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思奇：《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第三次辅导 | 精选好文

艾思奇(1910年3月2日-1966年3月22日)，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乡水碓村，蒙古族，原名李生萱。中共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生前是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艾思奇在1966年3月去世时，年仅56岁。当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人大副委员长的林枫，准备了悼词送毛主席审阅，毛主席亲笔加上了“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一语。《光明日报》曾评价：“艾思奇把毕生的心血和智慧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哲学理论事业，是人民的哲学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第一人。

艾思奇从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创办马列学院起，到1966年3月逝世，一直在中央党校工作。他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十八年里，除了承担许多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和社会活动之外，又承担了大量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讲了大量哲学课。特别是从1953年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成立，他担任主任之后，校内又陆续开办了各种学员班次，教学任务繁重，而教研室教员又少，他是教员中一位“台柱”，讲课次数也就显著增多。《艾思奇讲稿选》所搜集、编辑、整理的讲稿，就是他当时讲课的记录。

《艾思奇讲稿选》是专门为建国初期高级干部讲马列基本原理的演讲录音文字整理稿，是不公开的党校内部出版物。它主要内容是哲学方面的，就是讲党史、讲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问题，也是从哲学角度来讲的。《艾思奇讲稿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毛泽东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辅导(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辩证逻辑，自然辩证法，西洋哲学史等。艾思奇本人生前除1965年所写的三份讲学提纲外，都未审阅过。艾思奇的讲课即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所涉及的学科知识，古今中外，天文地理，自然社会，纵横宇宙，包罗万象，相当广泛、相当丰富。

《艾思奇讲稿选》是讲稿集，它不是按照一般马哲教材体例编写的教科书，讲稿的内容在思维上比较发散，因此在结构上显得不是很成体系。所以读完《艾思奇讲稿选》，建议读者们再读一下武汉大学1974年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册)》[感兴趣的读者，文章后边加微信领取电子版]重新系统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框架，它和《艾思奇讲稿选》互为补充，是学好马哲基本原理的关键辅导资料。

今日分享“艾思奇讲稿选”第二十六篇，与志同道合者共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

艾思奇

(一九六四年三月)

第一次辅导

[可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第一次辅导 | 精选好文——编者注]

第二次辅导

[可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讲解-第二次辅导 | 精选好文——编者注]

第三次辅导(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

四、第十八封信(恩格斯给史密特)重点讲解

(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七日于伦敦)

恩格斯给史密特的信一开头说：

“我利用最初的闲暇时间来答复你，我认为你接受‘züricher Post'报的工作，是做得很对的。你在那里可以和很多人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如果能够经常注意到，苏黎世仅只是第三等的货币和投机市场，因而从那里所获得的印象，就由于经过了第二遍或第三遍的反映而减弱下来，甚至于受到有意识的伪造。” (第82页)

这一段话是说，你在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投机市场，要想通过投机市场认识经济情况不能认识得准确，特别是货币投机市场。货币价值的涨跌，能够反映经济情况，但是不能准确地反映，有时候不但不能准确反映，甚至会歪曲，有意识地伪造。

下面解释说：“但你在实际上对所有的机关都是热悉的，你就应当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等地去索取第一手的交易所公报。”要求他注意全面看问题，不要在那一个市里面就根据那个市的交易所来了解经济情况。“那时世界市场就会作为它的货币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反映而显示在你的而前。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反映，和人的眼球中的反映有相同的惰形。它们通过了折光镜，因而在达到人的头脑里时就表现成倒立着的样子。不过前者缺少着能使我们的印象再度倒转回来的神经工具，”(第82页)

眼睛的构造像照相机一样，外面的图像到照相机上是倒的，人的像到眼睛里在眼底上是倒的，经过神经的倒转，我们看人就是正的。现在我看大家是正的，实际上在我的眼球里面的影子是倒的，因为有神经的构造，因此我看不出大家是倒立着的。但是，社会上货币市场反映经济情况就不是这样惰况，货币市场反映经济市场就是倒反映的，人看起来就是倒的。意思就是说，按照客观规律，世界经济市场决定货币市场，就是生产的情况决定货币的情况。但是在货币交易所里面来看，在货币市场来看，好像货币市场倒过来决定经济情况。比如某一种行业，你的股票价格跌了，为什么跌?之所以跌归根到底是这个行业的生产不景气了，要发生危机了，或者是已经发生了危机，有了这种情形这些企业的股票就跌价了，或者是这些企业还不一定就要衰落，只是有一点衰落的因素，但是搞货币投机的人，看到了这种因素，大家一起哄起来出卖股票，结果价格就跌了，价格跌的结果影响这个企业更困难，它的股票大家都不要，于是这个企业的股份投资就有人要来兑现，这个企业本来就有点困难、股票再一跌就更困难了。股票的跌首先是由于企业本来有一点不好，但交易所把这个不好企业的股票一出卖，这个企业就更不好了。由此在表面上看起来，在股票市场上大家都不要这种股票、都来出卖股票，使得股票的价格就跌了，引起了企业的衰落。表面上是这样的现象，好像是货币市场，有价证券市场的变化引起了经济生产的变化，而不是像原来的规律，经济生产的变化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变化。这种颠倒的情形在市场上就不会像人的神经一样再把它恢复正确了，而把颠倒的印象直接表现出来。这是现象和本质不一致，现象里面有倒立着的假象。

交易所的人只能通过货币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的倒立着的反映来看工业运动和世界市场，因而就把结果当成了原因。对于这一点，还是在四十年代时我就已经在曼彻斯特看到了：要依据伦敦的交易所公报来构成关于工业发展的过程以及它的周期的高涨和低落等观念，是不中用的，因为那些先生们总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说明一切现象，而货币市场的危机本身大部分都只能看做仅仅是些征兆。”(第82-83页)

这是说，有时危机往往在征兆以后暴露出来，所以看起来好像是货币市场的危机产生在工业生产的危机以前，因此似乎货币市场是原因，工业市场是结果。这一句话可以用来作为《自然辩证法》中有一段话来解释，就是在感觉中间先后出现的东西不一定表明因果规律。所以休谟怀疑因果规律，他认为这是感觉先后反复出现多次，这种反复多次，只是一种感觉习惯，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不可知论者就抓住这个片面作为他不可知论的理由。他抓住的这个片面确实存在，但是他把这种片面现象夸大了，认为是因果规律。在感觉这种现象里面先后出现并不一定等于因果规律。这种情形在世界上的确很多，比如我们看到寒暑表上升了，因此温度提高了，我们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表上升了，然后才知道温度上升，如果不看到就不知道温度上升。有时就有这样的错觉，气温上升是由于寒暑表上升，因为我们是先看到寒暑表上升，实际上是相反的，气温上升了，寒暑表才上升。

