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连载1-自序

原作封面封底推介语：【仅仅几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迄今（本站注：作者写作于2012）已历经四次“大修”，无法克服的危机一次比一次严重。周期性危机 --结构性危机 --系统性危机，由此将世界拖入一个严重不确定的时代。

持久而深刻的危机，令美国这个没有帝国主义之名的帝国，由资本主义世界的灯塔沦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橱窗。

世界的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巨变，资本主义面对的是一个跌跌撞撞的未来。国际秩序正进入由“旧的有序”向“新的有序”过渡的“无序”阶段,世界正远离“和平与发展”而进入一个“动荡与危机”时代。

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快车是否会停顿或出轨?实力迅速膨胀的中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本书将为您一一揭秘。】

今日开始连载这本2013年由人民东方出版传媒-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江涌著作《资本主义还能走多远?》，全书20余万字，为便于读者完整阅读理解且具有连贯性，本站不做删节、按原著章节顺序兼顾篇幅长短刊载，敬请读者独立分析思考学习借鉴。

连载1

自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一位海外留学多年的友人，在谈到归国观感时，给我写下了《诗经》中的佳句。不是吗?仅仅数十年时光，我们直面的世界，可算是翻天覆地;而我们身处的国家，何尝不是改天换地。我们创造的业绩不可不说伟大，伟大得甚至可用“太平盛世”来形容。与此同时，我们制造的问题不可不说严重，严重得甚至可用“岌岌可危”来描绘。随着时间的迁延，严重问题的阴霾正在掩盖伟大业绩的辉煌。今天，无论是精英还是屌丝，只要你不怀抱鸵鸟式思维，你会轻易觉察：世界越来越乱，中国也越来越危险!

一

当我舍弃政治学改习经济学时，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一个轻狂的美籍日裔后生一句“历史的终结”，封冻了无数饱学之士的思维，而为美国不可一世的神话所倾倒。此后美利坚便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新经济”繁荣。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经济学专家、教授几乎没有未被美国“新经济”所征服，甚有认定美国“新经济”已经扭转、根除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诸如所谓“大稳健”之类的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抛出的。正是所谓的“新经济”，催生出来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由此诞生了一大批经济学博士与教授，这恐怕是“知识经济”的本真。“新经济”泡沫破灭给无数投资者烙下了资产蒸发的痛苦印记，但是经济学专家、教授的笑容依旧甚至更加灿烂，很显然，他们无疑又是经济泡沫的大赢家。

也正是那一时期，中国人的“美国梦”达到了癫狂。我有个堂堂正正的同学，终日里跟着了魔似的在背厚厚的《牛津词典》，家徒四壁、生活异常拮据的他最终坚决放弃国内优越的教职，而四处借债筹资赴美留学。还有个楚楚动人的师妹，放弃看似非常美好的家庭，闪电般地改嫁给美国一个夸夸其谈、邋里邋遢的老头子，飞到了美利坚，而后很快又闪电般地离了婚。“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那时节是一个不用证明的公理。

21世纪头10年，世界以危机起始——“新经济”泡沫破灭与“9·11”事件突发，最后又以危机结束——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这当中，位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心的美国，始终扮演着关键与滥觞的角色。多年来，一直忙着搞特权、强权、霸权的美国，危机当前，狼奔豕突，使出浑身解数，什么“硬实力”、“软实力”，外加什么“巧实力”，统统使上，以摆脱困境，恢复增长，挽救江河日下的国民信心。但是，影响有限，成效不彰，一度信心满满的政治家如今分明已是灰头土脸，一筹莫展。持续金融与经济危机，不断激化着被掩盖已久的阶级矛盾，最终引爆了“99%反对1%”——这一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占领华尔街”、“愤怒者运动”等社会危机，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叠加，引发越来越激化的政治对峙，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美国民主政治也由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近年来，凡是到过美国的人士都会谈论一个话题——美国不再“牛X”了!

