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 革命家应不应当在反动工会里工作？

原编者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其生平事迹想必不用过多介绍，本文节选自其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里，列宁基于俄国革命，以及德国共产党的斗争历程向我们阐述并批判了共产主义工作的实际开展中“左派”的“投机主义”、“教条主义”等的幼稚思想，旨在以俄国一国革命的胜利作为范本投射到世界进而实现到多国革命的胜利。

首先该文的一切思辨均建立在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之上，“先锋队”作为群众的引领者必然需要绝对的“思想正义性”，然而在实操过程中“思想的正义”却变化为一种近似于“出身正义”的“政治血统论”。不少“进步人士”对一切带有“反动色彩”的工会组织嗤之以鼻，认为依附于此的人带有一种天生的“政治原罪”，在其中工作过的人带有一辈子洗刷不净的“政治污点”，然而这种意识不仅仅违背了辩证主义的基本思想，更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先锋队内部对于“纯血共产贵族身份”的趋同性。这样的直接影响便是弃身处工会组织统治中的被压迫者无法得到先锋队的引导，更会使先锋队成员以一种自上而下的审视性的“救世主”视角去解放他们，那这也一定会导致先锋队成员在革命胜利后的腐化堕落。

同时，资本主义也必定会给社会主义留下遗产——即资本主义存在期间培养出的工人以及其所组成的工会，而共产主义者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材，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特别造就的人材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那这就更需要我们放下身段，投入到相应的领域，去劳动、去实践、去融入无产阶级、去和群众建立起信任、去引领他们走向解放的胜利。

译者：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德国“左派”认为肯定无疑地要对这个问题作绝对否定的回答。他们以为只要唱唱高调，怒气冲冲地把“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工会大骂一顿(克·霍纳骂得特别“庄重”和特别粗鲁)，就足以“证明”，革命家、共产党人不需要，甚至不容许在黄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妥协的、列金派的、反革命的工会里做工作。

不管德国“左派”怎样确信这种策略是革命的，但实际上这种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它只是几向空话,毫无内容。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根据本文的总计划，先从我国的经验说起，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把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上和现今策略上普遍适用的、具有普遍意义和必须普遍实行的原则应用到西欧去。?

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关系，现时在我国具体表现如下。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受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实现的; 根据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1920年4月)的统计，我们党有党员611000人。十月革命前后，党员人数变动很大;以前，甚至在1918年和1919年，党员人数还比现在少得多。我们怕把党过分扩大，因为那些趋炎附势、巧于钻营的人，对于执政党一定会设法钻营依附，而这些人是只配枪毙的。最近一次我们大开党门(仅仅是对工农)，是在1919年冬天在尤登尼奇离彼得堡只有几俄里、邓尼金攻占奥勒尔(距莫斯科约350俄里)，也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危在旦夕的时候，这时候野心家、趋炎附势和巧于钻营的人以及一般不坚定的人，是决不会指望加入共产党来获得飞黄腾达的机会的(他们只会因此而受到绞刑或拷打)。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领导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体，即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每局各5人，由中央全会选出中央委员组成。这样看来，就成为真正的“寡头政治”了。在我国，任何国家机关未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

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根据最近一次工会代表大会(1920年4月召开)的统计,现在工会会员已经超过400万。工会形式上是一种非党的组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工会的领导机构,首先当然是全俄总工会的中央机构或常务机构(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都由共产党员组成，执行党的一切指示。总之，这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的、比较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取得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便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这个机构来实现的。如果没有同工会的极密切的联系,没有工会的热烈支持,没有工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以及在军事建设方面奋不顾身的工作，那末别说我们能管理国家和实行专政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不成。自然，要有这种极密切的联系，实际上就要进行很复杂的多样化的宣传鼓动工作，及时地和经常地召集工会领导者的会议，以及有威信的工会工作者的会议，同时还要跟孟什维克作坚决的斗争，因为孟什维克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信徒(虽然人数很少)，他们教唆这些信徒进行各种反革命勾当，从在思想上维护(资产阶级)民主，鼓吹工会“独立”(离开无产阶级政权而独立!)，直到对无产阶级纪律实行怠工，以及其他等等。?

我们认为通过工会来联系“群众”还是不够的。过程中，实践创造了一种机构，这就是非党工农代表会议，我们正在我们的革命在全力支持、发展和扩大这种机构，以便考察群众的情绪，接近群众，满足群众的需求，从群众当中提拔优秀的人材来担任管理国家的职务等等。最近颁布的关于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的法令中，曾经规定这种非党的代表会议有权选出国家监察委员来担任各种检查工作等等。

其次，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这种民主机构，就是在资产阶级世界中最好的民主共和国里也从来没有看 见 过;通过这种代表大会(党对这种代表大会极为重视)，以及通过经常把觉悟工人派往乡村担任各项职务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实现城市无产阶级的专政，对富有的、资产阶级的、 进行剥削和投机的农民展开经常的斗争等等。?