“这在那时是为着要拒绝把一定时期的生产过剩作为说明工业危机的发生的原因，因此全部事情还更包含着一种力图曲解真相的目的。”(第83页)

那时资产阶级为了要掩饰生产过剩是工业发生危机的原因，因此故意说工业发生危机是由于货币市场发生了问题。我们解放以后没有这种事情了，解放以前上海就有这样的情形，报纸上常登某个工业发生危机了。为什么?是因为银根吃紧。银根吃紧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工厂的流动资金没有了，工资发不出去，没有钱买原料，反正是有各种困难，要关门、破产。债还不起，一个企业经常向银行借债来补充流动资金，债太多了，银行就不借了。银行逼债，工人要工资，没有办法只好关门、破产。这种现象是货币发生了困难，结果使得企业也就发生了困难。这种论调在资产阶级报纸上虽不一定每天有，几乎也是每星期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把货币发生危机作为工业发生危机的原因，以此来掩盖资本主义生产过剩这个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他这个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不容易销出去，因此钱拿不回来，流动资金就少了。资产阶级采取人为地利用货币的力量来缓和危机的办法，就是通货膨胀的办法。这不是讲一个企业，是整个企业发生了周转不灵，仓库里面的存货太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向政府要求帮助，这时政府一个是采取通货膨胀的办法，再一种是让银行多印钞票，然后银行借债给企业使得他手头松一些，流动资金比较松了，既发了工资，债也可以缓一下，以前的旧债可以借一笔新债来还。仓库里面堆着的东西暂时卖不出去也不要紧，而且也还可以卖一些，因为通货膨胀，经营商业的企业可以向银行借钱向工厂买些东西，工厂的存货就可以销掉一些。利用通货膨胀的办法使工业企业产生一种人为的缓和，这也是一种现象。货币市场松动了引起企业生产、工业市场的松动，这种现象是不是客观事实?是客观事实，但这不是第一性的事实，是第二性的。首先是工业危机引起了货币市场的危机，工业影响货币，生产影响货币，以后才是货币影响生产，本来是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里面，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了第一性的关系。而且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的弱点，故意这样做。

恩格斯讲这是四十年以前的情形，下面他说：“在今天，这一点至少对于我们是永远不存在了”这是说故意歪曲真象的情形。就英国来说是这样的，实际上至少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会这样看。“而且下面的情形又是不容怀疑的事实。即货币市场也可以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危机，而工业领域的直接的瓦解对它只能起从属的作用，或甚至于不起什么作用。在这里，就需要对于最近二十年的许多事情特别从历史上来加以探讨和确定。”

这里面讲货币和生产的关系，货币市场和工业市场的关系，相当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不过货币市场并不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内部也有生产关系，第一位的关系是生产影响货币，第二位的关系是货币影响生产。同时也像上层建筑一样，上层建筑本身有相对的独立性，货币市场本身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己的规律，他在服从总规律以外有自己的规律。所谓总的规律，就是货币市场的变化归根到底决定于工业市场的变化，除了这个以外，货币本身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有时货币危机的产生不需要工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以直接产生。有时候，市场上买卖人的心理状态也会起这种作用;有时候，在政治上造一个谣言，也可以发生这种危机。

解放以前蒋介石政府经常利用政治谣言来制造货币市场的变化。比如他造谣说国民党打了胜仗。这个谣言一哄，国民党的工业股票或是金圆券就涨起来了。不过这是一天两天的现象，因为很快大家会看到真象，但是他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存的股票卖出去，看到卖完了，就跌价，所有买他股票的人吃大亏。这是一种赌博，国民党经常搞，搞到最后钱都集中在他的手里，不但是老百姓发生问题，民族资本家也受他的骗。

所以，货币市场有它自己的规律。你要了解问题的真相就需要对二十年来的事情特别是从历史上加以探讨和确定，要经过长期的研究。

“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实现着劳动分工的地方，个别的劳动过程在相互的关系上就成为独立的东西。”(第83页)

这句话译得长一些，有点难懂，另外一个译本简洁一些。全社会各种劳动有分工的地方，每一种劳动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比如农业和工业有分工，农业和工业的关系是彼此独立的关系。农业是农业，工业是工业，封建时代农业和手工业是搞在一起的，没有全社会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生产具有最后的决定作用。但当着贸易把生产品和本来意义的生产隔离开来时，它就有了它自己所有的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生产的运动在总的方面是起着支配作用的，但在个别的部分和在这总的从属性的范围之内，贸易的运动还是有着自己固有的规律， 即在这新因素的本性里所包含着的规律。”(第83页)

这也是解释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这是讲贸易和生产也是一种分工，这种社会贸易和生产各自有一定的独立性。贸易有自己独立性，自己的规律，比如供给和需要的规律，这个规律不直接生产的规律，而直接是贸易的规律，市场货物多了就跌价，货物少了就涨价，这种情形最后决定于生产。当然有时候市场货物多不一定是生产多了，有时候市场货物少不一定是生产少了，用的多少也可以影响价格或者是跌价。货币市场也有自己的规律，现在我们不用金属货币了，从前用金属货币的时候，有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和生产没有关系。如果在货币市场出现了两种银行，一种是含银成分高的，一种是含银成分差一些的，两种货币在市场上使用的结果，一定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经过一定时候，在市场上充满了银子成分低的货币，银子成分高的货币很快会在市场上消失，这是货币市场的规律，这个规律和生产没有关系。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家把它当作一个规律表现出来。

“这贸易的运动有它自己固有的样式，并且它自己又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表现出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由于对黄金的渴望引起的，这种渴望在以前已经把葡萄牙人驱使到非洲去了(参看谢特柏尔的‘贵重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十五世纪欧洲的工业的发展以及和它相适应的贸易的发展是那么强烈地使人要求更多的交换手段，而德国——一四五〇年到一五五〇年间最大的产银国家——却不能满足这样大的要求。从一五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的征服印度，目的都是为了要从印度输入。没有人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什么。可是结果，这些纯粹由贸易的利益所引起的发现和征服，对于工业竟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反作用：单单为了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就建立了和发展了巨大的工业。” (第83 -84页)