美国陷入了困境，日本陷入了困境，欧洲陷入了困境，发达国家纷纷陷入了困境，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困境。三尺之冰非一日之寒。西方今日之困境是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内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乃至宗教等多方面问题郁积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周期性、趋势性与结构性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咎由自取、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结果。

长期以来，富人及其代言人用所谓“滴漏效应”、“增大蛋糕”等说辞来糊弄、忽悠穷人。但是，富人贪得无厌，为富不仁，总是把自己(少数人)搞的多多的，把他人(大多数人)搞的少少的。危机发生时，一边高叫齐心协力共度时艰，一边却拿走乞丐钵中最后一个铜板。朱门一掷千金，寒舍节衣缩食。如此，富人与穷人之间没有了信任。

长期以来，被金钱俘虏的政客用“民主法制”、“主权在民”等说辞来糊弄、忽悠大众。危机爆发后，无辜的民众逐一被卷入危机漩涡，苦不堪言。但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政府非但没有向华尔街追究问责，为社会主持公道，为大众伸张正义，却让纵火犯们逍遥法外，香车美女、游艇别墅怡然自得，并且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歪理下，拿纳税人的钱财去救助纵火者，“民主”、“人权”的遮羞布被完全抛弃，如此导致政府与大众之间没有了信任。

长期以来，西方强大国家一直在欺负世界弱小国家。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爆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大国强国努力以邻为壑，大搞“量化宽松”，竭力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何尝没有美国转嫁危机的影子，希腊、冰岛债务危机何尝没有德国、法国、英国转嫁危机的影子，新兴市场的资产泡沫、通货膨胀何尝没有西方大国强国转嫁危机的影子。如此，令那些小国弱国(不仅体弱还有智弱)纷纷陷入困境，难以自拔。如此，导致国家之间没有了信任，所谓“改善国际治理”只是句瞎话、空话、笑话。

长期以来，作为现行国际秩序——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遗留——最重要的奠定者，美国等西方大国在收获利益、享受权利的同时，还适当承担维护与修复国际秩序的义务，成为国际秩序的“警察”，而美国理所当然地成为“警察局长”。但是，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最大程度收获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少地甚至有时根本就不承担义务，掠夺性地使用国际秩序，由此也蜕变为世界的“黑帮”，而美国当之无愧地成为“黑老大”。即由国际社会稳定之锚逆转为国际社会动荡的滥觞。正是在美国的极坏示范下，在国际秩序这一“公共牧场”持续上演着所谓“公有地的悲剧”。

世界没有了信任，没有了秩序，更糟糕的是没有了主义——两极分化、危机频发令新自由主义声誉扫地;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早已令凯恩斯主义光泽暗淡;苏东剧变、计划经济失利使诸多学者与政客不敢、不甘、不好意思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步入了一个无信任、无秩序、无主义的“三无”的危险境地。

如此，资本主义世界在黑夜中没有了高岗上的篝火与海岸边的灯塔，这要比任何缺位与缺失更加令人恐惧。历史上，惊悚的1929-1933年“大萧条”，毕竟还有“罗斯福新政”，有凯恩斯理论，每个陷入困境的大国都有自己的应对方略——包括纳粹德国。而今天，国际社会倾其所有的只是不满、怨恨与骚动。很显然，资本主义的好日子到头了，系列问题正扑面而来，面临着虽非总危机但是广泛而深刻的危机——国际金融动荡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长期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民主政治极化与僵化……世界乱了套，而且还将越来越乱!

二

美国乱了方寸，发达国家乱了阵脚，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乱了套路。《易经》有言，“群龙无首，吉”。置身乱象纷呈的世界，中国若能“站稳脚跟，冷静观察”，而后抓住关键，可以促成飞跃。但是，现如今中国的问题，似乎一点也不比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问题少。美国、西方的问题主要在“势”，即“失势”，是盛极而衰;中国的问题主要在“智”，“弱智”，谋不如人，智不如人。