从上面”来看，从实现专政的实践来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整个机构就是这样。我们相信读者一定会懂得: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既然熟悉这种机构，并且观察过这种机构是怎样在二十五年内从不合法的地下小组成长起来的，那末在他看来，什么“从上面”或是“从下面”，什么领袖专政还是群众专政等等议论，就是一些幼稚可笑的废话，犹如争辩究竟是左脚还是右手对人更有用处一一样。?同时，德国左派说什么共产党人不能而且不应该在反动工会里工作，说什么可以放弃这种工作，说什么应该退出工会，必须另外创立一种崭新的、极纯洁的、由非常可爱的(也许大部分都是非常年轻的)共产党人臆想出来的“工人联合会”等等，这种郑重的、 非常渊博的和极端革命的论调，我们也不会不觉得是同样幼稚可笑的废话。?

资本主义必然给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一方面是工人中间旧的、长期形成的职业上和手艺上的差异;一方面是各种工会，它们只有十分缓慢地、年复一年地才能发展成而且一定会发展成比较广泛的、行会气味比较少的产业工会(包括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而不仅是包括同行、同业和同一手艺)，然后经过这种产业工会，进而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材，而不是利用虚构的和我们特别造就的人材来着手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不过，任何其他解决这种任务的办法都是极不认真的，简直不值一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个巨大进步，因为工会是工人由散漫无力进到初步阶级联合的过渡。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如某些狭隘的行会习气，某些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因循守旧的积习等等。但是除了通过工会，除了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政党的协同动作，无产阶级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别的发展道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又一巨大进步，这时候党更需要不仅用旧的方法，而且用新的方法对工会进行教育和领导，同时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还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全国经济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非个别行业)手中，然后再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上述工会的某种“反动性”，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是不可避免的。不懂得这一点，就是完全不懂得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害怕这种“反动性”，企图避开它，跳过它，是最愚蠢的，因为这无异是害怕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即训练、启发、教育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和群众并吸引他们来参加新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把无产阶级专政推迟到没有一个工人抱狭隘的行业观念，没有一个工人抱行会偏见和工联主义偏见的那一天去实现，那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政治家的艺术(以及共产党人对自己任务的正确了解)就在于正确判断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时机无产阶级先锋队可以顺利地夺取政权,可以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和夺取政权以后得到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十分广大阶层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夺取政权以后,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吸引愈益众的劳动群众来支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

其次，在那些比俄国先进的国家里，毫无疑义，工会的某种反动性显得并且一定显得比俄国严重得多。在我国，孟什维克过去在工会中所以得到支持(今天在很少数的工会中，也还得到部分支持)，正是由于存在着狭隘的行会习气职上的主义。西欧的孟什维克在工会里“盘踞”得更加牢固，那里形成的“工人贵族”阶层比我国的强大得多，他们抱有行业的、狭隘的观念，自私自利，不顾别人，贪得无厌，形同市侩，在情绪上倾向于帝国主义，被帝国主义收买，被帝国主义腐蚀。这是无可争辩的。同西欧的龚帕斯之流，同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列金之流的先生们作斗争，要比同我国的孟什维克作斗争困难得多。他们在社会面貌和政治面貌上完全是同一个类型。但是必须无情地进行这种斗争，必须象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把斗争进行到底，进行到使一切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领袖们丢尽了丑，并且把他们从工会中驱逐出去。这种斗争没有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能夺取政权(而且也不应该试图去夺取政权)，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情况下，这个“一定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只有每个国家的深谋远虑、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者才能正确地估计这种程度。(顺便提一下，在1917年10月25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几天中，即在1917年11月间所举行的立宪会议选举，就是衡量我国进行这种斗争胜负的尺度。在这次选举中，孟什维克一败涂地，只获得70万票，加上南高加索一带的票数，一共只有140万票，而布尔什维克却获得了900万票。请参看我在《共产国际》杂志第7、8两期合刊上所写的《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一文。)?