最初是从这些殖民地国家输入一些工业国所需要的东西，但这种输入不久工业发展变成了输出为主了。

“货币市场也是一样。当着货币贸易从商品贸易分离开来时，它就——在一定的条件下和在生产与商品贸易所规定的限界之内——具有着自己所固有的发展，具有着由它本身的特性规定了的特殊的规律和样式。不仅如此，当着货币贸易在自己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中搞大成为有价证券的贸易，并且这有价证券又不仅仅表现为国家的证券”(第84页)这是指公债，我们国家也有公债，但我们现在的公债是不买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债可以到交易所买卖。

“而且还把工业和运输企业的股票也包含在内时，当着货币贸易(它在总的方面是受生产支配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对于生产的一部分取得了直接的支配权时——那时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会更为强烈和更为复杂了。”(第84页)上面我们讲的用通货膨胀来影响生产这是一种方法。

“银行家成了铁道、煤矿、矿坑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具有着两重的性质;它的劳动既必须适合于直接的生产的利益，又必须适合于股东们的要求，因为他是银行家。”这种生产银行家觉得可以发财他才干，不能发财，他就不去搞了。“这里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洲的铁道。它们的全部业务都从属于当前的某个吉·古尔得、万得比尔特之流在交易所的活动，——对于个别的铁道及其作为交通工具的利益来说是完全异类的活动。”(同上)不是直接的生产活动，交易所活动可以引起生产的多一些或者少一些，能够支配铁道的生产活动。

“就是在这里，在英国，我们也看到许多铁道公司在几十年间为着划分他们的区域而继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斗争，在这斗争里花费了巨量的金钱，并不是为着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仅仅是由于持有股票的银行家们力图使交易所的活动容易进行这个唯一的目的。”(同上)

恩格斯这封信是一八九〇年写的，这个时候资本主义已经接近于帝国主义时期，银行垄断资本的作用逐渐抬头，所以这封信表明恩格斯在这个时候开始看到银行垄断资本对工业的重要作用，开始看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的苗头。当然没有列宁后来写《帝国主义论》的时候看的那样清楚，但是在那个时候所出现的这种突出现象，恩格斯已经看到了，而在前几十年的信或者是文章里面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恩格斯写这封信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在我的这几点意见中——关于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这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这几点意见中，我已经在基本上回答了你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的问题。”(第85页)

这一句话是他的中心点。生产、贸易和货币这几点的关系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第一性决定第二性的关系，同时第二性关系又反过来决定第一性的关系。事物在相互关系中间，有第一性的关系和第二性的关系。一切关系互为因果，但是互为因果中间有第一性因果关系和第二性因果关系;有第一位原因和第二位原因，要分清。找到第一位原因时不要忽视第二位原因。第二位原因也是原因，它有它一定的独立作用。它跟《自然辩证法》后面讲的因果关系联系起来，《自然辩证法》只讲相互关系，没有讲相互关系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得更全面了。在相互关系中有第一性关系和第二性关系的区别。在恩格斯的信里，这种第一性、第二性的相互关系重复了好几遍，这是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观察问题的基本原则。经常要注意第二位原因，我们很容易忽视第二位原因。

“从劳动分工的观点上来看，这就最容易了解。社会产生出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公共的职能。担负这些职能的人们就形成了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他们由此获得了甚至于与他们的授权者互相对立的特殊的利益，他们与后者相对地成为独立的东西，于是——这就出现了国家。”(第85页)

这里讲到国家问题，国家本来是经济决定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形成国家以后，国家反过来可以影响阶级斗争，影响经济。而且国家里面的人有一定的独立性，国家统治者个人的特点有时会对社会起作用，做总统的人的特点不同，他起的作用也会有些不同，但是这种不同不能根本改变经济决定政治的规律，只是在某些具体特点方面，某些事情发展得快一点或者慢一点。

“同样的情形也在商品贸易以及稍迟以后的货币贸易里存在：新的独立的力量在总的方面来说应该是从属于生产的运动的，但由于它内部存在着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由于一度赋予它而渐渐地进一步发展起来的相对的独立性”，这里直接用相对独立性这个名词了。“使得它对于生产的条件和进程也发生了反作用。这就有着两种不同的力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的运动，另一方面是那向着最大可能的独立性进展的、一经产生之后，还能够进行独立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经济的运动在总的方面为自己开辟着道路，但它仍然不能不受到那依据于它自己、而建立起来的、并且获得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第85页)

我们可以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老挝和柬埔寨从前同样是法国殖民地情况差不多，里面都有共产党。当头子都是亲王，一个是西哈努克，一个是富马，两个人的思想有一点不同，两个国家的结果不同，发展不同，如果富马到柬埔寨，西哈努克到老挝，柬埔寨和老挝的情况就不同了。苏加诺他有特点，崇拜孙中山，要学习孙中山，所以出现了像印尼这样的结果，当然，这个结果跟阶级斗争有关系，但是和出现苏加诺崇拜孙中山有关系。如果换一个人，情况也不一定这样。国家领导人站在国家领导地位就有相对的独立性，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起某种程度的决定作用，但不是起最后决定作用。不过那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总是要最后胜利的，但是有些胜利得快一些，有些胜利得慢一些。这里面就有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问题。也有偶然性的问题，某一个人当了总统，当了首相，也有若干作用。

“这政治运动一方面是国家政权的运动，另一方面是与国家政权同时产生出来的反对势力的运动。就像金融的市场在总的方面，在上面所说的保留条件之下，并且自然是颠倒地，反映着工业市场一样，政府和反对势力之间的斗争，也反映了从来就存在着、斗争着的阶级间的斗争，而这反映也是同样地颠倒着：它已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追求政治原则上的斗争。它是这样的颠倒，使得我们要经过成千年的时间，才能够再发现事情的真相。”(第86页)

这个运动本来是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是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看起来就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由它决定的。政治斗争是为了一些政治上的不同见解，不同的政治原则而进行的斗争。

