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煌辉 | 《资本论》中资本的辩证法叙事及其当代价值

摘 要：《资本论》的中心议题是“资本”，围绕资本的研究，马克思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关于资本本质、资本逻辑、资本价值的观点论述。从资本批判的语境中不难发现，马克思资本概念大体呈现出三重内蕴：从现象—本质的维度来看，资本是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从存在—发展的维度来看，资本是以异化劳动为前提及作用条件的社会力量;从一般—特殊的维度来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既是有限制的生产关系，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推动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关键词：资本治理;生产关系;生产要素;异化劳动

《资本论》的中心议题是“资本”，将资本的本质指证为“物质的生产关系”以及“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是马克思对“资本”作出的关键性辨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关于资本本质、资本逻辑、资本价值的科学认识，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说明资本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资本的存在曾经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2】。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趋势，但“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3】，资本在创造自身的增殖条件的同时也创造出消灭自身的条件。科学阐明资本的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比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更为深刻的地方。马克思资本理论呈现出三个方面的内涵：从现象一本质的维度来看，资本是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从存在—发展的维度来看，资本是以异化劳动为前提及作用条件的社会力量;从一般一特殊的维度来看，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对马克思资本理论进行再阐释，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的本质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保留部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4】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表明，社会主义与资本要素的结合仍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资本在社会主义指导和规范下发挥资源积聚、价值生产的作用，与各种要素相结合不断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注入了活力。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强调要深化对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202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指出，要完善资本行为制度规则，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完整准确认识资本的“重要生产要素”内涵，提升资本治理效能，依然要从马克思资本理论中获得依据。

现象—本质：以物为中介的

人与人的生产关系

能否对资本作出准确理解，是能否有效对资本主义开展批判的关键。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指出：“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如此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前提，从而“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5】。循着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发展理路可以看到，在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具体的物的范畴束缚，从(交换)关系的角度对资本的本质进行了说明。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将资本视作“私有财产的关系”，这种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而“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6】。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中，马克思第一次阐明资本是一种“关系”的存在：“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7】但此时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解仍然主要局限在它的交换关系层面上，尚未在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基础上形成对资本的本质性认识。直到在伦敦时期系统地进行经济学研究之后，马克思对资本价值的生产(增殖)、交换与分配等过程的理解有了进一步推进，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再次确认“资本即关系”的判定。如，他在《资本论》中多次指认：“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8】“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9】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资本论”视域中，“资本不是物”，即资本的本质(或资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是某种具体的“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对社会价值的创造起支配作用的“生产关系”。即便如此，资本关系的运动发展及其对经济社会结构的塑造，仍然要通过“物化”的形式进行确证。在理论认识上，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现象当作资本本质来说明，因而不能把握资本的物化形式其实是资本本质的客观反映。对此，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的社会关系“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0】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作为具体的“物”来理解时，资本在抽象形式上获得似“自然必然性”的外观形式，从而资本被确认为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是“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11】。若只通过“物”的表象认识资本，资本的概念就会呈现出“僵死事实的搜集”，这并不是唯物主义的叙事方法，而是古典经济学唯心主义的抽象性观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2】。实际上马克思并不反对实证科学将资本作物化的形式进行现象性表述，而是反对将资本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完全非历史的物化形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就是揭示资本关系的本质，即拆穿资本的物化表象(颠倒现象)，将物化的社会结构背后人的社会关系揭示出来。因此，通过分析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的生成、发展及运动规律阐明资本的本质，正是《资本论》的中心议题。

