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大联合（一）| 精选好文

1918年8月15日，毛主席和罗学瓒、萧子升、张昆弟、罗章龙、李维汉、陈赞周等一行25人离开湖南北上，19日到京。

1918年9月，经杨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书面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为毛主席谋了份临时差事，主要负责管理第二阅览室（即新闻纸阅览室，也就是今天的报纸阅览室）的15种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者姓名，月薪8块大洋。

1919年3月，毛主席已经离开了北京大学。

在此期间，青年的他，开始接触了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开始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运动、俄国革命等内容。同时，他在北京期间也认识了邵飘萍这位宣传领域的行家里手。

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又称“五四风雷”。

1919年7月14日，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这是响应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宣传阵地，如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因此，毛主席的《民众的大联合》（一）、（二）及（三）等三篇文章是同年的7月-8月期间相继在《湘江评论》上发表。

此时，《民众的大联合》（一）中，作为刚被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五四运动等洗礼后的青年毛主席来说，他在此文中指出了一个关键事实：

“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这个关键临界点的到来，就如同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潮流中，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样，统治阶级压迫到极致了，底层大众就会起来反抗压迫。在此时，民众的反抗压迫的联合才可能形成。

此外，毛主席继续指出：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

在这里指出了两个关键真相：

一、民众的大联合为什么厉害？关键在于人民群众是占社会的绝大多数，而压迫者始终是少数人。这个观点在1957年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阅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 精选好文——编者注]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但此时的少数人不再是过去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的地位，而是从压迫者、统治者变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而是极右派，反革命等。他在讲话中指出：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这相隔38年之久，此时与彼时的情况不一样，虽然这些占社会的少数人的地位变了，但他们的本质还是一样，都是反人民大众的。

二、这些贵族、资本家及强权者们压迫人民大众的三个关键武器，即知识、金钱、武力。

首先是知识，之前的文章中[可以阅读六亿神州尽舜尧：他为什么要改造人的世界观？和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 | 精选好文——编者注]咱们有谈到过，随着三大改造完成之后，毛主席发起多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中就有改造知识分子的目标，他说：

“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工人农民也不会把心里的话向他们讲。”

除了让这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之外，还要造就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这是保障无产阶级政权持久的关键所在。

在两千多的封建社会中，发生了无数次的农民运动，无一例外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其中的关键就是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因此，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政权是否巩固的问题。而且这些知识分子某种意义来说，是统治阶级一部分，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建设者。同时，他们也是意识形态革命的急先锋、吹鼓手及排头兵。这些人如果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那后果可想而知。

所以，知识到底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至关重要。

其次，金钱，其实是社会物质财富到底在哪些人手里，哪个阶级手里。其实背后是生产资料归属权的问题，富人想方设法把生产资料等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对民众进行剥削，以便积累更多物质财富。本质上来说，与知识一样，也会成为压迫民众的工具。

最后，武力，属于上层建筑一部分，具体表现为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其实背后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权的问题，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 “秩序” 来抑制阶级冲突，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

因此，国家政权到底是掌握在哪个阶级的手里，哪个群体的手里，至关重要。

此外，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那人民群众是否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呢？对于这个问题，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期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阅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的谈话（节选）| 精选好文——编者注]时就谈过，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毛泽东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由此可见，管理国家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最核心的。如果人民群众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那么其他的权利就无法保证。

毛主席在《民众的联合》（一）中，继续谈到：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

在这个世界上不易为的是历史的势力，即习惯，这里习惯，更像“传统观念”这层面涵义。民众的大联合要冲破这历史的势力——“习惯”，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可以阅读【强烈建议收藏本文！】《共产党宣言》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璀璨的明珠（万字长文）——编者注]中指出的关于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他们认为：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当然此时毛主席的思想可能没有完全形成，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表达那样，但在他的意识、思想层面已经开始出现了。

他也指出冲破这个“习惯”，是民众大联合的力量。从晚年的那场大革命来说，只有民众联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才能逐步冲破这一切旧“观念”或“习惯”，这需要时间逐步才能完成。

而在《民众大联合》（一）中的这些思想，特别是民众大联合背后隐含着的“大民主”思想雏形，它们的产生、发展到落地实践，都会在他今后的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得到一一验证。

但此时，毛主席头脑里面关于民众联合的思想，就如同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的“自在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其历史使命处于潜在认知状态，也意味着无产阶级尚未意识到自身作为独立阶级的政治力量。

同时，此时民众大联合的思想还处于比较混沌状态，他还没有具体去考察哪些力量是具有革命性的，哪些力量是具有两面性（革命性和妥协性），哪些力量具有反革命性？等等。对于民众大联合的具体实践路径，有待他去实地调研。而相隔6年之后，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得出答案。