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智力过剩的民族，你若是深入民间，深入农村，哪怕是最边远最闭塞的穷乡僻壤，你都很容易发觉中国人所具有的长足的生存智慧，这些智慧很多便是用民谣的形式得到传承与发展，连很多“斗大个字认不得几升”的老农说起来也都是一套一套的，这或许正是“卑贱者最聪明”的深刻寓意之所在。因此，几千年来，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社会精英一直使用“采风”的形式谦卑地向大众学习。智慧出于陋巷，高人藏在民间。今天的你，若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你真的不配称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

你若熟读中国历史，也不会惊讶你的发现。毕竟，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便“民智已开”。遥看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灿若星河，他们在“格物致知”(“形而下”)甚或“诚心正意”(“形而上”)上所做的努力与贡献，都创下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高度。中国此后千余年的历史跃进，牢执世界文明之牛耳，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的伟大启蒙运动。然而，也正是历史周期律的作用，明朝以降，先秦诸子的光辉暗淡失色，一家独尊而醉于心性的儒术越来越难以驱动老大帝国的沉重脚步。与此同时，西方文明经文艺复兴的洗礼，如初升的太阳，光芒日益炽烈。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勋爵觐见清朝乾隆皇帝，东西方文明进行了直接历史性碰撞。东西过招才几个回合，老迈的中国便败下阵来。一拳击醒梦中人，先觉的中国人，洗心革面，奔走呼号，“师夷长技以制夷”，要锻造一个“少年中国”。由此，中国走上了一条艰辛无比的救亡图存、赶超求真之路。太平天国起义、洋务自强运动、戊戌变法的悲怆、义和团的呐喊、辛亥革命的腥风血雨等一系列“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都是向国人、世人阐发一个道理：天行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成功，为中华民族的奋斗自强写下了最壮丽的篇章。

然而，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似乎比民主革命道路的探索来得更加艰辛与曲折。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唤起大众“革命”;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春雷，给中国送来了新自由主义，唤醒精英“解放”。就历史与辩证唯物主义而言，一方面决不可以否认精英“解放”对于改革开放进而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精英主义的泛滥对于国家与民族的广泛、深刻与持久伤害理应得到高度重视。

与血雨腥风的革命锻炼明显不同的是，经由自由主义浸泡的现代中国精英，越来越少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豪迈，更多的是“执红牙板，歌晓风残月”的婉约，少了查良镛笔下的令狐冲，更多的则是张艺谋镜头里的四姨太。不过，这些四姨太们比老谋子的想象走得还要远，他们中的多半是所谓“国际主义者”，是美利坚霸权主义的拥趸。现在看来，这些四姨太们不只是一般的红杏出墙、内外勾连，而是要翻天覆地，即要把大众革命所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要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套上一种无形枷锁，以替换已被革除多年的有形枷锁。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最优秀的社会精英，少在庙堂之高，多处江湖之远，生草根，扎沃土，接地气，沐雨露，无不与人民大众荣辱与共，肝胆相照。“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这里的“海”可绝对不是什么“海外披锦归来”，而是“海边艰苦历练”。而正是那些食洋不化的“海龟”，过去曾经给中国民主革命，今天则要给中国现代化建设，造成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也不得不大声疾呼，“脱离人民的危险”是最大危险。载舟覆舟都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是战无不胜的源泉。执政党要赢得长治久安，就必须“与精英保持距离”，尤其是要与那些食洋不化的“海龟”精英保持距离。