实际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接近揭示出资本是一种关系，但在话语生产上出现的“空白”和“沉默”(阿尔都塞语)又使其无法正确说明资本价值增殖规律同商品价值规律相矛盾的原因。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财产对他(指财产占有者——引者注)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13】”正是承继斯密这一关于“财产”的见解，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时进一步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4】，又指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5】。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更为深刻地确认了私有财产背后的资本家与劳动工人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商品关系，而是一种不平等的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从“商品关系”到“资本关系”，再由“资本关系”到“资本权力”的发展和演化，古典政治经济学未能揭示出这一过程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则认为资本对社会权力的获得(取得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并不是“用劳动购买”(斯密语)的简单商品行为，而是“关系”的全面异化所导致的经济权力资本化现象，从而“资本拜物教”在经济的社会生活中形成。这种“异化”既在客体维度实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又在主体维度形塑出大众对这一物化现象的观念认同。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6】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物质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的物化”)，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商品经济普遍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指认为“物的依赖关系”的社会，这种客观的、外在于人的物化现象却是人自己“劳动”和“需要”的社会化发展所内生的“经济必然性”，即人们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获得满足自己大部分生产生活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人的社会关系以物化形式存在，表现为人对商品交换的依赖，商品则“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7】。通过物的依赖关系，每个人都现实地占有他者的劳动量及其劳动产品，每个人都“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18】。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关系实际上就是支配社会劳动的经济权力，而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人格化。那么，资本关系就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一种事实存在的、物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物化”)，它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历史地看，物的依赖关系比人的依赖关系更为优越，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19】客观地发展了人的社会本质、拓展了人的自由维度。但资本(或“物质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真正发展出人的自由，也并不真正体现为人的主体性发展，而是使人的异化加深，人不得不受资本的“物役性”统治。从主体性批判的维度看，资本的运动实际上是“社会关系的物化”过程，资本通过它的货币(关系)形式，或它的商品(关系)形式，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制造了“拜物教”的主客颠倒和错认。对此，马克思形象地解释道：“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表现……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在这种物体上，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存在再也区分不开。”【20】资本关系的发展也因此在现实性上呈现出似“自然必然性”的过程。总之，经过“物质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物化”)，资本在客观与主观的双重维度上实现了经济权力的生产和重塑。

二►

存在—发展：以异化劳动为

前提及作用条件的社会力量

资本的本质并不是物，但它却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能赋予一切事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劳动生产力及劳动产品等都被打上了资本烙印而具有资本的形式和外观。资本社会呈现出“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21】，其中，最为重要的颠倒是人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的社会关系，如“资本家”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关系中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正是因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对立的(资本与劳动的分离)，这种关系的发展最终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众所周知，资本的本性是追逐超额价值的生产，它本身不能生产价值，但资本却能通过货币这一经济权力形式在市场中购买到劳动力商品，并支配“活劳动”来为它生产价值。活劳动，是指能创造价值的活动，这种创造性在更大意义上表现为它的再生产性。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对商品价值的凝结不仅表现在它对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价值的转移方面，而且表现在它对新价值的增加(创造)方面。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换而言之，资本的增殖逻辑是以“异化劳动”为前提的，正因为劳动的异化，资本的生成和发展才具备自然基础。所谓“异化劳动”，在哲学上是指劳动主体对“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从而“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22】。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从人与劳动相异化、人与“类本质”相异化、人与劳动产品相异化、人与人相异化等四个方面对异化劳动展开了说明。劳动的异化是指劳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不能占有其创造的价值，表现为劳动生产力的抽象化。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蕴含着对“抽象劳动”的历史辩证法反思，提出“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具有什么意义?”【23】的问题。在资本批判语境中，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基于《1844年手稿》中异化劳动思想的劳动生产力抽象化;二是基于《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思想的劳动生产力社会化。

（一）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是资本存在的前提

劳动异化导致劳动生产力抽象化。当劳动不能占有生产资料时，劳动也就不能占有它的生产力。资本家垄断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工人“自由”得一无所有。劳动力在没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条件下，只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生产力形式存在于人的生物机能当中，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的生产因素，并不能发挥现实生产作用。资本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生产资料(生产工具)资本化，资本自身就具备了“积累起来的劳动”【24】的生产力结构。那么，资本与“活劳动”的交换并不是平等的社会交换，而是表现为“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和结构化，不断使劳动生产力变为资本的社会生产力。在商品关系中，资本与劳动交换的结果只会进一步固化和增大资本的经济权力，整个社会生产也因此变为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25】。资本的存在以异化劳动为前提，丧失实现价值条件的劳动者，不得不依附在资本关系中才能生产自己的生存条件。在社会生产中，“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26】。但这种“前提”并不表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 (依存)的关系，而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因为劳动工人的自由是一无所有的“自由”，为了生存，他必须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使自己的劳动与资本(资本化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工人并不从属于某个资本家，但从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要维持劳动与生产条件的分离趋势，而且只有“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27】才能实现资本对劳动力的持续支配。为此，资本不仅要把劳动力的价值(工资)限制在只维持工人及其后代最低生存水平上，并且要使劳动力价值(工资)的增长在历史的、道德的因素允许条件中始终保持与资本增殖规律相适应。资本“再生产这种分离”是通过增加“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实现的，一方面要最低限度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使资本的再生产得以进行;另一方面在提高生产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同时，使“产业后备军”与雇佣工人、雇佣工人与雇佣工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态势和紧张关系，缓解劳动对资本的反抗，增加劳资关系的稳定性。正如马克思所言，相对过剩人口与资本积累的规模“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28】。总之，劳动与生产资料的分离导致的劳动生产力抽象化是劳动异化的表现，又是资本运动的前提。

