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伟人的智慧：毛主席自身的两次“改造”

身外无事誉名轻，闭门学书自笑翁。

春秋起伏争帝家，几束黄卷与秋枫。

古诗确实承载了人非常强烈又浓缩的情感表达的功能。是以极简练的语言，表达了最强烈了生命情感。是诗以言志，诗以抒情，诗以绘美。所以，个人最理想的人格，是陶叔，是李清照，是叶嘉莹先生。沉浸于那书法与诗结合的世界。以道诗为魂，以毛思为骨，出入自如，铸造亦显亦隐的人生。

申言之，中国古诗，与中国古典艺术，跟中国传统哲学，是一脉相承的。所谓诗的功夫在诗外，很大程度上便是源于此。中国古诗，是站在更高维，贯通天人的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抒发内心的情感，通过意象和意境的表达，彰显了人的一种思想境界。如此，人既表达了内心情感，又实现了自身的升华。既有对比强烈的张力，又有统一归拢的合力。

作为浪漫主义派的诗人毛润之，曾经这样谈过诗：

绝诗者，律诗之半也。或截首而留尾，或截尾而留首，或截首尾而留中联，或绝中联而留首尾，故绝本于律也。惟是识见必高，气脉必贯，乃能无缝焉。

诗者，有美感的性质。

无论诗文，切者斯美。

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

文以理胜，诗以情胜。

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

诗则须包三者而有之：虚渺、古事、实理。随其时地而著之可也。

除了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我们再看1949年伟人亲笔给宋庆龄写的这份短箴，足见他深厚的笔力与文化功底：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实在用词精炼优美古朴隽永。

我们再看伟人的出生地。相传，韶山因我们的祖先“舜”演韶乐而得名，而舜所处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晚期。这与韶山的考古发现互为印证，这说明此乃真实存在。舜之至韶山，很可能为的是征服“苗蛮”，但他未用武力，而用的是至善至美的音乐，也就是韶乐的起源，亦是诗的起源。后来，舜离开韶山后南往苍梧，望九嶷而崩。可以说，韶山乃舜接近最后一个生命阶段的见证者。他在辞世之前给韶山留传下来了诗与乐。

《读史•方舆纪要》之八十篇《长沙府•湘乡县》“韶山，县南四十里，西有三峰;其山绵亘百余里，湘潭、湘乡、宁乡诸山皆其麓也。”韶山以“音召”风至而命名，令人心醉神迷。孔子曰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三日绕梁，余音不绝”。屈原《离骚》云：“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韶》又称《九韶》，亦传称《虬韶》。虬乃龙也。也就是说，先有舜，后有屈原，韶山的文脉源远流长。生长于此的毛氏宗族必然受到滋养。毛氏宗祠的题字“韶灵毓秀”及其族谱可见一斑。

我们说伟人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很大程度上是指他天然受到出生地本有文化的培育。加上他自小接受了私塾下四书五经的教育，更是得到了此种传承。

我们很难想象，青春时期的毛润之是甚为敏感，多愁善感的。他曾经甚至想仿梁启超隐居深山，贯学古籍，再下山涉其新，专注学问，探讨新途。

他曾向他在湖南一师的老师黎锦熙请教过，问自己认为“学校浊败”，打算“舍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这条前途之路是否可以。

黎锦熙先生并不赞成如此，告诫润之这是先后倒置。理由是“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他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听罢，润之方才“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也就是说，经过黎锦熙的点拨，这位青年，才“焕然一新”，接受了“革新”的前途。

由此说来，伟人自己是经过两次大改造的。第一次，是前后五年半的湖南一师学海生涯。这里，有众师对他的淬炼，尤其是杨昌济先生，次之乃亦师亦友的黎锦熙先生等，对他的影响与改造。前者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远识和气魄，对他进行栽培，灌输他贯通古今中外的文化大视野，这让他站在了极为开阔远大的高维维度，重塑了他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宇宙观。后者则时常为他解答更为微观的个人志愿取舍及日常学问困惑。

可以说，杨昌济先生与毛润之是互相成就的。他教授他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用五年时间，倾尽他所有为这位年轻学子构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等他毕业后，他即刻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到北大任教。真正用他人生最为珍贵的5年陪伴他最重要的筑基阶段。这深远地影响并改变了毛润之的一生。杨昌济先生的一生何尝不是这样被书写被影响。

而在这一青春求学期间，伟人是怎么实践的呢。他一边坚持哲学文化的爱好，一边练得一门体力手艺，一边办教育宣传，一边搞革命改造。既有谋生之法，又有理想之道。(这对于现时青年的人生道路如何开展，亦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我们看，1921年1月3日，毛润之谈到新民学会应该如何展开工作时，说到：“我们须做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文化书社最经济有效，望大家设法推广。”

在“如何做事”上，他主张大家分工合力。他说一年半后将赴俄国。他还“想学一些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这种工作学好了，对世界任何地方跑，均可得食。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侈。”并说：“生活奢了，不特无益，而且有害”。

他后来转为理性的革命者，实因当时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使然。信仰共产主义，并以一生为之奉献，是他第二次大改造。他思想的转变，实因他个人的探索与社会的政治现实所致。

比如，1919年底到1920年下半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相继失败，让他明白“改良主义”与过于强调“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改变，不止是他自身内在的原因所致，更有外在客观条件经历史的作用之故。他不止是为自己，更为众生。

尽管年轻的毛润之跟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之后，思想可谓截然不同。但是，几十年后，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建设新社会之际，我们从他的许多政策或者蓝图可看出他青年时候的梦想：

在1918-1920年断断续续践行的新村运动，半工半读，集体化生活、学习、工作、娱乐等，以学校工业为中心，发展农林牧渔，建立新的家庭和社会结构，进而改造整个社会基础构造，目标是建立人人平等、互助友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新村，以此为社会小组织，建设全新的社会。这与他后来的人民公社，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有相当深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