“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情形：它可能是循着同一的方向前进，事情就进行得更快;它可能与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这样在今天的任何一个大民族里，国家权力都要在一定的期间走向破灭;或者，它会把经济发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断，并推进到另外的方向——这一种情形，归根到底又会归结为前面两种的一种。很明白，在第二和第三两种情形里，政治权力对于经济发展会给与很大的损害，会造成大量的力和物的浪费。”(第86页)

举例来说，国家政权对于经济发展反作用的三种情形，第一种像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把经济向前推动得很快，实现飞速发展;另外一种是修正主义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方向相反，因此要引起经济的破灭;第三种情形最确切的例子是外来民族的侵略，武装占领这个地方，它把经济切断了，比如欧洲人到了美洲，原来美洲印第安人是原始公社末期，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是向封建社会发展，但是，欧洲人一去就切断了。还有中国古代的游牧民族占领了汉族的农业区域，如蒙古和满族，可以把经济发展的历史切断。切断的结果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新入侵的国家它的方向和经济发展一致，比如蒙古入侵汉族，清占领汉族地区，它来了以后，仍然按照向前发展的方向从事政治活动。蒙古族开始到华北想把一些农田改成牧场，几乎要实行了，后来耶律楚材(是金人投降蒙古的，他有帮助金人搞统治的经验)要忽必烈不要这样搞，搞了牧场不好，还是让汉人照样生产下去，这样做有很多好处，每年可以收很多粮食来供给西征(打欧洲)，如果不这样搞，尽搞成牧场，那么多牛羊运不到欧洲去，对西征没有好处。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套，按照汉族制度来进行统治，所以生产没有受到大破坏。清朝也是这样，入关以后很快建立了统治，特别是康熙统治比较好，到了乾隆是发展的时代，这是清朝封建社会比较好的时代，和汉、唐一样是兴旺的时代，这是因为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能因为他是满清人，是进攻汉族的，我们就歧视他，把清朝人的统治看得一塌糊涂，一定把他说得很坏，这样不公平，他的统治比崇祯皇帝的统治好得多。欧洲人到美洲这个方向也是前进的，生产也是超过历史阶段发展的。另一种是这个国家的方向和经济发展相反，比如忽必烈刚到中原的打算，如果这个打算实行了，经济就发生很大破坏。但是不管哪一种切断，对经济、物力都会有大破坏。因为切断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尽管以后仍然还是前进的，可是在切断的过程里面有大破坏，比如蒙古人，满清人南下都有大破坏，对于这一点不能因为他以后有进步就给他涂脂抹粉，“杨州十日”、“嘉定之屠”, 把全城人都杀光了，这些坏事他还是做了的。所以，恩格斯这里讲的可以概括一切历史情形。还有这样的情形，欧洲罗马帝国是奴隶制，很发达，后来日耳曼人进来把罗马帝国搞垮了，日耳曼人要用原始公社末期的制度来代替奴隶制度，所以他的方向是反动的，那时的破坏大了，经济受破坏，文化也受破坏。日耳曼的领袖认为学习文化是最丑的事情，是可耻的事情。有一个日耳曼的领袖，他的女儿认识了罗马教士(基督教士是有些文化的)，她跟这个教士学习拉丁文，非常有兴趣，学了两年很有文化了，后来她父亲知道了就禁止了，处罚了她，也处罚那个教士，认为我们是高贵的人，是全能的，怎么能干“下流”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文化是倒退的，从六世纪到九世纪这三百多年中间是过渡时期，九世纪才开始恢复。那个时候奴隶制度垮了，究竟是一个什么制度?很混乱。封建制度是九世纪开始的。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暂时切断了，倒退了，最后还是向前发展的，所以最后还是出现了封建制度。

“除此而外，还有经济资源的掠夺和野蛮的破坏这一种情形，这在以往的某些情况下面，有时会使一整个地区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全部遭到毁灭。这种情形在今天却多半只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大民族中间是这样：被打击者最后常常在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要比胜利者得到更多的胜利。”(第86页)

在奴隶制时代，占领一个地方可以把整个部落屠杀了，比如欧洲人到美洲，把印第安部落几乎全部屠杀光了，因为它是落后民族，是原始部落时代，抵抗力小，一下子可以杀光。近代就不同了，殖民地国家要摆脱殖民统治，最后的结果是相反的。恩格斯的话可以作为预言，把今天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情况都预见到了。

下面是讲法律问题，这一段比较重要。

“就法律来说，也是一样：当有了新的分工的必要而产生职业的法律家时，于是又展开了一种新的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对于生产和交换虽然有着它的一般的依赖性，但同时对于后者又具有着一种特殊的反作用能力。”(第86-87页)

为什么上层建筑会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上层建筑不是空的，是有一批人组成的，有一批人始终以上层建筑为职业，因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阶层，这是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就要搞它的相对独立性。

“在一个近代的国家里，法律不仅仅应该适应于一般的经济状况，不仅仅应作为它的表现，并且还必须是一种内部首尾一贯的、不至于因为有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表现。为要完成这一点，就使得经济关系的反映的确切性愈更受到破坏。法律的典籍愈是不能作为严峻的、尖锐的、没有伪装的一个阶级统治的表现时，那破坏也就愈更厉害。”(第87页)

第一段话比较重要，上层建筑除了它是一批人外，要有独立性，就要搞自己的系统，要使内部在自己的逻辑上能够首尾一贯，因此基本上它要反映经济的要求，可是为了它的逻辑系统，就不能完全反映。剥削阶级统治的时候，他要伪装成为全人类的，他要以全人类的名义贯穿他的系统。用冯友兰的话是他要采取一种普遍性的形式。实际上这也不是冯友兰的话，有这么一种伪装的普遍性，冯友兰把这种普遍性说成是超阶级的形式，实际上完全是阶级的，但是因为它有这种形式不是完全确切反映经济基础。统治阶级内部本来是有矛盾的，而一种法律观点只能反映这个阶级一个阶层的东西，这一派和那一派有不同的法律观点，某一派的法律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它能够反映这个阶层的利益，但是不能完全反映另外一个阶层的利益，这就会发生冲突。