看看当代中国某些社会精英，毫无自信、自尊与自觉，除了向自己祖宗、人民领袖大吐口水外，就是抖搂那些所谓理性主义的陈词滥调，甚至把早已过气甚或荒唐的西方理论，当做至理经典来看护、传颂。本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时，在和同学的研讨中发现“比较优势”是一个忽悠型理论，是新、老殖民主义一直所器重与推崇的理论，并为此写过论文加以批驳。然而，时过境迁数十年，中国的经济问题专家愈发把“比较优势”当做一类经典理论，来指导学术研究甚或治国安邦，学者、官员而且还有不少资深学者与高级官员，动辄便称“依照比较优势”如何如何，可以想见，一些中国学者、官员被洗脑之深刻之彻底!“比较优势”这一本质上的殖民主义理论，竟然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国投资的理论基础。中国今日深陷系列经济、社会困境的肇始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该理论的基础理论“比较优势”。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不仅惟上、惟书，还惟洋。近几十年来，受自由主义浸淫的中国知识分子，近乎所有的努力就是“销毁民族魂，树立西洋神”。组织人事鬼使神差，几十年忙乎引海龟、搞空降，纷纷把西方的学习经历——犹如各种漂洗的阳澄湖大闸蟹——当做提拔重用的必要、先决条件。西方的情报工作，不知要比我们常人想象精明巧妙多少倍。在五花八门的间谍活动中，洗脑，可以说是间谍活动的最高形态，甚或超乎上兵伐谋。经过洗脑的“工作对象”，可以自觉成为木马、第五纵队、经济杀手，可以自觉主动为他国利益说话，为他国利益服务。洗脑工作，一举多得，一劳永逸，一本万利。在中国拥有(第一批)直销资格的美国安利公司，多年来与XX中心、XX组织部门合作，掏钱供中国高级官员赴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上行下效，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规定，官员提拔须到国外进修。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农奴会领着自己行将出嫁的闺女将“初夜权”交给领主，你能看出当今中国将自己的官员送上门让人家洗脑，与昔日欧洲农奴交出“初夜权”有什么本质不同吗?既然中国谦虚上门学习，人家自然不会放过清洗的机会。中国的“芝加哥男孩”、“伯克利黑帮”就这样被成批培育出来。2007年，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港股直通车”就是美国有关机构利用咱们在美学习的官员兜售给中国的，在行将推出之际，被有关领导紧急叫停，如此方才避免一场金融溃堤的大祸。日本，一个比中国“更西方”的东方国家，时常被我们的一些专家刻画为“一个被美国抽掉了主心骨的国家”，但是日本尚有健全的大脑。在日本，凡是海龟，都被严格限制使用，高级干部包括企业的高级主管，都要由本土、草根人士担当。

大规模集成洗脑的不只是高级官员赴美、赴西方、赴境外进修，泛滥成灾的是教育部统领下的中国高等教育。多年来，中国的高校比赛着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白痴”，而经济学院执著于产生“低能专才[ 199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责美国大学是在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白痴”与“低能专才”，参见“Report on the 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September 1991, pp. 1044-5.][1]——用一个个华而不实、近乎随意捏造的“模型”来推演一个个中国现代化建设方略，经济学学生所接受的不仅是荒诞的经济学抽象(如“经济人”假定)，而且是一个被扭曲与精心裁剪的经济历史，例如用自由贸易来掩盖西方强国普遍在保护中崛起的史实。

更为荒唐的是，中国高校多年来一直在用西方的尺度——镶嵌在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SCI(科学引文索引)——作为中国培养人才的标准，中国的学子与学者要想获得博士学位、教授职称或“学术带头人”头衔，其学术论文必须要收集在SSCI和SCI中。SSCI和SCI不仅涉及语言局限(主要是英文)、选题导向(美国或西方人所关心的)与编辑偏见(绝大多数选自西方的英文刊物)，而且负责SSCI和SCI管理的竟然是一个美国商业机构，被SSCI和SCI收录，可以进行商业操作。一个人只要具有正常思维的大脑，领略了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沉沦与颓废，很少不为之瞠目甚或崩溃。

被学界、舆论界称作高校“沦陷区”的，不仅有经济学，还有法学与新闻学。中国现如今的法学专家与司法工作者孜孜以求的，似乎就是不断降低、直至穿越中国的道德底线和价值体系，“南京彭宇案”，云南高院“废除死刑”倡议……一个比一个光怪陆离。业内有专家分析，这不只是让中国的法律与英美法律接轨，而是与英美法律中最糟糕的部分接轨。

