说家笛福的著名的鲁滨逊故事都是这种观点的反映。马克思指出:“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它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市民社会’的预感”(第6页)。就是说,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社会经济现象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在封建社会,由于封建等级制度使单个的人总是附属于一定的等级,“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第6页)。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占普遍的统治地位,自由买卖的原则支配一切,甚至连劳动力也成为自由买卖的对象,“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第6页)。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把个人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宣扬个人自由就成为当时资产阶级思想界流行的观点,而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因此,斯密和李嘉图所谓孤立的个人的观点,正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需要产生的。“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第7页)

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尚未充分发展起来,所以他们的经济理论尚具有某些科学成分,对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有一定贡献。但他们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使他们考察经济现象时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放在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来研究,而是把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个人,看成是历史的起点,是自然造成的;把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本性说成是一般的人性,并把自由买卖、自由竞争看作是从人类天性中产生出来的永恒不变的原则。这样,他们就不可能科学地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正确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也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这种错误的观点,被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加以利用和发展,用来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马克思在说明为什么要批判所谓孤立的个人的错误观点时指出,十八世纪斯密和李嘉图有这种荒诞无稽的观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巴斯夏、凯里、蒲鲁东等人又把这种观点郑重其事地重新引进经济学的著作中来,就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因为这时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宣传这种观点只能起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和模糊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反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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