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幽灵如何被驱逐出社会主义殿堂——劳动的历史2.0（8）

8.跨越卡夫丁峡谷

在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发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辩论，他认为没有市场、私有财产和市场价格就不可能存在理性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用实物核算代替货币核算的设想，是一种天方夜谭。在不进行交换的社会里，实物核算绝不可能超出消费品的范围。只要一涉及生产性产品的生产，这种核算便彻底失效。社会一旦放弃生产性产品的自由定价制度，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生产”（米塞斯《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基于奥派从康德哲学那里得来了人类理性有限论，我们在“哈选天天读，功力日日深”（【高阶魔怔人入门】“哈选天天读，功力日日深”）中已经详细阐述，实际上，奥派在对计划经济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批判了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也是在试图“言说”一个没有变化的、静态的、想象中的市场。所以，当米塞斯和哈耶克宣布选项只有“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时，他们把问题复杂化了——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同计划经济一样成了社会主义，而市场社会主义者则与新自由主义者站在了一起。因此当兰格参与到经济核算辩论并主张可以采用试错法来模拟市场机制，市场社会主义者恰恰掉进了奥派的陷阱——价格必须要依靠一种所谓民主的市场机制才能确立。这就是为什么，市场社会主义者与后来的民主计划经济是靠经济生活的民主化或官僚化而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划清界限，从而陷入了一种奇怪的等式，好像只要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就可以不谈论生产资料是公有还是私有。

而当我们去看市场社会主义与民主计划经济的具体措施时，我们发现其与中央计划经济并无不同：约翰·罗默借助凯恩斯主义的方法来将市场机制与政府决策结合，而科克肖特则将经济决策交给了某种委员会，“处于民主制度下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被召去服务于某种委员会”（科克肖特 科特尔《走向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都一厢情愿地认为采用一种民主的委员会形式就能摆脱官僚化，也正如普兰查斯所批判的那样，在国家形式之外的工人委员会实为虚构，所谓“第二权力”或许是夺取国家权力、打碎旧国家机器的跳板，但一旦新国家建立，它便立即被收编为“新”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普兰查斯在这里无法正确地批判列宁与阿尔都塞，但批判民主计划经济倒是正合适。

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明晰，能够积累的并不是货币（货币只是在资本主义货币关系下权力积累的一种形式），而是对象化劳动，对其的积累在不同历史时期会表现为不同的形式，但只要这个积累被私人占有，就必然会形成剥削关系。民主计划经济依托于蒲鲁东主义意义上的劳动时间券，只不过他们会强调“他们不是充当价值贮藏。他们会有一个‘使用’日期加诸其上。除非人们在年底之前拿回他们在这一年产出中的份额，否则就会认为他们不想要”，但一方面他们依旧根植于“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货币价值恰恰就是劳动时间，因此也就必然存在剩余劳动时间，也就必然存在对剩余劳动的占有，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证明委员不会变成官僚从而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与劳动产品。因此，我们对替代形式的预想绝不该受限于分配，而必须要思考保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机制。

资本主义通过瓦解共同体来让劳动力进入新的共同体，即一种“物质共同体”当中，它旨在克服因个体被简化为交换关系而导致的人性碎片化，“个体并非作为‘自然共同体’的成员进行生产，但通过交换与分工，其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性存在。个体得以占有某一产品，并非源于对共同体的参与，而是由于自身也生产了某种产品”（Camatte, J.：Capital and Community: The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the Economic Work of Marx）。当然这一方面造成了劳动的异化，而另一方面它具有进步性，即封建国家、家庭与市民纽带的消解，最终导致个体的普遍社会化，虽然它是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出现，但它所代表的活劳动发展的先进形式反而为共产主义社会秩序奠定了前提——它将是一种“以整个人类为生产目的”的社会秩序。私有制社会以私人积累为生产目的，而共产主义社会要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生产物品是为了让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消费，并且完全受生产者自身欲望和用途的支配，“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当然，分配的尺度依旧是劳动时间的计量，但其本身并非神秘的事情，只有当它以一种独立于活劳动生产过程的计量方式出现时才会变得神秘，也恰恰是如此共产主义才能如实看待所有物质生产，即把它看作社会的诞生和承载过程本身，从而真正地完成自然与社会的动态统一，即人类能够在社会层面上引导自身欲望和享受，“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共产主义者将清晰地认识到剩余享乐与剩余劳动的辩证法，也正因此共产主义将以此为目的并作为“不断消灭现实状况的运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吸纳不断发展的活劳动。

“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那么现在，这一转变的关键就可以表述为如何剔除货币的私人价值贮藏职能而让它只发挥其流通与记账职能。我们以苏联的实践为例来论述这一过程：我们已经清楚，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需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夺取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列宁《国家与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公有制才能建立起来，国家才能自行消亡。因此当俄国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非常迅速地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我们将看到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后面的实践才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生产力能够很好地适应先进的生产关系；但对于俄国而言，农业国的现状使得布尔什维克要么继续进行资产阶级未完成的任务（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手段积累农民的剩余劳动），要么不得不暂时退却（建立“工农联盟”），但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道路的选择也只不过是顺应形势的变化。因此我们看到，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关键在于竞争威胁的减弱。