正是饱受新自由主义的浸淫与毒害，中华民族如今竟然成了弱智民族，中国竟然成了拾人涕唾的国家。看看北京的“荣宁二府”——大清帝国、北大仓，看看他们把中国最优秀的学子招揽过来，然后锻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为谁服务的人才?这里似乎早就不见“又红又专”，他们长期充当欧美大学的预科，为美国持续不断地输送人才。在中国最高的知识殿堂，充斥着文体娱乐明星，甚至还有通过恶搞、“审丑”而一夜爆红的“新秀”。而在中国排名第一的现代化都市，充斥着千奇百怪的洋垃圾建筑，看看那个没头脑、也没上半身、敞开着双腿的“大库裆”——阴阳怪物的央视大楼，你很难联想到这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一个扬言正在崛起的民族、一个被称为蒸蒸日上的国家。

中国的一大批精英被系统地洗脑了，一代人被系统地催眠了，一个民族的神志被系统地劫持了[ 卢麒元《劫持神志》，参见卢麒元草根网博客，2008年12月14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18&articleId=11819&page=8.][2]。他们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现代性、先进性，而浑然不觉早已失去了独立性、主体性。

中国的民族主义灵魂早已被自由主义遣散。一些精英终日里叫嚷要“解放思想”，然而没有了民族主心骨、没有了民族灵魂，解放了思想又能放归何处?的确，在自由主义者那里，自由美丽像玫瑰花、芬芳如兰花一样。但是，大众生活与福利远不是玫瑰花、兰花可以替代。当初，哈布斯堡的玛丽公主陪伴路易十六断头台丧命只是一瞬间，但是“没有面包，可以吃蛋糕”的昏话则贻笑千古。中国的精英远离大众、远离尘世，在全球化的作用下，在美国的感召下，现在可以远离民族远离国家。当初，《国际歌》作者欧仁鲍狄埃讽刺法国卖国者：“只要给我一块牛排，我就出卖巴黎。”今天，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何尝不是为了几个美元，而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了美利坚。中国乱哄哄，乱在思想。

三

思想一乱，便真假难分，是非莫辨，模糊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商业利益与战略利益。诚如“比较优势”，明明是一类新老殖民主义理论，却当做济世良方，在中国到处传唱。明明是在拉美、苏东，包括美国本土，都已是臭不可闻、臭名昭著的“华盛顿共识”，却被中国一帮人等当做稀世瑰宝，恭恭敬敬迎来送往，而且竟然堂而皇之呈送给中国的决策者，糊弄最高决策者，这就是《2030年的中国》，历史将铭记中华民族这耻辱的一页。可悲的是，相关一帮人等非但不以内外勾结为耻，反而以挟洋自重为荣。

明明是对国家民族有害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民族经济外资化、资本账户自由化等，却执着认为自己在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一般而言，中国人长于辩证逻辑思维，西方善于形式逻辑思维。然而，不加分析照搬西方，搞乱了思想，混乱了思维，非黑即白，非驴即马，不仅丢了辩证思维，也不会形式思维。如此，便有了“合作两利，争斗两伤”的指导思想以及“斗而不破”的外交准则，这种荒唐思想与准则所揭示的是，中美之间似乎除了“合作”就是“争斗”，而不存在“合作”与“争斗”之外的多种相处方式，而且既然“斗而不破”的底线都交给了人家，还“斗”个什么鸟玩意?

依照正常逻辑，中国的一些精英不至于如此愚蠢。再愚昧的顽石，几十年不停琢磨敲打，与实际接触，与大众接触，也有觉悟的时候。但是，中国的一些精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出天下第一等的蠢话，干出天下第一等的蠢事，只能表明这帮中国人，很可能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他们在利益熏心下，在某种力量驱使下，积极与境外利益集团“互利合作”。

这类“互利合作”的勾当近乎不需要专业人士的严密技侦，仅凭普通人的常理常识就可以识别，因为这些家伙早就肆无忌惮了。多年来，中国相关金融部门的一些人士与华尔街、华盛顿“互利合作”持续转移中国财富、大众储蓄。中国用真实而有限的资源、商品、服务换取美国可以无限发行的美元纸张或电子符号，由此积累起庞大外汇储备。但是，中国的外汇储备长期以来在美元的不断贬值中持续缩水，外汇储备的缩水显然属于中国财富的国际再分配，属于中国财富的流失。中国的银行长期实行负利率(存款利率不及通货膨胀率)，实际就是金融机构强行介入国内财富再分配，劫掠大众储蓄。如此，在国内金融机构工作的普通人士可以很轻松地坐享十万计年薪，而相关高管可以在年终拿到百万计、千万计花红。