中国古代，特别是讲儒家学说，讲经学的人，他的法律观点道德观点和封建阶级某些人的意见是有矛盾的，因为他讲爱民，不要过分遭蹋老百姓，可是统治阶级里面最富裕，最有权势的人，偏偏不爱民，荒淫无耻，这就有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变成对抗性的，讲经学的人往往要遭殃，甚至遭到杀头。有时这个阶级的统治不稳了，非要他的东西来欺骗不可，就用他一下，讲经学的人一般不是当权的，比如汉朝的董仲舒，在意识形态方面代表统治阶级，而他本人在统治阶级里面来说是倒霉的，没有当过宰相，做过部分地方的国家官吏，不是皇帝的直接帮手。这种人在封建社会来说是正派人，他的言论里面有时也反映一些民生疾苦，而且对老百姓遭蹋得太厉害，有反感，但又不是真正站在老百姓方面，不过是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着想，希望能够永久统治下去，希望不要发生封建统治规律所必然发生的情况，实际上是违反客观规律，但言论里面反映一些民生疾苦，描写了一些豪强糟蹋老百姓的现象，把它写成一文章，奏本上也有一些暴露。

讲到对法律、道德有没有继承性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一点。“继承”这二个字有广义、狭义的解释;广义的解释是建立马克思主义要利用旧的历史材料，旧的历史文化不管好的坏的统统要利用。利用的意思是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要把它拿过来作为自己的，而是把它拿过来研究，研究以后建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以广义来说，所有的历史遗产，我们都继承。是继承材料，把材料留下来，比如我们图书馆里面把所有封建时代的东西，不管好的坏的统统保存起来，这也是继承，是广义的继承。

狭义的继承是我们是不是要它，是不是拿过来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要利用的一些东西，如果这样来解释继承就要严格一些，首先我们只能继承人民中间的东西，有科学贡献的东西，对大众有利的东西，并且在继承的时候，即使这些东西也要找精华，要批判地继承，而不是原封原样地继承。因此那些封建的，帝国主义的东西统统不要，丢掉它。对于封建道德我们继承不继承?不继承。封建法律当然不继承，要根本决裂。但是要不要把材料保留下来作为研究的资料呢?还是要的。 一点也不研究过去，怎么能够把现在建立得更好呢?这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还有一些概念、形式可以利用，这种利用并不是继承封建道德，或者是资本主义道德本身，是利用它的学说。利用过来以后，形式、内容都变了，比如资产阶级讲自由，我们也讲自由，但我们讲的自由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并不是一个东西，从形式上看，还是自由这二个字，但怎么自由，和资产阶级抽象的自由根本不同，我们是又有纪律又有自由，自由和纪律是结合的，而资产阶级形式上是讲自由，但和纪律完全相反，是对立的。恩格斯提出关于继承问题的理论原则，具体的我们要作很多研究。

“应该说这事的本身就已经和‘法律概念’有着矛盾了。”法律概念既然是反映经济基础的，就应当一点一滴地反映经济，但是它又不能完全反映。“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六年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的彻底的法律观念，在‘拿破仑法典’里面已经有了许多方面的伪装。”一七九二年那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律，倾向性比较明显，到了“拿破仑法典”里面就更明显了。“而所有在法典里面体现出来的那些，还要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成长，每天每天各式各样地减弱下来。但这并不妨害‘拿破仑法典’这个法律典籍成为整个大陆上的一切法典编纂的基础。因此，‘法律发展’的进程主要地不外就是这样，首先是企图要排除那把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时所发生的矛盾，并建立起一种调和的法律体系;接着是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不断地把这体系冲破，于是，又把它卷入新的矛盾里(我在这里暂时只是就民法来说的)。”(第87页)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断矛盾，不断地扩大矛盾，发展矛盾，解决矛盾，不但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封建社会也是这样，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学说，道德学说的基本精神不变，而个别部分是经常变的。

“经济关系之在法律原理上的反映，也必然同样是一种头脚倒立着的东西、它的出现并不为当事者所意识到，法律家总以为自己是根据着先验的原则行事，而不知道一切只是经济的反映 于是一切都头脚倒立着了。”(第87页)

上层建筑专家没有这种自觉性，不知道是在反映经济。"而这种颠倒，在它还没有被入认识的时候，就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而它之能够反过来对于经济基础给以反作用，并且在一定的限度内还能够变更经济基础，这对于我们好像都是自明之理。”(第88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他的意识形态是独立发展 的，是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把第二性的关系当成第一性关系。”

“就家庭发展的同一阶段来说：继承权的基础是经济的。可是，好像在英国有着绝对的遗嘱自由，而法国对于这自由却有着严格的限制，这就很难说它们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这就有法律中的相对独立性起作用了。“然而两者都非常有力地反作用于经济，因为他们影响到了财富的分配。”(第88页)

“至于说到那浮悬在更高的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如宗教、哲学等，那么,这里面还有着一种史前的、从历史时代中发生和继承下来的内容，这内容在今天我们把它叫做是荒谬思想。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史前时代的低度的经济发展，把关于自然的虚伪的表象当作了补充，有时也当作了条件甚至干原因。”(第88页)

这里，恩格斯把宗教、哲学和法律加以区别，法律包括道德，比较直接反映阶级利益，所以，它更直接决定于经济，继承性比较少一些。新的宗教、哲学跟史前时代的关系更多一些，新的宗教或者是新的哲学、差不多都要利用旧的哲学思想，旧的宗教神话建立起来的。西方的宗教哲学和东方宗教哲学是两个系统，形式上有很大不同(当然最重要的东西是共同的)。西方哲学受基督教的影响大一些，中国的哲学一般说宗教的影响少一些，特别是儒家学说、道家学说，就哲学方面来讲，宗教概念、神话概念比较少一些，孔子不讲鬼神，他也相信有鬼神，半信半疑，但不怎么讲鬼神。儒家学说不谈神的问题，只讲天，实际上唯心主义的，儒家的“天”就是神。西方哲学讲上帝，这是受宗教影响，这里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关于自然、关于人类性质、关于精灵、魔力等等的虚伪的表象，大都只是消极地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抽于早期经济不发达对于自然界的规律不能认识，因此就用一些精灵、魔力来作消极的解释。

“但是，虽然经济的需要曾是，而且愈来愈更显著地成为前进着的自然认识的主要推动力，但如果有人想给这一切原始的荒谬思想都找到经济的原因，那就未免迂腐了。”(第88页)这种荒谬思想有时是由于另外的原因产生的，不是由于经济原因。