但是，我们同“工人贵族”作斗争，是代表工人群众进行的，是为了把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我们同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领袖们作斗争，是为了把工人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如果忘记这个最起码最明显的真理，那是愚蠢的。而德国“左派”共产党人做的正是这种蠢事，他们由于工会上层分子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竟得出结论要退出工会!!拒绝在工会中工作!!要建立新的想出来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真是不可宽恕的愚蠢行为，这无异是共产党人给资产阶级帮大忙。因为我们的孟什维克正象一切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工会领袖那样，实质上无非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我们一向都是这样称呼孟什维克的)，或者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代办”(labor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这是美国的丹尼尔·德.莱昂派的一种极其确切的绝妙的说法。不在反动工会里工作，就是把那些不十分开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委弃在反动领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参看恩格斯于1858年写给马克思的论英国工人的信)的影响之下。?

正是这种主张共产党人不参加反动工会的荒谬“理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左派”共产党人在对待影响“群众”的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是多么轻浮，说明他们在高喊“群众”时是在如何滥用这个字眼。要想善于帮助“群众”,博得“群众”的同情、爱戴和支持，就必须不怕困难，不怕那些“领袖”对我们进行挑剔、捣乱、侮辱和迫害(这些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多半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资产阶级和警察有联系)，哪里有群众，就一定到哪里去工作。正是为了在凡是有无产阶级群众和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社团和协会(哪怕是最反动的)里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也就应当善于忍受一切牺牲，克服各种重大障碍。而工会和工人合作社，恰恰就是(后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有群众的组织。据瑞典《Folkets Dagblad Politiken》1920年3月10日所登的材料，英国工会会员，从1917年年底到1918年年底，已经由550万人增加到660万人，即增加了19%。到1919年年底，达到750万人。我手头虽然没有法德两国的有关材料，但是证明这两国工会会员也大量增加的事实，是丝毫不容置疑的、是人所共知的。?

这些事实同其他千百件事实一样，也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正好是无产阶级群众、“下层”群众、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要求组织起来的愿望日益迫切。当英、法、德各国的几百万工人摆脱完全无组织的状态，第一次进入初步的、低级的、最简单的、最容易接受的(对那些还浸透了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的人说来)组织形式即工会的时候，那班虽然革命但不明智的左派共产党人却袖手旁观，空喊“群众”,“群众”!并且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臆想出一种新的，纯洁的以及没有沾染资产阶级民主偏见、行会习气和狭隘行业观念的“工人联合会”!!说什么这种联合会将成为(将成为!)广大的工人联合会!! 说什么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见前面引文)就可以加入这个联合会!!?

很难想象谁还会做出比“左派”革命家更不明智、对革命更有危害的事情来!即使现时在俄国，在我们打败本国资产阶级和协约国资产阶级，取得空前胜利已经两年半的今天，如果我们提出“承认专政”作为加入工会的条件，那我们也是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帮助孟什维克。因为共产党人的全部任务，就是要善于说服落后分子，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出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

毫无疑义，龚帕斯、韩德逊、茹奥、列金之流的先生们是非常感谢这样一些“左派”革命家的，因为他们象德国的“原则上的”反对派(上帝保佑我们摆脱这么一种“原则性”吧!)或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某些革命者一样，鼓吹退出反动工会，拒绝在那里进行工作。毫无疑义，机会主义的“领袖”先生们一定会使用各种资产阶级的外交手腕，依靠资产阶级政府、教士、警察和法庭来阻止共产党人进入工会，千方百计地把他们排挤出去，使他们极不便于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并且对他们进行侮辱、攻击和迫害。我们应当善于对付这一切，不怕任何牺牲，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一切机智灵活的方式和不合法的方法，保持缄默，隐瞒真情，只求打入工会，留在工会里，无论如何也要在那里进行共产主义工作。1905年以前，我们在沙皇制度下，不曾有任何“合法机会”，但是当暗探祖巴托夫召开黑帮工人会议，组织黑帮工人团体企图捕获革命者，同革命者进行斗争时，我们却派遣了我们的党员到这种会议上和团体中去(我个人还记得当时其中有一个是彼得堡的杰出的工人巴布什金同志，他在1906年时被沙皇的将军杀害)，他们在那里同群众建立了联系，巧妙地进行鼓动，把工人从祖巴托夫分子的影响下拉出来。当然，在西欧，由于合法偏见、宪政偏见和资产阶级民主偏见特别根深蒂固，进行这种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但是这种工作是能够进行而且必须进行的，并且还要系统地去进行。?

我个人认为，对于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以及对于荷兰共产党的某些党员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完全或部分地支持，都是一样)这种错误政策的行动路线，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当直截了当地加以谴责，并且建议下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也要予以谴责(详细说明这种不参加反动工会的政策是不明智的，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极大害处的)。第三国际应当同第二国际的策略决裂，对于难以解决的迫切问题不应回避、掩盖，而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们既然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了“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我们也应当把全部真理公开地告诉“左派”共产党人。