西方经济学一个迷糊人的地方，就是制造一堆概念，甚或用数学推导，来掩盖常理常识。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一而再采取滥发钞票的策略，向“钱多人傻”的国家转移风险、转嫁危机，这种卑劣的行径却是在一个所谓“量化宽松”的概念掩护下进行。量化宽松=滥发钞票，实质就是一种通过稀释货币价值来转移他国财富的金融政策。这种稀释行为实际等同于政府增加税赋，即向所有持有与使用美元的人士征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量化宽松，释放天量货币，而太平洋此岸的中国以不断扩大金融开放、便利资本流动、人民币升值与高利率政策相对应，实际就是无限制承接美国的流动性，客观上在协助美联储向中国百姓征收铸币税，配合美国稀释中国的财富。

这种美中货币政策的“拉链般”巧合，近年来多不胜数，高度协同。美国“量化宽松”的是美元，政策指向却是稀释中国货币价值，这就是人民币愈发不值钱的重要源头，是美国于大危机之下本土没有通货膨胀、而大洋彼岸的中国通货膨胀不断飙升的重要原因。中国人勤劳耐劳，我们有一半以上的国人从事实体经济，从事财富创造，实体经济超过国民经济的一半，按理说，我们的货币——人民币是最值钱的，但是三十年来，人民币贬值了90%以上，而且还将继续贬值，答案多半就在这里。

现代商战讲求“用钱如用兵”。中国的一帮败家子，搞的却是“用钱如用纸”，而且不是宣纸、铜版纸，而是卫生纸。庞大的外汇储备持续被美国蒸发，中国的一些金融人士却振振有辞地解释：外汇储备并非是人民的血汗钱;甚或外汇储备原本就不是钱;外汇储备除了投资美欧债券别无出路;外汇储备被美国绑定、持续缩水，是中国加入美元体制、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学费”，是值得的;……诸如此类言语层出不穷，荒诞不经。然而，他们没有告诉国人购买欧美债券是否有回扣?没有告诉国人他们的利益与美欧联系究竟有多深?德国经济学家希梅尔说过：纸币是道德的产物。中国却把关系国家安危的货币管理交付给了一些能力不敢恭维、道德似乎没有底线的人士，其风险可想而知。

冷战结束，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并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只是穿军装的更多地让位于穿西装的，有硝烟的战争更多地让位于无硝烟的战争，是谓“商场如战场”。但是，与中国的一些金融界精英打交道，给你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非常自命不凡。言必称“兄弟在华尔街、美联储如何如何……”;“与弗里德曼、格林斯潘怎样怎样……”，至于陕甘宁维护边币与上海滩狙击投机，那是什么陈芝麻烂谷子，至于陈云、薛暮桥，那又是何许人也?他们非常不屑与土鳖、草根打交道，他们的国际、国内、甚至是业内交流甚或公文写作都习惯或夹杂使用英文，他们很优雅、别致，象周立波先生一样品咖啡、看歌剧，而绝对不会象赵本山老帽那样吃大蒜头、看二人转。实际上，他们比欧洲的王子们似乎还要高雅，“只要有音乐响起，就能跳华尔兹”。你不能说他们无所事事，他们也时常加班加点地忙碌，忙着与国际接轨——对接西方管道，让自家肥水源源不绝流到外人田。

行为的错乱、政策的错乱主要根源在于思想错乱。新、老殖民主义者的核心思想武器就是自由主义，其政策主张就是让一切要素都充分流动起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但是，现代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内在的“马太效应”，以及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制导下实施“有管理的自由流动”，决定了世界的优质资源，最终都“上浮”流向西方强大国家，而资源枯竭、环境污染、道德沦丧、贫穷落后、社会动荡都“沉淀”留给后进的弱小国家。