对于新经济政策而言，与农民结盟意味着要更广泛地重建城乡之间的市场和货币关系，从而鼓励农业生产。那么在此时，维持货币稳定优先于重工业发展。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发行的纯粹记账单位的“苏维埃纸币”因战争融资而过度超发，引发了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得这种准货币本身价值很低，因此财政人民委员部选择发行价值更高的新货币“切尔文券”并初步建立金本位制。但问题在于，虽然这意味着货币稳定需要黄金和外汇来增加银行储备，而这只能通过鼓励农民尤其是富农从而鼓励粮食出口，但另一方面为了工业的发展而向其大量投放信贷，使得在一开始还有利于农业而到后来却形成了工农业剪刀差，切尔文券退出流通领域被囤积起来，而苏维埃纸币的流通速度却随着通货膨胀而加快。这场剪刀差危机迫使国家限制对工业的信贷，从而迫使那些从信贷政策中获益最多的轻工业降低价格，并在市场上清算库存。但更重要的是，苏联经济将通过货币和信贷来组织，价格控制也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经济。而当时机成熟经济恢复后，工业化的持续推进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因此不再限制对工业的信贷投放，这自然会引发通货膨胀，但人们不再将这种通货膨胀视为典型的物价上涨，而是将其看作切尔文券对外购买力的下降——切尔文券将被放弃，金本位制将被废除，苏联将切断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所有联系，卢布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国内货币，其汇率将由政府委员会来设定。这虽然意味着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理想，但这也意味着在一国之内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与消费的目的将不再视为仿佛由其他事物在引导（即摆脱拜物教）——如果不切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那么世界市场只会要求苏联维持其农业国的地位提供廉价农产品。当然，如果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放弃金本位会加速苏联对世界市场和其农产品销售的依赖；如果没有大规模工业的国有化，就不可能有旨在发展生产力的自主信贷政策。而反过来讲，如果不废除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那么对经济的控制只会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因此，恰恰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打下的自主信贷制度的基础，使得作为经济规划调控对象的货币能够直接反映社会需求，其稳定性完全基于政治权力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资本”的剥夺，而其“经济资本”也就能够仅仅被视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晴雨表”与工具。同时这也不意味着官僚会代替资产阶级成为剥削阶级（官僚资本或贵族式剥削），虽然存在着贫富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出现了新的剥削阶级，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一方面官僚无法控制工人为自己生产，另一方面剩余劳动的积累也并没有直接转化为所谓“官僚阶级”的财富，因为官僚始终依靠工资为生，当然官僚会试图通过“津贴”“奖金”“福利”等形式分得更多的收入，但这并不是官僚组织成一个阶级的条件。

而这里的社会需求，并不是民粹主义的短视的需求，而是代表类本质阶次上的活劳动发展的先进方向。共产主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关注短期的收入分配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与痛苦的集体主义”，真正重要的是要成为“生产者”，掌控生产并参与制定工作计划，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革命工人必须懂得如何利用 “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我们要求由觉悟的工人和士兵来领导学习管理国家的工作，并且要求立刻开始这样做，即立刻开始吸引一切劳动者、一切贫民来学习这一工作”（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如果先锋队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那么他就无法保证其稳定性并引导经济活动，就会在经济领域中的某个问题上出现问题并引发其合法性危机。一部分托派会认为苏联尽管切断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但其生产依旧与国际层面的抽象劳动关联，因此苏联仍然是以竞争性积累的压力迫使人们提高积累率，西方生产流程的每一次变化都会迫使俄罗斯的生产流程发生变化，也因此他们过度关注生产资料而不关注工资——他们只对了一半，当然官僚满足于生产效率的提升并追赶西方的脚步，但这是因为不提升就会引发其合法性危机（计划经济过于僵死而出现的黑市经济便是如此，它不再能稳定反映社会需求）。

在网络上流行着对“马科长”发言的感慨，但是历史的运动不会因为某个人与某个社会群体的民粹主义情感而被撬动。东北老工业区被认为的“衰落”，尤其是经济改革时期下岗工人所遭受的苦难，在现在成为一种流行的历史叙事、一种文青的时尚单品。但是时代发生了改变，会有新的需求产生，一些东西已然不符合形势的要求，必然要被淘汰，这恰恰是人民劳动实践的必然趋势，“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劳动奉献的精神当然需要提倡，但沉溺于这样的叙事只会演变成道德严酷主义——我们不能决定主体性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它只能在人民劳动实践与活劳动发展趋势中被发现。同样它也只会同资本主义那样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在“无产阶级自我废除的悖论：为什么要对异化保持沉默？”（【学习笔记】无产阶级自我废除的悖论：为什么要对异化保持沉默？）中已经指出，从资本的范畴来界定，无产阶级的存在本身就成为其作为一个阶级进行斗争的内在限度，它界定了无产阶级，并将其锚定在了社会分工的范畴之中，因此阶级归属同当今身份政治的各种身份一样，是资本强加的外部约束，而不是对工人力量的肯定。不否定资本主义总体性的所有环节就不可能否定资本，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真正去思考阶级意识与革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