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何为共产党员?
哪怕路途遥远,哪怕步履蹒跚。同志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共勉。
引子:街角的白求恩
同志们好。
这几天我一直在江西转悠。江西这地方,天生带着一股子“气”。红土丘陵起起伏伏,像是大地裸露出的血管。哪怕是走在最普通的街头,你也总觉得脚下踩着的不是泥土,是历史的余温。
也就是在一个不起眼的街角,我猛一抬头,看见了白求恩的雕像。
说实话,那一瞬间我愣住了。在咱们中国,在赣鄱大地,在革命摇篮的深处,立着一个高鼻梁、深眼窝的外国人的雕像。如果你不了解那段历史,你会觉得突兀;但如果你读懂了那个时代,你会觉得,没有比这更和谐的存在了。
天有些阴,雕像上沾了些湿气,显得更凝重。我就站在那儿看他,他也看着这熙熙攘攘的街道。我在想,如果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今天突然活过来,走在这条街上,手里依然拿着那是柳叶刀,他会怎么看我们?我们又该怎么向他介绍今天的自己?
这让我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毛主席。
大家都知道那篇《纪念白求恩》。那是每一个中国人在学生时代都背诵过的课文。那时候我们小,背得滚瓜烂熟,却未必懂得其中的千钧如力。毛主席写那篇文章时,不仅仅是在悼念一位朋友,他是在通过白求恩,给全党,给所有的共产党员,立一块碑,定一个格。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尊雕像,把心沉下来,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套话,咱们实实在在地聊一聊:在毛主席的眼里,到底什么样的人,才配叫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共产党员的“出厂设置”和“终极标准”,到底是什么?
第一章:脱离低级趣味的人——纯粹性的拷问
看着白求恩的雕像,我脑子里轰鸣的其实是毛主席那句最狠、也最暖的话:“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排比句,大家熟得不能再熟了。但咱们抚心自问,这五个短语,哪一个是容易做到的?
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员的第一重标准,不是能力大小,不是官职高低,而是“纯粹”。
什么是纯粹?
现在的社会很复杂,人心也复杂。我们评价一个人,往往看他“会来事儿”、“情商高”、“资源多”。但在毛主席的逻辑里,这些可能恰恰是杂质。他眼里的共产党员,必须像一块水晶,或者像一块生铁,里里外外是一个材质。
白求恩是个什么人?他是加拿大人,五十多岁了,不在那边享福,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毛主席为什么要特意点出这一点?因为这触及了共产党员的一个核心理论基石——国际主义,以及这种主义背后那种超越世俗利益的决绝。
毛主席眼里的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是一个在精神上“断奶”的人。断什么奶?断掉对私利、对名誉、对安逸生活的依赖。
你想想在延安时期,在那窑洞里。那时候物质多匮乏啊,但精神极度富足。毛主席那是带着大家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他看一个党员合格不合格,就看你在利益面前,能不能哪怕有一瞬间的“毫不利己”。
哪怕只有一瞬间,也是光辉的。而共产党员的要求,是要把这一瞬间,拉长到一辈子。
现在我们常说“人性”,觉得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这是人性。但毛主席不信这个邪。他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是用特殊的材料制成的。这种材料,叫做“觉悟”。所谓的“脱离低级趣味”,不是说你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说你不能有七情六欲,而是说你不能被本能牵着鼻子走。
你在江西的街头走一走,你就会明白这种“纯粹”的分量。当年这片红土地上,多少农民把自己唯一的儿子送去当红军?多少妇女把家里最后的口粮交了公?他们图什么?图官?图财?都图不上。他们图的是这个党给他们的承诺,图的是这个党里的人,真把他们当亲人。
如果有党员混在队伍里,想的是升官发财,想的是光宗耀祖,毛主席的眼睛是揉不得沙子的。他一辈子都在和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在他看来,一旦你染上了市侩气,一旦你开始算计个人的得失比率,你就已经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你顶多算个“同路人”,甚至可能变成蛀虫。
所以,这第一重标准,是心性的标准。它要求党员在灵魂深处,必须保留一块干净的圣地,这块地儿,金钱买不走,美女换不来,刺刀吓不倒。这就是“纯粹”。
第二章:彻底地、完全地——服务者的姿态
离开白求恩的雕像,我想到了另一个人,张思德。
如果在江西谈革命,离不开“人民”二字。毛主席对共产党员下的第二个定义,就是关于这两个字的。他在《为人民服务》里说得斩钉截铁:“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请注意这两个词:“完全”,“彻底”。
中文是博大精深的。这两个词用在这里,把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