（二）劳动生产力社会化是资本发展的条件

商品交换的本质是劳动交换，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须通过交换才会取得社会承认，同时，个人的能力和他的社会本质也只有在大量的价值交换中才得以确证。“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29】劳动的社会化(抽象化)是人类利益交往、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30】体现为人类生理学意义的耗费，将各种具体的劳动进行同质化处理，劳动因而可以被量化和分割。“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而被转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31】将极大消除主体身份偏见和等级壁垒，有利于创造平等和自由的社会条件，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由此，“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的条件，更是交换价值的来源，“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32】。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并不是两次劳动，而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不同方面，或说，抽象劳动是具体劳动的异化内容。因为当劳动产品被当作商品进行买卖时，商品交换就表现为劳动关系的异化，即个人不再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但这种“异化”实际上是简单商品交换中发生的合理的劳动对象化过程，是个人劳动变为社会劳动所发生的平等交换(所有权转让、位移)，这一过程表现为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33】。由于这种劳动交换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满足各自所需的使用价值，所以“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就是“通过自己劳动的等价物取得的”【34】，它遵循平等交换的原则。然而，在资本关系中，随着交换价值的发展，特别是当货币权力在商品经济中取得主导地位时，“平等交换”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社会交换变成以支配他人的劳动(产品)为目的的交换。在这个意义上，“抽象劳动”也就意味着“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沦为资本权力再生产的手段。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劳动(抽象劳动)的深层逻辑是劳动的异化，“劳动将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35】。因此，抽象劳动越发展，就越成为资本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手段。

（三）资本矛盾的异化劳动逻辑

尽管抽象劳动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但也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36】，无论是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须从抽象劳动的发展中获得价值增殖的手段，因为只有抽象劳动才能创造交换价值。尽管资本的形式规定表现为一种“个人力量”，但资本的增殖过程在更大程度上是要通过它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的。如此看来，资本的再生产所体现的“社会力量”(自我否定方面)与资本的形式规定所体现的“个人力量”(自我肯定方面)是一对“活生生的矛盾”，这根源于资本运动本身的异化劳动逻辑(或劳动的抽象化发展)。这种悖论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在劳动的社会化发展中才得以持续和加强。虽然劳动创造的价值最终归资本主导的社会权力所支配，但资本主义生产比以往的社会生产更加注重对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经济过程的必然性”不仅大规模发展了人类的生产能力，而且创造出社会的普遍需求和消费力。真正的社会劳动(或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37】。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抽象劳动”是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因此，“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38】资本的发展要从抽象劳动的发展中不断汲取劳动生产力、交换价值、社会权力。但抽象劳动越发展，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力越来越不为资本所驾驭。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束缚生产的社会化发展，表现为“资本占有生产资料”与“劳动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矛盾日益加深。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社会结合尽管是由于资本增殖所推动，但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的社会化趋势却总是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随着抽象劳动的发展，资本越来越不能占有社会的生产资料，越来越不能容纳“劳动的社会生产力”【39】，不能支撑起由抽象劳动所创造的巨量交换价值。总之，资本的发展逻辑是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的辩证发展却“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40】。

