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张闻天夫人刘英担所任的“中央队秘书长”是个什么职务？

阅读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录--《刘英自述》，得知刘英在红军长征途中担任过“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很是好奇，这个“中央队秘书长”究竟是个什么职务？

刘英与张闻天（左起三、四）

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中央队”。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中央党、政、军、团机关人员编成军委纵队（红星纵队）与中央纵队（红章纵队）两个纵队，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黎平会议后，改变了原来搬家式的长征方式，抛弃了辎重，年轻的、能打仗的红军充实到前线部队，军委纵队与中央纵队整编为中央纵队，中央纵队又编为第一、二、三三个梯队和一个干部团，继续长征。

李维汉回忆黎平会议后的整编

对于这次整编，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写道：“黎平会议后，部队实行整编。一纵队二三千人，二纵队一万多人，合编为三个梯队。三个梯队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司令部也取消了，直属军委。我是中央机关梯队的队长。卫生部是贺诚当队长，后勤部是叶季壮当队长。过湘江时，已把笨的印刷机等丢掉了。这时比以前轻装多了，主动多了。”

刘英回忆调任中央队秘书长（一）

整编后，刘英从中革军委总政治部所属的地方工作部（部长由李维汉兼任），调任中央纵队担任中央队秘书长。调令，是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代主任李富春亲自签发的。

刘英回忆调任中央队秘书长（二）

刘英调任中央队任秘书长，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总负责张闻天当时与刘英正处在恋爱初始阶段，毛泽东、李富春等人为促成他们的恋爱，特意将刘英调到张闻天身边工作；二是年轻、有能力的邓小平要到更需要他的前线部队去工作，中央队秘书长的工作必须要有人接任。这两个原因，有一定的关联性，有可能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并且促成了邓小平的本次调任。

刘英回忆调任中央队秘书长（三）

其次，我们了解一下，中央队秘书长的职责有哪些。根据《刘英自述》中的说到，刘英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中央队秘书长工作。张闻天鼓励她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 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从张闻天的话语里可以看出来中央队秘书长的主要工作为三项：一是做中央领导警卫队的政治工作；二是负责中央领导的日常生活；三是负责中央会议的记录工作。这有点类似中央秘书长的工作，但又不全是，是一个“减缩版”的中央秘书长的工作。

第三，我们来看一下，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到底有没有“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

（一）中共中央没有专职中央秘书长，李维汉的中央组织局主任实际承担中央秘书长的工作。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秘书长有其夫人邓颖超担任。博古临时中央政治局转移到苏区后，将中共苏区中央局、临时中央政治局两部分整合成中共中央局。再后，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搞出了一个中央书记处和一个中央组织局。这个中央书记处，类似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个中央组织局，负责中央日常事务，包括组织、宣传、秘书等事务，有点类似后来党的“八大”设立的中央书记处。现在看来，这个中央组织局，既有后来的中央办公厅的功能，又有中央书记处的功能。李维汉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则由张闻天兼任。中央组织局内设一个秘书处，王首道担任处长。因此，长征前，中共中央没有专门的中央秘书处，也没有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如果非得说有中央秘书长，那李维汉就是中央秘书长。而王首道，则是中央组织局下面的秘书处长，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的整编

（二）刘英是老共产党员、中共中央总负责张闻天的夫人，又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她只说是担任“中央队秘书长”，而没说是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如果她当时接任的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相信她肯定也会如实回忆并记述的。

《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一文局部

（三）红军长征时，是党、政、军、团高度一体化、军事化的，以军为主，因此中共中央实际上是依托中革军委的班子而行军、作息、生活的。例如，伟大的遵义会议，是周恩来通知的，也是依托中革军委的秘书和翻译班子来举办会议、记录会议的。遵义会议的记录者，是中革军委的秘书兼俄文翻译刘少文（1955年中将）。《杨尚昆初掌中央办公厅》一文中说到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没有秘书处，也没有中央秘书长，正是这一特殊时期、特殊情况的真实写照。另外，李维汉的《会议与研究》中关于黎平会议后的中央两个纵队的整编事项，虽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该书中的记述可能存在偏差，因为李维汉与刘英的回忆一致，李维汉是中央梯队队长，叶季壮才是第三梯队队长）中的有关记述有所出入，两书的记述内容都反映了红军长征期间党政军团高度一体化、军事化的现实。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第一卷

（四）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被批判者和被贬者。如果确实存在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职务，遵义会议前，博古不可能让被自己批判、打到的邓小平来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也不是马上就是中共中央总负责，而是2月5日后才正式任职，因此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也不可能在遵义会议召开前让邓小平来担任中共中央的秘书长。

（五）如果邓小平担任的的确是中共中央秘书长，那么刘英接任邓小平职务，其调令不应该是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代主任李富春下达的，而应该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下达的。

综上所述，中共中央在长征期间没有专设中共中央秘书长，承担中共中央秘书长职责的是李维汉，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后担任的也不是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而是刘英所说的“中央队秘书长”。

第四，我们再看研究一番邓小平在因“江西罗明路线”而被错误批判至红军长征前的工作履历。

邓小平因“江西罗明路线”而受到错误批判后，与邓小平一起旅欧勤工俭学归来的李富春、蔡畅夫妇，对这个小弟弟是保护的，将其调任江西省委常委兼省委宣传部部长。后在中央的错误干预下，邓小平又被下放到红白区交界处的基层农村，甚至连饭都要吃不饱，期间又受到李富春夫妇的救助。长征前，李富春从江西省委书记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代主任。他向正在养伤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反映了邓小平的情况，建议将其调到红军总政治部工作。王稼祥十分同情邓小平的不幸遭遇，又惜其才华，后经报博古同意后，1933年6月将邓小平调到红军总政治部工作。

邓小平到总政治部后，先是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宣传和地方工作。年轻、务实的邓小平待在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位置上无事可做，便主动要求主编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这样，1933年8月《红星》报开始由邓小平主编。作为《红星》报主编，邓小平不仅要自己采访、写稿、编辑，还要经常向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约稿。这样一来，同在中央队第一梯队的邓小平与这些中央领导们都熟悉了，工作、生活在一起，顺便负责照顾起他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上邓小平原来是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于是“中央队秘书长”的头衔就由此诞生了。1935年1月，邓小平参加遵义，实际上是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议，也就是新闻采访。

据苏春生、刘俊林的文章——《<红星>报 ：闪闪“红星”耀征程》考证：到1934年10月为止，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在中央苏区共刊发66期；在长征途中，邓小平共编辑刊发《红星》报28期，合计共编辑刊发《红星》报94期。1935年4月间，邓小平因政治宣传工作成绩出色，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到前线去了。

邓小平第一次“蛰伏”，有两年左右的时间。这两年里，他在《红星报》主编的岗位上得到了历练，同时也在中央领导面前“露了脸”，让中央领导们了解了他坚强的党性、优秀的品质、出色的才华和乐观的性格。这为他以后出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原这段红军时期的历史事实，不是为了批评他人，而是为了更好地彰显我们的革命先辈身处逆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的精神状态。正如刘英在《刘英自述》中所说的邓小平身上有一股“乐观的劲儿”，即使遇到重大挫折，也是“看他那模样，像一点事儿都没有”。正如《孟子》中所说的那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邓小平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右一）

邓小平后来成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和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后来升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后，邓小平又接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邓小平又成为八路军总部总政治部副主任。在红军长征时期的这段在红军总政治部的任职经历，为其后来成功接替张浩成为八路军129师的政委，成为“刘邓大军”的当家人之一，是一次不可或缺的锻炼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