“科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荒谬思想渐渐被排除的所史，是它被新的、荒诞性日愈减少着的荒谬思想所代替的历史。承担这个任务的人们，就又是从属于特殊的分工的领域，而在他们看来，好像自己是在一种独立的领域里工作着。在社会分工的内部他们愈更形成一种独立的集团，那他们的生产物，以至于他们的谬误，对于全社会的发展甚至于经济的就愈更会发生反影响。但不论如何，他们本身仍然是处在经济发展的支配的影响之下的。例如就哲学来说，这种情形在资产阶级的时代就最容易得到证明。霍布斯是最初的近代唯物主义者(在十八世纪的意义上)，但又是当时的绝对专制主义者，当时正是绝对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的全盛时代，而在英国正是开始与民众进行斗争的时代。”(第88-89页)

霍布斯是英国的一位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十七世纪人，他的唯物主义是带有十八世纪性质的。他在政治上是绝对专制主义者，拥护君主专制，可是他的唯物主义是十八世纪的，就是说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这说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在阶级立场上可以站在封建贵族立场，可是作为哲学家，他向前走了一步，在哲学上和资产阶级一致了。

所以，我们研究哲学史不要简单化，阶级立场反动的哲学家，不一定哲学上都是反动的;有了进步政治思想的哲学家，不要毫无根据的一点材料都没有就说他的阶级立场一定是进步的。有一些人主张老子是唯物主义的，因此就一定要凑一点材料把老子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代表者这是荒谬的。他是周天子的史官或者是图书馆长这一类人，如果说那个时候是奴隶制度，他就是和奴隶主站在一起的。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但他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哲学家可以自相矛盾的，他作为一个阶级是落后的，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要概括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以他在哲学上研究出来的东西是唯物主义的，可是在政治方面是代表贵族方面的。文学上也是这种情形，比如有的作家，作为阶级代表人是站在贵族方面的，但是作为文学家是好的文学家，是反映现实的，他反映封建贵族的没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他的立场是同情贵族的，而他的文艺作品是反映资本主义发展的。他自己就有矛盾。这个矛盾说明搞意识形态的人是有相对的独立性的。赫拉克利特在哲学上对于贵族奴隶主有相对独立性，他的哲学实际上是和工商业奴隶主站在一起。

冯友兰解释老子是荒谬的，他说老子是贵族奴隶主的代表，是反动的，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为什么?因为立场最反动，哲学最进步，好像只有反动的立场才能够有进步的哲学。他不懂得辩证法，不懂得上层建筑相对独立性的问题，因此不会解释这个问题。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已经出版了，就是讲这一套的。立场越反动怎么会哲学越进步，进步哲学是反映他的反动立场的，反动阶级已经没落了，没落就绝望，绝望就讲辩证法。他的解释大体是这样的意思。“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一六八八年的阶级调和的产儿。”(第89页)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采取了调和 方法。霍布斯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英国革命的时候他跑到法国，等到英国革命胜利了，又回到了英国，和资产阶级妥协了。洛克是反映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妥协的产儿，他的哲学基本上是唯物主 义的，有一点二元论的因素。

“英国的无神论者，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即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法国唯物主义者甚至于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家。在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里，显得着德国资产阶级的庸人性质——时而积极地，时而又消极地。”(第89页)这是指向封建势力妥协的那一种资产阶级。“但是，作为特定的分工领域，每一时代的哲学都把一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这材料是它从它的先行者继承下来，而它就是从这里出发的。于是就发生这样的事：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倒能够奏起第一把提琴来;例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对于英国(法国人就是立足在它的哲学上的)，后来的德国对于前两者。”(第89页)

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打先锋，不一定直接反映经济，只要能够综合一些材料然后就能向前进，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对英国，十八世纪法国比英国经济落后，但是法国的唯物主义比英国高。德国也是这样，经济比英国、法国落后，但是在十九世纪初期，在哲学上比它先进。

“但不论在法国或在德国，哲学，就像当时一般的文学的繁荣一样，仍然是一种经济的高涨的结果。”(第89页)归根到底是经济高涨的结果，尽管是落后，但是在落后基础上高涨，从绝对意义上来讲是落后，但从相对意义来讲是高涨。

“我认为就是在这些领域上，经济发展的最后的至上权仍然是无可辩驳，不过它要表现在该领域本身所规定了的条件之内”即有条件地反映经济。“例如在哲学里就表现为经济影响对于先行者遗留下来的现有哲学材料所起的作用(它多半又是首先在政治等等的外衣之下起着作用的)。”(第89--90页)

先行者遗留的材料一大堆，哲学家要在这一堆材料里面找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哪一些对他有用，这最后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斗争。

“经济在这儿并没有重新创造出什么东西，它只决定着在现存思想材料的变更方式和更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这决定作用也多半是间接的，当它是作为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而对哲学发生着重大的直接作用的时候。”(第90页)

经济往往通过政治、法律然后影响哲学，正因为这样，哲学内部矛盾才会突出，哲学家从阶级立场上反映他的阶级，在哲学上可以因为政治、法律以及其他的前哲学的影响，比如当前哲学思想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影响，使得他的哲学表现和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有矛盾。这种问题都需要具体分析。所以研究上层建筑向题很复杂，尤其是更高的上层建筑更复杂，特别是哲学史，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化。现在有些同志简单化，哲学史特别是中国哲学史很复杂，有很多简单化的东西，要完全搞清楚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下面几段没有什么，不念了，最后一段念一下。

“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就是辩证法。他们常常只看见这里是原因，那里又是结果。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不知道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只存在于危机时期，不知道整个大的进程是表现在相互作用里——虽然是极不相等的力的相互作用，虽然经济的运动在这里一直都是最强力的、最根本的、最有决定性的——不知道这里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相对里面有绝对，第一性与第二性是绝对的。“这事他们一点也看不见，对于他们，黑格尔是不曾存在过的……”(第 91页)。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

五、第十七、十九至第二十一封信的概略讲解

现在回过头来讲第十七封信：恩格斯给布洛赫——一八九〇年九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于伦敦

这封信没有很多可讲的，主要还是开始那几句话。可以读一下。

“……依据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主张过更多的东西。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唯一决定的东西，那他就会把这个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第78页)

