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江青（3）

本文是对毛泽东传记的摘选，作者东方直心，由笔者进行了二次加工。（接上）历史上真实的江青（2）

毛泽东在1937

1936年6-8月，江青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鲁迅为首提倡的“大众文学”与周扬为首提倡的“国防文学”之间的争论。周扬以领导者的身份，组织一些人围攻鲁迅。

鲁迅说周扬等人是：“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江青反感周扬等人“唯我马首是瞻”的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她认为，相比周扬的霸道，还是鲁迅先生说得有道理。周扬为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把夏衍创作的新编历史剧《赛金花》树为国防文学的标杆。

1936年的一个夏天，周扬、夏衍、张庚3人一起找到江青，商量由她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

江青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心里想到的却是鲁迅对于左联解散的辛辣评价：“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

夏衍接着说：“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说：“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我作为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事后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角演员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10个导演9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

谁知隔墙有耳，从此，性格倔强的江青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在周扬、夏衍、张庚选择由王莹主演《赛金花》的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满天飞：

“蓝苹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

“蓝小姐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病逝。22岁的江青于10月25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念鲁迅先生》一文。11月15日，她又在《绸缪》月刊上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一文。她描写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她写道：

“由十万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地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1937年5月14日，江青在《光明》杂志发表了《我们的生活》一文，用华丽的辞藻、激昂的情绪、独到的观点，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入了一丝光亮。她在文章中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的生活”的陈腐观点。

江青宣称演员应该是创造者，她说：“当一个演员确实地知道自己有着演戏才能的时候，就得拿出坚决的意志和毅力来教育自己，使自己能支配自己，能把自己的精神和身体配合在不同的场合中。因为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物是恰巧同你一样的，就是有所谓适合自己性格的角色，但那也不过是那个角色的某一部分和你相近，绝对不会完全相同。

并且演戏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生活，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而完成的一种艺术（不是生活），而不是毫无变化地把自己硬搬了出来（我并没有否认演员个人的人格一贯地作用于他一切人物的表现中）。如果这样，那就没有创造的表现，没有创造就不能成活的艺术，而是无生命的东西。”

她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

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江青最后写道：“为什么要屈服在恶劣的环境中呢？我希望我和同伴们从那陈腐的恶劣的环境中跳出来，踏上新阶段，经自己融化在纯正的、健全的、反帝反封建的新的演剧活动中。”

此时，倔强而叛逆的江青已经厌烦了唐纳的无休止的纠缠，厌烦了报纸上纷纷扬扬的桃色渲染和那些道貌岸然的无耻文人的攻击。她不愿意做阮玲玉第二，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不愿再当演员的想法，要求离开上海奔赴延安。

王洞若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就同意了她的要求，立即着手进行联系。江青在离开上海前，兴奋地告诉与她同岁的好友秦桂贞说：“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为妇女翻身而斗争！”

就在这5月间，江青离开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然后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了奔赴延安之路。

如果说不满17岁的江青，离开济南投奔青岛大学的老师是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话，那么，此时23岁的她投奔延安，则是决定了她数十年后的人生归宿。

文末简评

江青1937年发表在《光明》杂志上的《我们的生活》一文提出，左翼戏剧不能像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

在浮华的大上海娱乐场，江青能不被资产阶级腐朽的价值观击倒，提供艺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思想，这种艺术主张充分说明了江青是怎样的一个人。建国之后，江青指导文艺届创作了许多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艺术精品，这和她30年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