三►

一般—特殊：能够带来

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系

资本的生产性在于它对剩余价值的追逐。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多次将“资本”指认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如“资本本身的职能——通过吸收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职能”【41】;又如，“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42】;再如，“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43】，等等。基于马克思这些阐述，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将“资本”把握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要真正理解“剩余价值”的内涵却存在着一定难度和不少争议。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之所以能把握住资本的本质，根本原因在于对“剩余价值”的发现。从揭示资本逻辑的角度来看，剩余价值概念所包含的历史理论、批判思维、经济哲学等丰富内涵是“利润”概念所不能囊括的。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普遍将资本与劳动交换所产生的差额价值当作“利润”来理解时，马克思将这种差额价值揭示为“剩余价值”，并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必然发展出“剩余价值规律”的结论。剩余价值，在外观上以“利润”的形式出现，但蕴含着更为深刻的资本剥削劳动的逻辑：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它的使用价值永远大于它的价值(工资)。马克思指出，在外观上“利润的绝对量等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但是，后者不仅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决定于所使用的工人人数”【44】，剩余价值率揭示出资本剥削劳动的程度。为此，马克思批判了李嘉图将剩余价值规律“直接地、简单地适用于利润规律”【45】的观点。正如阿尔都塞所言，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在阐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原理时对“剩余价值”概念的“沉默”，使“他们仍然留在黑暗之中，成为那些只是经济实践的意识形态概念或经验主义概念的俘虏”【46】。马克思将资本视作“自行增殖的价值”所传递出如下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既然资本是一种“价值”，那么根据“商品二因素”的分析，资本是否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而对这一问题的勘察又势必延伸出“资本一般”与“资本形式”矛盾问题的思索。

（一）资本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具有二重性。”【47】进一步言之，从作为商品关系的范畴来看，资本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或交换价值)的二重性。

资本的使用价值体现为资本的要素形式。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物化劳动)而言，资本在客观性上就是一个占有并整合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结构，“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48】。资本的社会生产力生成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结合。资本的生产力首先表明它是一种能够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是能够将一切生产要素资本化、结构化的社会生产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49】。劳动的生产力以及各种物质的生产力成为资本的生产要素，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条件。

资本的价值是资本的社会形式。资本“作为价值而增大、取得一个增量的价值”【50】。如同商品(货币)一样，资本的价值相对于它的使用价值而言是抽象的社会关系(社会形式)。在价值关系中，资本是价值形式变换过程的主体，根据生产过程的需要时而采取商品形式，时而采取货币形式，但资本是商品或货币最高的价值关系。“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51】蕴含在价值关系的发展过程之中。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扩张着的主体”【52】，资本价值如果不能实现“增殖”，那么资本也就不能脱胎并独立于它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因此，如果说资本的形式规定是交换价值的最高抽象，那么资本的价值就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其背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关系(经济权力)，支配着劳动的生产过程。也正因为是“价值”，资本能够购买到劳动力商品，资本的生产过程最终体现为价值增殖过程，“这种价值增殖归结为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较大量活劳动的交换”【53】。另外，资本之所以是“价值”，还在于它只有通过这种价值关系才能获得平等的外观。不仅如此，也只有通过价值关系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资本才能将社会权力收归囊中并掩盖了它对剩余价值的剥夺。正如马克思总结道，资本之所以能保存价值并取得一个增殖额(G-G+∆G)，是因为“它是价值”【54】。

（二）资本一般与资本形式

马克思指出：“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55】”一切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力量”，并且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价值增殖，资本才有存在理由。因此，“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56】，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不仅在现有的生产规模基础上增加资本利润，而且为资本的发展提供了主观与客观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马克思指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57】。资本关系的生产是“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它完成社会权力的塑造和社会器官的生产，使资本成为支配社会生产的主体。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各资本在竞争中互相给对方施加压力，客观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58】，生产的机械化促进管理的科学化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59】。资本只有不断地将它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才能将“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60】因而，对剩余价值的追逐并由此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是资本作为“资本一般”所表现出的“自然必然性”。

剩余价值资本化在所有制形式上表现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虽然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自由支配的财富，但它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供资本家自己消费和挥霍，资本家须将剩余价值再一次地用于推动生产资料与社会劳动相结合，才能实现扩大再生产。“资本一般”与“资本形式”是对立的，前者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是一种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力量”，后者则表现为资本垄断一切社会价值 (占有社会剩余价值)的私有制，是资本的形式规定。换言之，“资本形式”与“资本一般”相矛盾，是因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的趋势不断呈现出生产社会化的内容，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等形式的发展却与这一趋势背道而驰。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61】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资本一般”)既不能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是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范畴【62】。