有些讲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主义曲解了。经济是最后的决定原因，但不是唯一决定的东西，上层建筑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是有区别的，要看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更接近还是稍微远一些，比如道德和法律，直接决定于经济，决定于阶级，更接近经济一些，哲学、宗教、文艺离经济间接一些。上面我们说过，哲学家的阶级立场和他的哲学思想发生矛盾的情形，在道德形式、法律形式里面一般看不出来。阶级立场是封建贵族的，但哲学思想是资产阶级的，这种情形在道德、法律里面一般是没有的，因为道德、法律直接反映经济，直接反映阶级。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胜利的阶级在战胜之后所创立起来的宪法之类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现实的斗争在斗争成员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第78页)

经济产生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产生斗争的政治形式，斗争的形式再产生新的阶级斗争，统治的阶级就把政治固定为法律。另外，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上又有意识形态的各种学说，这种政治、法律、哲学学说、宗教概念又反映阶级斗争。所以第一是经济，第二是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法律，然后意识形态又反映阶级斗争，反映政治。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讲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意识形态又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意识形态又反映经济、又反映政治。毛主席概括得很好，比斯大林在《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里面的说法完全一些。斯大林说，上层建筑首先是产生于经济，经济反映为上层建筑的各种观点，然后这种观点又产生政治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好像先是经济，经济变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形成政治制度，这种提法有可以考虑的地方，值得研究。

“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第78页)这是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斗争发生影响，这就是反作用。原来意识形态是反映政治的，现在反过来对政治发生影响。发生什么影响? “而且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同上)

上层建筑中间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反映基础、反映政治，而且能够反过来影响政治，并且在一定情况下对于政治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这是讲在政治斗争的形式方面起主要的决定作用，而不是讲对它的内容，上层建筑不能改变政治斗争的内容，只能反映政治斗争，然后又影响政治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但是不能把它的本质改变了。可是对于它的形式是可以改变的，可以决定政治斗争是采取这种形式还是采取那种形式，是采取宗教形式还是采取法律形式，或者是采取别的什么形式，或者是采取不同的学派形式、党派形式。比如我们中国从前有党派形式，明朝有东林党，从形式上看是学派。

“这里存在着一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的运动是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们相互间的内在关联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于确定，使得我们可以把它撇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第78页)

这封信主要的是这些，后面所讲的都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自己看 。

第十九封信：恩格斯给梅林——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于伦敦

第十九封信的内容多一些，原来决定把第二十一封信念一下，看起来二十一封信的内容不那么多，所以第十九封信多讲一些，把原来的程序改变一下。

这封信也是讲观念形态相对独立性和继承性的。这封信的第二段要注意一下，这不是涉及哲学本身问题，但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恩格斯的谦虚态度，要好好读一读，值得我们学习。他对梅林说：“你把超过了我的分内的过多功绩归到了我身上，尤其是当我想到，有许多东西，看起来好像有时是由我独立地发现的，其实在我之前，早已由眼光更深刻和视野更广阔的马克思所揭示出来了。”这很使人感动。虽然不是哲学本身的东西，也应当注意，特别是我们研究理论的人，谨防自己好像写出一点东西，好像是自己创造了什么东西，要警惕这一点。恩格斯始终把马克思称为巨人，把自己当作帮手，这种态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第三段可以念一下，这是对梅林的书的意见。

“此外还有一点遗漏，这一点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我的文章里通常地强调得不够，而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都同样负有责任。这就是：我们最初是把主要的着重点放在政治、法律以及其他思想体系的观念如何产生的问题上，以及作为它们的基础的经济因素如何对它们发生制约作用的问题上——我们这样做是应该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为了内容的缘故，竟忽视了形式的问题，如：

这些观念的形成是经过什么途径的?这就使我们的论敌找到了所期望的口实，来挑起误解以至于进行曲解，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保尔·巴尔特。”

梅林这本书里面对于上层建筑观念形态的独立性没有太注意，所以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对梅林提出意见要注意这一问题，但是他提意见的时候是用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来的，我自己强调得不够，只注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没有注意上层建筑观念形态有它的继承性，相对独立性。上层建筑内容一定是反映经济，反映阶级斗争的，但是上层建筑形式只是从以往历史遗留下来的材料发展起来的。《反杜林论》也讲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内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就它的形式来讲，是十八世纪那一些思想家，一些思想材料的继承。所以讲继承性是讲继承的什么形式，如果讲内容，新的意识形态和旧的意识形态有原则的区别，特别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以前的意识形态根本是决裂的关系，但就形式来讲不一定。我们也会利用一些以往观念形态的材料。继承性问题要从内容和形式的区别方面来着眼，来考虑，来研究，才能解决问题，不要笼统讲我们是继承或者是不要继承，笼统讲不加以分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下面一段和前面的意思差不多，还是讲思想家主观上的观念形态有它独立发展的过程。

“思想体系是一种过程，这过程虽然是凭借着所谓思想家的意识来完成，但所凭借的是虚伪的意识。推动着思想家的那真正的原动力，在思想家是不知道的，不这样它就不会成其为思想体系的过程。”(第93页)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知道的，这是写以前的思想家。“这就是说，思想家自己所想象到的只是假的或表面的原动力。因为它是思维过程，所以不论它的内容或形式，都是从纯粹的思维里引导出来，或者是从思想家自己的或者从他的先行者的。”(第93页)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形式来说，是从德国哲学引导出来的，从英国经济学引导出来的，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引导出来的。

“思想家仅仅是凭借着思想上的材料来工作，他毫不踌躇地把这材料当做从思想里产生的东西，而不再进一步去探究比较远一些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源泉，这样的做法在他们看来好像是自明的，因为他们以为，既然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思想为媒介的，那么归根到底它的基础也就应该是思想了。”(第93页)这不需要解释了，念一念是表示它的重要性。

“历史方面的学者(这里说的历史方面，是简单地概括了政治、法律、哲学、神学的领域， 一句话，即属于社会而不是只属于自然的一切领域)——历史方面的学者”(第94页)这不是讲一般地写一写历史，是研究社会方面的学者，“在每一科学领域里都保有着一定的材料，这材料是从前一辈的思维里独立地形成起来，并在这些相互继承下来的后辈的头脑里构成一种独立的、特有的发展系列。”(同上)这些都是一些思想家自己主观的错觉。这都不需要解释了。

另外注意一下第95页第二段，恩格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

“对于事情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对它只能略微提到)”，指思想观念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方面。“我觉得我们都没有给予它所应该受到的重视。这是一个旧的典故：在开始时常常因为内容而忽视了形式。如像已经说过的，我就是这样做了，而缺点常常是在事后才看出来。因此，我不仅仅要避免为这种事向你提出责难 ，