因此，从“阶级分析”入手，他终于知道了哪些人群的最具革命性，哪些人群是可作为同盟军，哪些人群是敌人？从此解决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问题。彼时的他已然成为“自为阶级”中的一员。

对于今后的青年，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化，也是他们的必由之路。

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性，也是毛主席选择人民群众的必然性。

今日分享此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民众的大联合（一）[1]

毛泽东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凡这种联合，于有一种改革或一种反抗的时候，最为显著。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和反抗，政治的改革和反抗，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必都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或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如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如我国的什么“北洋派”[2]“西南派”[3]，日本的什么“萨藩”“长藩”[4]为国内强权者的联合。如各国的政党和议院，为贵族及资本家的联合。（上院若元老院，固为贵族聚集的巢穴。下院因选举法有财产的限制，亦大半为资本家所盘据。）至若什么托辣斯[5]（钢铁托辣斯，煤油托辣斯……），什么会社（日本邮船会社，满铁会社……），则纯然资本家的联合。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因之国家也坏到了极点，人类也苦到了极点，会社（社会）也黑暗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于是乎有（民）众的大联合。

自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随之而起了许多的“政治改革”。自去年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以来，各国如，如奥，如截，如德亦随之而起了许多的社会改革。虽其胜利尚未至于完满的程度要必可以完满，并且可以普及于世界，是想得到的。

民众的大联合，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从前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平民，绝没有机会去受得。他们既独有知识，于是生出了智愚的阶级。金钱是生活的媒介，本来人人可以取得。但那些有知识的贵族和资本家，想出什么“资本集中”的种种法子，金钱就渐渐流入田主和工厂老板的手中。他们既将土地，和机器，房屋，收归他们自己，叫做什么“不动的财产”，又将叫做“动的财产”的金钱，收入他们的府库（银行）于是替他们作工的千万平民，反只有一佛郎一辨士[6]的零星给与。作工的既然没有金钱，于是生出了贫富的阶级。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即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借着“外侮的招牌，便几十师团几百联队的招募起来。甚者更仿照抽丁的办法，发明什么“征兵制度”。于是强壮的儿子当了兵，遇着问题，就抬出机关枪，去打他们懦弱的老子。我们且看去年南军在湖南败退[7]时，不打死了他们自己多少的老子吗？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

可巧他们的三种法子，渐渐替平民偷着学得了多少。他们当做“枕中秘”的教科书，平民也偷着念了一点，便渐渐有了知识。金钱所从出的田地和工厂，平民早已窟宅其中，眼红资本家的舒服，他们也要染一染指。至若军营里的兵士，就是他们的儿子或是他们的哥哥，或是他们的丈夫。当拿着机关枪对着他们射击的时候，他们便大声的唤。这一片唤声，早使他们的枪弹，化成软泥。不觉得携手同归，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易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平民既巳（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并窥破他们实行这三种（法子），是用联合的手段，又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8]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音（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9]。

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事情，本极易为。有不易为的，便是困于历史的势力——习惯。我们倘能齐声一呼，将这历史的势力冲破更大大的联合，遇着我们所不以为然的，我们就列起队伍，向对抗的方面大呼。我们巳（已）经得了实验，陆荣廷[10]的子弹，永世打不到曹汝霖[11]等一班奸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的飞跑。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

注释

[1] 1919年7-8月毛泽东以《民众的大联合》同一标题，先后在《湘江评论》第2、3、4号发表3篇文章。本篇是这组文章的首篇，由于第二篇题后原标有（二），为统一体例，收人本书时，编者在第一篇和第三篇题后分别标上（一）和（三）。

[2] 北洋派，指北洋军阀及其派系。1895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1901年袁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广植党羽，所建军队称北洋军。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形成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军事集团，北洋军阀的统治从此开始。1916年袁死后，北洋军阀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

[3] 西南派，指辛亥革命后统治西南地区的各军阀集团及其派系。主要有滇系军阀桂系军阀，还包括川、黔、湘、粤各省的地方军阀势力。

[4] 萨藩、长藩，指日本的萨摩藩、长州藩，均为德川幕府时期的强藩。1866年3月7日，萨、长两藩结成讨幕军事同盟。1868年1月，以萨、长军为主力联合天皇军在京都附近地区激战，打败了幕府军。

[5] 托辣斯，今译托拉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

[6] 佛郎，今译法郎，法国货币单位。辨士，今译便士，英国辅币名。

[7] 指1918年南方“护法军”在湖南境内被北洋军战败一事。

[8] 见朱熹《中庸集注》第十三章。原文为:“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9]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废除一切国家，建立“无政府”的社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10] 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清末任广西提督等职。辛亥广西独立，被推为副都督。护国战争期间，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认都督兼广西护国军总司令，曾派人进入湖南。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未到任前，由陆暂兼任，均为到任。

[11]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1913年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参加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谈判。1919年初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6月被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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