四►

资本治理的关键：正确认识

“生产关系”与“生产要素”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为本书所明确的任务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63】。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批判资本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资本的行为特征和运动规律，使人们清楚“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资本作为关系的存在，表现为“物质的生产关系”【64】(或“社会关系的物化”)，是一切社会权力的凝结。传统观点在阐释资本的本质时会通常将其直接确认为“人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它站在“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揭示出资本的本质是资本家雇佣劳动工人的关系。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把握到的“资本”是一种异化的生产关系，从资本的运动角度来看，它是一种不断生成和普遍化的支配人类生产活动的经济权力。在这样的关系下，资本的结构无论是作为“积累起来的劳动”的存在，还是作为“物化劳动”的存在，都体现为“社会关系的物化”或“物质的生产关系”，它的发展能结构化一切生产要素，从而表现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社会力量。倘若将资本的本质性认识径直以“人的社会关系”解释，那么资本(关系)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些既定的事实和现象，如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及其社会关系)，却并没有进一步讲清楚这些事实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做法【65】。实际上，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及其社会关系，是资本关系“事物化【66】”结果和产物，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正是资本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过程中赋予了人及其活动以“独特的社会性质”，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异化和颠倒。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发现，“资本家”与“雇佣工人”都不是真正(主体性)意义的人，而是“资本的人格化”或“经济范畴的人格化”【67】。那么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定义“资本”，资本的异化本质应完整表述为“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68】，其形态或过程展现为“物质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物化”。这是马克思从本质到现象、从原因到结果对资本关系的科学认识。

正是因为在“社会关系的物化”批判的语境中，马克思发现资本也像商品一样，具有二重性。从使用价值的方面来看，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力(生产要素);从价值的方面来看，资本是交换价值的最高社会形式，在价值关系中能进行“自行增殖”。基于商品矛盾的分析视角，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一般”与“资本形式”的矛盾、资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立足于“资本一般”与“资本形式”的矛盾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表现为“物质的再生产”和“关系的再生产”两个方面，前者是资本的生产要素方面，后者是资本的生产关系方面，生产关系是资本的形式规定，决定了资本的性质。生产要素则构成了“资本一般”的内容，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资本自身首先必须具有生产性。对资本二重性的分析，我们既要说明资本作为关系的本质如何发展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形成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要说明资本作为要素的存在如何构成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分资本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的意义在于有助于科学推进资本治理。