相反地，像我这样一个在更早时候就负有同样罪责的人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我只是希望你在将来对于这一点提起注意。” (第95页)

下面一段前几句话可以念一下：

“与这相关联的，还有些学者们的荒唐观念：说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体系部门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因此也就否定了它们对于历史的一切作用。”(第95页)讲两个意思，一是思想体系的独立作用，一是思想体系对于历史其他方面的相互作用，有一些人就曲解了。“这种看法的基础乃是那呆板的，把原因和结果当作僵硬地互相对立的两极来看的非辩证法观念，是对于相互作用的绝对忽视。”(第95页)下面是说一些例子，“这些先生们常常故意忘记了：当一种历史的现象被其他的、归根到底被经济的原因推动到世界上来时，它就能够对于周围环境甚至于它本身的原因发生反作用。”(第95页)不仅对于经济及其他方面的反作用，对于自己本身还有反作用，形式继承性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作用。

这一封信就是这几点要注意，意思都讲了，没有什么别的要讲。

第二十封信：恩格斯给丹尼尔逊——一八九三年十月十七日于伦敦

这封信是讲农村公社问题。这封信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我上次讲过，这封信等于批判了俄国的民粹派。民粹派认为原始公社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恩格斯批评了这一点，他说：“我还要更进一步说，在俄国，也像在任何别的地方一样，不可能由原始的农村共产主义发展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如果这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不曾在某些其他的国家里已经体现于生活中并可以引为范例的话。”(第101页)这一句话是反对民粹派的重要的话，这还是一分为二的，不是死板地只讲一点，农村公社不可能发展为高级社会形式，但也不是绝对不可能，怎么才可能，怎么才不可能，是有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都要看条件，一切都要看到它的相对方面。民粹派在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原始公社要发展为高级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没有范例。但是这个问题在俄国革命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比如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有一些少数民族是原始公社末期，它可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因为有了范例，有了党的领导，才能这样做。

第二十一封信：恩格斯给斯他尔根堡——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于伦敦

这封信有一些需要解释的问题，有一些复杂、不明确的问题，念一下。

“一、我们所了解的经济关系(我们把它看作社会历史的决定基础),是一定社会的人类在生产他们的生活物资和互相交换生产物 (在分工存在着的情形下)时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 ( 第 103页)

交换和分工分不开，没有分工不会有交换。这里讲的分工是社会分工，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的分工就不是交换。社会发生了分工以后就有了交换，我们讲的经济关系是在生产生活资料的时候和互相交换生产物所采取的方法和方式，所以经济关系是讲生产关系，不是讲别的关系。

“因此它里面包括着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然后义决定着生产物的分配，从而，又在氏族社会解体以后，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支配和奴役的关系，从而又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第103页)

可以引起这样的误解：恩格斯是不是把技术也当作生产关系看待?从字面看的确可以做这种解释，因此，有人批评恩格斯在这里搞错了，把生产力要素和生产关系混淆起来了。现在恩格斯不在了，没有办法去问他，只有我们自己来研究。在我看来，在这里，恩格斯没有直接把技术当作生产关系，只是说经济关系里面包括着技术，它不能脱离技术。要了解生产关系要注意到技术，研究经济关系要考虑生产力。为什么?他解释说：“依我们的见解，这技术又决定着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不是说技术等于交换的方法和方式。他上面讲的经济关系是讲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并没有讲技术交换的方法和方式包含生产关系的意思。和马克思给安能科夫的信一样，生产和交换方式不是一个意思。当时使用名词没有严格按照他们后来确定的名词使用，他上面写的可以解释成恩格斯把技术当成交换方式，而后来的解释是把技术和交换方式分开，和阶级关系更有分别。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恩格斯在这里没有错，至少是基本上没有错，只是用词、用概念不很严格，也可能是写一封信因匆忙而随便一点。当时写这封信是1894年，当时恩格斯已经很老了，身体也很差，在这种情况下写一封信不很严谨是可以理解的。大体上来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生产力决定交换方式，决定分配，决定阶级，决定国家和政治。

下面这句话也是有误解的“此外在经济关系的概念里所包含着的，还有经济关系依以活动地理的基础，还有那在事实上遗留下来的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残余之能保存下来常只是由于传统或隋性力)，自然也还有那从外部把这个社会形式包围起来的环境。”(第103页)

如果照那一种解释，恩格斯把地理、旧社会的残余都包括在生产关系里面，那恩格斯就犯了大错误，是根本性的错误，我看恩格斯不至于这样。恩格斯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地理的基础就是经济关系，只是一种条件，就是说，在研究经济关系的时候要研究地理条件，这是要防止简单化的意思。马克思《资本论》里面也讲了很多地理条件，资本主义最初发展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新大陆这有区别。在新大陆发现以前或是发现以后，有很大的关系。美国的地理条件使得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它的特点。恩格斯也没有把地理条件归入生产关系，这只是条件。从外部把社会包围起来的环境是一些自然条件，这要考虑。这里不是只提出地理，而且还提出各种自然环境和以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更用不着解释了，没有什么可以误会的。所以，恩格斯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只是用语上不够严密，这种问题可能是有的。

“倘若如你所说，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的状况，那么，科学就在更大得多的规模上从属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倘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技术上的需要，那就比十个大学还更能推动科学前进。”(第103-104页)

这里有这样的问题：究竟是科学决定生产，还是生产决定科学?照恩格斯的看法，是相互关系，在相互关系里面有第一性、第二性。其中有生产和科学的关系，又有技术和科学的关系。技术决定科学，这是第一性的，科学又决定技术这是第二性的。这是辩证法里面相当普遍的问题，到处都有相互关系，相互关系里面都有第一性、第二性的分别，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辩证规律。我们看问题都要这样看，特别是研究人类历史。人类历史太复杂了，所以只看因果关系是片面的，要看相互关系，单看到相互关系也有一些片面性，在这相互关系里面又要看到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关系，要抓住这一点。

“二、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历史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条件。但种族也正是一种经济的因素。在这里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第 104页)是不是会有人把种族看成是经济关系?不能这样解释。民族特点也是一种经济的因素，是影响经济产生特点的条件。下面都是一些具体解释，不一定要讲了。 ·

这一本书就讲到这里，以后有疑问可以提出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