什么叫“完全”?就是没有私心杂念,百分之百,不打折扣。
什么叫“彻底”?就是这就是终极目的,不是手段,不是跳板。
现在有些现象,咱们看着痛心。有些干部,嘴上也说为人民服务,但那是“半心半意”的服务,是“顺带着”的服务,甚至是“这就当成一门生意”来服务。比如,我要政绩,所以我给你修条路,但这路修得好不好,能不能用十年,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剪彩那一刻的风光。这在毛主席看来,就是伪共产党员。
毛主席眼里的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姿态?是“牛”的姿态——“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江西瑞金的时候,毛主席怎么做的?他关心群众生活,细致到柴米油盐,细致到哪家哪户的屋顶漏不漏雨。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里写道,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
他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
在这个标准下,共产党员不是“官”,而是“员”,是勤务员。这不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你只有真的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你才能做到“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如果你骨子里觉得老百姓是愚昧的,是需要被管理的,那你在这个位置上坐久了,必然会滋生出官僚主义。
毛主席晚年为什么那么忧虑?为什么他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因为他看到了,有些共产党员进了城,当了官,就不再想做那个“彻底”的服务者了,他们想做“老爷”。
在江西的街头,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普通百姓,骑电动车的、卖小吃的、接孩子的。毛主席的标准其实就在这烟火气里——你看到这些人,是觉得他们是你的“管理对象”,还是觉得他们是你的“衣食父母”?
共产党员的标准,就是看他在面对老百姓时,有没有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有没有那种“我就是你们中的一员”的自觉。如果你觉得高人一等,觉得手里的权力是你的私产,那对不起,在毛主席的定义里,你已经“变质”了。
这种变质,比贪污几万块钱更可怕。因为它切断了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就像一棵树,切断了根,叶子再绿也是假的,迟早要黄。
第三章:极端的负责任——职业与事业的界限
让我们回到白求恩。毛主席夸他什么?除了国际主义,还有一条非常重要:“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去热忱。”
“极端的负责任”。
这个词用得真重啊。什么叫极端?就是到了极致,到了不能再加码的地步。
现在社会上流行“摸鱼”,流行“躺平”,流行“差不多就行”。但在共产党员的字典里,不能有这些词。
毛主席眼里的共产党员,在对待革命工作时,必须是一种职业主义之上的“信仰主义”。
白求恩是个名医,他在哪都能挣大钱,过好日子。但他到了前线,那是把手术台当阵地的。那是把伤员的命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的。
在毛主席看来,共产党员对待工作,不能是“打工人心态”。如果你觉得我干多少活拿多少钱,那是雇佣关系。共产党员是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这种标准在战争年代体现为炸碉堡、堵枪眼。在和平年代体现为什么?体现为“较真”。
比如搞建设,你是为了应付检查,还是真的为了百年大计?比如搞科研,你是为了骗经费,还是真的为了国家突破卡脖子技术?比如在基层,你是为了填表格,还是真的为了解决那家贫困户的实际困难?
“极端的负责任”,意味着你要和工作中的困难死磕。毛主席写《愚公移山》,讲的就是这股子劲头。共产党员就得是那个“愚公”。山挡路了,不是绕着走,不是抱怨山太高,而是“挖山”。
我在江西看到很多革命遗址,那些简陋的武器,那些破旧的草鞋。当年的红军靠什么赢?靠的就是这种对革命目标“极端的负责任”。上级给的任务,剩最后一个人也要完成;阵地交给我,死也要死在坑道里。
这种精神气质,是共产党员的脊梁骨。如果一个党员,遇到困难就躲,遇到利益就上,看到问题装瞎,看到责任甩锅,那他就算把党章背得再熟,在毛主席眼里,也是个“样子货”,是“纸老虎”。
真情实感地说,这种标准太高了,高得让人喘不过气。但也正因为高,它才显得珍贵。入了党,就意味着你主动放弃了“平庸”的权利,你选择了“极致”的辛苦。但这辛苦里,有大快乐。
第四章: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
毛主席对党员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要求,那就是要有政治眼光,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在《反对自由主义》里,毛主席列举了十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些话,今天读来,是不是依然觉得脸红?是不是觉得就是在说我们身边的事,甚至是在说我们自己?