（一）资本的本质规定在于它的生产关系方面而不是生产要素方面

“资本二重性”的提出并不表明马克思将资本概念置于一种含混不清的解释当中，马克思恰恰想构建一种基于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矛盾分析体系，阐明蕴含在商品→货币→资本的演变中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有连贯性、传递性和发展性。马克思批判道：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优秀的代表人物(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常常“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以至于“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从而“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69】。从商品二因素的观点来看，价值是使用价值的社会性质，使用价值是价值的自然载体，它们相互依存、互为矛盾，是经济的社会结构的矛盾元素。资本的矛盾正是商品矛盾发展的结果。资本的生产要素方面体现在它对使用价值的生产上，“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70】，资本家生产的产品只有创造出社会需求，才有可能创造剩余价值;资本的生产关系方面则体现在它对价值(关系)的生产上，表现为支配一切生产要素的经济权力，并赋予各种生产要素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然而，资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价值的实现及其增殖方面。“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71】那么，“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72】所建立的生产关系就决定了资本的本质方面。资本具有“二重性”，但只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才确证出资本发展的本质，并决定其各种生产要素的性质。劳动、生产资料、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只有在“资本的形式规定”中才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在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但“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73】马克思此处的意思很明确，生产要素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内容或手段，只是因为它们采取了资本形式。总之，资本的本质规定在于它的生产关系方面，“资本的生产过程”包含着更为重要的“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的再生产，对资本的否定就是对资本作为生产关系的否定。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主导的社会生产中，资本对社会权力的攫取是不具备条件的，资本只作为有限制的生产关系或生产要素而存在。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保留着有限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市场经济即“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74】，其中，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值规律起主导作用。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经济发展最有效的方式。尽管“市场”是无关社会性质的经济手段，但货币、价格、私有财产、价值、竞争却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构件和一般范畴，价值规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规律)的作用导向利润创造的最大化。若任由这一趋势发展而不加以规范和治理，市场经济就有可能“脱实向虚”，最终演变为资本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资本权力的积蓄又会“反噬”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在于它是社会主义规定和指导下的市场经济，但并不能消灭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价值规律(利益最大化原则)。问题在于，市场经济在自然趋势上指向了资本关系的生成和发展。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价值规律的发展，由商品形式逻辑到货币权力逻辑，再到资本拜物教逻辑的演化是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75】，在商品经济中，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价值关系(交换价值)的最高形式。因此，既然承认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合理性，那么，资本无论是作为“要素”的存在，还是作为“关系”的存在，都表明国家须通过科学的经济制度体系对其加以规范和引导，让各类资本在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值和发展的同时，更好发挥其发展生产力、创造公共利益、增进人民福祉的作用。资本关系，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外，还表现为资本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金融工具、信用体系、银行制度、证券市场等丰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手段，为实体经济注入投资动力，又为社会价值的创造提供多元渠道。资本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生产要素，它以自身的生产性发挥“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76】作用，土地、劳动、管理、技术、数据等要素与资本结合，生成的社会生产力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配置到最能创造效益的部门中，有利于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经济体制机制发展和完善。也正因为正确认识到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摆脱了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困扰，推动实施改革开放，成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三）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资本兼具“关系”与“要素”二重性，市场经济(商品关系)为资本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从生产要素的角度来看，“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77】，资本对闲散在社会各处的生产要素的发现和集聚，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资本是支配一切生产要素的经济权力，是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及其剩余价值的私人力量。因此，从资本自身的结构而言，其社会化的生产力(生产要素)与其私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与生俱来的最大限制。不仅如此，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关系对资本要素有吸收、统治和转化为自身的趋势。正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78】。资本增殖一方面促进劳动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又以剥削劳动生产力为手段。因而，资本的发展会实际地导致社会贫富分化，腐蚀社会公平正义。对资本治理，要对其生产关系(权力生产)的本质进行约束，不断解放其生产要素的功能和活力。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就是要科学认识资本的行为规律，建成“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的治理体系。最为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规范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关系，按照社会化生产的要求最大限度发挥资本的要素作用。

一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对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成有力支撑。“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79】，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力和控制力，更好推动公有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示范和引领功能，引导各类资本的作用方向，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向提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提升国家宏观经济治理水平，对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成坚实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公共管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能推动资本发挥正向作用，防止“积累起来的劳动”、积累的社会生产力蜕变为资本权力(资本关系)的工具。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根源在于价值规律作用下社会生产行为的逐利性。政府职责主要在于弥补市场缺陷，维护市场秩序，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存在理由”，但资本趋利避害、嫌贫爱富的本性在资源配置中会实际剥夺弱势群体的利益，加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此时，政府行为有力介入，以公共利益的政治导向纠偏资本行为的经济理性，则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加强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总之，只有把资本的作用规制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才会使市场经济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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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1页。

【4】张俊山：《对“资本中性论”及其思想方法的分析》，《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7期，第77-8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9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177页，第724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7-878页。

【9】【10】【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页，第922页，第9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1-212页。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3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1-32页。

【16】【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页，第940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第52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0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页。

【22】【23】【24】【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8页，第124页，第723页，第726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1页。

【27】【28】【29】【30】【31】【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1-822页，第743页，第89页，第51页，第51页，第61页。

【33】【3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89页，第189页，第18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37】【38】【40】【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9页，第29页，第169页，第469页。

【39】【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7页，第26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44】【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84-485页，第484页。

【46】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47】【48】【49】【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95页，第395页，第395页，第395页。

【51】【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9页，第180页。

【53】【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95页，第395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0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97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5页。

【58】【59】【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8页，第187页，第121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08页。

【62】钟盛熙：《<资本论>与当代》，北京：学习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6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页。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页。

【65】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传统经济学理论普遍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基于事实论事实、基于表象论表象。纵使古典政治经济学基于私有财产的事实把握到的资本家与劳动工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关系，但这仍然表现为对经济事实与现象的表述，并没有指明这些事实(表象)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资本的运动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66】张一兵：《马克思〈伦敦笔记>的思想实验空间》，《河北学刊》2024年第1期，第80-8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页。

【68】【69】【7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8页，第99页，第185页。

【7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3页。

【7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页。

【7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90页。

【74】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51页。

【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

【76】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第152页。

【7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88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36页。

【7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