自由主义是共同体的大敌。经济自由主义推崇的是经济人理性，终日里盘算的是，自己要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视线为钱所遮蔽，思维为钱所束缚，行动为钱所禁锢。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一切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时至今日，他们依旧念兹在兹，用发财致富来实施总动员，用增加财产性收入来凝聚人心，用经济效益来实现政治理想。熟不知，金钱是最差的粘合剂，是没有支点的杠杆，是道地的“撒旦磨坊”。

当初，大英帝国在保护主义中实现了强大，将自由主义(经由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包装)输出新老大陆，以构建帝国大厦。但是，当苦心经营的北美殖民地能获得稳定收益后，十三个殖民地便手挽着手要求独立。尽管北美殖民地的人均年税赋要比英国本土低得多(英格兰是12个便士，十三个殖民地平均只有2个便士)，但是倘若实现独立，这2个便士都归自己。这就是自由主义经济人的“理性”。今天，美利坚帝国主义同样面临自由主义的困境。正是自由主义，造成了美国的国家精神——“福特主义”颓废;造成了日趋严峻的两极分化——“美国梦”破碎;造成了华尔街欺诈肆虐横行——“金融创新”神话破灭;造成了99%与1%的对立——“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如此，自由经济、大众社会、民主政治均出现前所未有的困境。

当初，南美一些国家的自由主义者——社会精英们，一直保持着与国际资本共进退，国际资本拿走了南美的资源，拿走了南美的财富，拿走了南美精英的灵魂，到国际资本撤离时，这些国家的精英也撤走了，跟着移民了，留下的就是污染、贫困、仇恨和堕落。中国的一些精英似乎不同于南美，更接近俄罗斯，钱走了，人走了(老婆孩子拿他国绿卡了)，却挂羊头、卖狗肉，搞“普世主义”，搞“民主宪政”，要销赃，要纵火，要毁尸灭迹。

自由主义是后辈未来的大敌。自由主义者的座右铭是“活在当下”，即“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抑或“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把一切难点、棘手问题都交给后人，并极其不负责任地说“相信后人比今人聪明”。实际上，我们今天比先秦时代诸子荟萃的那个时代人又能聪明多少?西方经济学有个理论分析，叫“路径依赖”，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道路，今天的方法决定了明天的结果。中国诸多经济政策选择的共同指向就是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外向经济，代工制造——一条路走到黑，越来越没有回旋余地。

中国经济未来非但没有多少回旋余地，而且现在就已落入困局。当前，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困境。所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无可奈何地陷入主权债务困境;而中国眼睁睁地陷入了主权债权困境。当我们按照西方逻辑，接受西方的忽悠，协助欧美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时候，很显然，中国将美欧的“主权债务危机”转化成为自己的“主权债权危机”。自己已经火烧屁股，还在乐颠颠地帮别人救火。全心全意为人家服务，美其名曰“同舟共济”，协助人家解决危机，换来的却是“战略重心东移”来收拾自己。

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后进国家的新老自由主义，实质是西方新老殖民主义的衍生、派生，实质是一个钱币的两面。多年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为西方新老殖民主义服务。“自由主义者”是个学术化的名词概念，在中国早就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称呼——“买办”。当然两者之间应当存在概念的不周延性，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并非都是买办，但是买办一定是自由主义者。中国的乱，主要在买办——买办资本、买办权贵、买办学者;中国的治，主要在抑制买办。

行文至此，应该收尾，套写小诗一首，供读者朋友雅正。

试看今日中国，几成买办天下——

你不忍看网络，那里买办在笑

你不愿看电视，那里买办在叫

甚至，你不想看周边，那里买办在跳

买办的猖獗，犹如《圣经》中的“蛙灾”

让你悲愤痛苦，让你意乱心憔……

2012年11月于紫竹院

原文注：

[1]1991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一个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责美国大学是在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白痴”与“低能专才”，参见“Report on the 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in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September 1991, pp. 1044-5.

[2]卢麒元《劫持神志》，参见卢麒元草根网博客，2008年12月14日，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118&articleId=11819&pag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