毛主席眼里的共产党员,不能是“老好人”。
现在很多单位里,大家一团和气,你好我好大家好。但在毛主席看来,这叫“庸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必须有斗争精神。这个斗争,不光是对敌人,更是对自己的同志,对自己的错误思想。
为什么要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房子三天不打扫就会落灰,脸三天不洗就会脏。
共产党员不是神,也会犯错。但共产党员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自我纠错的机制。毛主席最看重这一点。他要把党打造成一个能够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机体。
如果你看到同志犯错,因为怕得罪人而不敢指出来,那你这不是爱护同志,你是害了他,也是害了党。这叫“自由主义”,这是腐蚀剂。
我在江西的街头想,当年的红军队伍里,争论也是很激烈的。正是在一次次的思想交锋中,真理才越辩越明,路线才越来越清晰。
现在的有些党员,丢掉了这个武器。自我批评变成了“自我表扬”,批评同志变成了“变相吹捧”。这在毛主席看来,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毛主席标准下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坦荡的。无私者无畏。既然我心底无私,我就敢于直面问题,我就敢于解剖自己。这种坦荡,是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
第五章:种子与土地——群众路线的哲学隐喻
最后,我想聊聊毛主席那个最著名的比喻:种子与土地。
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这个比喻太美了,也太深刻了。
我在江西看着这片红土地。当年红军为什么能在这里生根?因为他们把自己种进了土里。
共产党员是什么?不是飘在天上的云,不是高高在上的塔,是一粒种子。
种子的使命是什么?是钻进土里,吸收养分,然后长出来,回馈大地。
如果种子离开了土地,会怎么样?会干瘪,会死掉。如果种子嫌弃土地脏,会怎么样?那它永远发不了芽。
毛主席眼里的共产党员,必须时刻保持对“土地”——也就是人民群众的敬畏和依恋。
现在我们有些党员,不愿意下基层,不愿意去艰苦的地方,总想往大城市跑,往机关大楼里钻。这就有了“悬浮”的危险。你脚下没泥,心里就没底。
在江西,你会听到很多关于“苏区干部好作风”的故事。那时候的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夜里打着灯笼走山路去访贫问苦。老百姓看他们,就像看自家的孩子。
这就是“生根”。
毛主席要求的共产党员,必须具备这种“扎根能力”。无论把你扔到哪里,扔到沙漠,扔到海岛,扔到最贫困的山区,你都要能迅速和当地的老百姓打成一片,不仅要生存下来,还要把那里的革命之火烧起来,把那里的建设搞起来。
这不是一种行政命令,这是一种生命本能。就像白求恩,到了晋察冀,很快就成了那里军民最爱戴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种在了那里。
尾声:雕像的目光
文章写到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江西街头的霓虹灯亮了起来。
我再次回望那尊白求恩的雕像。光影交错中,他的眼神似乎更加深邃。
毛主席在那篇《纪念白求恩》的结尾,发出了一连串的感叹。他说,我们要学习白求恩。
其实,归根结底,毛主席是从哲学的、历史的、人性的三个维度,构建了一个理想人格的模型。这个模型,就叫“共产党员”。
从人性上,他要求脱离低级趣味,追求高尚纯粹;
从政治上,他要求彻底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
从工作上,他要求极端负责,精益求精;
从组织上,他要求坚持原则,敢于斗争。
这几千字的沉思,其实也就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今天的我们,离那个标准还有多远?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但精神容易迷失的时代。诱惑多了,干扰多了。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仅没有变容易,反而变得更难了。
当年在江西,面对的是敌人的围剿,那是生与死的考验,很直观。今天,面对的是权力的腐蚀、资本的围猎、平庸的消磨,这是软刀子割肉,更隐蔽。
但正因为难,才更需要重温毛主席的标准。
那个标准,不是放在博物馆里供人瞻仰的文物,它应该是一把尺子,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要拿它量一量自己的心。它应该是一面镜子,每天晚上睡前,我们都要拿它照一照自己的脸。
我在江西的街头,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想,如果有那么一天,当我们走在街上,老百姓指着我们的背影说:“看,那个人像个共产党员。”
那将是我们这辈子能得到的,最高的勋章。
白求恩的雕像依然静静地立在那里。但他不再孤独。因为我相信,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依然有千千万万个灵魂,在努力向着那个标准靠近。
哪怕路途遥远,哪怕步履蹒跚。
同志们,在这条路上,我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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